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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机与吴三春》系浙南地区流传广泛的民间故事，由何琼玮先生于1957年编成乱弹剧本，轰动一时。剧本讲述明时平阳籍织绸高手高机，与龙泉作坊主之女吴三春，由艺志相投，相恋、相爱、私奔、入狱，最后双双殉情的凄美故事。乱弹《高机与吴三春》与莎士比亚著名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情节、主题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本文从叙事形态、悲剧审美特质两个维度入手，对比中西二剧，发掘文化差异。
【关键词】高机与吴三春；罗密欧与朱丽叶；永嘉乱弹
一、从叙事形态看二元对立结构的发展
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家普罗普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在综合分析大量民间故事，考察结构的规律性后，普罗普归纳出构成故事的31种功能，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民间文学研究思路。《高机与吴三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情节围绕男女主角相遇+情投意合+情感受到阻碍+为情感而反抗+结局失败的主线发展，其构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而角色承担的功能均可以在普罗普列举的31项中得到匹配，即外出+打破禁令+加害+归来+难题。不难发现，故事始于主人公打破平衡，在与封建力量的交锋中走向高潮，最终以死亡终结冲突。一系列情节符合“二元对立”的形成、发展、终结过程。
列维·斯特劳斯引入了语言学家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他把内在“功能”分成一个个结构的成分，进而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彼此对立与联系的一些因素，从“二元对立”结构的发展、变化、消解中，发现故事深层意义。两个故事中，追求爱情的人性本质力量与社会约定俗成的婚配规则形成二元对立，造成戏剧冲突的根源。随着情节的发展，对立双方的力量显现出不平衡性：高机与吴三春私奔未果被陷害入狱，罗密欧误杀朱丽叶表兄被迫逃亡，坚守爱情的一方未能成功冲破阻碍，反而受到代表伦理观念的封建势力深重的打击。而后，男主回归，再次注入新的不平衡因素，随着男主因误会错过抗衡机会，爱侣双双自尽，使“二元对立”结构走向终结。两出戏剧通过对立的结构展现紧张的矛盾冲突，通过对立双方的力量抗衡推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
二、从民族信仰看悲剧审美的异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源于5世纪的希腊传奇，1562年，英国诗人亚瑟据此写就长篇叙事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哀史》，将故事传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精神、个性解放的旗帜引领下，新兴资产阶级以文艺作品为阵营，抨击封建思想，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应运而生，成为针砭封建伦理的旗帜。
《高级与吴三春》本是清朝中页流传于温州苍南的山歌唱本，自诞生以来这一传说就以山歌、道情、花鼓、渔鼓、鼓词等说唱形式在浙南地区广为传播。明清时期，温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浙南、闽北水陆交通枢纽，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识，旧有的等级、尊卑秩序不再牢不可破。《高机与吴三春》以反抗封建礼教与追求个性解放精神，代表着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民的诉求。
两出悲剧中，主人公虽主人公虽然与不可违抗的力量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但终究未能摆脱社会以形成的有悖人性的恶劣法则，以肉体的毁灭告终。追求爱情而不妥协的精神战胜在死亡中实现了超越，成为人性本质力量永恒的胜利。
然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诞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东方佛教信仰影响下的《高机与吴三春》，因其文化环境的不同，显现出前者奔放，后者内敛的审美差异。一方面，佛教的流传给东方农耕文化注入了被动顺从、内向调试的文化品质，另一方面，源于古希腊海洋文明的基督教传统历来具有感情奔放、注重自我的特质，两种文化土壤孕育的戏剧也带上了各自的特点。
从矛盾冲突上看，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男女主人公试图冲破狭隘的家族仇恨侄桔而结合在一起，而《高机与吴三春》中，门当户对的封建观念成为织工高机与小姐吴三春爱情之路的巨大阻碍，相比后者，前者有着更为尖锐而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從抗争的激烈程度上看，朱丽叶充满奇幻色彩与浪漫主义气息的“死而复生”计，试图彻底逃离世俗的桎梏与爱人相守，吴三春以蔬菜摆成的哑谜含蓄表示此心未死，并以藏于麦饼的金元宝相赠，以示无奈中的眷恋。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展现的是强者的毁灭，充盈着悲壮美，《高机与吴三春》是弱者的毁灭与再生，更加近似悲哀美。
两部戏剧以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伦理观念，具有极高的悲剧审美品格和艺术内涵，本文从结构主义分析批评出发，依托普罗普“叙事形态学”、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展现两出戏剧在行动位“功能”，“二元对立”结构发展上的一致性。从世界文学的视野关照东西方戏剧，并从差异的审美特质中发掘不同文化环境下民族性格的特性。试图为民间文学推向世界作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浙江卷[M]. 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07.
[2]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温州文史资料第11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03.
[3]张永芳.《娥并与桑洛》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审美比较[J].思想战线，2008.
作者简介：刘靖靖（1997-06），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关键词】高机与吴三春；罗密欧与朱丽叶；永嘉乱弹
一、从叙事形态看二元对立结构的发展
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家普罗普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在综合分析大量民间故事，考察结构的规律性后，普罗普归纳出构成故事的31种功能，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民间文学研究思路。《高机与吴三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情节围绕男女主角相遇+情投意合+情感受到阻碍+为情感而反抗+结局失败的主线发展，其构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而角色承担的功能均可以在普罗普列举的31项中得到匹配，即外出+打破禁令+加害+归来+难题。不难发现，故事始于主人公打破平衡，在与封建力量的交锋中走向高潮，最终以死亡终结冲突。一系列情节符合“二元对立”的形成、发展、终结过程。
列维·斯特劳斯引入了语言学家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他把内在“功能”分成一个个结构的成分，进而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彼此对立与联系的一些因素，从“二元对立”结构的发展、变化、消解中，发现故事深层意义。两个故事中，追求爱情的人性本质力量与社会约定俗成的婚配规则形成二元对立，造成戏剧冲突的根源。随着情节的发展，对立双方的力量显现出不平衡性：高机与吴三春私奔未果被陷害入狱，罗密欧误杀朱丽叶表兄被迫逃亡，坚守爱情的一方未能成功冲破阻碍，反而受到代表伦理观念的封建势力深重的打击。而后，男主回归，再次注入新的不平衡因素，随着男主因误会错过抗衡机会，爱侣双双自尽，使“二元对立”结构走向终结。两出戏剧通过对立的结构展现紧张的矛盾冲突，通过对立双方的力量抗衡推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
二、从民族信仰看悲剧审美的异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源于5世纪的希腊传奇，1562年，英国诗人亚瑟据此写就长篇叙事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哀史》，将故事传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精神、个性解放的旗帜引领下，新兴资产阶级以文艺作品为阵营，抨击封建思想，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应运而生，成为针砭封建伦理的旗帜。
《高级与吴三春》本是清朝中页流传于温州苍南的山歌唱本，自诞生以来这一传说就以山歌、道情、花鼓、渔鼓、鼓词等说唱形式在浙南地区广为传播。明清时期，温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浙南、闽北水陆交通枢纽，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识，旧有的等级、尊卑秩序不再牢不可破。《高机与吴三春》以反抗封建礼教与追求个性解放精神，代表着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民的诉求。
两出悲剧中，主人公虽主人公虽然与不可违抗的力量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但终究未能摆脱社会以形成的有悖人性的恶劣法则，以肉体的毁灭告终。追求爱情而不妥协的精神战胜在死亡中实现了超越，成为人性本质力量永恒的胜利。
然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诞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东方佛教信仰影响下的《高机与吴三春》，因其文化环境的不同，显现出前者奔放，后者内敛的审美差异。一方面，佛教的流传给东方农耕文化注入了被动顺从、内向调试的文化品质，另一方面，源于古希腊海洋文明的基督教传统历来具有感情奔放、注重自我的特质，两种文化土壤孕育的戏剧也带上了各自的特点。
从矛盾冲突上看，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男女主人公试图冲破狭隘的家族仇恨侄桔而结合在一起，而《高机与吴三春》中，门当户对的封建观念成为织工高机与小姐吴三春爱情之路的巨大阻碍，相比后者，前者有着更为尖锐而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從抗争的激烈程度上看，朱丽叶充满奇幻色彩与浪漫主义气息的“死而复生”计，试图彻底逃离世俗的桎梏与爱人相守，吴三春以蔬菜摆成的哑谜含蓄表示此心未死，并以藏于麦饼的金元宝相赠，以示无奈中的眷恋。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展现的是强者的毁灭，充盈着悲壮美，《高机与吴三春》是弱者的毁灭与再生，更加近似悲哀美。
两部戏剧以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伦理观念，具有极高的悲剧审美品格和艺术内涵，本文从结构主义分析批评出发，依托普罗普“叙事形态学”、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展现两出戏剧在行动位“功能”，“二元对立”结构发展上的一致性。从世界文学的视野关照东西方戏剧，并从差异的审美特质中发掘不同文化环境下民族性格的特性。试图为民间文学推向世界作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浙江卷[M]. 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07.
[2]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温州文史资料第11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03.
[3]张永芳.《娥并与桑洛》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审美比较[J].思想战线，2008.
作者简介：刘靖靖（1997-06），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