1
　　魏姨是我家以前的邻居。她有两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儿子，长得都很健壮。可是命运变幻莫测。首先出事的是大儿子，十八岁那年，突然就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辗转北京、上海也没治好，钱花了很多，但仍无济于事，后来瘦得皮包骨一样，不久就死去了。仅仅过了一年，二儿子也十八岁了，却不知怎么就掉到了海里，尸首很久以后才打捞上来。连失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大家都担心魏姨活不下去或者疯掉，毕竟，这种打击足以致命。
　　有天傍晚，散步的时候，遇到了魏姨，她远远地招呼我，说要去打太极，像以前一样摸着我的头说我漂亮了，问我母亲身体如何。倒是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急匆匆地逃掉了。回家跟我妈说，魏姨竟然胖了。我妈说，她啊，命硬，寡情。
　　外婆去世的时候，是冬天。我亲眼看着她在焚尸炉里被烧成一把灰，亲手给她挑选了骨灰盒，又亲手把她的骨殖一点点移入骨灰盒。那年的冷风，一点点侵入骨缝里，使我顾不得嚎啕大哭。即使多年后的今天仍感觉到那种彻骨的冷。
　　小时候寄住在外婆家，她很疼爱我。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记住她的生日，不知道她去世时候的确切年龄，八十或是八十一，八十二？外婆去世后的几天，我总能闻到火化尸体的味道，鼻孔、头发、衣服，像是都在那种味道里浸过一样。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长时间地洗澡，仍然感觉到口干、恶心，鼻孔里塞满了异物感。我尽力克服生理上的不适，同时又感觉到深深的羞惭和自责。仿佛每洗一遍澡，就洗去了一遍外婆对我的恩情。想到外婆的丧礼上，我竟然因为冷得哆嗦而没有大哭一场，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寡情的白眼狼。
　　直到我读了缪塞的《局外人》。
　　主人公默尔索的母亲在养老院去世，去奔丧的他搞不清母亲是哪天死的，对殡仪馆的人回答不出母亲去世时候到底多少岁，并且，在为母亲守灵时竟然打瞌睡，还吸了一支烟，喝了一杯奶。母亲去世的第二天竟然还跟女友去看电影，亲热。这些生活细节在他日后犯下命案时，都成为了他“毫无人性”“叛离社会”等判语的根据，他也因此被判处了死刑。那么，默尔索真的是一个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人么？其实不然，他并非不爱他的母亲。只是，如默尔索所言，“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这句话像箭一样射中了我），如此，就不难理解，参加母亲葬礼时，被阳光暴晒得头晕目眩的默尔索在车开进阿尔及尔闹市区，想到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喜悦。
　　明天还是要生活下去。但今天，必须悲伤，这是我们习惯了的同质世界。我们习惯了逝者亲属收放自如的哭声，习惯了蜂拥而至的“消费”逝者的文字。尽管洞悉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与本质，我们还是不能平静与诚实。为了避免出现“默尔索”这样的不孝子，我们的先人制定了守丧制度。丁父（母）忧，不得任官，居官者需解除官位，回祖籍，在父母坟旁建“庐冢”，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守孝期内，不得应考，不得嫁娶，当然更不能夫妻同房或娱乐应酬。
　　世界的荒诞也正在于此。生理上的需求是天赋本能，不违自然，合乎情理。而当生理需求干扰了正在进行的情感时，情感势必显得粗糙。异质的成分或情境，违逆了大部分人的情感经验，潜意识的倾向判断被激活，生理需求被淘汰出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著作《人的动机理论》中提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
　　承认这一点，并不羞耻。
　　2
　　我有很多条丝巾，但使用率很低。一则嫌麻烦，不会系出花样；二则常随处乱放，想用哪条的时候偏找不到。虽如此，每次在异地游逛，最先吸引我目光的还是它。丝巾好像带着天然的柔软密码，甚而在文野之分的作用上，不逊于原始人遮住隐私的树叶。
　　《罗马假日》中的奥黛丽·赫本，短发、长裙、白衬衫，黑白条的丝巾在风中飘逸。时间虽反复清场，但她优雅的天使形象，已然刻录于不老的尘世间。她说：“当我戴上丝巾的时候，我从没有那样明确地感受到我是一个女人，美丽的女人。”丝巾成为了优雅的代名词。同是女神的伊丽莎白·泰勒也是丝巾狂，她认为不系丝巾的女人是最没有前途的女人。虽不乏同理心，我对丝巾的爱却肤浅得多。
　　去年冬天，在广西的遇龙河乘坐竹筏，两边茂密的高竹探身水道，形成一道天然的竹子游廊，我突然就喜欢上了绿色，买了一件浅绿色的鸡心领短毛衣，一条绿底的方巾，上面是黑色和白色的苹果图案。丝巾仍然并不常系，更多的时候是寂寞地躺在衣橱的某个抽屉里。有一天，突然想起这条绿色的丝巾，却遍寻不着。本是可有可无的寻常之物，因为丢失的缘故突然变得很珍贵，以致没有心思做别的事，一心想找到它。生活中许多事大抵如丢失丝巾，视力能及处并不觉无它不可，不甚珍惜。一旦旁落他手，或目力不至，则心生怅惘，若有不甘。
　　一天，偶然在小姑子的脖子上看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丝巾，我当然笃定是我丢失的那条。回想起来，必是去看望婆婆的时候，落在了婆婆家，被婆婆转送给了小姑子。心里便有隐隐的不快，但又不想因一条丝巾的缘故显出自己的小气。但小姑子却仿佛刻意一般，偏郑重告诉我說，我这条丝巾可不是你那条哦，看你的丝巾好看，我很喜欢，特意去买了条一样的哦。我不禁哑然，一条丝巾而已，撒谎大可不必。我装作随意地说，我那条忘了放哪儿了，怎么也找不到了。没想到在广西买的丝巾咱们这里也有。小姑子听了，表情有些错愕。
　　很久之后，我收拾衣橱，在一个不太常用的抽屉里，意外发现了我的那条绿丝巾，它沉默地躺在那里，像当初在橱窗里我第一眼看到它时那样，绿得平和而沉静，只是，我再无欣喜，心底涌上难以言说的滋味。
　　假如，我并没有找到我的丝巾，我丢失的仅仅是丝巾么？就如韩松落在《老灵魂》一书中所说的：“我们似乎总会在某一年，爆发性地长大，爆发性地觉悟，爆发性地知道某个真相，让原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的刻度，成了一道分界线。”
　　而又有多少真相，湮没在时间的深渊中，使我们永失觉悟的机会？ 　　3
　　冬月的晚上，照顾完生病的奶奶，最后一趟班车似乎错过了。没有站点的路边，孤零零一座桥，行人稀少。
　　别无他路，打车。但，并不容易。偶尔出现一辆出租车，载着一个或是两三个客人，然而，都没有搭理我的意思。天黑得越发快，手机没电，除了呼啸的车流声，只有寂静。没有溜达的闲人，路边只有我一个。有一瞬间，孤独感铺天盖地，仿佛我成了一个被白天遗弃的影子，找不到自己的形体。那么，索性站在路中间？挥手拦辆顺风车？
　　想起一女同学，在乡村办了个养鸡场，每天晚上忙完，都是拦辆顺风车回城。她的经验是，不搭破车旧车，豪车最好。有理。正如王尔德所言，“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可每次听她谈搭车经历，佩服之余，我心里总替她隐隐担着心。
　　我是车盲，对车标极其不敏感，又没戴近视镜，看不清车的新旧，也看不清司机的性别。看清又如何呢？桥头是一家小饭店，透出暗黄的光，窗边隐隐有两个男人隔桌對饮。有意无意间，瞥过来一眼。我决定孤注一掷，拦辆私家车。
　　巧合吗？对。一辆黑色的奥迪（那四个环，是我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车标之一）贴着我身边停下，一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脸从车窗探出来，带着熟人般的寻常语气，“回家？”“是啊。”“上来吧。”“好啊！”没有犹豫，上车。
　　在此之前，我得承认，我是一个谨慎的人。这种信任冲动或许是源于我极少受骗的积极人生经验，但这种被激活的个体信任在一个低信任文化氛围的社会又能持续多久呢？
　　恐惧是在上车之后油然而生的。毫无疑问，这不是一辆出租车（也不难判断，它不是黑出租）。车窗外没有灯火，是一段我并不陌生的乡路。无穷尽的黑影向后退去，所有景物变得模糊而陌生。我是一个路盲，很快失去了方向感。司机并不跟我搭话，他全神贯注开车。我则开始了各种想象，恐怖片里的情节一一在我脑子里演了一遍，我只觉得热血上涌，随时准备跳车逃生。手心里很快攥出了汗。我因为觉得他可信才付诸信任（感性的信任），但我又无法完全确定他是否可信（理性的怀疑），这是信任的悖论。而潜在的结论却是，我首先对我自己失去了信任。
　　十几分钟后，车终于进入市区，街灯像温暖的亲人，迎面扑来。
　　“在前面十字路口那停车吧。”在相对热闹的地方下车，总归会安全些。
　　“你家不是在电视台对面吗？前边下车离你家有点远啊。”
　　我一怔。“没关系，我买点东西，这已经非常感谢了。”我竭力把谎话说得很诚恳。
　　急于打开车门的我，动作却并不诚恳。我扣住的不是车门把手，而是车门上的烟灰缸。烟灰缸因我的手劲过大被扳断了。司机发觉了我的窘迫，回过身来，替我打开车门：“没关系，那本来就是坏的。”
　　为了掩饰我没有认出对方的尴尬，我决定按照我的惯例，不问他姓甚名谁。
　　古罗马政治家加图有个著名的悖论：“如果你太信任别人，你会受欺骗；但如果你对别人太不信任，你将活得非常痛苦。”而一个更有趣的悖论是，我们似乎只能在信任的人中间建立信任，但当我们信任陌生人时，信任更有可能带来惊喜。
　　我到现在也没有想起来这个司机是谁，何时认识的。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