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菲娜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外国研究员
　　7月17-20日，北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迎来华语电影大师侯孝贤影展。影展将放映以《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悲情城市》、《海上花》为代表的8部侯孝贤胶片作品。早在两周前，每场免费赠送300张影票的消息甫在微博上流传，就引起网络文青圈和伪文青圈大震动，外地文青纷纷表示羡慕嫉妒恨。因为多年来，经由各种版本、各种画质的录像带CD和DVD流传，侯孝贤已不仅仅是纸面上的大师。但其胶片作品鲜与内地观众见面，范围最大的也不过是多年前侯导演将《悲情城市》拷贝赠与北京电影学院收藏时的那一次放映。亲眼目睹侯孝贤代表作品的殊荣，成为居于7月京城的一大幸事。
　　作为纯粹的东方影像作者，侯孝贤在各种场合被与日本电影巨匠小津安二郎相提并论。2003年，为纪念日本著名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小津安二郎终身隶属的松竹公司邀请侯孝贤执导电影《咖啡时光》。同期亦有一些致敬影片上映，然而《咖啡时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颇受台湾、内地和日本学者的关注。大多数人认为，侯孝贤作品在安静的长镜头、固定机位、内敛的人物情感、含蓄的台词等诸多方面与小津安二郎作品有共通之处。但是，侯孝贤第一次看到小津作品《我出生了，但》，已颇有名气。侯孝贤与小津作品无论是在叙事结构、叙事手段、人物形象、视听语言、场面调度这些电影本体，还是在人文历史政治背景方面，均缺乏真正相通之处。理论上，侯孝贤也并未受到日本文化直接影响——侯孝贤赴台的1948年，日本已结束对台统治3年之久。只能说，侯孝贤生长于一种日本对台殖民文化的“余温”之中。对于侯孝贤受小津影响一说，缺乏基本面支撑。
　　所以，我想，能诱使松竹公司垂青侯孝贤的，并不是流于浅表的长镜头、固定机位、东方美学等概念。侯孝贤与小津之间的共通之处，恰恰在于贯穿二者作品的一种乡愁。侯孝贤不断在个人书写中重复“乡愁”的情感，这既是《童年往事》有外省人对内地的无限怀念与向往，是《海上花》中对旧上海烟花柳巷灯火阑珊纸醉金迷的意淫，亦是《悲情城市》中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对台湾的惦念。前辈巨匠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中，不断重复的正是对逝去时光的怀念。二战后，各种古装片在日本大行其道。小津的作品作为时装片，看起来展现的是当时日本社会恬静、内敛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这些影片与战后初期日本万业凋敝的社会状况毫无关联，更与其后借助朝鲜战争获得经济腾飞的日本迫切希望改变国际地位的政治诉求风马牛不相及。小津在电影中不断表现的，不过是对大正（1910-1925）后期至昭和（1925-1988）初期彬彬有礼的士绅家族生活无限的怀念罢了。
　　《咖啡时光》讲述刚刚从台湾采风回到日本的年轻女作家阳子，在东京庶民区的家中短暂停留后，回到位于高崎的老家，看望父亲与继母。到家后，她因太累直接睡了过去，错过了晚饭。半夜起来，继母为她热饭，阳子淡淡地告诉了继母怀孕的消息，对方是台湾人，但她打算自己把孩子养大。阳子回到东京后，不断探访二手书店店主阿肇，拜托他帮忙找寻台籍作曲家江文也的资料，并按图索骥重访江文也曾经去过的书店，找到了江文也在日本的遗孀。为感谢阿肇帮自己找资料，阳子赠给他一个铁路开通纪念怀表，并请他喝了杯咖啡。一次阳子在常坐的电车上迷糊睡去，恰巧喜爱录下各种电车声音的阿肇搭乘同车。列车到站，二人静静站在月台上，阿肇继续录音，阳子默默站在其身后一尺的距离。影片结尾，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上，来自四五个不同方向的列车或急或缓地驶来驶去。
　　我认为，《咖啡时光》历历展现了侯孝贤的乡愁，正是这种乡愁，打通了侯孝贤与小津的文脉差异。但，侯孝贤在《咖啡时光》中所表达的乡愁，与其前期作品有较大的不同。影片是他对于三角关系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一种三角的乡愁变奏。
　　首先，《咖啡时光》的日本题名为“珈琲時光”。对于“咖啡”一词，侯孝贤使用了昭和时期日语的“珈琲”，而非现代的外来语表记方式“コーヒー”。日语中是没有“时光”这个词汇的。侯孝贤在与日本著名电影理论家莲实重彦先生对谈时，侯孝贤谈到他印象中没有中国电影题名使用过“时光”一词，时光作为典型的中国词汇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珈琲时光”就成为台湾出身的侯孝贤对昭和时期的怀旧和对中国身份指认的表征。
　　其次，影片的主线是寻找江文也。从未在影片中出现的江文也作为历史真实人物，本身居于双重三角关系之中。生于台湾，旅居日本的江文也，20世纪30年代即以前卫原创的作曲风格，在日本成为锋芒毕露的青年音乐家，更以《台湾舞曲》扬名国际。江文也深刻理解西方文化与现代音乐，同时又竭力存留中国音乐传统。1938年后，他往返于北平与日本之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政府认定为“文化汉奸”，失去日本国籍，将妻与子留在日本。无奈之下，江文也在北京再婚，并辗转在中央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任教。“文革”时期，他受尽折磨，手稿烧毁大半，终于1983年因病离世。江文也留下了遗作《阿里山的歌声》，表达对生地台湾的思慕。只是，台湾、内地抑或日本，日暮乡关何处是？江文也在音乐史上的造诣与地位，无论在台湾、内地还是日本，始终处于尴尬境地。其日本家属与内地家属之间，亦不乏种种争端。
　　最后，作为女主角的阳子自身处于多重三角关系之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女主角阳子的扮演者一青窈生于台湾，其父亲实是台湾九分金矿望族基隆颜家长子。阳子的生母在她幼时因信教而离家出走，父亲再娶后，继母与阳子之间关系密切得如同生母。父亲对女儿的种种情感波动沉默得一如小津影片中的笠智众。即使在阳子嘟囔想吃继母做的土豆烧肉时，父亲才略微评论几句，其传统含蓄的表达方式倒是颇得小津遗风。除却家庭的三角关系，阳子的个人情感也在腹中孩子的台湾父亲、阿肇之间游移：从未在影片中出现的台湾恋人曾是阳子在台教授日语时的学生，富有亦专情，热烈主动。阳子因恐惧嫁去之后将终生操劳其家族产业而拒绝结婚。阿肇是沉默的文青，对阳子的爱恋如同午后小咖啡馆里的淡味咖啡，由彬彬有礼的侍者送来，沐浴一窗的光线。片尾，阳子与阿肇之间的一尺距离，使人对二者之间会否生发出有趣的故事心怀憧憬。然而侯孝贤重重地压抑了这种猜想，将处于无数重三角关系的影片收于纵横驶过的列车所造成的围囿中。
　　《咖啡时光》作为向小津安二郎《东京物语》致敬的影片，拍摄于2003年。但与影片摄制的年代不相符的是，侯孝贤在这部影片中基本上抹去了时代感。首先是电车（火车）。片中阳子出行的主要工具是家门口的“都电荒川线”火车。这条线路自三轮台至早稻田大学，只有一节车厢，充满了古朴的韵味。笔者曾无数次乘坐该线路，一直认为它是东京都内最有历史感的电车。片中还出现了无法代表现代东京生活的电车，一是东京最早的电车线路山手线，一是阳子回乡的高崎线仍保持站员手检票的做法。这些对旧时代电车的描写，使人仿佛看到小津执著于在战后描写战前生活的乡愁。其次，侯孝贤在片中插入了两段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一是阳子爱吃土豆炖肉，二是阳子到房东太太那儿去借酒和酒具。阳子一回家就想吃“土豆炖肉”，但是没吃上，父亲说：“阳子还是爱吃土豆炖肉啊。”一直到父母赴京，土豆炖肉真身才出现。这个段落使人想起《东京物语》中老夫妇关于空气枕头的对话：空气枕头到底装没装进行囊与剧情发展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作为夫妇之间的对话对象存在。然后没找到空气枕头，却始终作为淡淡的、不露痕迹的暗示，漂浮在《东京物语》的无常忧伤的空气之中。到房东太太处借酒及酒具的情节，在当今日本生活是无法想象的——物质极大丰富的当前谁家会连个杯子都没有？这一段落使人想起《东京物语》中夫妇俩即将远行，隔壁邻居过来打招呼的场景。小津正是使用这种与主线无关的情节，来淡化他那本身就没多少痕迹的叙事。侯孝贤正是使用了这两个段落，达成了对前辈的致敬。
　　如此，《咖啡时光》成为内地出生、移居台湾、为日本拍摄《咖啡时光》的侯孝贤的有意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