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上，因着时代和环境的机缘，法律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其中称得上“学贯东西、享誉世界”的人物，或许头一个当数吴经熊。
　　吴经熊出生在商埠宁波一个殷实之家，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的沪江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在此认识和结交了挚友徐志摩，并在徐的鼓动下到东吴大学学习法律。1920年赴美留学，入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深造，一年后获得法律博士学位。此后，他又访学、任教于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结交了西方著名法学家施塔姆勒、庞德和霍姆斯等人，尤其是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他与吴经熊之间亦师亦友的忘年情谊，成就了近代中西法学史上一段佳话。
　　欧美四年的游学经历，在丰富了吴经熊心智和阅历的同时，也让他深刻体会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落后。1924年春，吴经熊行将回国，矢志以多年历练和积累报效国家。在写给霍姆斯的告别信中，他描绘了自己归国后的计划和理想：“去启蒙，去使卑微者高尚，使无乐者欢乐……掌握生命并将它引向更纯净的通道。”
　　他相信，古老的中国将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自己将会在这进程中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
　　一身光环，满腹经纶，回国之初的吴经熊，学问与仕途均顺风顺水，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流。他首先任教于母校东吴法科，三年后被任命为东吴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1929年，在担任法官两年后，被擢升为上海特区法院院长，在他看来，自己从此将会有机会在法院表现创造力，设法使中国的法律霍姆斯化。1928年，司法部聘任他为民法典编撰人，吴经熊兴奋不已，认为人生最美的梦想已经实现。1933年，南京政府立法院任命他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以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为指导，吴经熊起草了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被世人誉为“吴氏宪草”。
　　20世纪初期的那一辈法学人，心怀济世理想，身具治世之才，可惜恰逢乱世。乱世出枭雄，法律则常无用武之地，这个民国法律人的诅咒与噩梦，吴经熊自然也没能避免。事实上，无论他受的西式教育及法治理想，还是他的内向性格和审美情趣，多少都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与那个时代中国政治、法律界毫无禁忌的生猛风气格格不入。
　　法治需要和平的社会环境，需要温润的世道人心，而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则是世事沉沦，金钱胜过法律，强权凌驾道义；法律事关利益纷争与杀罚决断，而这个温文善良的法律人本质上更像诗人和隐士。官居要职，面对贿赂公行的司法现实，吴经熊孤独地坚持着自己的贞洁，当家人也劝导其服从潜规则时，他愤怒地掀翻桌椅，状若疯人，痛斥家人逼其用职位去“卖淫”；身为法官，他常常不得不判处有罪者死刑，这让他内心无法安宁，“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
　　吴经熊曾经对法律充满期待，对自己的学养和事业豪情满怀，但最终，他发现在自己所处的动荡时代，暴力此起彼伏，时局惊涛骇浪，法律则是多么的贫乏与无能，以法律为业，既无法救民于水火，也无法慰藉自己孤苦的灵魂。于是，十余年后，吴经熊从浪漫主义的峰巅跌落到悲观主义的泥淖。
　　曾经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而今梦想成空，心灰意冷，陷入彻底的痛苦。吴经熊的痛苦，不仅是他个人的痛苦，也是民国时期乃至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好几代法律人共同的痛苦，是近代以来中国法治与宪政转型的历史性痛苦。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上海成为孤岛，吴经熊委身在同学袁家璜家中避难。身心憔悴的吴经熊感到自己被旋风裹挟飘摇，双脚无法踏上坚实的大地。理想破灭时，有人选择放浪形骸纵情声色，有人选择弃绝红尘仰望神灵，吴经熊选择了后者。受到身为天主教徒的袁氏夫妇的影响，他皈依天主教，中止了自己正如日中天的法律事业，把灵魂和肉身，从此一并托付给了上帝。
　　这位民国法律界最优秀的人物，终于选择离法而去，不再回头。吴经熊曾经把法律比喻为莲花，它生长在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上。而他的一生亦如莲花，前半生如根茎，在尘世的泥水中挣扎煎熬，后半生则如花果，沐浴天堂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