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奥运火炬开始全球传递之旅，是否出现藏独分子的抗议乃至暴力抢夺，似乎已经成为检验火炬途经国的安保能力、安保意愿，以及是否“自由”的标志。欧美等国的媒体报道几乎发生了一致性的倾斜，投机的政客纷纷迎合氛围，唯恐“政治不正确”。
　　为什么，这类行为在西方竟能裹胁一时的民意?政府是否给予它的公民用集会、游行的方式表达意见的权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表达意见时是否以和平的方式遵守法律的底线，同样是重要问题，并不天然就比前一个问题更占道义上的优势。能否恪守已经获得的自由与权利的边界，对于正在追求自由与权利的人群来说，甚至更具意义与责任。
　　如果这是民族问题，那么，这类问题不独中国所有。同情“藏独”的国家，多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而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敏感。此前，中国内地“愤青”的一些過激言行曾被西方媒体视为危险的民族主义苗头，冷静地予以批评。而“藏独”分子的行径，其组织程度与暴力危害性，则远过于沉迷在表达快感中的尚不入流的中国“愤青”。
　　如果这是宗教信仰问题，那么，理应想到的是，在更大的范围内，遭受困扰的是否只是藏传佛教?仅以佛教为例，藏传佛教属于密宗，汉地佛教多为显宗，后者在人才培养与教义传承方面问题尤多。大佛的数量日增，而象虚云、太虚那样的大师，却再没有。对此，叶小文就曾表示忧虑。“南美有‘解放神学’，非洲有‘黑人神学’，菲律宾有‘草根神学’，中国有个什么神学呢?不知道!”如果此类问题能通过畅通有效的渠道表达，并获得改善，更不必与民族问题相纠缠。否则既不公平，又徒增问题的解决难度。
　　尽管马恩经典著作里对宗教的作用鲜有正面评价，除了“鸦片”，就是“锁链上的花朵”，但江泽民曾说，他们没讲，我们自己讲。这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胡锦涛也曾强调：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认识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
　　不进入对方的语境，就不能通过有效的沟通解决共同的问题。套用佛教语境表述，在生命的无数个轮回中，佛的智慧如明灯从彼岸向苦海中的世人伸出接引之手。急切与不择手段的行事，显然有违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对现世逻辑的妥协。出世者从不与此世攀比谁更有效率，因为它寄托彼岸，意图永恒。在这点上，耶稣也曾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可见，宗教原典中对彼岸与此世的混淆，保有足够的警惕。
　　历史上，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关系经过漫长的演变后，人们认识到，必须警惕寻求政治权力的宗教，同时，亦要警惕政治力量越界钳制心灵的企图。昔日欧洲人民面对可以烧死布鲁诺与塞尔维特的教廷，生活并不愉快。今天，各国的宗教人士均不再拥有法外之权。这一变革是世界趋势，只不过，走出中世纪西方人用了数百年，而西藏的迅疾之变只在一代人之间。并且，世俗化变革的推进者必须克制把自己变成一尊新神的诱惑。
　　拉萨“3·14”事件发生后的某天，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一部拍摄于1963年的故事片《农奴》。片中讲述：
　　主人公强巴是郎杰老爷的农奴。备受欺压的他决心不再说话，像哑巴一样把仇恨埋在心底。伪善的土登活佛收留了即将被老爷处死的强巴，让他做了喇嘛。解放军进藏后，郎杰和土登发动叛乱，失败后，郎杰逃往国外。被战士用生命援救的强巴觉醒了，解放军是头带五角星的菩萨。他把土登活佛藏在寺院里的武器取出来准备交给解放军。土登为消灭罪证放火烧寺，嫁祸解放军。强巴冲出火海，揭露土登活佛的罪行。“哑巴”说话了，农奴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日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披露，警方在拉萨的部分寺庙查获了包括枪支弹药在内的大量进攻性武器。政府打碎农奴制、发展经济、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和成绩，竟在寺院藏匿武器这一情节上，收获了与半个世纪前近乎完全的相似。为什么?
　　原因固然复杂，但至少眼下就可以反省的是，当达赖喇嘛一直在用西方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宣扬佛教教义，广交名流，迎合环保、动物保护等最新国际潮流之时，如果我们的国家电视台只能从库房里找出一份1963年的故事片拷贝，凭此如何实现有效的信息送达?再多的华人签名，也难免被看作是老电影的影迷会。
　　奥运火炬被冠以“圣火”之名，只是现代世俗社会不甘于俗、僭夺彼岸信仰资源的一个小例子。虽然，奥运只是一个尘世的梦，但在感情上，人们很难喜悦一种令美梦破碎的行为。
　　火炬传递手们，此刻正沿着边界奔跑，八面来风，遭遇四方的拉扯。沿着国家的边界、民族的边界，沿着东西方文化的边界，沿着信仰与权力的边界，沿着人性所有美好与丑陋的边界奔跑。在混沌与清晰之间，这是一种被迫，也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