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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谈散文
我买过一本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随笔集。记不清是哪年哪月买的。应该读过，或者至少是读过几篇，但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最近偶然拿起来翻翻，读到一篇《论现代散文》，其中有几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伍尔芙说：“他的学识可能和马克·帕蒂森一样精湛，但是在一篇散文里，必须用写作的魔术把它融化开来，以便没有一件事实会突兀地出现，没有一个训条会撕裂作品结构的表层。”
这段话需要解释一下，才能让读者明白。根据上文的意思，这里的“他”，泛指“散文作家”。马克·帕蒂森是谁呢？看注解才知道，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著名学者。知道了这些，对这段话的意思就容易理解了。传记作家，是看重事实的；学者呢，是善于表达看法的。伍尔芙把他的名字亮出来，大概是为了强调一下，即便有他那样的“学识”，在散文的写作中，也不要让“一件事实”突兀地出现，也不要让一个“训条”也就是看法，来撕裂“作品结构的表层”。
这段话说得很好。我对不少散文的印象是“芜杂”，用孙犁的话说，是“闹”。原因在于，是作者往文章里塞了一些“突兀”的事实，也表达了一些有“撕裂”感的看法。比如，当下被一些人推崇的“新散文”，有不少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跳过了两个段落之后，伍尔芙说：“在一篇散文中，绝无文学杂质的空间。不管用什么方法，是刻意求工或者是有赖于自然的慷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散文必须纯净。”
这话是承接了上文的内容来说的，很像是一个小结。所谓“杂质”，是什么呢？还是指不恰当的事实和看法。剔除了这两种因素，散文自然就“纯净”了。
在一个人的经历中，会有很多芜杂的事实搅和在一起。写散文，其实是从这些事实中挑选“有用”的那一部分。表达看法也是一样，不能信口开河，不着边际。古人写文章，定稿之后，喜欢用一个词，叫“删定”。这个词很“贴”，是行家之言。
在我看来，纯净的散文，都是用减法写出来的。
伍尔芙举出某人的文章作例子，然后说：“直到文章结束时，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坚实的东西以供发挥。”
“坚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质”。有质有文，当然好。质胜于文，也未尝不可。最要不得的是，文胜于质。仅仅是一堆花哨的语言，没有“坚实的东西”，这样的散文还写个什么劲呢？但这样的散文的确是存在的，还不少，像什么“青春美文”之类。
伍尔芙后来转移了话题，谈到散文的篇幅。她说：“现在，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像以往那样需要散文，愿望还更加迫切。对于篇幅不超过一千五百字，或在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一千七百五十字的散文的需求，大大地超过了供应。”
这话是伍尔芙在九十年前针对英国文坛来说的，但听起来，也颇为符合当下中国的文坛现状。在我的视线之内，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追求“大散文”，对“千字文”是颇有些不屑的。其实，很多读者是喜欢读千字文的。
实际上，千字文不是可以“一挥而就”的，要有很深的“功夫”才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散文名家都是以千字文征服了读者，鲁迅、梁实秋、周作人，都是。我觉得，当下作家不屑于写短小的散文，跟文坛的“导向”有一定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坛的导向，总喜欢跟读者的需求“拧”着干，像是跟谁赌气似的。到底是跟谁赌气呢？
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力所能及地作了一些“扭转”的工作。据我所知，《散文百家》杂志有“千字文征稿”；《红豆》杂志有“精短散文大赛”；《海燕·都市美文》的“稿约”，一直声明“尤欢迎言简意赅、凝练精辟的短章”。
伍尔芙的散文观，跟我们的老祖宗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让我觉得，写文章一事，不必迷信西方的观点，也不妨多看看古人的说法。
此外我还想说的是，伍尔芙的散文，有些并不“纯净”，读起来不太顺，磕磕绊绊的。看来，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仅仅是认识到了，还远远不够。
周作人和《游山日记》
我喜欢周作人的随笔，尤其是他的读书随笔。据说，在写作的当时，他有些读书随笔是颇受指责的，所谓“文抄公”的文体。连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也说他“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周作人晚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此类批评仍流露出不满之意，以为“眼光也只是皮毛”。
我理解周作人的苦衷。“专抄古书”，不是为了省时省力，而是另有意图，换句话说，是提倡读古书，是借古人的笔墨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以他的性格，是不能直说的，直说就意味着跟很多人公开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打倒旧文化的，不读旧书，成了知识界的主流声音。到１９２５年的时候，鲁迅还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周作人的举动，哪里是什么“不发表意见”呢？
其实，做“文抄公”，也并不省时省力。看起来，只是把古人的言论，东一句，西一句，“拾掇”起来而已。打比方说，今天盖一栋大楼，也不过是把钢筋、水泥和砖瓦之类“拾掇”起来，但随便让谁去“拾掇”一下看看？所以周作人说：“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真是肺腑之言。
我从周作人的读书随笔中收获过不少“窃喜”。鲁迅有一句话说对了，“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要想学会作文，就要多看中国书，而且是古书。汪曾祺说：“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
老实说，我从周作人的“文抄”中，学到了不少写文章的“窍门”。在关于《游山日记》的一篇随笔中，周作人抄录了这样一段：“云过密则反无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见。阖扉则云之入者不复出，不阖扉则云之出者旋复入，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我的目光在这段文字上徘徊了很久，有飘飘之感。我也醉了，是“文醉”。
之下还有几段抄录，也很精彩。周作人说：“《游山日记》里所载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把这段话的“风向”稍微一转，其实就是文章之道，而且是大道。我们写文章，没有“私人的思想性情”是不行的。
《游山日记》大致可以归入游记之类，是清代文士舒白香于嘉庆九年在庐山避暑时所作。周作人评价他“文章清丽，思想通达，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我由此萌发了阅读《游山日记》的冲动，到网上书店查询。我找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林语堂作序的“宇宙风”版本。周作人说：“写信通知了林语堂先生，他买了去一读，说值得重印，于是这日记重印出来了。”就是它，距今已有七十多年，要价二百元。我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读者，这种价格我是很难接受的。另一种是学苑出版社的版本，两年前的，影印版，还不是单行本，而是把什么《伊犁日记》、《使滇日记》、《天山客话》、《北征日记》等五部文集跟《游山日记》合编成一本（或者是一套？），要价也不低，接近二百。这种编法，好像诚心跟谁找别扭似的。你想买一只苹果么？好，再搭配五只柿子才卖给你。买不买呢？我很犹豫。
由这件事，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觉得作读书随笔，如果对象是比较生僻的书，像一些不热门的古籍之类，引文多一些，不是什么坏事。以《游山日记》为例，如果没有引文，只有周作人的评价，我还会萌发寻找它的冲动么？大概不会。就像买东西，你总得让我看看货色吧？
我手中的不少古籍，都是沿着读书随笔的路标才找到的。在周作人的导引下，我买过《袁中郎随笔》和《钝吟杂录》等多种；在孙犁的导引下，买过《吕氏春秋》等多种；在汪曾祺的导引下，买过《归有光散文选》等多种。这些书，细细读过，都大有收益，并且从中还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早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人说过，是吕坤在《呻吟语》中说的：“学者万病，只一个静字治得。”当下的学术界也好，文学界也好，都有太多的浮躁气。在这样的氛围中，要想取得真正的“成果”，谈何容易。董其昌《评文》：“作文要得解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哪能沉下心来“思之思之”呢？
我认为“文抄公”的文体，在当下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只是，学识不足的人，怕是干不好这个活儿。
寻找阿索林
汪曾祺先生的随笔《阿索林是古怪的》，开头一句是：“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心里都咯噔一声。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我很喜欢汪老的文章，但现在还不敢说对他“终生膜拜”。离人生的终点似乎还有比较长的距离，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不喜欢他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不是很大，但总是存在的。
我觉得自己应该读读阿索林的文章。散文也好，小说也好，只要能找到，就一定要读读。
没想到阿索林竟是如此难找。有几个年头了，我逛书店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外国作品专柜前转转，寻找阿索林的名字，没有。一而再再而三，还是没有。怎么就没有呢？
前不久，重读汪老的《晚翠文谈》，又读到那句话，“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这次我下了狠心，一定要找到阿索林！
我把书柜里的外国作品选集都打开了。我有一套《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八卷本。我以为在这套文库中，至少能找到阿索林的一两篇作品。我很失望。阿索林是西班牙作家，这套文库根本就没收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另外的几个选本也没有。看来，阿索林确实是“古怪的”，他怎么老躲着我呢？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新华书店。目标还是外国文学选本。我在书店里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有了一点收获。在《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中，我找到了阿索林的一篇散文，即《上书院去的路》。从目录上看到它，我眼睛一亮，赶紧翻到指定的页码，又有点失望。太短了！还不足七百字，文章后面“鉴赏”却长得多。我没有细看，把那本书买下了。我为了一篇不足七百字的文章，买下了一本六百二十六页的精装书。
关于阿索林，书中有一段简短的介绍：“（1874—1967）西班牙现代散文家、评论家和小说家。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还写了许多散文和文学论著。”特别提到他的散文，“具有简练、朴素、清新的风格”。
当天晚上，我读了《上书院去的路》。“葡萄藤的卷须转黄，灰暗的秋天的黄昏近了，我的忧郁也随着浓了起来……”我承认，文章写得不错，有坚实的细部，有现场感，能恰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惜，就这短短的一篇，读起来很不过瘾。
我突然想起自己收藏了不少《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杂志，里边会不会有呢？试一下吧。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以后，我找到了。在1996年第一期的《外国文艺》上，找到了阿索林的一篇散文《风车》，果实不小，有三千多字。照例也有关于阿索林的介绍，说他是“九八年一代”作家的代表，“五十岁时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风车》描写作者读《堂·吉诃德》后寻访和了解风车的情形。文字如诗如画，美丽的乡野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我读了《风车》，感觉跟《上书院去的路》一样，还是“文章写得不错，有坚实的细部，有现场感”。
还是不过瘾，随后再次上网继续寻找阿索林。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前在网上并没有搜到阿索林的文章，只有一些评介类的文字，这次却有了，还不少。是一个叫“肖毛”的人，不知是先生还是女士，把全本的《西班牙小景》刚刚搬到网上。很好，我赶紧全文下载。同时也很感谢“肖毛”，心说，那天碰了面，我要请他或她吃饭。
我终于拥有了一本阿索林的书。
我从《西班牙小景·重印前言》中知道，所谓“九八年一代”，是指1898年，西班牙被美国战败后，“国势一落千丈”，“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起来提出各种主张……探索如何使西班牙获得新生”，他们最终了形成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关于阿索林，文中说：“他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他那几本薄薄的散文集。在他的散文里，他善于用细致而清晰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旧日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
阿索林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大概就是1930年，由徐霞村和戴望舒合译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书的原名《西班牙》。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更名为《西班牙小景》。
读完《西班牙小景》，我又一次想起汪老的话，“阿索林是古怪的”。除了古怪以外，我还觉得，书中的二十六篇散文，都不及我早些时候读到的《上书院去的路》和《风车》。其中《塞万提斯的未婚妻》跟《风车》的结构，异曲同工，但缺少了《风车》的简洁。
读阿索林的文章，我有没有收获呢？当然有。他的长处我会吸收的，会“化”到自己的文章里面。
我会“终生膜拜”阿索林么？不会。但我不反对汪老去终生膜拜。
有意思的是，读完《西班牙小景》，紧接着又读了汪老的随笔《自报家门》，里边有这样的话：“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这个评价很别致。
我会继续寻找阿索林的小说么？看缘分吧。有缘相遇，就看看。无缘，就算了。刻意的寻找，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了。
随便说一句，阿索林，还有一种翻译，叫“阿左林”。他的真名，有三种译法。《西班牙小景》中，叫“霍赛·马蒂内斯·路伊斯”。《外国文艺》中叫“何塞·鲁伊斯”。两者很接近。翻译中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中，叫“马丁尼兹·雷士·约瑟”，稍微远一点儿。但不管多远，他都是阿索林。
库普林告诉我
读孙犁的《小说杂谈》，读到这样一段话：“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之后，能记住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之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没有读过库普林的任何作品。不过，孙犁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很想看看库普林的小说。原因嘛，用孙犁的说法，是我读过太多“闹市”一样的小说，感到厌烦，现在想换换口味，看看另一种小说的模样。
孙犁的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看来，小说中的“闹市”，由来已久了。
我存有一套《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翻看目录，没有找到库普林的名字。我觉得有麻烦了。翻看其他的外国小说选本，不出所料，还是没有。到网上书店查查看吧，只查到一本《亚玛街的烟花女》，是长篇。我更想看他的短篇。但犹豫了片刻，还是下了订单。赶巧了，一个文友从北京回老家来，找我闲谈。闲谈中我提到自己正在寻找库普林的短篇小说。文友上心了，回北京不久，就给我寄来一套《库普林文集》，其中有中短篇小说集《阿列霞》。感激之余，我迫不及待打开《阿列霞》，连续三个晚上沉浸其中。我看到了什么呢？
说实话，我从库普林的小说中看到了明显的不足，也看到了明显的长处。我觉得，库普林没能跻身于世界顶尖级作家的行列，可能是受到了“不足”的拖累。我无意于去做一个批评家，不想对已经过世七十年的前辈作家指手画脚。在阅读中，我更愿意扮演一个学生的角色，向所有作家学习，用他们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库普林的长处在细部。孙犁的一番话，说得好极了。库普林小说的细部，读起来如同目睹，有很强的现场感。
短篇小说《象》中有这样一段，写的是小象吃甜面包：“它用自己的吸盘灵活地抓住了面包，他把鼻子卷成了圈，把面包藏到脑袋底下它那翕动的、滑稽的、毛茸茸的三角形嘴里。只听见面包碰在干燥皮肤上的沙沙声。”
库普林是不是亲眼见过这样的场面呢？“面包碰在干燥皮肤上的沙沙声”，可谓神来之笔，用古人的话说，这是“闲中着色”。
好像有一位评论家说过，中国当代小说中，缺少声音（不是指人物对话）、颜色，还有气味。也就是说，当代小说中，作家的听觉、视觉和嗅觉都缺席了。那个评论家对这种现象是颇有些不满意的。我觉得他应该对库普林感到满意。库普林的小说中，从来都不缺乏声音、颜色和气味。
“他走路踉踉跄跄，穿着千补百衲的衣衫，从身上散发出一股酒精气味和寒酸的地下室气味”。
“于是小酒店就成了临时戏院，演员是老头儿和那只深棕色的狗……”
以上两段是短篇小说《皮拉特卡》中的句子，类似的句子在其他作品中也很常见。
我最欣赏的是短篇小说《画家的毁灭》中一个喝酒的瞬间：“当伊利英倒酒时，瓶颈与玻璃酒杯碰撞得叮当直响。他用颤抖的手端起酒杯，把酒倒进嘴里，但久久没有下咽，只是把脸皱成一副令人厌恶的丑相，然后他以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咕嘟一下子将嘴里的酒咽了下去。他的脸皱得更厉害了，半闭的嘴巴急促地喘着气，就像要吹开什么滚烫的东西似的。”
我在生活中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肯定看过，但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写到小说里面去。这大概就是我跟库普林之间的差距。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的差距。
库普林的小说比较单纯，好读，是乡村的田野，离“闹市”很远。这也是值得借鉴的地方。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写的小说，读起来很不顺畅呢？是才华太大还是才华不足？
对库普林小说的翻译，我认为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这是题外话，但我忍不住要说一说。不少外国小说，不能吸引我的原因，往往不是原作的问题，而是翻译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大概其”，不能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翻译家也要在语言上多下些功夫才行。
我还没有读完《阿列霞》，我会继续读下去的。还有库普林的长篇小说，我也会看看。我希望他还能告诉我一些什么。
我买过一本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随笔集。记不清是哪年哪月买的。应该读过，或者至少是读过几篇，但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最近偶然拿起来翻翻，读到一篇《论现代散文》，其中有几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伍尔芙说：“他的学识可能和马克·帕蒂森一样精湛，但是在一篇散文里，必须用写作的魔术把它融化开来，以便没有一件事实会突兀地出现，没有一个训条会撕裂作品结构的表层。”
这段话需要解释一下，才能让读者明白。根据上文的意思，这里的“他”，泛指“散文作家”。马克·帕蒂森是谁呢？看注解才知道，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著名学者。知道了这些，对这段话的意思就容易理解了。传记作家，是看重事实的；学者呢，是善于表达看法的。伍尔芙把他的名字亮出来，大概是为了强调一下，即便有他那样的“学识”，在散文的写作中，也不要让“一件事实”突兀地出现，也不要让一个“训条”也就是看法，来撕裂“作品结构的表层”。
这段话说得很好。我对不少散文的印象是“芜杂”，用孙犁的话说，是“闹”。原因在于，是作者往文章里塞了一些“突兀”的事实，也表达了一些有“撕裂”感的看法。比如，当下被一些人推崇的“新散文”，有不少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跳过了两个段落之后，伍尔芙说：“在一篇散文中，绝无文学杂质的空间。不管用什么方法，是刻意求工或者是有赖于自然的慷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散文必须纯净。”
这话是承接了上文的内容来说的，很像是一个小结。所谓“杂质”，是什么呢？还是指不恰当的事实和看法。剔除了这两种因素，散文自然就“纯净”了。
在一个人的经历中，会有很多芜杂的事实搅和在一起。写散文，其实是从这些事实中挑选“有用”的那一部分。表达看法也是一样，不能信口开河，不着边际。古人写文章，定稿之后，喜欢用一个词，叫“删定”。这个词很“贴”，是行家之言。
在我看来，纯净的散文，都是用减法写出来的。
伍尔芙举出某人的文章作例子，然后说：“直到文章结束时，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坚实的东西以供发挥。”
“坚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质”。有质有文，当然好。质胜于文，也未尝不可。最要不得的是，文胜于质。仅仅是一堆花哨的语言，没有“坚实的东西”，这样的散文还写个什么劲呢？但这样的散文的确是存在的，还不少，像什么“青春美文”之类。
伍尔芙后来转移了话题，谈到散文的篇幅。她说：“现在，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像以往那样需要散文，愿望还更加迫切。对于篇幅不超过一千五百字，或在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一千七百五十字的散文的需求，大大地超过了供应。”
这话是伍尔芙在九十年前针对英国文坛来说的，但听起来，也颇为符合当下中国的文坛现状。在我的视线之内，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追求“大散文”，对“千字文”是颇有些不屑的。其实，很多读者是喜欢读千字文的。
实际上，千字文不是可以“一挥而就”的，要有很深的“功夫”才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散文名家都是以千字文征服了读者，鲁迅、梁实秋、周作人，都是。我觉得，当下作家不屑于写短小的散文，跟文坛的“导向”有一定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坛的导向，总喜欢跟读者的需求“拧”着干，像是跟谁赌气似的。到底是跟谁赌气呢？
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力所能及地作了一些“扭转”的工作。据我所知，《散文百家》杂志有“千字文征稿”；《红豆》杂志有“精短散文大赛”；《海燕·都市美文》的“稿约”，一直声明“尤欢迎言简意赅、凝练精辟的短章”。
伍尔芙的散文观，跟我们的老祖宗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让我觉得，写文章一事，不必迷信西方的观点，也不妨多看看古人的说法。
此外我还想说的是，伍尔芙的散文，有些并不“纯净”，读起来不太顺，磕磕绊绊的。看来，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仅仅是认识到了，还远远不够。
周作人和《游山日记》
我喜欢周作人的随笔，尤其是他的读书随笔。据说，在写作的当时，他有些读书随笔是颇受指责的，所谓“文抄公”的文体。连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也说他“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周作人晚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此类批评仍流露出不满之意，以为“眼光也只是皮毛”。
我理解周作人的苦衷。“专抄古书”，不是为了省时省力，而是另有意图，换句话说，是提倡读古书，是借古人的笔墨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以他的性格，是不能直说的，直说就意味着跟很多人公开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打倒旧文化的，不读旧书，成了知识界的主流声音。到１９２５年的时候，鲁迅还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周作人的举动，哪里是什么“不发表意见”呢？
其实，做“文抄公”，也并不省时省力。看起来，只是把古人的言论，东一句，西一句，“拾掇”起来而已。打比方说，今天盖一栋大楼，也不过是把钢筋、水泥和砖瓦之类“拾掇”起来，但随便让谁去“拾掇”一下看看？所以周作人说：“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真是肺腑之言。
我从周作人的读书随笔中收获过不少“窃喜”。鲁迅有一句话说对了，“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要想学会作文，就要多看中国书，而且是古书。汪曾祺说：“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
老实说，我从周作人的“文抄”中，学到了不少写文章的“窍门”。在关于《游山日记》的一篇随笔中，周作人抄录了这样一段：“云过密则反无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见。阖扉则云之入者不复出，不阖扉则云之出者旋复入，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我的目光在这段文字上徘徊了很久，有飘飘之感。我也醉了，是“文醉”。
之下还有几段抄录，也很精彩。周作人说：“《游山日记》里所载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把这段话的“风向”稍微一转，其实就是文章之道，而且是大道。我们写文章，没有“私人的思想性情”是不行的。
《游山日记》大致可以归入游记之类，是清代文士舒白香于嘉庆九年在庐山避暑时所作。周作人评价他“文章清丽，思想通达，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我由此萌发了阅读《游山日记》的冲动，到网上书店查询。我找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林语堂作序的“宇宙风”版本。周作人说：“写信通知了林语堂先生，他买了去一读，说值得重印，于是这日记重印出来了。”就是它，距今已有七十多年，要价二百元。我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读者，这种价格我是很难接受的。另一种是学苑出版社的版本，两年前的，影印版，还不是单行本，而是把什么《伊犁日记》、《使滇日记》、《天山客话》、《北征日记》等五部文集跟《游山日记》合编成一本（或者是一套？），要价也不低，接近二百。这种编法，好像诚心跟谁找别扭似的。你想买一只苹果么？好，再搭配五只柿子才卖给你。买不买呢？我很犹豫。
由这件事，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觉得作读书随笔，如果对象是比较生僻的书，像一些不热门的古籍之类，引文多一些，不是什么坏事。以《游山日记》为例，如果没有引文，只有周作人的评价，我还会萌发寻找它的冲动么？大概不会。就像买东西，你总得让我看看货色吧？
我手中的不少古籍，都是沿着读书随笔的路标才找到的。在周作人的导引下，我买过《袁中郎随笔》和《钝吟杂录》等多种；在孙犁的导引下，买过《吕氏春秋》等多种；在汪曾祺的导引下，买过《归有光散文选》等多种。这些书，细细读过，都大有收益，并且从中还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早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人说过，是吕坤在《呻吟语》中说的：“学者万病，只一个静字治得。”当下的学术界也好，文学界也好，都有太多的浮躁气。在这样的氛围中，要想取得真正的“成果”，谈何容易。董其昌《评文》：“作文要得解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哪能沉下心来“思之思之”呢？
我认为“文抄公”的文体，在当下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只是，学识不足的人，怕是干不好这个活儿。
寻找阿索林
汪曾祺先生的随笔《阿索林是古怪的》，开头一句是：“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心里都咯噔一声。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我很喜欢汪老的文章，但现在还不敢说对他“终生膜拜”。离人生的终点似乎还有比较长的距离，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不喜欢他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不是很大，但总是存在的。
我觉得自己应该读读阿索林的文章。散文也好，小说也好，只要能找到，就一定要读读。
没想到阿索林竟是如此难找。有几个年头了，我逛书店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外国作品专柜前转转，寻找阿索林的名字，没有。一而再再而三，还是没有。怎么就没有呢？
前不久，重读汪老的《晚翠文谈》，又读到那句话，“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这次我下了狠心，一定要找到阿索林！
我把书柜里的外国作品选集都打开了。我有一套《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八卷本。我以为在这套文库中，至少能找到阿索林的一两篇作品。我很失望。阿索林是西班牙作家，这套文库根本就没收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另外的几个选本也没有。看来，阿索林确实是“古怪的”，他怎么老躲着我呢？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新华书店。目标还是外国文学选本。我在书店里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有了一点收获。在《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中，我找到了阿索林的一篇散文，即《上书院去的路》。从目录上看到它，我眼睛一亮，赶紧翻到指定的页码，又有点失望。太短了！还不足七百字，文章后面“鉴赏”却长得多。我没有细看，把那本书买下了。我为了一篇不足七百字的文章，买下了一本六百二十六页的精装书。
关于阿索林，书中有一段简短的介绍：“（1874—1967）西班牙现代散文家、评论家和小说家。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还写了许多散文和文学论著。”特别提到他的散文，“具有简练、朴素、清新的风格”。
当天晚上，我读了《上书院去的路》。“葡萄藤的卷须转黄，灰暗的秋天的黄昏近了，我的忧郁也随着浓了起来……”我承认，文章写得不错，有坚实的细部，有现场感，能恰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惜，就这短短的一篇，读起来很不过瘾。
我突然想起自己收藏了不少《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杂志，里边会不会有呢？试一下吧。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以后，我找到了。在1996年第一期的《外国文艺》上，找到了阿索林的一篇散文《风车》，果实不小，有三千多字。照例也有关于阿索林的介绍，说他是“九八年一代”作家的代表，“五十岁时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风车》描写作者读《堂·吉诃德》后寻访和了解风车的情形。文字如诗如画，美丽的乡野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我读了《风车》，感觉跟《上书院去的路》一样，还是“文章写得不错，有坚实的细部，有现场感”。
还是不过瘾，随后再次上网继续寻找阿索林。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前在网上并没有搜到阿索林的文章，只有一些评介类的文字，这次却有了，还不少。是一个叫“肖毛”的人，不知是先生还是女士，把全本的《西班牙小景》刚刚搬到网上。很好，我赶紧全文下载。同时也很感谢“肖毛”，心说，那天碰了面，我要请他或她吃饭。
我终于拥有了一本阿索林的书。
我从《西班牙小景·重印前言》中知道，所谓“九八年一代”，是指1898年，西班牙被美国战败后，“国势一落千丈”，“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起来提出各种主张……探索如何使西班牙获得新生”，他们最终了形成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关于阿索林，文中说：“他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他那几本薄薄的散文集。在他的散文里，他善于用细致而清晰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旧日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
阿索林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大概就是1930年，由徐霞村和戴望舒合译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书的原名《西班牙》。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更名为《西班牙小景》。
读完《西班牙小景》，我又一次想起汪老的话，“阿索林是古怪的”。除了古怪以外，我还觉得，书中的二十六篇散文，都不及我早些时候读到的《上书院去的路》和《风车》。其中《塞万提斯的未婚妻》跟《风车》的结构，异曲同工，但缺少了《风车》的简洁。
读阿索林的文章，我有没有收获呢？当然有。他的长处我会吸收的，会“化”到自己的文章里面。
我会“终生膜拜”阿索林么？不会。但我不反对汪老去终生膜拜。
有意思的是，读完《西班牙小景》，紧接着又读了汪老的随笔《自报家门》，里边有这样的话：“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这个评价很别致。
我会继续寻找阿索林的小说么？看缘分吧。有缘相遇，就看看。无缘，就算了。刻意的寻找，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了。
随便说一句，阿索林，还有一种翻译，叫“阿左林”。他的真名，有三种译法。《西班牙小景》中，叫“霍赛·马蒂内斯·路伊斯”。《外国文艺》中叫“何塞·鲁伊斯”。两者很接近。翻译中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中，叫“马丁尼兹·雷士·约瑟”，稍微远一点儿。但不管多远，他都是阿索林。
库普林告诉我
读孙犁的《小说杂谈》，读到这样一段话：“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之后，能记住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之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没有读过库普林的任何作品。不过，孙犁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很想看看库普林的小说。原因嘛，用孙犁的说法，是我读过太多“闹市”一样的小说，感到厌烦，现在想换换口味，看看另一种小说的模样。
孙犁的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看来，小说中的“闹市”，由来已久了。
我存有一套《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翻看目录，没有找到库普林的名字。我觉得有麻烦了。翻看其他的外国小说选本，不出所料，还是没有。到网上书店查查看吧，只查到一本《亚玛街的烟花女》，是长篇。我更想看他的短篇。但犹豫了片刻，还是下了订单。赶巧了，一个文友从北京回老家来，找我闲谈。闲谈中我提到自己正在寻找库普林的短篇小说。文友上心了，回北京不久，就给我寄来一套《库普林文集》，其中有中短篇小说集《阿列霞》。感激之余，我迫不及待打开《阿列霞》，连续三个晚上沉浸其中。我看到了什么呢？
说实话，我从库普林的小说中看到了明显的不足，也看到了明显的长处。我觉得，库普林没能跻身于世界顶尖级作家的行列，可能是受到了“不足”的拖累。我无意于去做一个批评家，不想对已经过世七十年的前辈作家指手画脚。在阅读中，我更愿意扮演一个学生的角色，向所有作家学习，用他们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库普林的长处在细部。孙犁的一番话，说得好极了。库普林小说的细部，读起来如同目睹，有很强的现场感。
短篇小说《象》中有这样一段，写的是小象吃甜面包：“它用自己的吸盘灵活地抓住了面包，他把鼻子卷成了圈，把面包藏到脑袋底下它那翕动的、滑稽的、毛茸茸的三角形嘴里。只听见面包碰在干燥皮肤上的沙沙声。”
库普林是不是亲眼见过这样的场面呢？“面包碰在干燥皮肤上的沙沙声”，可谓神来之笔，用古人的话说，这是“闲中着色”。
好像有一位评论家说过，中国当代小说中，缺少声音（不是指人物对话）、颜色，还有气味。也就是说，当代小说中，作家的听觉、视觉和嗅觉都缺席了。那个评论家对这种现象是颇有些不满意的。我觉得他应该对库普林感到满意。库普林的小说中，从来都不缺乏声音、颜色和气味。
“他走路踉踉跄跄，穿着千补百衲的衣衫，从身上散发出一股酒精气味和寒酸的地下室气味”。
“于是小酒店就成了临时戏院，演员是老头儿和那只深棕色的狗……”
以上两段是短篇小说《皮拉特卡》中的句子，类似的句子在其他作品中也很常见。
我最欣赏的是短篇小说《画家的毁灭》中一个喝酒的瞬间：“当伊利英倒酒时，瓶颈与玻璃酒杯碰撞得叮当直响。他用颤抖的手端起酒杯，把酒倒进嘴里，但久久没有下咽，只是把脸皱成一副令人厌恶的丑相，然后他以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咕嘟一下子将嘴里的酒咽了下去。他的脸皱得更厉害了，半闭的嘴巴急促地喘着气，就像要吹开什么滚烫的东西似的。”
我在生活中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肯定看过，但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写到小说里面去。这大概就是我跟库普林之间的差距。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的差距。
库普林的小说比较单纯，好读，是乡村的田野，离“闹市”很远。这也是值得借鉴的地方。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写的小说，读起来很不顺畅呢？是才华太大还是才华不足？
对库普林小说的翻译，我认为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这是题外话，但我忍不住要说一说。不少外国小说，不能吸引我的原因，往往不是原作的问题，而是翻译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大概其”，不能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翻译家也要在语言上多下些功夫才行。
我还没有读完《阿列霞》，我会继续读下去的。还有库普林的长篇小说，我也会看看。我希望他还能告诉我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