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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谈散文
我买过一本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随笔集。记不清是哪年哪月买的。应该读过,或者至少是读过几篇,但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最近偶然拿起来翻翻,读到一篇《论现代散文》,其中有几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伍尔芙说:“他的学识可能和马克·帕蒂森一样精湛,但是在一篇散文里,必须用写作的魔术把它融化开来,以便没有一件事实会突兀地出现,没有一个训条会撕裂作品结构的表层。”
这段话需要解释一下,才能让读者明白。根据上文的意思,这里的“他”,泛指“散文作家”。马克·帕蒂森是谁呢?看注解才知道,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著名学者。知道了这些,对这段话的意思就容易理解了。传记作家,是看重事实的;学者呢,是善于表达看法的。伍尔芙把他的名字亮出来,大概是为了强调一下,即便有他那样的“学识”,在散文的写作中,也不要让“一件事实”突兀地出现,也不要让一个“训条”也就是看法,来撕裂“作品结构的表层”。
这段话说得很好。我对不少散文的印象是“芜杂”,用孙犁的话说,是“闹”。原因在于,是作者往文章里塞了一些“突兀”的事实,也表达了一些有“撕裂”感的看法。比如,当下被一些人推崇的“新散文”,有不少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跳过了两个段落之后,伍尔芙说:“在一篇散文中,绝无文学杂质的空间。不管用什么方法,是刻意求工或者是有赖于自然的慷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散文必须纯净。”
这话是承接了上文的内容来说的,很像是一个小结。所谓“杂质”,是什么呢?还是指不恰当的事实和看法。剔除了这两种因素,散文自然就“纯净”了。
在一个人的经历中,会有很多芜杂的事实搅和在一起。写散文,其实是从这些事实中挑选“有用”的那一部分。表达看法也是一样,不能信口开河,不着边际。古人写文章,定稿之后,喜欢用一个词,叫“删定”。这个词很“贴”,是行家之言。
在我看来,纯净的散文,都是用减法写出来的。
伍尔芙举出某人的文章作例子,然后说:“直到文章结束时,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坚实的东西以供发挥。”
“坚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质”。有质有文,当然好。质胜于文,也未尝不可。最要不得的是,文胜于质。仅仅是一堆花哨的语言,没有“坚实的东西”,这样的散文还写个什么劲呢?但这样的散文的确是存在的,还不少,像什么“青春美文”之类。
伍尔芙后来转移了话题,谈到散文的篇幅。她说:“现在,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像以往那样需要散文,愿望还更加迫切。对于篇幅不超过一千五百字,或在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一千七百五十字的散文的需求,大大地超过了供应。”
这话是伍尔芙在九十年前针对英国文坛来说的,但听起来,也颇为符合当下中国的文坛现状。在我的视线之内,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追求“大散文”,对“千字文”是颇有些不屑的。其实,很多读者是喜欢读千字文的。
实际上,千字文不是可以“一挥而就”的,要有很深的“功夫”才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散文名家都是以千字文征服了读者,鲁迅、梁实秋、周作人,都是。我觉得,当下作家不屑于写短小的散文,跟文坛的“导向”有一定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坛的导向,总喜欢跟读者的需求“拧”着干,像是跟谁赌气似的。到底是跟谁赌气呢?
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力所能及地作了一些“扭转”的工作。据我所知,《散文百家》杂志有“千字文征稿”;《红豆》杂志有“精短散文大赛”;《海燕·都市美文》的“稿约”,一直声明“尤欢迎言简意赅、凝练精辟的短章”。
伍尔芙的散文观,跟我们的老祖宗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让我觉得,写文章一事,不必迷信西方的观点,也不妨多看看古人的说法。
此外我还想说的是,伍尔芙的散文,有些并不“纯净”,读起来不太顺,磕磕绊绊的。看来,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仅仅是认识到了,还远远不够。
周作人和《游山日记》
我喜欢周作人的随笔,尤其是他的读书随笔。据说,在写作的当时,他有些读书随笔是颇受指责的,所谓“文抄公”的文体。连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也说他“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周作人晚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此类批评仍流露出不满之意,以为“眼光也只是皮毛”。
我理解周作人的苦衷。“专抄古书”,不是为了省时省力,而是另有意图,换句话说,是提倡读古书,是借古人的笔墨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以他的性格,是不能直说的,直说就意味着跟很多人公开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打倒旧文化的,不读旧书,成了知识界的主流声音。到1925年的时候,鲁迅还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周作人的举动,哪里是什么“不发表意见”呢?
其实,做“文抄公”,也并不省时省力。看起来,只是把古人的言论,东一句,西一句,“拾掇”起来而已。打比方说,今天盖一栋大楼,也不过是把钢筋、水泥和砖瓦之类“拾掇”起来,但随便让谁去“拾掇”一下看看?所以周作人说:“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真是肺腑之言。
我从周作人的读书随笔中收获过不少“窃喜”。鲁迅有一句话说对了,“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要想学会作文,就要多看中国书,而且是古书。汪曾祺说:“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
老实说,我从周作人的“文抄”中,学到了不少写文章的“窍门”。在关于《游山日记》的一篇随笔中,周作人抄录了这样一段:“云过密则反无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见。阖扉则云之入者不复出,不阖扉则云之出者旋复入,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我的目光在这段文字上徘徊了很久,有飘飘之感。我也醉了,是“文醉”。
之下还有几段抄录,也很精彩。周作人说:“《游山日记》里所载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把这段话的“风向”稍微一转,其实就是文章之道,而且是大道。我们写文章,没有“私人的思想性情”是不行的。
《游山日记》大致可以归入游记之类,是清代文士舒白香于嘉庆九年在庐山避暑时所作。周作人评价他“文章清丽,思想通达,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我由此萌发了阅读《游山日记》的冲动,到网上书店查询。我找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林语堂作序的“宇宙风”版本。周作人说:“写信通知了林语堂先生,他买了去一读,说值得重印,于是这日记重印出来了。”就是它,距今已有七十多年,要价二百元。我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读者,这种价格我是很难接受的。另一种是学苑出版社的版本,两年前的,影印版,还不是单行本,而是把什么《伊犁日记》、《使滇日记》、《天山客话》、《北征日记》等五部文集跟《游山日记》合编成一本(或者是一套?),要价也不低,接近二百。这种编法,好像诚心跟谁找别扭似的。你想买一只苹果么?好,再搭配五只柿子才卖给你。买不买呢?我很犹豫。
由这件事,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觉得作读书随笔,如果对象是比较生僻的书,像一些不热门的古籍之类,引文多一些,不是什么坏事。以《游山日记》为例,如果没有引文,只有周作人的评价,我还会萌发寻找它的冲动么?大概不会。就像买东西,你总得让我看看货色吧?
我手中的不少古籍,都是沿着读书随笔的路标才找到的。在周作人的导引下,我买过《袁中郎随笔》和《钝吟杂录》等多种;在孙犁的导引下,买过《吕氏春秋》等多种;在汪曾祺的导引下,买过《归有光散文选》等多种。这些书,细细读过,都大有收益,并且从中还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早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人说过,是吕坤在《呻吟语》中说的:“学者万病,只一个静字治得。”当下的学术界也好,文学界也好,都有太多的浮躁气。在这样的氛围中,要想取得真正的“成果”,谈何容易。董其昌《评文》:“作文要得解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哪能沉下心来“思之思之”呢?
我认为“文抄公”的文体,在当下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只是,学识不足的人,怕是干不好这个活儿。
寻找阿索林
汪曾祺先生的随笔《阿索林是古怪的》,开头一句是:“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心里都咯噔一声。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我很喜欢汪老的文章,但现在还不敢说对他“终生膜拜”。离人生的终点似乎还有比较长的距离,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不喜欢他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不是很大,但总是存在的。
我觉得自己应该读读阿索林的文章。散文也好,小说也好,只要能找到,就一定要读读。
没想到阿索林竟是如此难找。有几个年头了,我逛书店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外国作品专柜前转转,寻找阿索林的名字,没有。一而再再而三,还是没有。怎么就没有呢?
前不久,重读汪老的《晚翠文谈》,又读到那句话,“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这次我下了狠心,一定要找到阿索林!
我把书柜里的外国作品选集都打开了。我有一套《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八卷本。我以为在这套文库中,至少能找到阿索林的一两篇作品。我很失望。阿索林是西班牙作家,这套文库根本就没收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另外的几个选本也没有。看来,阿索林确实是“古怪的”,他怎么老躲着我呢?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新华书店。目标还是外国文学选本。我在书店里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有了一点收获。在《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中,我找到了阿索林的一篇散文,即《上书院去的路》。从目录上看到它,我眼睛一亮,赶紧翻到指定的页码,又有点失望。太短了!还不足七百字,文章后面“鉴赏”却长得多。我没有细看,把那本书买下了。我为了一篇不足七百字的文章,买下了一本六百二十六页的精装书。
关于阿索林,书中有一段简短的介绍:“(1874—1967)西班牙现代散文家、评论家和小说家。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还写了许多散文和文学论著。”特别提到他的散文,“具有简练、朴素、清新的风格”。
当天晚上,我读了《上书院去的路》。“葡萄藤的卷须转黄,灰暗的秋天的黄昏近了,我的忧郁也随着浓了起来……”我承认,文章写得不错,有坚实的细部,有现场感,能恰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惜,就这短短的一篇,读起来很不过瘾。
我突然想起自己收藏了不少《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杂志,里边会不会有呢?试一下吧。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以后,我找到了。在1996年第一期的《外国文艺》上,找到了阿索林的一篇散文《风车》,果实不小,有三千多字。照例也有关于阿索林的介绍,说他是“九八年一代”作家的代表,“五十岁时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风车》描写作者读《堂·吉诃德》后寻访和了解风车的情形。文字如诗如画,美丽的乡野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我读了《风车》,感觉跟《上书院去的路》一样,还是“文章写得不错,有坚实的细部,有现场感”。
还是不过瘾,随后再次上网继续寻找阿索林。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前在网上并没有搜到阿索林的文章,只有一些评介类的文字,这次却有了,还不少。是一个叫“肖毛”的人,不知是先生还是女士,把全本的《西班牙小景》刚刚搬到网上。很好,我赶紧全文下载。同时也很感谢“肖毛”,心说,那天碰了面,我要请他或她吃饭。
我终于拥有了一本阿索林的书。
我从《西班牙小景·重印前言》中知道,所谓“九八年一代”,是指1898年,西班牙被美国战败后,“国势一落千丈”,“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起来提出各种主张……探索如何使西班牙获得新生”,他们最终了形成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关于阿索林,文中说:“他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他那几本薄薄的散文集。在他的散文里,他善于用细致而清晰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旧日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
阿索林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大概就是1930年,由徐霞村和戴望舒合译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书的原名《西班牙》。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更名为《西班牙小景》。
读完《西班牙小景》,我又一次想起汪老的话,“阿索林是古怪的”。除了古怪以外,我还觉得,书中的二十六篇散文,都不及我早些时候读到的《上书院去的路》和《风车》。其中《塞万提斯的未婚妻》跟《风车》的结构,异曲同工,但缺少了《风车》的简洁。
读阿索林的文章,我有没有收获呢?当然有。他的长处我会吸收的,会“化”到自己的文章里面。
我会“终生膜拜”阿索林么?不会。但我不反对汪老去终生膜拜。
有意思的是,读完《西班牙小景》,紧接着又读了汪老的随笔《自报家门》,里边有这样的话:“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这个评价很别致。
我会继续寻找阿索林的小说么?看缘分吧。有缘相遇,就看看。无缘,就算了。刻意的寻找,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了。
随便说一句,阿索林,还有一种翻译,叫“阿左林”。他的真名,有三种译法。《西班牙小景》中,叫“霍赛·马蒂内斯·路伊斯”。《外国文艺》中叫“何塞·鲁伊斯”。两者很接近。翻译中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中,叫“马丁尼兹·雷士·约瑟”,稍微远一点儿。但不管多远,他都是阿索林。
库普林告诉我
读孙犁的《小说杂谈》,读到这样一段话:“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之后,能记住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之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没有读过库普林的任何作品。不过,孙犁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很想看看库普林的小说。原因嘛,用孙犁的说法,是我读过太多“闹市”一样的小说,感到厌烦,现在想换换口味,看看另一种小说的模样。
孙犁的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看来,小说中的“闹市”,由来已久了。
我存有一套《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翻看目录,没有找到库普林的名字。我觉得有麻烦了。翻看其他的外国小说选本,不出所料,还是没有。到网上书店查查看吧,只查到一本《亚玛街的烟花女》,是长篇。我更想看他的短篇。但犹豫了片刻,还是下了订单。赶巧了,一个文友从北京回老家来,找我闲谈。闲谈中我提到自己正在寻找库普林的短篇小说。文友上心了,回北京不久,就给我寄来一套《库普林文集》,其中有中短篇小说集《阿列霞》。感激之余,我迫不及待打开《阿列霞》,连续三个晚上沉浸其中。我看到了什么呢?
说实话,我从库普林的小说中看到了明显的不足,也看到了明显的长处。我觉得,库普林没能跻身于世界顶尖级作家的行列,可能是受到了“不足”的拖累。我无意于去做一个批评家,不想对已经过世七十年的前辈作家指手画脚。在阅读中,我更愿意扮演一个学生的角色,向所有作家学习,用他们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库普林的长处在细部。孙犁的一番话,说得好极了。库普林小说的细部,读起来如同目睹,有很强的现场感。
短篇小说《象》中有这样一段,写的是小象吃甜面包:“它用自己的吸盘灵活地抓住了面包,他把鼻子卷成了圈,把面包藏到脑袋底下它那翕动的、滑稽的、毛茸茸的三角形嘴里。只听见面包碰在干燥皮肤上的沙沙声。”
库普林是不是亲眼见过这样的场面呢?“面包碰在干燥皮肤上的沙沙声”,可谓神来之笔,用古人的话说,这是“闲中着色”。
好像有一位评论家说过,中国当代小说中,缺少声音(不是指人物对话)、颜色,还有气味。也就是说,当代小说中,作家的听觉、视觉和嗅觉都缺席了。那个评论家对这种现象是颇有些不满意的。我觉得他应该对库普林感到满意。库普林的小说中,从来都不缺乏声音、颜色和气味。
“他走路踉踉跄跄,穿着千补百衲的衣衫,从身上散发出一股酒精气味和寒酸的地下室气味”。
“于是小酒店就成了临时戏院,演员是老头儿和那只深棕色的狗……”
以上两段是短篇小说《皮拉特卡》中的句子,类似的句子在其他作品中也很常见。
我最欣赏的是短篇小说《画家的毁灭》中一个喝酒的瞬间:“当伊利英倒酒时,瓶颈与玻璃酒杯碰撞得叮当直响。他用颤抖的手端起酒杯,把酒倒进嘴里,但久久没有下咽,只是把脸皱成一副令人厌恶的丑相,然后他以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咕嘟一下子将嘴里的酒咽了下去。他的脸皱得更厉害了,半闭的嘴巴急促地喘着气,就像要吹开什么滚烫的东西似的。”
我在生活中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肯定看过,但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写到小说里面去。这大概就是我跟库普林之间的差距。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的差距。
库普林的小说比较单纯,好读,是乡村的田野,离“闹市”很远。这也是值得借鉴的地方。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写的小说,读起来很不顺畅呢?是才华太大还是才华不足?
对库普林小说的翻译,我认为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这是题外话,但我忍不住要说一说。不少外国小说,不能吸引我的原因,往往不是原作的问题,而是翻译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大概其”,不能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翻译家也要在语言上多下些功夫才行。
我还没有读完《阿列霞》,我会继续读下去的。还有库普林的长篇小说,我也会看看。我希望他还能告诉我一些什么。
我买过一本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随笔集。记不清是哪年哪月买的。应该读过,或者至少是读过几篇,但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最近偶然拿起来翻翻,读到一篇《论现代散文》,其中有几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伍尔芙说:“他的学识可能和马克·帕蒂森一样精湛,但是在一篇散文里,必须用写作的魔术把它融化开来,以便没有一件事实会突兀地出现,没有一个训条会撕裂作品结构的表层。”
这段话需要解释一下,才能让读者明白。根据上文的意思,这里的“他”,泛指“散文作家”。马克·帕蒂森是谁呢?看注解才知道,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著名学者。知道了这些,对这段话的意思就容易理解了。传记作家,是看重事实的;学者呢,是善于表达看法的。伍尔芙把他的名字亮出来,大概是为了强调一下,即便有他那样的“学识”,在散文的写作中,也不要让“一件事实”突兀地出现,也不要让一个“训条”也就是看法,来撕裂“作品结构的表层”。
这段话说得很好。我对不少散文的印象是“芜杂”,用孙犁的话说,是“闹”。原因在于,是作者往文章里塞了一些“突兀”的事实,也表达了一些有“撕裂”感的看法。比如,当下被一些人推崇的“新散文”,有不少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跳过了两个段落之后,伍尔芙说:“在一篇散文中,绝无文学杂质的空间。不管用什么方法,是刻意求工或者是有赖于自然的慷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散文必须纯净。”
这话是承接了上文的内容来说的,很像是一个小结。所谓“杂质”,是什么呢?还是指不恰当的事实和看法。剔除了这两种因素,散文自然就“纯净”了。
在一个人的经历中,会有很多芜杂的事实搅和在一起。写散文,其实是从这些事实中挑选“有用”的那一部分。表达看法也是一样,不能信口开河,不着边际。古人写文章,定稿之后,喜欢用一个词,叫“删定”。这个词很“贴”,是行家之言。
在我看来,纯净的散文,都是用减法写出来的。
伍尔芙举出某人的文章作例子,然后说:“直到文章结束时,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坚实的东西以供发挥。”
“坚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质”。有质有文,当然好。质胜于文,也未尝不可。最要不得的是,文胜于质。仅仅是一堆花哨的语言,没有“坚实的东西”,这样的散文还写个什么劲呢?但这样的散文的确是存在的,还不少,像什么“青春美文”之类。
伍尔芙后来转移了话题,谈到散文的篇幅。她说:“现在,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像以往那样需要散文,愿望还更加迫切。对于篇幅不超过一千五百字,或在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一千七百五十字的散文的需求,大大地超过了供应。”
这话是伍尔芙在九十年前针对英国文坛来说的,但听起来,也颇为符合当下中国的文坛现状。在我的视线之内,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追求“大散文”,对“千字文”是颇有些不屑的。其实,很多读者是喜欢读千字文的。
实际上,千字文不是可以“一挥而就”的,要有很深的“功夫”才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散文名家都是以千字文征服了读者,鲁迅、梁实秋、周作人,都是。我觉得,当下作家不屑于写短小的散文,跟文坛的“导向”有一定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坛的导向,总喜欢跟读者的需求“拧”着干,像是跟谁赌气似的。到底是跟谁赌气呢?
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力所能及地作了一些“扭转”的工作。据我所知,《散文百家》杂志有“千字文征稿”;《红豆》杂志有“精短散文大赛”;《海燕·都市美文》的“稿约”,一直声明“尤欢迎言简意赅、凝练精辟的短章”。
伍尔芙的散文观,跟我们的老祖宗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让我觉得,写文章一事,不必迷信西方的观点,也不妨多看看古人的说法。
此外我还想说的是,伍尔芙的散文,有些并不“纯净”,读起来不太顺,磕磕绊绊的。看来,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仅仅是认识到了,还远远不够。
周作人和《游山日记》
我喜欢周作人的随笔,尤其是他的读书随笔。据说,在写作的当时,他有些读书随笔是颇受指责的,所谓“文抄公”的文体。连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也说他“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周作人晚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此类批评仍流露出不满之意,以为“眼光也只是皮毛”。
我理解周作人的苦衷。“专抄古书”,不是为了省时省力,而是另有意图,换句话说,是提倡读古书,是借古人的笔墨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以他的性格,是不能直说的,直说就意味着跟很多人公开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打倒旧文化的,不读旧书,成了知识界的主流声音。到1925年的时候,鲁迅还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周作人的举动,哪里是什么“不发表意见”呢?
其实,做“文抄公”,也并不省时省力。看起来,只是把古人的言论,东一句,西一句,“拾掇”起来而已。打比方说,今天盖一栋大楼,也不过是把钢筋、水泥和砖瓦之类“拾掇”起来,但随便让谁去“拾掇”一下看看?所以周作人说:“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真是肺腑之言。
我从周作人的读书随笔中收获过不少“窃喜”。鲁迅有一句话说对了,“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要想学会作文,就要多看中国书,而且是古书。汪曾祺说:“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
老实说,我从周作人的“文抄”中,学到了不少写文章的“窍门”。在关于《游山日记》的一篇随笔中,周作人抄录了这样一段:“云过密则反无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见。阖扉则云之入者不复出,不阖扉则云之出者旋复入,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我的目光在这段文字上徘徊了很久,有飘飘之感。我也醉了,是“文醉”。
之下还有几段抄录,也很精彩。周作人说:“《游山日记》里所载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把这段话的“风向”稍微一转,其实就是文章之道,而且是大道。我们写文章,没有“私人的思想性情”是不行的。
《游山日记》大致可以归入游记之类,是清代文士舒白香于嘉庆九年在庐山避暑时所作。周作人评价他“文章清丽,思想通达,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我由此萌发了阅读《游山日记》的冲动,到网上书店查询。我找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林语堂作序的“宇宙风”版本。周作人说:“写信通知了林语堂先生,他买了去一读,说值得重印,于是这日记重印出来了。”就是它,距今已有七十多年,要价二百元。我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读者,这种价格我是很难接受的。另一种是学苑出版社的版本,两年前的,影印版,还不是单行本,而是把什么《伊犁日记》、《使滇日记》、《天山客话》、《北征日记》等五部文集跟《游山日记》合编成一本(或者是一套?),要价也不低,接近二百。这种编法,好像诚心跟谁找别扭似的。你想买一只苹果么?好,再搭配五只柿子才卖给你。买不买呢?我很犹豫。
由这件事,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觉得作读书随笔,如果对象是比较生僻的书,像一些不热门的古籍之类,引文多一些,不是什么坏事。以《游山日记》为例,如果没有引文,只有周作人的评价,我还会萌发寻找它的冲动么?大概不会。就像买东西,你总得让我看看货色吧?
我手中的不少古籍,都是沿着读书随笔的路标才找到的。在周作人的导引下,我买过《袁中郎随笔》和《钝吟杂录》等多种;在孙犁的导引下,买过《吕氏春秋》等多种;在汪曾祺的导引下,买过《归有光散文选》等多种。这些书,细细读过,都大有收益,并且从中还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早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人说过,是吕坤在《呻吟语》中说的:“学者万病,只一个静字治得。”当下的学术界也好,文学界也好,都有太多的浮躁气。在这样的氛围中,要想取得真正的“成果”,谈何容易。董其昌《评文》:“作文要得解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哪能沉下心来“思之思之”呢?
我认为“文抄公”的文体,在当下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只是,学识不足的人,怕是干不好这个活儿。
寻找阿索林
汪曾祺先生的随笔《阿索林是古怪的》,开头一句是:“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心里都咯噔一声。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我很喜欢汪老的文章,但现在还不敢说对他“终生膜拜”。离人生的终点似乎还有比较长的距离,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不喜欢他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不是很大,但总是存在的。
我觉得自己应该读读阿索林的文章。散文也好,小说也好,只要能找到,就一定要读读。
没想到阿索林竟是如此难找。有几个年头了,我逛书店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外国作品专柜前转转,寻找阿索林的名字,没有。一而再再而三,还是没有。怎么就没有呢?
前不久,重读汪老的《晚翠文谈》,又读到那句话,“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这次我下了狠心,一定要找到阿索林!
我把书柜里的外国作品选集都打开了。我有一套《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八卷本。我以为在这套文库中,至少能找到阿索林的一两篇作品。我很失望。阿索林是西班牙作家,这套文库根本就没收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另外的几个选本也没有。看来,阿索林确实是“古怪的”,他怎么老躲着我呢?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新华书店。目标还是外国文学选本。我在书店里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有了一点收获。在《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中,我找到了阿索林的一篇散文,即《上书院去的路》。从目录上看到它,我眼睛一亮,赶紧翻到指定的页码,又有点失望。太短了!还不足七百字,文章后面“鉴赏”却长得多。我没有细看,把那本书买下了。我为了一篇不足七百字的文章,买下了一本六百二十六页的精装书。
关于阿索林,书中有一段简短的介绍:“(1874—1967)西班牙现代散文家、评论家和小说家。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还写了许多散文和文学论著。”特别提到他的散文,“具有简练、朴素、清新的风格”。
当天晚上,我读了《上书院去的路》。“葡萄藤的卷须转黄,灰暗的秋天的黄昏近了,我的忧郁也随着浓了起来……”我承认,文章写得不错,有坚实的细部,有现场感,能恰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惜,就这短短的一篇,读起来很不过瘾。
我突然想起自己收藏了不少《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杂志,里边会不会有呢?试一下吧。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以后,我找到了。在1996年第一期的《外国文艺》上,找到了阿索林的一篇散文《风车》,果实不小,有三千多字。照例也有关于阿索林的介绍,说他是“九八年一代”作家的代表,“五十岁时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风车》描写作者读《堂·吉诃德》后寻访和了解风车的情形。文字如诗如画,美丽的乡野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我读了《风车》,感觉跟《上书院去的路》一样,还是“文章写得不错,有坚实的细部,有现场感”。
还是不过瘾,随后再次上网继续寻找阿索林。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前在网上并没有搜到阿索林的文章,只有一些评介类的文字,这次却有了,还不少。是一个叫“肖毛”的人,不知是先生还是女士,把全本的《西班牙小景》刚刚搬到网上。很好,我赶紧全文下载。同时也很感谢“肖毛”,心说,那天碰了面,我要请他或她吃饭。
我终于拥有了一本阿索林的书。
我从《西班牙小景·重印前言》中知道,所谓“九八年一代”,是指1898年,西班牙被美国战败后,“国势一落千丈”,“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起来提出各种主张……探索如何使西班牙获得新生”,他们最终了形成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关于阿索林,文中说:“他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他那几本薄薄的散文集。在他的散文里,他善于用细致而清晰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旧日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
阿索林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大概就是1930年,由徐霞村和戴望舒合译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书的原名《西班牙》。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更名为《西班牙小景》。
读完《西班牙小景》,我又一次想起汪老的话,“阿索林是古怪的”。除了古怪以外,我还觉得,书中的二十六篇散文,都不及我早些时候读到的《上书院去的路》和《风车》。其中《塞万提斯的未婚妻》跟《风车》的结构,异曲同工,但缺少了《风车》的简洁。
读阿索林的文章,我有没有收获呢?当然有。他的长处我会吸收的,会“化”到自己的文章里面。
我会“终生膜拜”阿索林么?不会。但我不反对汪老去终生膜拜。
有意思的是,读完《西班牙小景》,紧接着又读了汪老的随笔《自报家门》,里边有这样的话:“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这个评价很别致。
我会继续寻找阿索林的小说么?看缘分吧。有缘相遇,就看看。无缘,就算了。刻意的寻找,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了。
随便说一句,阿索林,还有一种翻译,叫“阿左林”。他的真名,有三种译法。《西班牙小景》中,叫“霍赛·马蒂内斯·路伊斯”。《外国文艺》中叫“何塞·鲁伊斯”。两者很接近。翻译中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中,叫“马丁尼兹·雷士·约瑟”,稍微远一点儿。但不管多远,他都是阿索林。
库普林告诉我
读孙犁的《小说杂谈》,读到这样一段话:“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之后,能记住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之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没有读过库普林的任何作品。不过,孙犁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很想看看库普林的小说。原因嘛,用孙犁的说法,是我读过太多“闹市”一样的小说,感到厌烦,现在想换换口味,看看另一种小说的模样。
孙犁的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看来,小说中的“闹市”,由来已久了。
我存有一套《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翻看目录,没有找到库普林的名字。我觉得有麻烦了。翻看其他的外国小说选本,不出所料,还是没有。到网上书店查查看吧,只查到一本《亚玛街的烟花女》,是长篇。我更想看他的短篇。但犹豫了片刻,还是下了订单。赶巧了,一个文友从北京回老家来,找我闲谈。闲谈中我提到自己正在寻找库普林的短篇小说。文友上心了,回北京不久,就给我寄来一套《库普林文集》,其中有中短篇小说集《阿列霞》。感激之余,我迫不及待打开《阿列霞》,连续三个晚上沉浸其中。我看到了什么呢?
说实话,我从库普林的小说中看到了明显的不足,也看到了明显的长处。我觉得,库普林没能跻身于世界顶尖级作家的行列,可能是受到了“不足”的拖累。我无意于去做一个批评家,不想对已经过世七十年的前辈作家指手画脚。在阅读中,我更愿意扮演一个学生的角色,向所有作家学习,用他们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库普林的长处在细部。孙犁的一番话,说得好极了。库普林小说的细部,读起来如同目睹,有很强的现场感。
短篇小说《象》中有这样一段,写的是小象吃甜面包:“它用自己的吸盘灵活地抓住了面包,他把鼻子卷成了圈,把面包藏到脑袋底下它那翕动的、滑稽的、毛茸茸的三角形嘴里。只听见面包碰在干燥皮肤上的沙沙声。”
库普林是不是亲眼见过这样的场面呢?“面包碰在干燥皮肤上的沙沙声”,可谓神来之笔,用古人的话说,这是“闲中着色”。
好像有一位评论家说过,中国当代小说中,缺少声音(不是指人物对话)、颜色,还有气味。也就是说,当代小说中,作家的听觉、视觉和嗅觉都缺席了。那个评论家对这种现象是颇有些不满意的。我觉得他应该对库普林感到满意。库普林的小说中,从来都不缺乏声音、颜色和气味。
“他走路踉踉跄跄,穿着千补百衲的衣衫,从身上散发出一股酒精气味和寒酸的地下室气味”。
“于是小酒店就成了临时戏院,演员是老头儿和那只深棕色的狗……”
以上两段是短篇小说《皮拉特卡》中的句子,类似的句子在其他作品中也很常见。
我最欣赏的是短篇小说《画家的毁灭》中一个喝酒的瞬间:“当伊利英倒酒时,瓶颈与玻璃酒杯碰撞得叮当直响。他用颤抖的手端起酒杯,把酒倒进嘴里,但久久没有下咽,只是把脸皱成一副令人厌恶的丑相,然后他以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咕嘟一下子将嘴里的酒咽了下去。他的脸皱得更厉害了,半闭的嘴巴急促地喘着气,就像要吹开什么滚烫的东西似的。”
我在生活中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肯定看过,但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写到小说里面去。这大概就是我跟库普林之间的差距。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的差距。
库普林的小说比较单纯,好读,是乡村的田野,离“闹市”很远。这也是值得借鉴的地方。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写的小说,读起来很不顺畅呢?是才华太大还是才华不足?
对库普林小说的翻译,我认为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这是题外话,但我忍不住要说一说。不少外国小说,不能吸引我的原因,往往不是原作的问题,而是翻译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大概其”,不能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翻译家也要在语言上多下些功夫才行。
我还没有读完《阿列霞》,我会继续读下去的。还有库普林的长篇小说,我也会看看。我希望他还能告诉我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