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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同语与方言的结构性冲突贯穿中国百年语言运动的始终：方言的“发现”和“浮沉”，既受共同语建设需求的制约，又与当时语言运动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有关。清末，文改人士以“欧西诸国”为法，以为统一语言不仅可以增强凝聚力，还可以帮助“大清”重新“统一天下”；五四时期，方言的价值被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同时相中，人们认识到，自由活泼丰富的国语，必须要民众活的语言——方言做材料；三十年代大众语讨论时期，语言地方性和普遍性具体表现为土语（及其记录形式拉丁化）与普通话的关系，土话变为普通话可以用“发展、充实、转化”六个字来概括；抗战时期对方言土语问题的探讨主要是结合文艺实践进行的。方言问题获得再次讨论的契机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所未能解决的语言与大众结合问题的教训、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以及抗战的现实需要。建国之初，国家的统一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要求，方言土语的存废成了语文改革的焦点。语言统一不仅担负文化统一的重任，担负凝聚国家认同的职责，还负有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职责。在新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方言成为民族共同语吸收和同化的对象。
关键词：方言； 共同语； 普通话； 文化使命； 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Ａ
一
现代民族共同语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张力的具体表现就是共同语（国语或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方言问题是中国语言多样性的现实，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共同语首先必须面对的矛盾。共同语的建设一方面离不开纷歧复杂的各地语言质料，一方面又受到这些质料的干扰阻碍，因此二者的结构性冲突贯穿语言运动的始终。在中国近百年语言变革过程中，方言的“发现”和“浮沉”，既受共同语建设需求的制约，又与当时语言运动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有关，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清末，文改人士以“欧西诸国”为法，以为统一语言不仅可以增强凝聚力，还可以实现“大清”重新“统一天下”。虽然这种思想带有重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妄想，但它毕竟是对共同语近代作用认识的萌芽。“我大清国统一天下，岂容各省言语互异，不相闻问，不相交接？故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乃保全国粹之要件。”[1]（P72）在当时，方言被称为“闰音”、“方音”，共同语被称为“国音”，与“官音”相类似也相区别。他们初步认识到“国音”与“方音”的基本特征和相互关系，认识到了“国音”之于现代国家的价值。“国音务求其简，闰音不厌其繁，国音乃统一全国之音者，闰音乃会通各省之音者。推行国音，属于强制的行为……鄙意以为应择全国公有之音定为国音，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音。所谓国音者即与向之官音相类，而方音即今之所谓闰音。”[1](P86-87）无疑，清末文改人士心目中的“国家”还是朝代意义上的皇权帝国，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意涵的明朗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才获得的。
五四时期，方言的价值被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同时相中。那么方言是如何被界定的呢？方言调查会云：“方言，是一国内各地方不同的语言；它的声音可以用音标表现出来，它的意义，一部分可以借汉字表现出来。”[2]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地方的普通话，是用文字和音标记载着的，表现地方色彩的声音、字词和语句的统一体。方言的价值首先被国语运动家所发现。针对部分人对国语的过度神秘化和空洞化认识，《歌谣》周刊上有作者撰文指出，国语的建设不能忽略千年遗传的各地方言，它才是国语的真正基础，国语建设只有通过对国语的“总算帐”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这种“总算帐”对于统一国语、推行国语、扩充国语、改良国语等具有种种好处，“（一）由方言和古语的比较，可以定我们采用的标准。（二）由方言的采用，可以补国语的不完备。（三）由方言的总算帐之结果，可以得容易推行得词语，而使国语丰富适用。（四）由方言总算帐所编出得词典，可以使只知有方言的人得用明确的国语表现其著作；而同时用方言表现的著作，可以由此而容易得一种的解释。（五）由这种的总算帐，可算是结束以前繁杂底种种的方言，而开一种纯粹底统一的国语底途径。”[3]
五四人认识到，自由活泼丰富的国语，必须要民众活的语言做材料，而这种活的民间语言就是方言，所以方言在国语建设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钱玄同就认为方言的选择标准应该绝对自由，其理由是它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他说，“我近来坚决的相信活泼自由丰富的理想的国语，定要用民众的活语言做它的血液。……我所谓民众的活语言，便是教育家（？）们所最看不起的鄙倍村俗，不合文法……的语言。惟有此等语言，意义的分别最精细，事物的描摹最确切，表情最深刻，达意最明白。所以能够具此众美者，只因为它是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接的，它是老百姓们极自由的创造成功的。……（关于方言的选择标准）应当绝对自由。其理由便是因为（1）作文说话应该越自然越好。……（2）民众的方言是最有价值的语言，有本领来使用它，真是幸福。”[4]
方言对于文学的价值也与此相类似。方言的文学被胡适称为国语文学的“新材料、新血脉”，他说，“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字，我所知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出这个意思。这五个字将来便有入国语的价值，便有入文学的价值。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5](P70)钱玄同也极力提倡方言文学，并认为“方言是国语的基础，文学是国语的血液，所以极看重方言的文学。”[6]
据此，俞平伯断言方言文学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无法否认的。新文学之所以要大量运用方言，是因为它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东西，且是人们最便利的“母舌”。他说，“我主张尽量采用方言入文，其理由有二：（1）凡一切文学中的人物，都是应当活灵活现的。现在真的活人们口中所说的，大都是庞杂的方言。文学的描写如不要逼真，则已；如要逼真，不得不采用方言以求酷肖……活人们口中没有统一的话语，就不会有单纯用一种语言来创作文学的可能。申言之，就是国语没有统一以前，不会有纯粹的国语文学；如有，那无非冒牌罢了。（2）作者于创作中，使用的工具原是可以随便的。用‘雅洁’、‘纯正’的文言（例如老虎），或用崭新的国语，或用土气的方言、或用英、法、德、俄、日文，或用‘爱斯不难读’……都可以。但是，恕我又要说几句讨厌的话，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就是呀呀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切稔熟；惟有它，于我无纤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于诸君之前。”[7](P221-223)正是在此意义上，钱玄同也肯定，方言文学越发达，国语文学便会越完美，“我有‘国语热’；我认为国语文学是国语的血液，所以我有‘国语文学热’；我相信国语文学应当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来做，所以我认北京话跟各地方言是国语文学的原料，——也就是国语的原料。——因为我有以上的信念，所以我要这样说：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他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最重要的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7](P228-231)
然而，方言毕竟是地方性语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人口杂多，甲地语言对于乙地人民来说有时无异于异国语言，如果不加以普遍化的话。除了普遍性不足以外，方言的缺陷还表现在文体幼稚、不够细腻，有时还夹杂着封建毒素等等，所以民间语言只能作为现代国语的一部分，周作人指出，“现代民间的言语当然是国语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满足，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民间的歌谣自有其特殊的价值，但缺点也仍是显著……缺乏细腻的表现力，以致变成那种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所以我要说明中国情歌的坏处，大半由于文词的关系。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一样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8]因此，国语也好，新文学也好，对方言的利用都还存在一个去粗取精的提炼功夫。
在胡适看来，一切方言都具有国语（文学）的资格，但考诸实践，只有一种方言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方言就是白话。他认为这个资格有通行最广与产生过文学两个要素，他说，“一切方言都是候补的国语，但必须先有两种资格，方才能够变成正式的国语：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第二，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产生的文学最多。……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具有这两种资格。……（关于中国一千年来产生的白话文学作品的功用）（一）使口语成为写定的文字；不然，白话决没有代替古文的可能；（二）这种白话文学通行东南各省，凡口语白话及不到的地方，文学的白话都可侵入，所以这种方言的领土遂更扩大了。这两种资格，缺了一种都不行。没有文学的方言，无论通行如何远，决不能代替已有文学的古文，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若单有一点文学，不能行到远地，那也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是一种通行最广最远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学的方言。因为他有这两种资格，故大家久已公认他作中国国语的唯一候选人，故全国人此时都公认他为中国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用语，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9](P1-3)
他认为以此方言为中坚力量的国语，经过对各地方言的吸收、淘汰、同化，必定能产生能为多数地域人民接受的共同语；只有经过这种方法才能建立统一的国语。“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9](P302-303)
由于国语被认为是一种最优胜的方言，所以方言文学的创作，被胡适认为是在为国语文学寻找新的材料和源泉，“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10](P497)歌谣与方言调查则被认为是在“救济”中国语体文的语汇贫乏和文法不精密，“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方言调查如能成功，这个希望便可达到，我相信于国语及新文学的发达上一定有不小的影响。”[11]
总起来看，五四语言文学——无论“文学的国语”，还是“国语的文学”——的构建，为方言问题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也为它的实践注入了前进的动力。如何把这种鲜活的语言材料整合进文学与语言中去，如何去掉其地方性而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共同体，遂成为贯穿今后语言运动的重要课题。
二
三十年代大众语讨论时期，语言地方性和普遍性具体表现为土语与普通话。大众土语的提倡和三十年代左翼大众运动密不可分，大众运动要求语言界创造真正属于无产大众的语言，大众土语才浮出水面。在大众语论者看来，大众语的提出是对国语运动大众性不足的纠偏，他们不相信失去与大众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父母语，所谓国语就能够凭空建立起来，“反对国语统一，是反对以一个地方的话为标准，尤其是以北平腔的官话为标准，削足适履地，生吞活剥地强迫全国大众抛弃自己从小就说着，和自己底生活有密切关联的父母语，去学习那不知从那里来的所谓国语，是反对这种侵略式独裁式的办法；并不是反对中国语言逐渐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语。”[12](P127)此时，拉丁字之所以被极力推荐出来，是因为它被选中为大众语或者某种方言的最佳记录工具。正是从语言切近大众的立场出发，大众语论者才肯定方言研究的重要价值的，“因为拉丁化的出发点，在于根据劳动者生活的语言，所以研究中国方言的工作，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有第一等的重要。”[13](P55)
然而，人们对大众语、普通话以及方言土语的性质及定义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有人强调普通话是普遍性的语言，它流行在现代的各个公共场所，并将随现代社会交往的扩大而扩大，它不应容纳土话而应尽量避免、剔除土话，因为“它的目的只在要人懂。”[14]当然，也有人试图调和三者关系，认为大众语既是一种标准方言，也是一种普通话，不过它们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罢了。“‘大众语’者，是一种有建设性而不具阶级性的标准方言，与其他异于标准的各种‘母语’方言并行不悖；随时代而演进，依交通而扩大，应文化而充实，藉文艺而优美：这都是自然的。我们从教育的意义建设‘大众语’，就是把落后‘大众’和前进‘大众’所有意识间的冲突、的矛盾，统一起来，使这种标准方言成为‘一国全民族大多数的人同时彼此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普通话。’”[15](P56)
在这次讨论中，一个较大的争点就是对方言土语性质的认识。不少论者认为土话是原始的、保守的，现代生活之新的内容很难用这种旧的“话框子”表达。“土话我始终认为是保守的，含有封建意味的，它保持那地方固有的旧的词辞，新的内容，很难在这种旧的‘话框子’里适宜地表现，”并且它过于庞杂，对于统一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都有障碍，“中国的土话方言，委实过于庞杂了。这样仅就一隅流行的庞杂的方言，假若各处都提倡将它演成文字，——范围极窄地方主义的‘土语文’。我以为对吸收‘外来’文化，传达和沟通智识上未免有窒碍的。”[16](P84)因此，方言土语存在着去掉地方性、实现普遍性的重要任务。
土话如何才能变为普通话？综合当时各家观点，可以概括为“发展、充实、转化”六个字。首先，为了给大众普通话提供更多的材料，应该使方言土语得到尽可能的发展。“应该尽量使各地的土语方言发展，使它们更能够成为将来统一的大众语的构成要素。”[13](P99)当然，发展也不是无条件的发展，而是批判的接受、引导性的发展。“反对无条件地采用土话或提倡土话，而主张批判地接受土话底优良成分，由这里渐渐地发展到统一的大众语，这已经是大家共同的意见。”[16](P87)其次，一方面要对土话进行不断的充实，但更重要的是用方言土语充实普通话，因为普通话语汇不够，表现力也不充分。“这普通话底语汇很少，表现力表现方法都非常不充分，它需要大众来充实。但是广大的大众说的还是土话，懂得最深的也还是土话。要大家充实普通话，使普通话丰富起来，成为最普通有力的大众语，还需要大众底努力。……办法之一，应该是提倡用土话写文章，掘发土话中的宝藏。如果把土话否定了，就是断绝了充实普通话，使普通话成为大众语一种动力。”[17](P22)第三，消除方言土话的偏僻性，使之转化为普通话。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普通化处理，一定能够达到国语运动所不能达到的统一语言的目的。“整理土话，使土话逐渐消失其偏僻性，逐渐打破土话跟土话之间的隔阂的统一土话的效果。土话文学，不用说，不是国语统一运动；然而它却自然而然地有更切实，更容易地达到国语统一运动所要达而达不到的目的的可能。”[17](P32)鲁迅先生把这种由地方性转为全国性的方法称作“炼话”，他认为这种方法是使地方语文变成全国语文的必由之路。“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叫‘炼话’，用起来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它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个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13](P111)
总之，大众语讨论中一个较为广泛的共识是对方言土语要像对文学遗产一样，“批判地接受，合理地扬弃。”[17](P22)土语的提倡并不是要提倡方言，而是为了消灭方言，升华方言，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标准语。
三
与前几个时期纯粹理论讨论不同的是，抗战时期对方言土语问题的探讨主要是结合文艺实践进行的。在抗战文艺实践中，方言问题获得了得以再次讨论的契机，这种契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所未能解决的语言与大众结合问题，为方言土语问题的再次出现提供了教训。在一些人眼里，五四手口如一以及普及于大众的白话文理论目标并没有达到，白话仍处于新的言文分离状态、仍然停留于知识分子这个文化特权阶层，因此提倡统一方言显得十分必要。“五四提出的‘话怎样说，文怎样作’，在过去不但没有贯彻下去（就不可能彻底贯彻下去），并且当时及其以后所明明确确定的作文用的白话（即国语，即北平话），恐怕基本上仍是通行于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言。后来提出的大众化问题，也仍是停留于‘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上’。”[18]具体到文艺的读者范围，人们也认为它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远不能普及于工农大众，这对文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失败。茅盾说，“新文艺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但是新文艺的读者依然只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新文艺还不能够深入大众群中。这是因为新文艺尚未做到大众化。新文艺是用白话写的，为什么用白话写的作品不能为大众了解呢？这是因为即使我们的口语也有大众化与非大众化的分别。……口语已是如此，更何况是仅仅比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文？”[19]在他看来，新文艺之所以不合大众口味，原因就在于对方言采用不够。
第二，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为方言土语的重新登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抗战胜利稍后，一些诗人进行了方言诗的尝试性创作，据有的作者自称，方言诗的创作乃是“一个大众化的问题”，在他们眼里，“方言诗正是用群众的语言，使诗歌从知识分子的手中，还给广大的群众，与群众取得结合的开始。……不能不指出，一篇诗如果为群众喜闻乐见，它必须先为群众所懂得，如连群众懂得都谈不上，哪能奢谈其它呢？这说明了以方言入诗，正是遵循了‘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开始’这一远见的启示，正是使诗歌为群众懂得的桥梁。只有通过这个桥梁，诗歌才能为广大的群众所喜爱，所接受。”[20]方言被称为是群众的语言，方言诗的创作被看作是把人民的语言交还给人民的大众化的努力的一部分，——当时人们就是这样认识方言诗的意义与“实质”。如有人评价沙鸥方言诗时说用方言创作是“把‘人民的语言还给于人民’，成为人民自己的声音，这种努力的方向是对的。我觉得方言诗的问题，不是一个用方言土语的问题，而是深入到人民生活中，使诗歌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语言，反映广大人民各式各样的生活，诗歌大众化的问题。”[21]
第三，抗战的现实需要为方言问题的提出和方言文艺的创作提供强大的动力。茅盾指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语言问题首先就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发动民众的“十万火急”的武器，一切文艺问题必须无条件的为抗战这个最大的现实服务。“本来文艺大众化运动应当和国语运动联系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们讲大众化，却不能拘泥于这个理论。我们现在十万火急地需要文艺来做发动民众地武器，我们不能等待大众学会蓝青官话那一天。我们的大众化问题，简单地说，应该是两句话：一是文艺大众化起来，二是用各地大众的方言，大众的文艺形式（俗文学的形式）来写作品。”[22]1938年，柯仲平在介绍“民族歌剧”《查路条》时说得更加直接，用土话演唱就是要让本地民众听懂，从而动员群众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因此“艺术上地方性，被提到首要的地位上来了”，他说，“当我们在边区民众中公演时，因演员都是本地人，说本地话，唱本地腔，本地民众就尤其感觉亲切有味。在今天，我们的大城市，主要的交通路线被敌人占领，很多地方的联系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动员工作，最主要的，不能不在各地的乡村。在乡村活动，艺术上的地方性，被提到首要的地位上来了。不过，一般地方性也是可以转化为全国性的（尤其在今天，人口流动性极大的时候），因为每个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除比较特殊的某些部分外，都有可以使全国通能了解的现实生活，有相差不远的共通语言。某种创作，在强调地方性时，而又能发挥地方性中所存在着的全国共通性，那么，这创作就能是地方性的艺术，而又是全国性的艺术了。”[23]
然而，方言土语毕竟是民间自然形态的语言，在它活泼、自由、贴近群众诸优点背后，可能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缺陷，如它的芜杂、藏污纳垢、地方主义，等等。所以有人建议要有选择的使用方言，不能无条件的向方言投降。“为什么要写方言诗？我想大概是更容易接近老百姓的原故吧！……方言诗只有让老百姓承认这是方言才能算，否则就是自己的方言。采用方言，必须经过提炼：明确，生动，不含落后意识，是必要的选择。假使不加批判地使用方言，即便是语言上的‘投降主义’。”[24]其实早在抗战之初，就有人指出了方言的落后与芜杂，要求作家在使用它的时候下一番“选择、洗炼、创造”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使方言为文艺增加光彩。“向大众学习语言，主张批判地运用方言土语，使作品获得一种地方色彩，使民族特色从地方色彩里表现出来。自然，我们不主张滥用方言土语，不承认有所谓‘土话文艺’。土话大部分是落后的，芜杂的，不讲求语法的。经过选择，洗炼，重新创造，它在文艺上才有意义。”[25]
四
建国以后，国家统一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要求，方言土语的存废立即成为了语文改革的焦点话题。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语言统一不仅担负了文化统一的重任，而且担负了凝聚国家认同的职责。新中国的成立对于语言除了这两方面的要求之外，还有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需要。从建国以后几年的实际情况看，分歧复杂的方言土语已经变成了人们交往的障碍，“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严重分歧的方言妨碍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交谈，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许多不便。”[26](P8)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工人农民对于语言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新语汇和共同语的获得有新的渴求，千百年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所期求的民族共同语正在最后形成。“汉族人民很久以来，就要求一种明确的统一的民族共同语，几百年来，这种统一的民族共同语也在逐渐形成。现在虽然方言分歧仍然严重，但是汉语正在朝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汇合、集中，民族共同语正在最后形成。”[27]
从方言和标准语的关系来看，当时人们认识到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可以通过相互吸收和融会而达到统一可能的，也就是说，过去所设想的方言转化普通话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都已经成熟，“方言和标准语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像支流与主流的关系。各种方言必须在标准语的领导下走向统一，而标准语也必须从各种方言中吸取必要的成分。这样相互为用，标准语的内容才能丰富，才有蓬蓬勃勃的生机，经过相当时期就能真正成为汉语区内普遍通行的语言和文字。”[28](P137)因此，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26](P8)成为了语文改革的当务之急。
为实现逐步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的文化目的，语言学术界对中国近几百年来的语言“集中”趋势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论证，有学者撰文指出，近数百年来汉语方言既有分散趋向，又有集中趋向，但总体上保持集中趋势。汉代以前确有过邦国部族语言的同化现象，但也保持了若干语音差异。秦汉的大统一，使各部族的语言逐渐同化于汉语。有人认为在这几百年中间，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语言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过去时常受到抨击的“官话”。由于政治经济的封建割据阻碍，官话进展缓慢；但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统一（而不是分歧）才是决定性的趋势，“这个核心，从前叫官话，现在变成基础更为广大和巩固的普通话。说普通话的区域，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三；说普通话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方言的分歧是事实，但是就整个中国语言发展的形势来看，分歧不是决定性的，而统一倒是决定性的。方言的分歧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主义状态，交通不够发达，贸易不够广泛，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形成，带有浓厚自给自足色彩的小农经济占很大的优势等等原因造成的。”[28](P47)但新中国建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普通话的发展是有现实的条件的。因此从语言本身来看，各种方言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的趋同性、书面白话文对于语言的统一作用等等，也有利于普通话的实现。
为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实现民族文化新的统一，中央政府号召社会各界特别是语言文学和教育界，要勇于承担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文化部长沈雁冰在1955年全国文改会议上致词时指出，文学家对于推广汉民族共同语担负着特殊重要的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于人民群众，首先是广大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学习语文，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他们为祖国语言的标准化、逻辑性和纯洁性而作的努力如果做得好，就必定会大大有助于推广民族共通语。反之，如果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混乱庞杂的，或者是充满了不必要的方言土语和生、僻、怪字的，那就会影响汉民族共通语在群众中首先是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的顺利形成和推广。”[26](P73)为配合这一政治文化任务，广大作家勇于检讨自己运用方言土语的得失，老舍在文改会发言说，“少用土语方言。在我以前的作品里，我的确是用了普通话，这是我的好处。可是，我也有缺点：爱用北京土话。原因是我以为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事实证明，我以为表现力强的话语别人却不懂，不懂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文艺作品本是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为土话太多，剧本没人上演，小说读不明白，岂不是弄巧成拙，反倒减少了宣传教育的效用么？”他还说，必须“选择地运用土语：这就是说，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地土话，而要经过考虑，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并说这是“运用土语，洗炼土语”；他还提倡创造语言，认为“普通话有很大的潜力，等待作家们来发掘”。[29](P98)
建国不久，普通话和方言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普通话是为全民服务的，方言是为某一地方人民服务的，因此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就必须抑制方言，推广普通话。但是也不是说方言一夜之间就可以消灭的，政府提倡用尽可能使用普通话（包括书面语）的方法，逐步达到消除方言土语的目的，反对在各种场合滥用方言的做法。“推行普通话并不意味着人为地消灭方言，只是逐步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而这是符合社会进步的客观法则的。方言可以而且必然会同普通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但是必须不断地扩大普通话的应用范围，要尽力提倡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尽力提倡在书面语言中使用普通话，要纠正那种不承认普通话、不愿听普通话、甚至不许子弟说普通话的狭隘地方观念，纠正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30]在新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方言成为民族共同语吸收和同化的对象，逐步被推向历史的角落。因为在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国家里，方言分歧现象存在，既“不符合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需要，也不能保证普通话真正成为全民族都能使用的语言。”[28](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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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德武）
关键词：方言； 共同语； 普通话； 文化使命； 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Ａ
一
现代民族共同语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张力的具体表现就是共同语（国语或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方言问题是中国语言多样性的现实，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共同语首先必须面对的矛盾。共同语的建设一方面离不开纷歧复杂的各地语言质料，一方面又受到这些质料的干扰阻碍，因此二者的结构性冲突贯穿语言运动的始终。在中国近百年语言变革过程中，方言的“发现”和“浮沉”，既受共同语建设需求的制约，又与当时语言运动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有关，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清末，文改人士以“欧西诸国”为法，以为统一语言不仅可以增强凝聚力，还可以实现“大清”重新“统一天下”。虽然这种思想带有重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妄想，但它毕竟是对共同语近代作用认识的萌芽。“我大清国统一天下，岂容各省言语互异，不相闻问，不相交接？故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乃保全国粹之要件。”[1]（P72）在当时，方言被称为“闰音”、“方音”，共同语被称为“国音”，与“官音”相类似也相区别。他们初步认识到“国音”与“方音”的基本特征和相互关系，认识到了“国音”之于现代国家的价值。“国音务求其简，闰音不厌其繁，国音乃统一全国之音者，闰音乃会通各省之音者。推行国音，属于强制的行为……鄙意以为应择全国公有之音定为国音，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音。所谓国音者即与向之官音相类，而方音即今之所谓闰音。”[1](P86-87）无疑，清末文改人士心目中的“国家”还是朝代意义上的皇权帝国，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意涵的明朗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才获得的。
五四时期，方言的价值被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同时相中。那么方言是如何被界定的呢？方言调查会云：“方言，是一国内各地方不同的语言；它的声音可以用音标表现出来，它的意义，一部分可以借汉字表现出来。”[2]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地方的普通话，是用文字和音标记载着的，表现地方色彩的声音、字词和语句的统一体。方言的价值首先被国语运动家所发现。针对部分人对国语的过度神秘化和空洞化认识，《歌谣》周刊上有作者撰文指出，国语的建设不能忽略千年遗传的各地方言，它才是国语的真正基础，国语建设只有通过对国语的“总算帐”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这种“总算帐”对于统一国语、推行国语、扩充国语、改良国语等具有种种好处，“（一）由方言和古语的比较，可以定我们采用的标准。（二）由方言的采用，可以补国语的不完备。（三）由方言的总算帐之结果，可以得容易推行得词语，而使国语丰富适用。（四）由方言总算帐所编出得词典，可以使只知有方言的人得用明确的国语表现其著作；而同时用方言表现的著作，可以由此而容易得一种的解释。（五）由这种的总算帐，可算是结束以前繁杂底种种的方言，而开一种纯粹底统一的国语底途径。”[3]
五四人认识到，自由活泼丰富的国语，必须要民众活的语言做材料，而这种活的民间语言就是方言，所以方言在国语建设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钱玄同就认为方言的选择标准应该绝对自由，其理由是它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他说，“我近来坚决的相信活泼自由丰富的理想的国语，定要用民众的活语言做它的血液。……我所谓民众的活语言，便是教育家（？）们所最看不起的鄙倍村俗，不合文法……的语言。惟有此等语言，意义的分别最精细，事物的描摹最确切，表情最深刻，达意最明白。所以能够具此众美者，只因为它是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接的，它是老百姓们极自由的创造成功的。……（关于方言的选择标准）应当绝对自由。其理由便是因为（1）作文说话应该越自然越好。……（2）民众的方言是最有价值的语言，有本领来使用它，真是幸福。”[4]
方言对于文学的价值也与此相类似。方言的文学被胡适称为国语文学的“新材料、新血脉”，他说，“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字，我所知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出这个意思。这五个字将来便有入国语的价值，便有入文学的价值。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5](P70)钱玄同也极力提倡方言文学，并认为“方言是国语的基础，文学是国语的血液，所以极看重方言的文学。”[6]
据此，俞平伯断言方言文学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无法否认的。新文学之所以要大量运用方言，是因为它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东西，且是人们最便利的“母舌”。他说，“我主张尽量采用方言入文，其理由有二：（1）凡一切文学中的人物，都是应当活灵活现的。现在真的活人们口中所说的，大都是庞杂的方言。文学的描写如不要逼真，则已；如要逼真，不得不采用方言以求酷肖……活人们口中没有统一的话语，就不会有单纯用一种语言来创作文学的可能。申言之，就是国语没有统一以前，不会有纯粹的国语文学；如有，那无非冒牌罢了。（2）作者于创作中，使用的工具原是可以随便的。用‘雅洁’、‘纯正’的文言（例如老虎），或用崭新的国语，或用土气的方言、或用英、法、德、俄、日文，或用‘爱斯不难读’……都可以。但是，恕我又要说几句讨厌的话，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就是呀呀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切稔熟；惟有它，于我无纤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于诸君之前。”[7](P221-223)正是在此意义上，钱玄同也肯定，方言文学越发达，国语文学便会越完美，“我有‘国语热’；我认为国语文学是国语的血液，所以我有‘国语文学热’；我相信国语文学应当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来做，所以我认北京话跟各地方言是国语文学的原料，——也就是国语的原料。——因为我有以上的信念，所以我要这样说：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他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最重要的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7](P228-231)
然而，方言毕竟是地方性语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人口杂多，甲地语言对于乙地人民来说有时无异于异国语言，如果不加以普遍化的话。除了普遍性不足以外，方言的缺陷还表现在文体幼稚、不够细腻，有时还夹杂着封建毒素等等，所以民间语言只能作为现代国语的一部分，周作人指出，“现代民间的言语当然是国语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满足，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民间的歌谣自有其特殊的价值，但缺点也仍是显著……缺乏细腻的表现力，以致变成那种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所以我要说明中国情歌的坏处，大半由于文词的关系。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一样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8]因此，国语也好，新文学也好，对方言的利用都还存在一个去粗取精的提炼功夫。
在胡适看来，一切方言都具有国语（文学）的资格，但考诸实践，只有一种方言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方言就是白话。他认为这个资格有通行最广与产生过文学两个要素，他说，“一切方言都是候补的国语，但必须先有两种资格，方才能够变成正式的国语：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第二，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产生的文学最多。……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具有这两种资格。……（关于中国一千年来产生的白话文学作品的功用）（一）使口语成为写定的文字；不然，白话决没有代替古文的可能；（二）这种白话文学通行东南各省，凡口语白话及不到的地方，文学的白话都可侵入，所以这种方言的领土遂更扩大了。这两种资格，缺了一种都不行。没有文学的方言，无论通行如何远，决不能代替已有文学的古文，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若单有一点文学，不能行到远地，那也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是一种通行最广最远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学的方言。因为他有这两种资格，故大家久已公认他作中国国语的唯一候选人，故全国人此时都公认他为中国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用语，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9](P1-3)
他认为以此方言为中坚力量的国语，经过对各地方言的吸收、淘汰、同化，必定能产生能为多数地域人民接受的共同语；只有经过这种方法才能建立统一的国语。“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9](P302-303)
由于国语被认为是一种最优胜的方言，所以方言文学的创作，被胡适认为是在为国语文学寻找新的材料和源泉，“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10](P497)歌谣与方言调查则被认为是在“救济”中国语体文的语汇贫乏和文法不精密，“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方言调查如能成功，这个希望便可达到，我相信于国语及新文学的发达上一定有不小的影响。”[11]
总起来看，五四语言文学——无论“文学的国语”，还是“国语的文学”——的构建，为方言问题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也为它的实践注入了前进的动力。如何把这种鲜活的语言材料整合进文学与语言中去，如何去掉其地方性而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共同体，遂成为贯穿今后语言运动的重要课题。
二
三十年代大众语讨论时期，语言地方性和普遍性具体表现为土语与普通话。大众土语的提倡和三十年代左翼大众运动密不可分，大众运动要求语言界创造真正属于无产大众的语言，大众土语才浮出水面。在大众语论者看来，大众语的提出是对国语运动大众性不足的纠偏，他们不相信失去与大众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父母语，所谓国语就能够凭空建立起来，“反对国语统一，是反对以一个地方的话为标准，尤其是以北平腔的官话为标准，削足适履地，生吞活剥地强迫全国大众抛弃自己从小就说着，和自己底生活有密切关联的父母语，去学习那不知从那里来的所谓国语，是反对这种侵略式独裁式的办法；并不是反对中国语言逐渐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语。”[12](P127)此时，拉丁字之所以被极力推荐出来，是因为它被选中为大众语或者某种方言的最佳记录工具。正是从语言切近大众的立场出发，大众语论者才肯定方言研究的重要价值的，“因为拉丁化的出发点，在于根据劳动者生活的语言，所以研究中国方言的工作，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有第一等的重要。”[13](P55)
然而，人们对大众语、普通话以及方言土语的性质及定义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有人强调普通话是普遍性的语言，它流行在现代的各个公共场所，并将随现代社会交往的扩大而扩大，它不应容纳土话而应尽量避免、剔除土话，因为“它的目的只在要人懂。”[14]当然，也有人试图调和三者关系，认为大众语既是一种标准方言，也是一种普通话，不过它们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罢了。“‘大众语’者，是一种有建设性而不具阶级性的标准方言，与其他异于标准的各种‘母语’方言并行不悖；随时代而演进，依交通而扩大，应文化而充实，藉文艺而优美：这都是自然的。我们从教育的意义建设‘大众语’，就是把落后‘大众’和前进‘大众’所有意识间的冲突、的矛盾，统一起来，使这种标准方言成为‘一国全民族大多数的人同时彼此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普通话。’”[15](P56)
在这次讨论中，一个较大的争点就是对方言土语性质的认识。不少论者认为土话是原始的、保守的，现代生活之新的内容很难用这种旧的“话框子”表达。“土话我始终认为是保守的，含有封建意味的，它保持那地方固有的旧的词辞，新的内容，很难在这种旧的‘话框子’里适宜地表现，”并且它过于庞杂，对于统一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都有障碍，“中国的土话方言，委实过于庞杂了。这样仅就一隅流行的庞杂的方言，假若各处都提倡将它演成文字，——范围极窄地方主义的‘土语文’。我以为对吸收‘外来’文化，传达和沟通智识上未免有窒碍的。”[16](P84)因此，方言土语存在着去掉地方性、实现普遍性的重要任务。
土话如何才能变为普通话？综合当时各家观点，可以概括为“发展、充实、转化”六个字。首先，为了给大众普通话提供更多的材料，应该使方言土语得到尽可能的发展。“应该尽量使各地的土语方言发展，使它们更能够成为将来统一的大众语的构成要素。”[13](P99)当然，发展也不是无条件的发展，而是批判的接受、引导性的发展。“反对无条件地采用土话或提倡土话，而主张批判地接受土话底优良成分，由这里渐渐地发展到统一的大众语，这已经是大家共同的意见。”[16](P87)其次，一方面要对土话进行不断的充实，但更重要的是用方言土语充实普通话，因为普通话语汇不够，表现力也不充分。“这普通话底语汇很少，表现力表现方法都非常不充分，它需要大众来充实。但是广大的大众说的还是土话，懂得最深的也还是土话。要大家充实普通话，使普通话丰富起来，成为最普通有力的大众语，还需要大众底努力。……办法之一，应该是提倡用土话写文章，掘发土话中的宝藏。如果把土话否定了，就是断绝了充实普通话，使普通话成为大众语一种动力。”[17](P22)第三，消除方言土话的偏僻性，使之转化为普通话。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普通化处理，一定能够达到国语运动所不能达到的统一语言的目的。“整理土话，使土话逐渐消失其偏僻性，逐渐打破土话跟土话之间的隔阂的统一土话的效果。土话文学，不用说，不是国语统一运动；然而它却自然而然地有更切实，更容易地达到国语统一运动所要达而达不到的目的的可能。”[17](P32)鲁迅先生把这种由地方性转为全国性的方法称作“炼话”，他认为这种方法是使地方语文变成全国语文的必由之路。“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叫‘炼话’，用起来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它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个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13](P111)
总之，大众语讨论中一个较为广泛的共识是对方言土语要像对文学遗产一样，“批判地接受，合理地扬弃。”[17](P22)土语的提倡并不是要提倡方言，而是为了消灭方言，升华方言，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标准语。
三
与前几个时期纯粹理论讨论不同的是，抗战时期对方言土语问题的探讨主要是结合文艺实践进行的。在抗战文艺实践中，方言问题获得了得以再次讨论的契机，这种契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所未能解决的语言与大众结合问题，为方言土语问题的再次出现提供了教训。在一些人眼里，五四手口如一以及普及于大众的白话文理论目标并没有达到，白话仍处于新的言文分离状态、仍然停留于知识分子这个文化特权阶层，因此提倡统一方言显得十分必要。“五四提出的‘话怎样说，文怎样作’，在过去不但没有贯彻下去（就不可能彻底贯彻下去），并且当时及其以后所明明确确定的作文用的白话（即国语，即北平话），恐怕基本上仍是通行于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言。后来提出的大众化问题，也仍是停留于‘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上’。”[18]具体到文艺的读者范围，人们也认为它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远不能普及于工农大众，这对文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失败。茅盾说，“新文艺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但是新文艺的读者依然只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新文艺还不能够深入大众群中。这是因为新文艺尚未做到大众化。新文艺是用白话写的，为什么用白话写的作品不能为大众了解呢？这是因为即使我们的口语也有大众化与非大众化的分别。……口语已是如此，更何况是仅仅比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文？”[19]在他看来，新文艺之所以不合大众口味，原因就在于对方言采用不够。
第二，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为方言土语的重新登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抗战胜利稍后，一些诗人进行了方言诗的尝试性创作，据有的作者自称，方言诗的创作乃是“一个大众化的问题”，在他们眼里，“方言诗正是用群众的语言，使诗歌从知识分子的手中，还给广大的群众，与群众取得结合的开始。……不能不指出，一篇诗如果为群众喜闻乐见，它必须先为群众所懂得，如连群众懂得都谈不上，哪能奢谈其它呢？这说明了以方言入诗，正是遵循了‘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开始’这一远见的启示，正是使诗歌为群众懂得的桥梁。只有通过这个桥梁，诗歌才能为广大的群众所喜爱，所接受。”[20]方言被称为是群众的语言，方言诗的创作被看作是把人民的语言交还给人民的大众化的努力的一部分，——当时人们就是这样认识方言诗的意义与“实质”。如有人评价沙鸥方言诗时说用方言创作是“把‘人民的语言还给于人民’，成为人民自己的声音，这种努力的方向是对的。我觉得方言诗的问题，不是一个用方言土语的问题，而是深入到人民生活中，使诗歌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语言，反映广大人民各式各样的生活，诗歌大众化的问题。”[21]
第三，抗战的现实需要为方言问题的提出和方言文艺的创作提供强大的动力。茅盾指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语言问题首先就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发动民众的“十万火急”的武器，一切文艺问题必须无条件的为抗战这个最大的现实服务。“本来文艺大众化运动应当和国语运动联系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们讲大众化，却不能拘泥于这个理论。我们现在十万火急地需要文艺来做发动民众地武器，我们不能等待大众学会蓝青官话那一天。我们的大众化问题，简单地说，应该是两句话：一是文艺大众化起来，二是用各地大众的方言，大众的文艺形式（俗文学的形式）来写作品。”[22]1938年，柯仲平在介绍“民族歌剧”《查路条》时说得更加直接，用土话演唱就是要让本地民众听懂，从而动员群众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因此“艺术上地方性，被提到首要的地位上来了”，他说，“当我们在边区民众中公演时，因演员都是本地人，说本地话，唱本地腔，本地民众就尤其感觉亲切有味。在今天，我们的大城市，主要的交通路线被敌人占领，很多地方的联系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动员工作，最主要的，不能不在各地的乡村。在乡村活动，艺术上的地方性，被提到首要的地位上来了。不过，一般地方性也是可以转化为全国性的（尤其在今天，人口流动性极大的时候），因为每个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除比较特殊的某些部分外，都有可以使全国通能了解的现实生活，有相差不远的共通语言。某种创作，在强调地方性时，而又能发挥地方性中所存在着的全国共通性，那么，这创作就能是地方性的艺术，而又是全国性的艺术了。”[23]
然而，方言土语毕竟是民间自然形态的语言，在它活泼、自由、贴近群众诸优点背后，可能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缺陷，如它的芜杂、藏污纳垢、地方主义，等等。所以有人建议要有选择的使用方言，不能无条件的向方言投降。“为什么要写方言诗？我想大概是更容易接近老百姓的原故吧！……方言诗只有让老百姓承认这是方言才能算，否则就是自己的方言。采用方言，必须经过提炼：明确，生动，不含落后意识，是必要的选择。假使不加批判地使用方言，即便是语言上的‘投降主义’。”[24]其实早在抗战之初，就有人指出了方言的落后与芜杂，要求作家在使用它的时候下一番“选择、洗炼、创造”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使方言为文艺增加光彩。“向大众学习语言，主张批判地运用方言土语，使作品获得一种地方色彩，使民族特色从地方色彩里表现出来。自然，我们不主张滥用方言土语，不承认有所谓‘土话文艺’。土话大部分是落后的，芜杂的，不讲求语法的。经过选择，洗炼，重新创造，它在文艺上才有意义。”[25]
四
建国以后，国家统一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要求，方言土语的存废立即成为了语文改革的焦点话题。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语言统一不仅担负了文化统一的重任，而且担负了凝聚国家认同的职责。新中国的成立对于语言除了这两方面的要求之外，还有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需要。从建国以后几年的实际情况看，分歧复杂的方言土语已经变成了人们交往的障碍，“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严重分歧的方言妨碍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交谈，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许多不便。”[26](P8)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工人农民对于语言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新语汇和共同语的获得有新的渴求，千百年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所期求的民族共同语正在最后形成。“汉族人民很久以来，就要求一种明确的统一的民族共同语，几百年来，这种统一的民族共同语也在逐渐形成。现在虽然方言分歧仍然严重，但是汉语正在朝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汇合、集中，民族共同语正在最后形成。”[27]
从方言和标准语的关系来看，当时人们认识到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可以通过相互吸收和融会而达到统一可能的，也就是说，过去所设想的方言转化普通话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都已经成熟，“方言和标准语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像支流与主流的关系。各种方言必须在标准语的领导下走向统一，而标准语也必须从各种方言中吸取必要的成分。这样相互为用，标准语的内容才能丰富，才有蓬蓬勃勃的生机，经过相当时期就能真正成为汉语区内普遍通行的语言和文字。”[28](P137)因此，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26](P8)成为了语文改革的当务之急。
为实现逐步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的文化目的，语言学术界对中国近几百年来的语言“集中”趋势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论证，有学者撰文指出，近数百年来汉语方言既有分散趋向，又有集中趋向，但总体上保持集中趋势。汉代以前确有过邦国部族语言的同化现象，但也保持了若干语音差异。秦汉的大统一，使各部族的语言逐渐同化于汉语。有人认为在这几百年中间，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语言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过去时常受到抨击的“官话”。由于政治经济的封建割据阻碍，官话进展缓慢；但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统一（而不是分歧）才是决定性的趋势，“这个核心，从前叫官话，现在变成基础更为广大和巩固的普通话。说普通话的区域，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三；说普通话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方言的分歧是事实，但是就整个中国语言发展的形势来看，分歧不是决定性的，而统一倒是决定性的。方言的分歧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主义状态，交通不够发达，贸易不够广泛，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形成，带有浓厚自给自足色彩的小农经济占很大的优势等等原因造成的。”[28](P47)但新中国建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普通话的发展是有现实的条件的。因此从语言本身来看，各种方言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的趋同性、书面白话文对于语言的统一作用等等，也有利于普通话的实现。
为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实现民族文化新的统一，中央政府号召社会各界特别是语言文学和教育界，要勇于承担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文化部长沈雁冰在1955年全国文改会议上致词时指出，文学家对于推广汉民族共同语担负着特殊重要的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于人民群众，首先是广大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学习语文，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他们为祖国语言的标准化、逻辑性和纯洁性而作的努力如果做得好，就必定会大大有助于推广民族共通语。反之，如果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混乱庞杂的，或者是充满了不必要的方言土语和生、僻、怪字的，那就会影响汉民族共通语在群众中首先是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的顺利形成和推广。”[26](P73)为配合这一政治文化任务，广大作家勇于检讨自己运用方言土语的得失，老舍在文改会发言说，“少用土语方言。在我以前的作品里，我的确是用了普通话，这是我的好处。可是，我也有缺点：爱用北京土话。原因是我以为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事实证明，我以为表现力强的话语别人却不懂，不懂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文艺作品本是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为土话太多，剧本没人上演，小说读不明白，岂不是弄巧成拙，反倒减少了宣传教育的效用么？”他还说，必须“选择地运用土语：这就是说，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地土话，而要经过考虑，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并说这是“运用土语，洗炼土语”；他还提倡创造语言，认为“普通话有很大的潜力，等待作家们来发掘”。[29](P98)
建国不久，普通话和方言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普通话是为全民服务的，方言是为某一地方人民服务的，因此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就必须抑制方言，推广普通话。但是也不是说方言一夜之间就可以消灭的，政府提倡用尽可能使用普通话（包括书面语）的方法，逐步达到消除方言土语的目的，反对在各种场合滥用方言的做法。“推行普通话并不意味着人为地消灭方言，只是逐步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而这是符合社会进步的客观法则的。方言可以而且必然会同普通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但是必须不断地扩大普通话的应用范围，要尽力提倡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尽力提倡在书面语言中使用普通话，要纠正那种不承认普通话、不愿听普通话、甚至不许子弟说普通话的狭隘地方观念，纠正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30]在新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方言成为民族共同语吸收和同化的对象，逐步被推向历史的角落。因为在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国家里，方言分歧现象存在，既“不符合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需要，也不能保证普通话真正成为全民族都能使用的语言。”[28](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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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