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人喜欢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吗？比如《艾凡赫》《爱丁堡监狱》《中洛辛郡的心脏》《肯纳尔沃思堡》？我相信读者寥寥，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谱系中，司各特的作品曾被认为是历史小说的正典。卢卡契在《历史小说》这一作于反法西斯时代的论著对此有至为关键的论述。在卢卡契看来，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这位苏格兰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历史情怀，也不在于小说所带有的瑰丽的传奇色彩。真正的要害是，司各特作为一位并不那么“进步”的作家，在选择叙事中心人物时，既没有选择传统的帝王将相，也没有盯住“革命”一方或“反动”一方的领袖人物，而是落在了所谓“平庸人物”（average man）身上。这种“人物”在英国历史语境中就是地方小有产者。通过这样的人物来描写其上下左右前后，司各特不经意间很具体而又很完整地在小说中呈现了英国社会从封建到资本的艰难的、灾难性的、同时又是进步的转变。这在卢卡契看来，就是小说反映历史的真意所在。
　　司各特的历史再现于是成为了通向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路径。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和如何描写历史这一问题分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部分论述，也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创作时有感而发。在马、恩看来，叙述历史，切忌将历史人物当做我们现时代观念的传声筒（这种做法是席勒式的寄寓手法），而是要在这些人物中还原真正的历史冲突。在这一现实主义传统中，一切伟大的小说必然是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的深刻变革的小说。卢卡契钟爱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看不惯自然主义和现代派，同时又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感到失望，原因也就在此。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历史小说或历史文学的概念并不清晰。“五四”以来，历史书写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甚至带有政治敏感性的议题。从远古的神话到切近的现实，都要求着历史意识的不断拆解和重构。鲁迅《故事新编》中的所谓“油滑”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理论”（王瑶语）都引起过难以调和的争论。即便在现代派新诗中，历史和诗歌想象力的关系也反复被作为一个难题所提出。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书写和历史的阐释权力更加深入也更加凶险地合二为一。在毛泽东时代，专门展现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的小说，在文学史上被冠以“革命历史小说”之名，这类作品和官方不断改变的革命史版本纠缠在一起，共荣共损。正如洪子诚老师所指出的，有些反映古代的作品，因其革命视角，同样属于革命历史小说，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洪子诚的《当代中国文学史》还指出，中国作家普遍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本质可以被把握，虽然他们就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多有论争，但“在拒绝有关‘历史’的叙事本质的观念上，却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作家们又都相信书写历史具有干预现实的能量，在“古为今用”的精神指引下，自觉不自觉地比附现实，延续着讽喻传统。这一对矛盾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历史剧复兴所引发的政治风波中，在文人历史短篇小说的灵光一现中，在“小说反党”的气氛中……都体现了出来。可以说，从“五四”到“文革”，中国的革命世纪内部充满了反历史的能量，也充满了历史本质主义的冲动。那是一个历史感过于饱和的年代，同时也是历史不断被重写甚至被简化的年代。
　　进入“新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式微，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一些瞄准帝王将相的历史小说以及电视上的帝王戏反而受到了欢迎，这类作品未必志在反映历史，而是在和中国当代的所谓变革和崛起进行着呼应和互动。更多的“古装”元素在一般影视文化中的流行，则类似于卢卡契所说，是历史变成了“装饰”。中国人对于历史仍然是敏感的，这主要是因为，用历史来折射权力关系的叙事游戏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另一个原因则是，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程，确实有着太多的争议，不同的评价也构成对现在乃至未来的一种态度。只不过，不论是官方对革命史的商业包装（比如电影《建国大业》之类）还是颇为时兴的“民国热”都显得并不严肃。历史叙事多元泛滥之后，历史也就变得随意了。
　　历史描写在当代文学中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历史感的危机之中。历史纵深在一切文化表征中被抹平，这是戴锦华等学者这几年反复观察并讨论的，在当下流行文学和主流影视中尤其明显。这也是一个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性文化问题。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相信历史可以被感知、理解乃至把握，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有一个历史的发展本质，从叙事的角度来讲，历史的人物、情节和方向是可以被“正确”领会和再现的。然而，在二十世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人们对历史的信任感消失了，历史的本质不过是无数历史叙事中最强势的最有权力的一个而已，甚至对我们构成了压迫。历史的真实无法靠近，我们所得到的则是阐释和重写历史的无尽可能性或“罗生门”。当年的先锋派小说中不就闪现着重写历史的灵光吗？历史轻盈了，历史稀释了。到了今天，这种历史纵深的缺失显然已经构成了我们文化的病症，我们只有现在，而历史如果要存在于现在，只能是以各种扭曲碎片的形式。如果说穿越小说还借用了历史的错位来增强其吸引力，在玄幻小说中历史体验则近乎多余。同样，大洋彼岸，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一边在影视作品中寻找着历史现实主义的最后可能性，一边也必须和现时代赛跑，把历史乌托邦的眼光投入科幻小说之中。其实，当代历史的真正大戏——崛起、复兴、深化改革、城市化、社会转型、资源与环境危机……就在中国发生着，只不过这场大戏自带反历史的面具。科幻小说在我们中国的“意外”勃兴绝非偶然。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反讽吧，我们需要去科幻作品中寻找我们的历史体验。最近对于《三体》的多元解读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严肃小说家那里，我也注意到了另一种“历史小说”的轨迹。近二十年来，许多当代重要的长篇小说家都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批判性地——再现中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经济改革再到新世纪的深刻历史转型。正如余华所说，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经历不亚于西方四百年历程的强度。在这种令人眩晕的加速度中，历史感刚一形成就会被打破，甚至群体记忆都是被反复抹去反复涂写。但同时这也要求着历史的记录与思考。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兄弟》、韩少功的《日夜书》乃至格非的三部曲……都有意要重写当代史，并和官方的、民间主流的、知识界的当代史叙述构成了对话乃至竞争。 　　这并不等于又是用题材的历史重要性来衡量作品。事实上，不论今天的小说家是追求宏观的历史反思，还是着眼于个人化的历史体验，他们都不再具有把握“历史本质”的雄心。恰恰是当代中国史（从革命乃至极左岁月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大国崛起”）的复杂程度，对当代文学提出了挑战。尤其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正构成我们如何理解自身的难题。这是一部反英雄的英雄史，拒绝宏大的宏大叙事。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另一方面它所裹挟的个人主义欲望又造成了 “小时代”的物质丰富，众声喧哗的自由表达。一方面是现实的庸俗，另一方面庸俗中也蕴含着解放。诗人艾略特曾用过“当代史的无效”一语来评定《尤利西斯》，而我们今天正以一种加速度体验着这种矛盾：一边是当下的具体和实在性，一边是坚实之物的烟消云散。历史在今天呈现出一种辩证法。历史感的消逝本身形成了新的历史体验和反思的契机。文学介入的可能性和难度并存。
　　当代中国史如此庞杂多变，进入的角度就成为了关键。或许我们又回到了卢卡契的理论问题：如何寻找叙事的中心角色？莫言《生死疲劳》中的魔幻轮回元素，为作品增加了超现实的色彩，但其本质性的功能却是提供一个贯穿不断变动、充满断裂的历史现实的形式线索。转世动物的视角，既不高高在上，又能深入生活的隐秘，而且还多了一重自然史的意味，再加上作者并没有放弃全知视角，所以两相结合，书写出了真正的主角：土地和土地的变迁，变迁和变迁中的农民。
　　再回到了卢卡契的“平庸人物”论。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家炎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其实是一脉相承。只有通过“中间人物”构成一个总体视角，才能写出历史的转型。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此论调的批评，则是坚持要以历史的英雄主体作为主角。那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论争早已远去，但对我们当下的写作或许仍有一点启发。其实，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都不完全以英雄人物为中心。法国小说中的反复出现的外省男青年、俄国小说中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地主的儿子或“多余人”、英国小说中一定要嫁得好的女性、德国小说中无法改变社会的感伤知识青年……这些“中间人物”也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他们的变身或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时期虽然一度过分聚焦英雄，但也有大量从普通人视角介入历史叙事的作品。在我们这个反英雄的时代，为弄潮儿——比如地产商之类——树碑立传、讲述成功者的故事、塑造“小时代”的新新人类蜡像，这最多是资本传媒的本分工作，对文学的历史书写没有意义。那么，要把当代中国的变革当做“历史”来表现，我们还找得到那个所需要的“中间人物”吗？莫言的牲口们算不算一种非人的“中间人物”？如果要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寻找今天的“中间人物”，那会是谁比较合适？中产阶级？白领？农民工？城市新穷人？小知识分子？……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不同的选择决定着一部小说描述历史的广度乃至深度。比如王安忆的两个中篇小说，就体现出在这种“主角”选择上的艰难和探索。《文工团》写出了徐州一个县的小史，但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角，而是以一种业已消逝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单位建制——文工团——作为角色。文工团稀里糊涂的“失败史”的确是改革开放历史的一面小镜子（这让人联想到贾樟柯的电影《站台》同样以县城文化团体为历史叙事的切入点）。而《众声喧哗》中三个主角都孤零零，一个卖纽扣的中风老人，一个没成家的本地保安，一个话唠但说谎成性的外地摆摊女。如何从他们身上看到当代历史的喧哗，这耐人寻味。小说中我们并没有“听到”喧嚣，而是被引向表达和交流的困难，由此反衬出生活的无数歧义。这里更多的，或许是我们进出于喧哗时都会体验到的历史性的茫然。王安忆的这些选择，体现出她对自身经验的倚重和深挖，也显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历史感的把握上的某种探索。
　　当然，问题仍有待解决：谁找到了、写出了当代中国的“中间人物”，谁就能生产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小说及文学。
　　作者简介：
　　王璞，1980年生，1999至200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2006至2012年在纽约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现在布兰代斯大学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