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洁琼先生看来，所谓男女平等包括权利和义务两方面。就权利而言，是指社会怎样才能使男女有平等机会发展每个人的个性。而就义务来说，是指男女在社会应该怎样分工合作来服务社会，才能使团体生活丰富，社会进步。因此，雷洁琼先生所理解的妇女问题并不是妇女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组织的问题。
　　雷洁琼先生指出：“男女平等最重要的条件是教育机会均等。”因为教育能够使人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个性，发展各自的人格，有了教育才能谈经济独立，法律保障的平等。针对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种种社会改造运动，雷洁琼先生强调妇女同胞应以“改进妇女的生活，提高妇女的地位为己任”。为了肩负起这个责任，她认为大学女生在修养训练过程中必须要有专门学识、健全人格和服务精神。
　　具体来说，专门学识要求注意女生个性的发展，在尊重兴趣的基础上，学习可以立足于社会的一技之长；健康人格的培养要关注社会，通过个人与社会的联结而让人格得到健全地发展；服务精神则要女生打破当时“结婚为事业完结”的樊笼，无论婚前或婚后，都不要“以个人名利为做事目的”。
　　最后，她告诫燕大女生在享有接受大学教育权利的同时，不要忘了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雷洁琼先生看来，只知享受权利而不知义务的人是不配说平等的。改良社会制度的责任，既需要学识，更需要有学识的人来承担。
　　1936年《中国家庭问题研究》
　　过去，大家都认为发表于《社会学界》第九卷《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一文是雷洁琼先生对中国家庭问题研究的开端[雷洁琼：《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载《雷洁琼文集（上）》，1994]。但笔者发现在此文刊登前一年，即1936年，雷洁琼先生已在《社会研究》第一二五期上发表了名为《中国家庭问题研究》的文章，而《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一文则是该研究议题的延续和更深入的讨论。
　　《社会研究》是燕大社会学系师生设置的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专栏，自1933年9月6日开始，每周三发表在当时的《北平晨报》第十三版上，先后出版了108期。后又于1934年5月起与天津《益世报》合作，在该报复刊《社会研究》，一直刊行到1937年抗战之前（张宝生：《简述燕京大学的报刊出版物》，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第十一届五四科学讨论会”，2013）。
　　雷洁琼先生在《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一文中对于中国家庭问题的主要观点虽然在一年后的《中國家庭问题研究讨论》中得到了大部分的重申，但通过对比两份间隔一年的文章，还是能够看出她在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上思想的变化。
　　首先是就中国家庭与社会关系定位上，在《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一文开篇，雷洁琼先生就指出：“我国之家庭制度为一切社会制度的中心，社会上一切活动，都集中于家庭，社会上一切行为，都以家庭福利为标准，社会一切事业，无不由家庭的意义扩而充之。”而在一年后，除了重申前述观点之外，雷洁琼先生还强调了“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具有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功能。个人的社会地位因其家庭的地位而决定”，进一步来说“个人若不见容于家庭则不能生存于社会”。可以说，时隔一年，雷洁琼先生对于中国家庭重要性的认识是有所提高的。 　　其次，雷洁琼先生在《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行文过程中谈到中国旧家庭制度破产原因时，更多从文化和观念角度入手，指出“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及新思潮”让“国人对于束缚个性思想发展的固有家庭制度”开始注意，进而产生不满。而在《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中，雷洁琼先生除了重申“西洋文化及苏俄社会思想影响到中国家庭问题的发生”之外，还强调了“海通以来，中国固有经济基础的动摇”，正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才使得新家庭文化和观念深入人心。
　　最后，鉴于《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一文面对的读者群是阅读《益世报》的社会公众，因此雷洁琼先生谈到父母子女间冲突、婆媳沖突、子女教养问题，以及离婚、遗弃、分居和死亡等家庭破裂问题时，大都以中国为例进行阐述。而在《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一文中，雷洁琼先生特别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在遗弃问题上的区别，初步尝试将国别间比较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之中。
　　1947年《挽救中国儿童的厄运》
　　儿童福利问题一直以来都被雷洁琼先生所关注。早在1935年4月4日，天津《大公报》就曾刊登过雷洁琼关于儿童福利问题的文章。[雷洁琼：《儿童福利问题》，载《雷洁琼文集（上）》，1994]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雷洁琼先生多次发表了妇女和儿童方面的文章，如《两年来之妇女运动》（1939年）、《女学生与妇女工作》（1940年）、《为中国的儿童而呼吁》（1946年）等。
　　笔者发现的这篇《挽救中国儿童的厄运》刊登在1947年《知识与生活》的第五期上。该刊自1947年4月16日创办，是山西“正中通讯社”附设的一个刊物，由郭根担任主编。这份刊物最初是利用阎锡山欲联络华北文教舆论界人士、在华北欲有所企图的心理而开办的，但它后来成了北方民主人士的一个论坛。《知识与生活》与费青先生所办的《新建设》齐名，人称华北民主刊物之姊妹刊，与南方储安平办的《观察》可媲美[郭汾阳：《北方〈观察〉— 〈知识与生活〉》，载《沧桑》（3），2001]。
　　《挽救中国儿童的厄运》一文大部分内容是雷洁琼先生1946年发表在《人民世纪》第四期《为中国的儿童而呼吁》一文观点的重申。略有不同的是，1947年刊登在《知识与生活》上的文章更加强调了在“八年苦难的抗战中，继之内战的延长与扩大，千千万万家庭受战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致破裂离散，儿童失去家庭凭藉，夭亡流浪，举目皆是”。为此，雷洁琼先生大声疾呼：国家民族未来的主人翁已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因此，这篇文章名为《挽救中国儿童的厄运》即为此意。
　　与写作《为中国的儿童而呼吁》时强调“要巩固国家民族的基础，儿童应享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不同，1947年的雷洁琼先生认为，在当时“要挽救中国儿童之厄运”，首先要停止内战。然后在通过实行经济民主，以消灭失业与贫穷，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同时，政府应该增加教育经费，从速筹备实施义务教育，使每个儿童都一定有入学校读书的机会，推行儿童福利事业。此外，雷洁琼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若内战不停，经济崩溃，使全国人民临于破产境地，则现在各地所努力的儿童福利工作，不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最后，雷洁琼先生强调：“教养与保护儿童，也就是保护社会文化的继承人，为将来新中国奠下巩固的基础。”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两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击败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艰辛探索，雷洁琼先生畅想的新中国变为了现实。本文提及的三篇佚文所涉及的中国男女平等、家庭建设和儿童福利等事业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长足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切都足以告慰雷洁琼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