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日，报纸、电视广泛报道了一则“千里护送心脏，重病男孩获救”的感人消息。
　　据报载：江西重病的男孩小包，亟须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以挽救生命。幸运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有位患脑瘤的叶姓男子，其家人愿意捐献心脏。
　　在心脏主人叶劲被医院确定为脑死亡后，医生将这颗还在跳动的心脏取出运往北京。心脏供体在最短的时间内运抵北京安贞医院，为移植争取到了最佳时间，移植手术顺利进行，男孩的生命得以挽救。
　　这则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对死亡认定的“脑死亡”标准问题。对死亡的认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法律问题。出生与死亡确定着一个人在法律上主体和权利的存续时间。
　　对一个“人”而言，在出生后至死亡前，这是一个生命存在，是法律上的主体，享有着生命权、健康权等重要的人身权益。但在出生前和死亡后，则不成为一个“人”，或者被认为是母体的一部分（胎儿），或者近似于“物”（尸体），不可能再具有生命权、健康权等法律上的权益。
　　所以，对死亡的认定，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医疗标准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法律对死亡标准的规定，必然要参考医学、伦理学、社会的普遍认知和接受程度等重要因素。但是，不能单纯以任一医学标准来代替法律的死亡认定标准。
　　目前，我国法律对死亡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但长期以来，综合说得到法学界、司法界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综合说一直是认定死亡的法律标准。反观，脑死亡标准虽然曾有部分医学界的人士主张，但并没有被法学界、司法界所采纳。
　　脑死亡的标准，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不符，如社会公众很难接受一个心脏尚在跳动的人已经死亡的事实；与综合认定标准相比，脑死亡的认定完全依靠仪器与医生的专业判断，普通人无法置身其间，对这种专业判断难以进行有效监督。
　　特别是在受到诸如器官移植等潜在利益驱动下，很难保证个别医务人员不会利用脑死亡的概念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司法界尚难接受脑死亡标准的重要原因。
　　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在目前我国唯一一部涉及人体器官移植的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也并没有确立脑死亡的死亡认定标准。但是这仅是对涉及器官移植时人体死亡判断的内部医疗操作标准，这一标准本身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也不能改变目前司法界现有的死亡认定标准。
　　死亡的认定标准，实际上涉及公民的重大人身权益，对这样的问题，必须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以体现民众的普遍意愿，这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宜继续沿用现有普遍接受和执行的公认标准，医疗卫生部门在制定相关医疗操作准则时，涉及死亡认定标准的，应该遵循现有通行的死亡认定法律标准，而不能自行其是。否则，将会使死亡的认定出现法律认定标准与医学认定标准的混乱，甚至会使得器官移植医疗行为陷入违法的境地。
　　挽救他人生命的爱心行动，当然也包括医疗行为，需要光明正大，也需要法律的首肯。而这一切，都不得不将死亡认定标准的立法提上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