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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真正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容易。能否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努力建立不同而和、殊途同归、确保共同繁荣而不是确保相互毁灭的新兴大国关系，关键在于双方之间能否建立战略互信。
第三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于5月9-10日在华盛顿举行。在经历了2010年的激烈博弈和2011年初的“胡奥会”后，在全球接连发生“政治地震”和“地理地震”的背景下，两国高层官员这次集中会晤将谈些什么？这次对话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哪些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脆弱的“风平浪静”
与2010年的激烈博弈相比，2011年初以来的中美关系看似风平浪静。从内因看，这源于1月“胡奥会”这一“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高层访问”所带来的拉动效应。此次“胡奥会”不仅有效扭转了此前双边关系的下滑势头，实现了“止跌回升”，而且推动双方加强自我反思和相互了解，使双方对彼此的能力与意图、底线和目标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双方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及确立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还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解决了因双边关系性质模糊而带来的麻烦，成为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就此而言，中美关系在“胡奥会”后进入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既是各方期待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从外因看，造成中美关系几个月以来相安无事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近期发生的两场“地震”。一个是中东的“政治地震”。突尼斯的国内骚乱在整个地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中东和北非地区自二战以来的最大变化。为应对中东变局，美国在推进战略东移的同时不得不回眸中东，运筹亚太的方式相应变化，对中国的正面刺激有所减少。另一个是日本的“地理地震”。“3·11”地震使作为美国亚太战略重要“抓手”的日本自顾不暇，而且灾后的日本对中国援助心存感激，中日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美国若继续一味在亚太拉拢盟友针对中国，也似乎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竞争和矛盾被阶段性地冲淡或掩盖了。
但这种风平浪静的态势是非常脆弱的，背后不乏暗流涌动。作为全球最重要、最复杂、最敏感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牵涉到从双边到地区再到全球的方方面面，其发展不能仅依靠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动来维持和推动。如果认为有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就万事大吉，中美关系很可能不进反退。更重要的是，那些制约和破坏中美关系的“老问题”还没有获得实质性解决或管控，而新的问题又进一步凸现出来：
一方面，“一见一售”（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两核问题”（伊核问题、朝核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半岛问题）、“三海争端”（黄海、南海、台海）这些长期牵动中美关系以及在2010年成为中美博弈焦点的议题，未来可能继续干扰中美关系的稳定；
另一方面，中东乱局刺激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化战略”的冲动明显抬头，美推动“互联网自由”及与“公民社会”对话并暗中针对中国的诸多举措，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警觉；而美国对中国航母即将下水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中国引领“金砖国家”抱团发展是否会伤害美国利益等问题，也同样心中无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3月在参院作证时，忧心忡忡地称美中“为争夺全球影响力正展开直接竞争”；美国安会高官也抱着复杂的心态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竞争者”。双方这些新的疑虑和猜忌成为两国关系的新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加之美国务院、国防部、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官及美驻华大使相继易人，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预测第三轮对话新重点
面对这种内外形势快速变化、结构性矛盾一时难解、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的形势，如何调控矛盾、保持势头、拓宽合作、增进互信，以具体行动推动构建有实在内容、可长期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既是新时期确保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核心目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建立于2009年，并于2009年7月和2010年5月进行过两次成功的对话。目前第三次对话尚未进行，但基于前两次对话的基本套路、中美关系的当前特点和全球层面的形势变化，除涉汇、涉台、涉藏、涉朝、涉伊等“常规议题”之外，我们还可大致揣测出此次对话的一些新的重点。
重点议题之一可能是两国在亚太相处的问题。鉴于亚太在全球和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对亚太的持续全方位投入，两国在亚太的利益如何协调、机制如何兼容、矛盾如何管控、繁荣如何共享等问题，是两国需要通盘考虑的重要议题。这是两国关系能否摆脱所谓“历史宿命”、建立稳定牢固的战略互信、实现在亚太长期和平共存的关键。尤其是伴随中国军力、特别是海上力量的持续增长，安全方面的对话很可能成为两国战略对话的新内容。
重点议题之二可能是中东和北非的局势。美国在此地区具有重大战略利益，中国也在此地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目前中东北非形势发展尚存不确定性，对地区稳定、全球油价、大国关系均将产生重要影响，理应成为中美对话与合作的另一重点。中美双方有理由借此机会全面交换对局势的看法、各自关切的重点以及下一步的可能行动，探讨如何与国际社会一道，确保或恢复各国的政治稳定，并寻求可被各方接受的利比亚问题解决方案。
重点议题之三可能是“全球公地”的治理问题。这是美国权力的新边疆，事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希望在这些领域占据优势，既拉上中国等新兴国家为其助力，又规范这些国家在这些领域的行为。而中国的力量在这些领域快速拓展，也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协调与合作。就此次活动看，如果可能的话，两国各对口部门将围绕海权矛盾的协调、海上安全的共管、外层空间的开发、网络安全的维护等议题开展对话，或力争为这些议题上的对话创造条件。
重点之四将是如何优化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结构的问题。经济合作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础。目前，中美两国政府均要推动本国经济结构深刻转型，“中美经济关系向何处去”的问题切实摆在中美两国面前，要求两国政府加强协调对话，深化合作，减少摩擦。这几乎是双方经济对话必谈的内容。结合近期中美之间相互释放的信号，美方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分享中国扩大内需带来的机遇；而中国关注的则是要求美为中国对美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放宽高科技出口管制等。
战略互信：能，还是不能？
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处于一种竞争与合作同时强化的状态之中。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坐二望一”、发展模式渐趋明晰、地缘空间不断拓展，美国对中国势必有着越来越深的战略焦虑。尽管两国之间是不是已经形成“老大”与“老二”之争尚无定见，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空前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未来，这一全方位竞争态势只可能增加，不可能减少。与此同时，在国际格局深刻转型的大背景下，两国又面临着诸多的共同挑战，中国实力的增长以及两国巨大的差异性又给两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互补性合作空间，中美关系“合利斗伤”的本质在新时期进一步凸现出来。
对中美两国而言，能否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做到求同存异，力争以同化异，努力建立不同而和、殊途同归、确保共同繁荣而不是确保相互毁灭的新兴大国关系，关键在于双方之间能否建立战略互信。可以说，两国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行动，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4月举行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着眼于此，5月即将举行的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着眼于此，其后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访华和习近平副主席的访美也均承载着这方面的任务。这种频繁、有效的高层互动，有助于形成持续和良性的势头，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要建立真正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容易。中美两国要开创21世纪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世界级大国之间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新型关系模式，既无经验也无前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注定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要管控和处理好上述一系列新老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期间少不了摩擦和角力。尤其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未来搞好中美关系还面临更为复杂的决策环境，可能影响决策的客观因素（如国内舆论导向及第三方国家等）和主观考虑（如何协调局部与整体利益、近期和长远目标、对内和对外两个大局）都要比以往更多，决策权力也将日趋分散，要延续以往“自上而下”的方法或推行“静悄悄的外交”都将面临更大制约。对此，中美双方都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需要双方高超的政治智慧，更需要坚定的战略意志。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华盛顿）
2009年7月27日—28日
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
加强中美经济合作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在“中美战略对话”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两大机制的基础之上。200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上首次会晤，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在此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运而生。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历时两天，中国派出了150多人的代表团，对话的中方主持者是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奥巴马政府中到会的部长级官员也多达12位，对话的美方主持者是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
首轮对话中，议题不仅包括双边问题，也涉及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在战略对话部分，双方讨论了未来的双边合作，探讨了国际反恐、打击跨国犯罪以及防止核扩散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还就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进行了磋商。在经济对话部分，双方则从多角度表达了各自在经济发展和金融领域中所关心的问题，为中美两国“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经济合作”开辟道路。
首轮对话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包括：双方发表了《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新闻稿》，宣布奥巴马总统将应胡锦涛主席的邀请于2009年年内访华；中美两军将扩大各级别交往。双方表示将致力于落实两国教育部门签署的《中美工作计划》确立的各项目标。此外，中美双方拟就了一份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商定于次年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时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轮美中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与以往战略经济对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世界形势因目前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个不同点是，把战略问题与经济问题整合到一个对话中来，“双方看来对这个新的框架都感到满意”。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北京）
2010年5月24日—25日
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
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能源、环境、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海关、核安全、反恐、军控与防扩散、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AP1000核反应堆核安全、页岩气、绿色合作伙伴、供应链安全、新发和再发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合作的相关文件，发表了《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双方重申继续积极落实《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双方还同意继续加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在战略对话中，中美双方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同时决定在战略对话框架下继续开展外交政策规划和非洲、拉美、东亚、中东、南亚、中亚事务磋商。人民币汇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方面的话题也是2010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热点议题。中美双方围绕“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主题，就“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4个议题展开了讨论。
中美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承诺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同意加强金融领域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同意加强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合作；鼓励双方通过两国部门间经济对话机制深化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对话后，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包含40多项具体成果。
针对此轮对话，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刊登文章指出，中美关系被很多媒体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在防扩散、全球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政治和安全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而在经济领域，两个经济大国的利益矛盾相互交错，难解难分，影响着21世纪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
第三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于5月9-10日在华盛顿举行。在经历了2010年的激烈博弈和2011年初的“胡奥会”后，在全球接连发生“政治地震”和“地理地震”的背景下，两国高层官员这次集中会晤将谈些什么？这次对话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哪些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脆弱的“风平浪静”
与2010年的激烈博弈相比，2011年初以来的中美关系看似风平浪静。从内因看，这源于1月“胡奥会”这一“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高层访问”所带来的拉动效应。此次“胡奥会”不仅有效扭转了此前双边关系的下滑势头，实现了“止跌回升”，而且推动双方加强自我反思和相互了解，使双方对彼此的能力与意图、底线和目标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双方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及确立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还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解决了因双边关系性质模糊而带来的麻烦，成为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就此而言，中美关系在“胡奥会”后进入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既是各方期待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从外因看，造成中美关系几个月以来相安无事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近期发生的两场“地震”。一个是中东的“政治地震”。突尼斯的国内骚乱在整个地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中东和北非地区自二战以来的最大变化。为应对中东变局，美国在推进战略东移的同时不得不回眸中东，运筹亚太的方式相应变化，对中国的正面刺激有所减少。另一个是日本的“地理地震”。“3·11”地震使作为美国亚太战略重要“抓手”的日本自顾不暇，而且灾后的日本对中国援助心存感激，中日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美国若继续一味在亚太拉拢盟友针对中国，也似乎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竞争和矛盾被阶段性地冲淡或掩盖了。
但这种风平浪静的态势是非常脆弱的，背后不乏暗流涌动。作为全球最重要、最复杂、最敏感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牵涉到从双边到地区再到全球的方方面面，其发展不能仅依靠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动来维持和推动。如果认为有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就万事大吉，中美关系很可能不进反退。更重要的是，那些制约和破坏中美关系的“老问题”还没有获得实质性解决或管控，而新的问题又进一步凸现出来：
一方面，“一见一售”（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两核问题”（伊核问题、朝核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半岛问题）、“三海争端”（黄海、南海、台海）这些长期牵动中美关系以及在2010年成为中美博弈焦点的议题，未来可能继续干扰中美关系的稳定；
另一方面，中东乱局刺激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化战略”的冲动明显抬头，美推动“互联网自由”及与“公民社会”对话并暗中针对中国的诸多举措，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警觉；而美国对中国航母即将下水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中国引领“金砖国家”抱团发展是否会伤害美国利益等问题，也同样心中无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3月在参院作证时，忧心忡忡地称美中“为争夺全球影响力正展开直接竞争”；美国安会高官也抱着复杂的心态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竞争者”。双方这些新的疑虑和猜忌成为两国关系的新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加之美国务院、国防部、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官及美驻华大使相继易人，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预测第三轮对话新重点
面对这种内外形势快速变化、结构性矛盾一时难解、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的形势，如何调控矛盾、保持势头、拓宽合作、增进互信，以具体行动推动构建有实在内容、可长期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既是新时期确保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核心目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建立于2009年，并于2009年7月和2010年5月进行过两次成功的对话。目前第三次对话尚未进行，但基于前两次对话的基本套路、中美关系的当前特点和全球层面的形势变化，除涉汇、涉台、涉藏、涉朝、涉伊等“常规议题”之外，我们还可大致揣测出此次对话的一些新的重点。
重点议题之一可能是两国在亚太相处的问题。鉴于亚太在全球和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对亚太的持续全方位投入，两国在亚太的利益如何协调、机制如何兼容、矛盾如何管控、繁荣如何共享等问题，是两国需要通盘考虑的重要议题。这是两国关系能否摆脱所谓“历史宿命”、建立稳定牢固的战略互信、实现在亚太长期和平共存的关键。尤其是伴随中国军力、特别是海上力量的持续增长，安全方面的对话很可能成为两国战略对话的新内容。
重点议题之二可能是中东和北非的局势。美国在此地区具有重大战略利益，中国也在此地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目前中东北非形势发展尚存不确定性，对地区稳定、全球油价、大国关系均将产生重要影响，理应成为中美对话与合作的另一重点。中美双方有理由借此机会全面交换对局势的看法、各自关切的重点以及下一步的可能行动，探讨如何与国际社会一道，确保或恢复各国的政治稳定，并寻求可被各方接受的利比亚问题解决方案。
重点议题之三可能是“全球公地”的治理问题。这是美国权力的新边疆，事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希望在这些领域占据优势，既拉上中国等新兴国家为其助力，又规范这些国家在这些领域的行为。而中国的力量在这些领域快速拓展，也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协调与合作。就此次活动看，如果可能的话，两国各对口部门将围绕海权矛盾的协调、海上安全的共管、外层空间的开发、网络安全的维护等议题开展对话，或力争为这些议题上的对话创造条件。
重点之四将是如何优化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结构的问题。经济合作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础。目前，中美两国政府均要推动本国经济结构深刻转型，“中美经济关系向何处去”的问题切实摆在中美两国面前，要求两国政府加强协调对话，深化合作，减少摩擦。这几乎是双方经济对话必谈的内容。结合近期中美之间相互释放的信号，美方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分享中国扩大内需带来的机遇；而中国关注的则是要求美为中国对美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放宽高科技出口管制等。
战略互信：能，还是不能？
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处于一种竞争与合作同时强化的状态之中。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坐二望一”、发展模式渐趋明晰、地缘空间不断拓展，美国对中国势必有着越来越深的战略焦虑。尽管两国之间是不是已经形成“老大”与“老二”之争尚无定见，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空前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未来，这一全方位竞争态势只可能增加，不可能减少。与此同时，在国际格局深刻转型的大背景下，两国又面临着诸多的共同挑战，中国实力的增长以及两国巨大的差异性又给两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互补性合作空间，中美关系“合利斗伤”的本质在新时期进一步凸现出来。
对中美两国而言，能否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做到求同存异，力争以同化异，努力建立不同而和、殊途同归、确保共同繁荣而不是确保相互毁灭的新兴大国关系，关键在于双方之间能否建立战略互信。可以说，两国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行动，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4月举行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着眼于此，5月即将举行的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着眼于此，其后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访华和习近平副主席的访美也均承载着这方面的任务。这种频繁、有效的高层互动，有助于形成持续和良性的势头，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要建立真正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容易。中美两国要开创21世纪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世界级大国之间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新型关系模式，既无经验也无前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注定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要管控和处理好上述一系列新老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期间少不了摩擦和角力。尤其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未来搞好中美关系还面临更为复杂的决策环境，可能影响决策的客观因素（如国内舆论导向及第三方国家等）和主观考虑（如何协调局部与整体利益、近期和长远目标、对内和对外两个大局）都要比以往更多，决策权力也将日趋分散，要延续以往“自上而下”的方法或推行“静悄悄的外交”都将面临更大制约。对此，中美双方都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需要双方高超的政治智慧，更需要坚定的战略意志。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华盛顿）
2009年7月27日—28日
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
加强中美经济合作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在“中美战略对话”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两大机制的基础之上。200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上首次会晤，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在此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运而生。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历时两天，中国派出了150多人的代表团，对话的中方主持者是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奥巴马政府中到会的部长级官员也多达12位，对话的美方主持者是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
首轮对话中，议题不仅包括双边问题，也涉及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在战略对话部分，双方讨论了未来的双边合作，探讨了国际反恐、打击跨国犯罪以及防止核扩散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还就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进行了磋商。在经济对话部分，双方则从多角度表达了各自在经济发展和金融领域中所关心的问题，为中美两国“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经济合作”开辟道路。
首轮对话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包括：双方发表了《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新闻稿》，宣布奥巴马总统将应胡锦涛主席的邀请于2009年年内访华；中美两军将扩大各级别交往。双方表示将致力于落实两国教育部门签署的《中美工作计划》确立的各项目标。此外，中美双方拟就了一份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商定于次年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时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轮美中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与以往战略经济对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世界形势因目前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个不同点是，把战略问题与经济问题整合到一个对话中来，“双方看来对这个新的框架都感到满意”。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北京）
2010年5月24日—25日
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
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能源、环境、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海关、核安全、反恐、军控与防扩散、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AP1000核反应堆核安全、页岩气、绿色合作伙伴、供应链安全、新发和再发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合作的相关文件，发表了《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双方重申继续积极落实《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双方还同意继续加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在战略对话中，中美双方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同时决定在战略对话框架下继续开展外交政策规划和非洲、拉美、东亚、中东、南亚、中亚事务磋商。人民币汇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方面的话题也是2010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热点议题。中美双方围绕“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主题，就“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4个议题展开了讨论。
中美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承诺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同意加强金融领域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同意加强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合作；鼓励双方通过两国部门间经济对话机制深化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对话后，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包含40多项具体成果。
针对此轮对话，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刊登文章指出，中美关系被很多媒体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在防扩散、全球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政治和安全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而在经济领域，两个经济大国的利益矛盾相互交错，难解难分，影响着21世纪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