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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一生，对很多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他本人的成长历程中，他也受到很多前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他发生最直接影响的几位老师。绍兴三味书屋的塾师寿镜吾，大家知道;同盟会元老章太炎，在日本时教鲁迅等文字学，鲁迅自己也多次谈到;鲁迅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知道的人更多;而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总办（校长）俞明震，是引导鲁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思想启蒙者，对鲁迅的影响是极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鲁迅。
1898年春，鲁迅刚到南京的时候，他就读的江南水师学堂给他印象很不好，觉得那里“乌烟瘴气”，学了半年，就决心转学。10月就转到了离水师学堂不远的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当时，这是个全新的学校，刚刚创办起来，鲁迅他们是第一届学生（实际上也是最后一届）。这个学校考试并不难，鲁迅一考就被录取了。
在这里，鲁迅感受了全新的氛围。这里的外文不像水师学堂那样学英文，而是学德文。鲁迅记得很清楚：“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 Das Weib，Das。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
很明显，这学校的新鲜空气强烈地感染了鲁迅。尤其是第二年新任的总办（校长）俞明震是个“新党”，他对年轻的鲁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鲁迅描述他的形象道：“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学校里还新设了阅报栏。于是，“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整。翻开一看……”鲁迅就被强烈地吸引了，从此，鲁迅迷上了新学。这也就是后来吸引他走出国门的契机。在矿路学堂的这段经历，鲁迅印象极为深刻。俞明震坐在马车上看《时务报》的形象，便刻在鲁迅记忆中，永远抹不去了。
在鲁迅一生中，他始终尊为“师”的，只有寿镜吾、俞明震、章太炎三人。甚至在鲁迅的日记里，每次提到俞明震也始终极为尊敬地称为“师”。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寿镜吾教鲁迅立身，章太炎教鲁迅学问，藤野先生教鲁迅看人，而俞明震教鲁迅从文。对于鲁迅后来学了医而终竟从文，俞明震的影响非同小可。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浙江绍兴（山阴）人。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第三甲六十二名进士。先在翰林院任职，后来外放，担任江苏候补道，1901年被任为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1902年1月，鲁迅以全校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后，与其他四名同学一起，被选送去日本留学。3月24日，俞明震亲自带领鲁迅等五人，乘坐日本轮船大贞丸，从南京出发，经上海，于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港，再转东京，安顿好一切，他才独自回国。
俞明震这样一个“新党”人物，倡导新学问、新风气，在当时自然会犯“可恶罪”的。鲁迅他们毕业后，矿路学堂就被关闭了。俞明震仍然担任江南陆师学堂的总办。但接着他就遭受了劫难。1903年，“苏报案”发生，俞明震因为担任着江苏候补道的职务，所以受命前往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此案。但是俞明震是个“新党”，同情革命者，对于当局查封《苏报》，缉捕章太炎、邹容等做法，心怀不满，所以对办案很不配合。1904年4月，“苏报案”结束，俞明震就被同僚给参了一本，说他有“劣迹”。光绪皇帝判定：“道员俞明震，总办厘局，纷更差委，虽无贿弊实据，究属办理不善，著交部议处。”这是说，虽然没有实证能够证明他是受了人家贿赂故意不积极查处，但至少也是办理不力，需要进一步查处的意思。到1906年12月，光绪亲批：“上谕：本日召见江苏试用道俞明震，着交军机处存记，钦此。”表明他的案子到这时才处理完。
后来，俞明震又先后到江西、甘肃任职。辛亥革命后，一度退隐，后来又到北洋政府中任职。1915年时，他担任平政院肃政厅肃政史。鲁迅曾多次去看望他。从《鲁迅日记》中看到，1915年2月17日：“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未遇。”陈师曾是俞明震的亲戚，他也是鲁迅共赴日本留学的多年密友，鲁迅与陈一起拜访俞，是一种很亲近的关系。4月10日：“午后访俞恪士师，未遇。”但这次鲁迅似乎抱着不见不罢休的决心，接着第二天再去：“午后访俞恪士师。”奇怪的是，鲁迅费好大的劲终于拜访了多年不见的老师一回，却也只“略坐出”，似乎只是礼节性拜访了。
俞明震在北京期间，与他的亲友陈三立（陈师曾、陈寅恪之父）、王伯沆等过从甚密。陈寅恪曾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一文中说：“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近便。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抄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用三十块大洋买这一部浮世绘，也不是一笔小数字了，可见他嗜书如命。他还是一个旧诗造诣颇深的诗人。他的诗集《觚庵诗存》于1920年由上海聚珍仿宋书局印行，陈三立为他作序，其中评其诗：“感悟造端，摄兴象空灵杳蔼之城，近益托体简斋，句法间追钱仲文，当世颇称之。”可见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晚年俞明震在杭州西湖边造屋闲居，与友人悠游西湖。1918年12月24日逝世，终年59岁，逝后葬于西湖吉庆山。不知为什么，鲁迅直到1919年1月20日才收到俞明震逝世的讣告，他随即托人送去一幅挽幛，挽幛的内容不见于记载，恐怕不会存于人间了。
（选自《教师博览》）
1898年春，鲁迅刚到南京的时候，他就读的江南水师学堂给他印象很不好，觉得那里“乌烟瘴气”，学了半年，就决心转学。10月就转到了离水师学堂不远的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当时，这是个全新的学校，刚刚创办起来，鲁迅他们是第一届学生（实际上也是最后一届）。这个学校考试并不难，鲁迅一考就被录取了。
在这里，鲁迅感受了全新的氛围。这里的外文不像水师学堂那样学英文，而是学德文。鲁迅记得很清楚：“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 Das Weib，Das。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
很明显，这学校的新鲜空气强烈地感染了鲁迅。尤其是第二年新任的总办（校长）俞明震是个“新党”，他对年轻的鲁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鲁迅描述他的形象道：“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学校里还新设了阅报栏。于是，“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整。翻开一看……”鲁迅就被强烈地吸引了，从此，鲁迅迷上了新学。这也就是后来吸引他走出国门的契机。在矿路学堂的这段经历，鲁迅印象极为深刻。俞明震坐在马车上看《时务报》的形象，便刻在鲁迅记忆中，永远抹不去了。
在鲁迅一生中，他始终尊为“师”的，只有寿镜吾、俞明震、章太炎三人。甚至在鲁迅的日记里，每次提到俞明震也始终极为尊敬地称为“师”。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寿镜吾教鲁迅立身，章太炎教鲁迅学问，藤野先生教鲁迅看人，而俞明震教鲁迅从文。对于鲁迅后来学了医而终竟从文，俞明震的影响非同小可。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浙江绍兴（山阴）人。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第三甲六十二名进士。先在翰林院任职，后来外放，担任江苏候补道，1901年被任为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1902年1月，鲁迅以全校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后，与其他四名同学一起，被选送去日本留学。3月24日，俞明震亲自带领鲁迅等五人，乘坐日本轮船大贞丸，从南京出发，经上海，于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港，再转东京，安顿好一切，他才独自回国。
俞明震这样一个“新党”人物，倡导新学问、新风气，在当时自然会犯“可恶罪”的。鲁迅他们毕业后，矿路学堂就被关闭了。俞明震仍然担任江南陆师学堂的总办。但接着他就遭受了劫难。1903年，“苏报案”发生，俞明震因为担任着江苏候补道的职务，所以受命前往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此案。但是俞明震是个“新党”，同情革命者，对于当局查封《苏报》，缉捕章太炎、邹容等做法，心怀不满，所以对办案很不配合。1904年4月，“苏报案”结束，俞明震就被同僚给参了一本，说他有“劣迹”。光绪皇帝判定：“道员俞明震，总办厘局，纷更差委，虽无贿弊实据，究属办理不善，著交部议处。”这是说，虽然没有实证能够证明他是受了人家贿赂故意不积极查处，但至少也是办理不力，需要进一步查处的意思。到1906年12月，光绪亲批：“上谕：本日召见江苏试用道俞明震，着交军机处存记，钦此。”表明他的案子到这时才处理完。
后来，俞明震又先后到江西、甘肃任职。辛亥革命后，一度退隐，后来又到北洋政府中任职。1915年时，他担任平政院肃政厅肃政史。鲁迅曾多次去看望他。从《鲁迅日记》中看到，1915年2月17日：“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未遇。”陈师曾是俞明震的亲戚，他也是鲁迅共赴日本留学的多年密友，鲁迅与陈一起拜访俞，是一种很亲近的关系。4月10日：“午后访俞恪士师，未遇。”但这次鲁迅似乎抱着不见不罢休的决心，接着第二天再去：“午后访俞恪士师。”奇怪的是，鲁迅费好大的劲终于拜访了多年不见的老师一回，却也只“略坐出”，似乎只是礼节性拜访了。
俞明震在北京期间，与他的亲友陈三立（陈师曾、陈寅恪之父）、王伯沆等过从甚密。陈寅恪曾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一文中说：“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近便。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抄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用三十块大洋买这一部浮世绘，也不是一笔小数字了，可见他嗜书如命。他还是一个旧诗造诣颇深的诗人。他的诗集《觚庵诗存》于1920年由上海聚珍仿宋书局印行，陈三立为他作序，其中评其诗：“感悟造端，摄兴象空灵杳蔼之城，近益托体简斋，句法间追钱仲文，当世颇称之。”可见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晚年俞明震在杭州西湖边造屋闲居，与友人悠游西湖。1918年12月24日逝世，终年59岁，逝后葬于西湖吉庆山。不知为什么，鲁迅直到1919年1月20日才收到俞明震逝世的讣告，他随即托人送去一幅挽幛，挽幛的内容不见于记载，恐怕不会存于人间了。
（选自《教师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