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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水城出土文物在西夏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其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推动了学者对西夏社会的深入解析。额济纳地区史称“居延”，西夏统治居延地区时在此建立了黑水镇燕军司。通过黑水城出土卷轴画可以研究西夏服饰，所出经文说明了当时佛教的盛况，户籍册记载了当时西夏社会的基层组织、姓氏文化、婚姻嫁娶等情况，出土的日常器皿反映了其饮食习俗。
[关键词]黑水城；居延；西夏学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2-0016-04
西夏王朝是中国中古时期民族进一步融合、封建经济持续发展阶段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王朝，过去由于反映西夏社会的文史、实物资料稀少，使得西夏文化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气息。随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愈来愈多西夏文物、史志资料的出土，特别是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西夏文物的考古发现推动了学者对西夏社会的深入解析，研究成果颇丰。作为一门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西夏学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
一、额济纳旗黑水城在西夏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羌族的一支，早期生活在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唐中后期，党项人结束了氏族原始游牧生活，辗转迁至今四川及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加快了社会封建化进程，逐渐发展形成一个以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宋初，占据灵州（今宁夏灵武）之后，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宋宝元元年（103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正式立国。西夏疆域的东部、南部是土质肥沃、利于种植的黄土高原和自古以来就有“塞上江南”美誉的宁夏平原，贺兰山亦在其境内；北部是蒙古高原，中间有富甲一方的河套平原、宜农宜牧的阿拉善高原；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北缘，这里有祁连山雪水浇灌的被誉为粮食生产基地的河西走廊。
1000年前，党项族在西北建立西夏王朝，统治西北地区达两个世纪，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对宋、辽、金以及回鹘、吐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使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西夏文明也渐渐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涛巨浪中。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失去了独立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藏族、蒙古族、回回等族所同化，经明、清而消亡，西夏王朝也成为世人不知的“神秘王朝”。
1804年，西北史地学家张澍在甘肃武威发现了砌封多年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由此拉开了西夏文史资料研究的序幕。
1908年初春，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掠走了一批西夏文献。1909年，科兹洛夫的探险队再次来到黑水城，6月12日，他打开了距黑水城西城门500米、建于西夏时期的辉煌舍利塔，将其中的西夏文物席卷而走。科兹洛夫第一次带走了10个邮箱的文物，第二次从辉煌舍利塔中带走了2000多册西夏文书、300多幅佛像，雇佣近百峰骆驼驼运文物，把真人大小的佛像埋了起来，待以后再来取。他运回俄国的文物，有3500多个编号的藏于冬宫博物馆，8000多个编号的藏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这批文献主要是西夏文，也有部分汉文和梵文，文献年代可确定为西夏和元朝时期，保存有较丰富的社会文书，内容包括历书、医书、卜卦书、契约、账册、户籍册、律书、诉讼文件、官府呈文等，对人们认识西夏和元朝的政治、经济、法律、民间贸易及天文医药发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科兹洛夫这两次发掘黑水城的成果一经公布，震惊了世界，也使英国、美国、瑞典和日本的探险家纷至沓来。英藏黑水城文献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共计7000多件，也是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额济纳黑水城掠走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黑水城、绿城等地再次发现不少西夏文文献，使西夏学研究更为丰富。
西夏灭亡后，元朝并未将其载入史册，只是以传的形式附缀。作为西夏境内官方使用的西夏文也慢慢变成一种死文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国学大师倾注心血，为中国西夏学奠基，1932年1月，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荟萃中外西夏学专家、学者的研究，有对黑水城的考古介绍、西夏文文献释文、西夏文文献目录、西夏文佛经目录的编辑、译介西方著述，成为当时西夏学的一次盛会。6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逐渐形成西夏学研究基地。80年代后，国内对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研究更为重视。随着对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带走的西夏文字典《文海》和《音同》的翻译与研究，已经达到能基本译释西夏文文献原文的水平。90年代，中、俄双方共同合作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同时西夏学的学术交流活动频繁。2006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西夏学的进展。作为一门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西夏学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西夏学的发展可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做出特殊的贡献，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使世界性的西夏学研究进入科学殿堂。
二、西夏统治居延地区的背景及黑水镇燕军司的职能
额济纳地区史称“居延”，自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的活动，是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碰撞与融合的地方之一。居延位于河西走廊與漠北草原之间的戈壁沙漠中，同时处于东进银川、西去哈密东西大道的十字路口，东邻巴丹吉林沙漠北缘，西界马鬃山地，南通河西走廊，北近戈壁沙碛。古弱水（今额济纳河）流经巴丹吉林沙漠形成的约300公里的天然绿色长廊成为北可抵漠北、南可直入河西走廊地区的重要通道。
在地理位置上，居延自古是河西走廊的北方门户，从汉朝起就是匈奴等少数民族南下河西走廊所必经之地。汉武帝占领居延，修筑了东接阴山、南连酒泉的防御体系。魏晋南北朝时由前凉、前秦、北魏、北周等地方割据势力占据，唐时曾在这里设置“安北都护府”，后为吐蕃、回鹘的领地。公元926年，辽占领居延地区。宋天圣六年（1028），元昊领兵大败回鹘，占领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随后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沙州（今甘肃敦煌）相继归夏，西夏占据整个河西走廊，推断此后不久居延即在西夏的统治中。 居延地区地理位置显著、军事意义重大，西夏在建立之初就于大庆元年（1036）置黑水镇燕军司驻扎居延地区统领居延事务。据《宋史》记载，西夏在初建时期，李元昊称帝后，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对西夏全境的军队进行过重大的调整和规范，确定兵制，以黄河为界，把西夏全境分为左、右两厢，黑水镇燕军司为右厢所辖，全国共设十二监军司，各立军名，驻防在各军事要地。十二监军司建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对居民实行区域性统治。监军司的职能除军事防御征战及对内维持治安、镇压反抗外，还有不少行政职能，如接受僧人及俗人等投奔、传唤、催促差人、催缴纳粮、迁转官畜谷物、管理牲畜等，黑水镇燕军司的职能亦如其他监军司。西夏监军司的数目后来又有所增加，在西夏中期天盛年间增至17个军司。
三、黑水城出土卷轴画中的供养人服饰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是俄罗斯享誉世界的超一流美术馆，现藏有科兹洛夫带走的黑水城出土的3000多个编号的文献，其中有一幅12世纪的卷轴《阿弥陀佛来迎》绢本。此本长125厘米、宽64厘米，在绢本左下方有男女两位供养人，所绘的人物形象都取自当时真人形象。男子脸型方圆，目长嘴小，体态修长，身着圆领青灰色长袍，腰束带，具有西夏官服的特点；双手握持如意，唯发型不是“秃发”，而是覆发下垂至耳际露耳，没有与中原男子一样挽髻。党项原先是披发，或者蓬首。元昊自称是鲜卑族的后裔，于显道二年（1033）下“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尊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①男子也留发，却不像中原宋朝人那样把头发绾成发髻簪在头顶，而是只剃掉中间的头发，将剩余头发编成小辫垂于两侧或散落于四周。此男供养人留长发，自开国皇帝李元昊为追忆先祖在全国实行秃发令后，现存表现西夏秃发习俗的实物资料很少，秃发令实际实施的情况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女供养人脸型圆润，目长嘴小，着枣红色褙子，梳高髻并戴莲蕾形冠，冠分四瓣，冠边有纹式，冠侧附配饰，挽髻垂肩。元代诗人马祖掌《河西歌》中描述西夏女子：“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从中略窥出党项族妇女审美受到回鹘贵族妇女服饰的影响。从出土的西夏供养人画中女施主所饰服饰中看，可知党项妇女们喜穿那时很流行的一种直领对襟、左右腋下开长衩、衣服长到脚面名叫褙子的长袍。
另藏一幅丝质卷轴《水月观音》，绢本的右下角绘山坳的一处平地上四个西夏男子演奏、跳舞的娱乐场景。四男子中有一似观众的和一演奏竖琴的半侧身，两人秃发式样为头顶及后脑头发剔去，前额留刘海，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垂于耳前；一演奏长管乐器的男子只见背影，头戴斗状圆顶帽，露半个秃发的后脑勺；另一舞者也是背影，秃发只至耳际上方，半个后脑勺至头顶蓄发，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扎两个长及肩部的小辫子。两名演奏者及舞者身着青绿色窄衣宽裤，观者着红色窄袖长袍，四人皆足蹬短靴。
党项人立国之前已熟练掌握木质的刮布刀和石质的纺轮纺织一些毡、毯、衣服、巾帽、袜子之类的生活用品。由于毛织业所需要的原料可以就地取材、工序簡单、易于操作，一般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制作，皮、毛制的衣物为党项族的传统服饰。党项人的审美追求在与中原王朝频繁地接触、贸易、交聘中虽已逐渐汉化，并受到吐蕃、回鹘等周边民族的影响，但还是保留着游牧文化心理，喜欢穿戴皮毛。从黑水城出土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可以看出，西夏政府从颜色上对各阶层所着服饰进行规定，权贵着紫、红色，庶民着青、绿色，以区分贵贱。服饰的种类也与中原一样非常丰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本《杂字》一书“衣物部”中将服饰分为公服、披袄、褙心、褙子、汗衫、衬衣、腰绳、束带、皂衫、手帕、罗衫、蝉衣、绰绣、大袖、袈袋、绣裤、绣袩、宽裤、窄裤、袈裟、披毡、睡袄、征袍、三袩、褐衫、毰袄等。②
四、从黑水城出土经文看西夏佛教盛况
黑水镇燕军司是一座被浓郁生活气息包裹着的军事防御性城市，城里城外都有诵佛的声音。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也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度。③党项人最初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流行。西夏建国后，受周边影响，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带去的不同版本的西夏佛经近千种。但同时，在西夏境内，道教也一直在流传。西夏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佛教与道教、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并产生了异常绚烂的文化。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独立的国家，西夏需要一套自己的书写系统翻译佛经。公元1038年，在国主李元昊的指令下，这个特殊的翻译组织由有翻译经验的回鹘僧人指导，开始把汉文佛经《莲华经》翻译为西夏文。陆续用西夏文翻译好的佛经很快传播到了大后方的黑水镇燕军司。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献中有一幅连环插图版画，讲述了一个男子为女儿的婚宴屠宰了很多羊。死后，阎王判决他要大量地翻印并向信徒散发《金光明经》，这样才可被宽恕和还阳。佛教信徒和僧侣们在黑水城的城里城外修建了许多佛塔寺庙，西夏城西城墙附近的密檐式佛塔、城外被科兹洛夫所称的“辉煌舍利塔”及绿城的绿庙、红庙等都是西夏时期修建的。
在当时僧侣们享受着特权，可以免税，犯罪后处罚也较平民轻。同时，西夏的法律规定只有寺院的装饰可以和皇宫一样使用雕塑和彩瓦。此外，西夏崇尚黄色，在色彩方面，只有僧侣才配和王公贵族一样穿黄衣。西夏国对成年男子的情况都登记在册，如果一位成年男子想出家，必须得到出家功德司的批准，并要进行特殊的培训，并且年龄适合、身体健康的人才有资格出家。僧人们在黑水城享有很高的地位，寺院占有大片的土地，因为不纳租税，僧人们要比一般百姓富裕。所以，到了西夏后期寺院成为向外贷粮的大户。
五、从黑水城出土户籍册看西夏的社会生活
黑水镇燕军司是一个边长238米的正方形城，按照西夏的社会组织，这里十户一小甲，五小甲一小监，两小监为一农迁溜，每个农迁溜100户。“农迁溜”是西夏时期基层社会组织，相当于中原的“里”，黑水城的社区组织已经完善。西夏社会实行全民（丁）皆兵的征兵制度，其中的“溜”是军队的基层组织。军队的“溜”与乡里组织“迁溜”有密切关系，可能平时为“迁溜”，战时为“溜”。 从西夏法典规定可知，迁溜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社区组织；负责人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从民间选拔的管理人员。 科兹洛夫1909年从黑水城掠走的这批西夏文物中有一册西夏文草书的户籍文书是黑水城的一个农迁溜的户籍册。④“饶尚铁百”这个党项人是这个农迁溜的负责人，但他管辖的仅有79户。看来一迁溜100户仅是政府原则上的规定，具体每一迁溜管辖的户口可能还是以当地居民点的情况而定，可以少于法律规定户数。“饶尚铁百”的权限很多，包括对所辖住户户口、土地、牲畜及其他财产的登记，编制、申报乡里籍账，负责催缴租税，组织开渠、修渠等。西夏迁溜还有一种职能，就是对西夏基层军事组织人员的登记和管理。这种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殊职能与西夏征兵制度有密切关系。
“饶尚铁百”管理的这个迁溜里共计220人，大多为党项人。党项人多为复姓，如平尚、律移、千叔、沒罗、嵬移、酩布、居地、耶酉、千玉、耶和等。这一个迁溜里党项人的取名也很有生活气息，有的名字带有祈福、祥和的色彩，如寿长有、福有宝、吉祥等；有的带有月份，如正月金、五月金、七月犬、九月铁、十月盛等；有的因为佛教为国教则带有佛教色彩，如般若山、般若乐、三宝茂等；有的可能是正话反说或是取这种名字好养活，带有蔑视或动物的称呼，如善月奴、奴宝、瑞犬、老房犬、驴子有、雨鸟等，甚至女人也有这类名字，如乐盛犬、犬百金、犬妇宝等，而且兄弟或姐妹名字多不排行，甚而父子、母女名字可以不避讳排行，这与中原的儒家思想有所不同。
经过与汉民族的长期交融，在西夏境内只要经济条件尚可，党项男子可以一夫多妻，并且番汉可以通婚。在饶尚铁百管理的迁溜里，有一个叫千玉吉祥有的党项人就娶了两房，一个是汉族，叫翟氏五月金，另一个没有明确记载，据推测可能是党项族，叫梁氏福有。党项族早期流行“收继婚”，后来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收继婚”退出历史舞台，与中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样，成婚者须明媒正娶，⑤男方准备聘礼，女方准备嫁妆。女孩子长至13岁就有媒人上门提亲，一般以15岁作为男女的婚龄。西夏婚俗买卖婚姻盛行，⑥政府对聘礼、嫁妆都以法律形式按照地位高低做了限制，不同于中原的“嫁娶必多取资”。在生产力落后的西夏境内，这一规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政府还规定订婚后三年内男方必须迎娶，否则官府要给予处罚。如果男方承担不起聘礼，可在女方家无偿打三年工以抵聘礼，然后迎娶。西夏的婚礼也是由“纳礼、食价、婚价、嫁妆、迎媳”⑦等一系列缔结婚姻的环节构成，热闹而又隆重，结婚的日子也要择“吉日送迎”，亲家双方都要大摆喜酒。西夏社会对非婚生子女较为宽容，“凡育女稍长，靡由媒约，暗有期会，家之不问”，《天盛律令》规定：“诸人取妻，后与他人行淫乱而怀有杂子女者，不许取状寻问。”⑧但非婚生子女社会地位较普通人低，没有继承官位和军职的资格。
六、从黑水城出土日常器皿看西夏的饮食习俗
额济纳博物馆陈列有一批西夏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敦实，厚胎，釉色以黑褐釉见长，器型有常见的盆、壶、罐、高足黑釉碗等，比较明显的器物特征是在腹部饰以剔刻花草纹饰，与同一时期的中原瓷器风格上迥然不同。这批西夏瓷器中有一件直径34厘米、刻有“辛亥年官□务置王”的黑釉扁壶十分引人注意，“扁壶”多为马背民族所使用，用来装水、酒或奶。西夏人普遍喜欢饮茶喝酒，喝茶是一天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冬天御寒，夏天消暑，还有助于消化。喝酒也是其生活中不能分离的一部分，但凡聚会、红白喜事、出战征讨，都要取酒痛饮并一醉方休。平时人们多以肉食、奶酪、面食为主，宰杀牲畜后还保留着“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百姓靠野菜度日。农牧并重是西夏社会经济的特色，党项族人民在与中原的频繁交往中已熟练掌握农作物种植。西夏统治时期在黑水城的西南及绿城周边开凿了新渠、律移渠、习盼渠等多条水渠灌溉农业，在汉代屯田的基础上继续开垦种植小麦和杂粮，同时也发展畜牧业。
西夏后期，社会动荡，蒙古大军的西征更是让黑水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公元1126年2月，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率领蒙古大军出征西夏的途中夺取了黑水城，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个军事据点继续使用，这使得黑水镇燕军司的大批西夏文物得以保存。公元1127年，西夏陷落于蒙古的铁骑之下，为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进行了屠城，大批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毁损。自元朝灭西夏后，在西夏故地，西夏文字已不再为官方使用，逐步被废弃。元朝统治者不断将征服地中亚、西域的穆斯林和南宋汉族居民迁入西夏故地屯田耕作，而党项人也不再说党项语，客走他乡，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完完全全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黑水城遗址中保留了西夏时期丰富的文化遗存，出土的数以万计的西夏文物，为研究西夏的民族、文化、艺术、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科学技术、礼仪风俗，以及当时佛教盛况等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国际性学科——西夏学。
①汤开建：《西夏“秃发”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②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⑥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页、第722～744页。
④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
⑤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⑦李娜：《略论西夏妇女的法律地位》，《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⑧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8“烧伤杀门”，《中国传世法典》之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关键词]黑水城；居延；西夏学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2-0016-04
西夏王朝是中国中古时期民族进一步融合、封建经济持续发展阶段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王朝，过去由于反映西夏社会的文史、实物资料稀少，使得西夏文化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气息。随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愈来愈多西夏文物、史志资料的出土，特别是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西夏文物的考古发现推动了学者对西夏社会的深入解析，研究成果颇丰。作为一门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西夏学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
一、额济纳旗黑水城在西夏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羌族的一支，早期生活在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唐中后期，党项人结束了氏族原始游牧生活，辗转迁至今四川及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加快了社会封建化进程，逐渐发展形成一个以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宋初，占据灵州（今宁夏灵武）之后，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宋宝元元年（103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正式立国。西夏疆域的东部、南部是土质肥沃、利于种植的黄土高原和自古以来就有“塞上江南”美誉的宁夏平原，贺兰山亦在其境内；北部是蒙古高原，中间有富甲一方的河套平原、宜农宜牧的阿拉善高原；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北缘，这里有祁连山雪水浇灌的被誉为粮食生产基地的河西走廊。
1000年前，党项族在西北建立西夏王朝，统治西北地区达两个世纪，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对宋、辽、金以及回鹘、吐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使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西夏文明也渐渐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涛巨浪中。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失去了独立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藏族、蒙古族、回回等族所同化，经明、清而消亡，西夏王朝也成为世人不知的“神秘王朝”。
1804年，西北史地学家张澍在甘肃武威发现了砌封多年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由此拉开了西夏文史资料研究的序幕。
1908年初春，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掠走了一批西夏文献。1909年，科兹洛夫的探险队再次来到黑水城，6月12日，他打开了距黑水城西城门500米、建于西夏时期的辉煌舍利塔，将其中的西夏文物席卷而走。科兹洛夫第一次带走了10个邮箱的文物，第二次从辉煌舍利塔中带走了2000多册西夏文书、300多幅佛像，雇佣近百峰骆驼驼运文物，把真人大小的佛像埋了起来，待以后再来取。他运回俄国的文物，有3500多个编号的藏于冬宫博物馆，8000多个编号的藏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这批文献主要是西夏文，也有部分汉文和梵文，文献年代可确定为西夏和元朝时期，保存有较丰富的社会文书，内容包括历书、医书、卜卦书、契约、账册、户籍册、律书、诉讼文件、官府呈文等，对人们认识西夏和元朝的政治、经济、法律、民间贸易及天文医药发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科兹洛夫这两次发掘黑水城的成果一经公布，震惊了世界，也使英国、美国、瑞典和日本的探险家纷至沓来。英藏黑水城文献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共计7000多件，也是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额济纳黑水城掠走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黑水城、绿城等地再次发现不少西夏文文献，使西夏学研究更为丰富。
西夏灭亡后，元朝并未将其载入史册，只是以传的形式附缀。作为西夏境内官方使用的西夏文也慢慢变成一种死文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国学大师倾注心血，为中国西夏学奠基，1932年1月，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荟萃中外西夏学专家、学者的研究，有对黑水城的考古介绍、西夏文文献释文、西夏文文献目录、西夏文佛经目录的编辑、译介西方著述，成为当时西夏学的一次盛会。6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逐渐形成西夏学研究基地。80年代后，国内对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研究更为重视。随着对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带走的西夏文字典《文海》和《音同》的翻译与研究，已经达到能基本译释西夏文文献原文的水平。90年代，中、俄双方共同合作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同时西夏学的学术交流活动频繁。2006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西夏学的进展。作为一门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西夏学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西夏学的发展可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做出特殊的贡献，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使世界性的西夏学研究进入科学殿堂。
二、西夏统治居延地区的背景及黑水镇燕军司的职能
额济纳地区史称“居延”，自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的活动，是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碰撞与融合的地方之一。居延位于河西走廊與漠北草原之间的戈壁沙漠中，同时处于东进银川、西去哈密东西大道的十字路口，东邻巴丹吉林沙漠北缘，西界马鬃山地，南通河西走廊，北近戈壁沙碛。古弱水（今额济纳河）流经巴丹吉林沙漠形成的约300公里的天然绿色长廊成为北可抵漠北、南可直入河西走廊地区的重要通道。
在地理位置上，居延自古是河西走廊的北方门户，从汉朝起就是匈奴等少数民族南下河西走廊所必经之地。汉武帝占领居延，修筑了东接阴山、南连酒泉的防御体系。魏晋南北朝时由前凉、前秦、北魏、北周等地方割据势力占据，唐时曾在这里设置“安北都护府”，后为吐蕃、回鹘的领地。公元926年，辽占领居延地区。宋天圣六年（1028），元昊领兵大败回鹘，占领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随后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沙州（今甘肃敦煌）相继归夏，西夏占据整个河西走廊，推断此后不久居延即在西夏的统治中。 居延地区地理位置显著、军事意义重大，西夏在建立之初就于大庆元年（1036）置黑水镇燕军司驻扎居延地区统领居延事务。据《宋史》记载，西夏在初建时期，李元昊称帝后，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对西夏全境的军队进行过重大的调整和规范，确定兵制，以黄河为界，把西夏全境分为左、右两厢，黑水镇燕军司为右厢所辖，全国共设十二监军司，各立军名，驻防在各军事要地。十二监军司建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对居民实行区域性统治。监军司的职能除军事防御征战及对内维持治安、镇压反抗外，还有不少行政职能，如接受僧人及俗人等投奔、传唤、催促差人、催缴纳粮、迁转官畜谷物、管理牲畜等，黑水镇燕军司的职能亦如其他监军司。西夏监军司的数目后来又有所增加，在西夏中期天盛年间增至17个军司。
三、黑水城出土卷轴画中的供养人服饰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是俄罗斯享誉世界的超一流美术馆，现藏有科兹洛夫带走的黑水城出土的3000多个编号的文献，其中有一幅12世纪的卷轴《阿弥陀佛来迎》绢本。此本长125厘米、宽64厘米，在绢本左下方有男女两位供养人，所绘的人物形象都取自当时真人形象。男子脸型方圆，目长嘴小，体态修长，身着圆领青灰色长袍，腰束带，具有西夏官服的特点；双手握持如意，唯发型不是“秃发”，而是覆发下垂至耳际露耳，没有与中原男子一样挽髻。党项原先是披发，或者蓬首。元昊自称是鲜卑族的后裔，于显道二年（1033）下“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尊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①男子也留发，却不像中原宋朝人那样把头发绾成发髻簪在头顶，而是只剃掉中间的头发，将剩余头发编成小辫垂于两侧或散落于四周。此男供养人留长发，自开国皇帝李元昊为追忆先祖在全国实行秃发令后，现存表现西夏秃发习俗的实物资料很少，秃发令实际实施的情况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女供养人脸型圆润，目长嘴小，着枣红色褙子，梳高髻并戴莲蕾形冠，冠分四瓣，冠边有纹式，冠侧附配饰，挽髻垂肩。元代诗人马祖掌《河西歌》中描述西夏女子：“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从中略窥出党项族妇女审美受到回鹘贵族妇女服饰的影响。从出土的西夏供养人画中女施主所饰服饰中看，可知党项妇女们喜穿那时很流行的一种直领对襟、左右腋下开长衩、衣服长到脚面名叫褙子的长袍。
另藏一幅丝质卷轴《水月观音》，绢本的右下角绘山坳的一处平地上四个西夏男子演奏、跳舞的娱乐场景。四男子中有一似观众的和一演奏竖琴的半侧身，两人秃发式样为头顶及后脑头发剔去，前额留刘海，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垂于耳前；一演奏长管乐器的男子只见背影，头戴斗状圆顶帽，露半个秃发的后脑勺；另一舞者也是背影，秃发只至耳际上方，半个后脑勺至头顶蓄发，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扎两个长及肩部的小辫子。两名演奏者及舞者身着青绿色窄衣宽裤，观者着红色窄袖长袍，四人皆足蹬短靴。
党项人立国之前已熟练掌握木质的刮布刀和石质的纺轮纺织一些毡、毯、衣服、巾帽、袜子之类的生活用品。由于毛织业所需要的原料可以就地取材、工序簡单、易于操作，一般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制作，皮、毛制的衣物为党项族的传统服饰。党项人的审美追求在与中原王朝频繁地接触、贸易、交聘中虽已逐渐汉化，并受到吐蕃、回鹘等周边民族的影响，但还是保留着游牧文化心理，喜欢穿戴皮毛。从黑水城出土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可以看出，西夏政府从颜色上对各阶层所着服饰进行规定，权贵着紫、红色，庶民着青、绿色，以区分贵贱。服饰的种类也与中原一样非常丰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本《杂字》一书“衣物部”中将服饰分为公服、披袄、褙心、褙子、汗衫、衬衣、腰绳、束带、皂衫、手帕、罗衫、蝉衣、绰绣、大袖、袈袋、绣裤、绣袩、宽裤、窄裤、袈裟、披毡、睡袄、征袍、三袩、褐衫、毰袄等。②
四、从黑水城出土经文看西夏佛教盛况
黑水镇燕军司是一座被浓郁生活气息包裹着的军事防御性城市，城里城外都有诵佛的声音。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也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度。③党项人最初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流行。西夏建国后，受周边影响，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带去的不同版本的西夏佛经近千种。但同时，在西夏境内，道教也一直在流传。西夏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佛教与道教、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并产生了异常绚烂的文化。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独立的国家，西夏需要一套自己的书写系统翻译佛经。公元1038年，在国主李元昊的指令下，这个特殊的翻译组织由有翻译经验的回鹘僧人指导，开始把汉文佛经《莲华经》翻译为西夏文。陆续用西夏文翻译好的佛经很快传播到了大后方的黑水镇燕军司。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献中有一幅连环插图版画，讲述了一个男子为女儿的婚宴屠宰了很多羊。死后，阎王判决他要大量地翻印并向信徒散发《金光明经》，这样才可被宽恕和还阳。佛教信徒和僧侣们在黑水城的城里城外修建了许多佛塔寺庙，西夏城西城墙附近的密檐式佛塔、城外被科兹洛夫所称的“辉煌舍利塔”及绿城的绿庙、红庙等都是西夏时期修建的。
在当时僧侣们享受着特权，可以免税，犯罪后处罚也较平民轻。同时，西夏的法律规定只有寺院的装饰可以和皇宫一样使用雕塑和彩瓦。此外，西夏崇尚黄色，在色彩方面，只有僧侣才配和王公贵族一样穿黄衣。西夏国对成年男子的情况都登记在册，如果一位成年男子想出家，必须得到出家功德司的批准，并要进行特殊的培训，并且年龄适合、身体健康的人才有资格出家。僧人们在黑水城享有很高的地位，寺院占有大片的土地，因为不纳租税，僧人们要比一般百姓富裕。所以，到了西夏后期寺院成为向外贷粮的大户。
五、从黑水城出土户籍册看西夏的社会生活
黑水镇燕军司是一个边长238米的正方形城，按照西夏的社会组织，这里十户一小甲，五小甲一小监，两小监为一农迁溜，每个农迁溜100户。“农迁溜”是西夏时期基层社会组织，相当于中原的“里”，黑水城的社区组织已经完善。西夏社会实行全民（丁）皆兵的征兵制度，其中的“溜”是军队的基层组织。军队的“溜”与乡里组织“迁溜”有密切关系，可能平时为“迁溜”，战时为“溜”。 从西夏法典规定可知，迁溜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社区组织；负责人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从民间选拔的管理人员。 科兹洛夫1909年从黑水城掠走的这批西夏文物中有一册西夏文草书的户籍文书是黑水城的一个农迁溜的户籍册。④“饶尚铁百”这个党项人是这个农迁溜的负责人，但他管辖的仅有79户。看来一迁溜100户仅是政府原则上的规定，具体每一迁溜管辖的户口可能还是以当地居民点的情况而定，可以少于法律规定户数。“饶尚铁百”的权限很多，包括对所辖住户户口、土地、牲畜及其他财产的登记，编制、申报乡里籍账，负责催缴租税，组织开渠、修渠等。西夏迁溜还有一种职能，就是对西夏基层军事组织人员的登记和管理。这种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殊职能与西夏征兵制度有密切关系。
“饶尚铁百”管理的这个迁溜里共计220人，大多为党项人。党项人多为复姓，如平尚、律移、千叔、沒罗、嵬移、酩布、居地、耶酉、千玉、耶和等。这一个迁溜里党项人的取名也很有生活气息，有的名字带有祈福、祥和的色彩，如寿长有、福有宝、吉祥等；有的带有月份，如正月金、五月金、七月犬、九月铁、十月盛等；有的因为佛教为国教则带有佛教色彩，如般若山、般若乐、三宝茂等；有的可能是正话反说或是取这种名字好养活，带有蔑视或动物的称呼，如善月奴、奴宝、瑞犬、老房犬、驴子有、雨鸟等，甚至女人也有这类名字，如乐盛犬、犬百金、犬妇宝等，而且兄弟或姐妹名字多不排行，甚而父子、母女名字可以不避讳排行，这与中原的儒家思想有所不同。
经过与汉民族的长期交融，在西夏境内只要经济条件尚可，党项男子可以一夫多妻，并且番汉可以通婚。在饶尚铁百管理的迁溜里，有一个叫千玉吉祥有的党项人就娶了两房，一个是汉族，叫翟氏五月金，另一个没有明确记载，据推测可能是党项族，叫梁氏福有。党项族早期流行“收继婚”，后来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收继婚”退出历史舞台，与中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样，成婚者须明媒正娶，⑤男方准备聘礼，女方准备嫁妆。女孩子长至13岁就有媒人上门提亲，一般以15岁作为男女的婚龄。西夏婚俗买卖婚姻盛行，⑥政府对聘礼、嫁妆都以法律形式按照地位高低做了限制，不同于中原的“嫁娶必多取资”。在生产力落后的西夏境内，这一规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政府还规定订婚后三年内男方必须迎娶，否则官府要给予处罚。如果男方承担不起聘礼，可在女方家无偿打三年工以抵聘礼，然后迎娶。西夏的婚礼也是由“纳礼、食价、婚价、嫁妆、迎媳”⑦等一系列缔结婚姻的环节构成，热闹而又隆重，结婚的日子也要择“吉日送迎”，亲家双方都要大摆喜酒。西夏社会对非婚生子女较为宽容，“凡育女稍长，靡由媒约，暗有期会，家之不问”，《天盛律令》规定：“诸人取妻，后与他人行淫乱而怀有杂子女者，不许取状寻问。”⑧但非婚生子女社会地位较普通人低，没有继承官位和军职的资格。
六、从黑水城出土日常器皿看西夏的饮食习俗
额济纳博物馆陈列有一批西夏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敦实，厚胎，釉色以黑褐釉见长，器型有常见的盆、壶、罐、高足黑釉碗等，比较明显的器物特征是在腹部饰以剔刻花草纹饰，与同一时期的中原瓷器风格上迥然不同。这批西夏瓷器中有一件直径34厘米、刻有“辛亥年官□务置王”的黑釉扁壶十分引人注意，“扁壶”多为马背民族所使用，用来装水、酒或奶。西夏人普遍喜欢饮茶喝酒，喝茶是一天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冬天御寒，夏天消暑，还有助于消化。喝酒也是其生活中不能分离的一部分，但凡聚会、红白喜事、出战征讨，都要取酒痛饮并一醉方休。平时人们多以肉食、奶酪、面食为主，宰杀牲畜后还保留着“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百姓靠野菜度日。农牧并重是西夏社会经济的特色，党项族人民在与中原的频繁交往中已熟练掌握农作物种植。西夏统治时期在黑水城的西南及绿城周边开凿了新渠、律移渠、习盼渠等多条水渠灌溉农业，在汉代屯田的基础上继续开垦种植小麦和杂粮，同时也发展畜牧业。
西夏后期，社会动荡，蒙古大军的西征更是让黑水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公元1126年2月，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率领蒙古大军出征西夏的途中夺取了黑水城，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个军事据点继续使用，这使得黑水镇燕军司的大批西夏文物得以保存。公元1127年，西夏陷落于蒙古的铁骑之下，为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进行了屠城，大批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毁损。自元朝灭西夏后，在西夏故地，西夏文字已不再为官方使用，逐步被废弃。元朝统治者不断将征服地中亚、西域的穆斯林和南宋汉族居民迁入西夏故地屯田耕作，而党项人也不再说党项语，客走他乡，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完完全全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黑水城遗址中保留了西夏时期丰富的文化遗存，出土的数以万计的西夏文物，为研究西夏的民族、文化、艺术、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科学技术、礼仪风俗，以及当时佛教盛况等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国际性学科——西夏学。
①汤开建：《西夏“秃发”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②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⑥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页、第722～744页。
④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
⑤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⑦李娜：《略论西夏妇女的法律地位》，《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⑧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8“烧伤杀门”，《中国传世法典》之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