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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井水
井在玉宝奶奶家的大门外。一到快做饭，都掮着扁担去挑水。轮到向东哥哥了，他还提着脚后跟往玉宝奶奶家的院子里张望。不知谁大喊了一声，向东掉井里了！正在呱嗒呱嗒拉风箱的春桃姐姐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差点撞在向东哥哥的水桶上。等着挑水的人们都笑起来，向东哥哥也笑。春桃姐姐不好意思地看一眼大家，剜一眼向东哥哥，红着脸蜇回家，关上大门继续做饭。风箱一会儿呱嗒——呱嗒，一会儿呱嗒嗒——呱嗒嗒，好像唱歌跑了调。向东哥哥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桶水，走得飞快，像要飘起来。
我们都知道春桃姐姐是玉宝奶奶捡来的。玉宝奶奶年轻时，嫁过来没几天，玉宝爷爷就得痨病没了。玉宝奶奶出去赶集，十里八村的小伙子见了，急得睡不着觉，都托人说媒。可玉宝奶奶的嘴咔嚓一声上了锁，任谁来说也不答应，就守着两床新被子自己过。后来，玉宝奶奶黢黑的发簪里闪着一根根银丝时，有一天去集上买苹果树苗，回来的路上就捡来了春桃姐姐。二婶经常说，春桃来的时候才多大点啊，小猫似的，一只鞋旮旯就装下了，一眨眼的工夫，十八了！
来我家串门的二婶五娘娘九婶她们常提到春桃。一听到春桃姐姐的名字，我的耳朵就支楞起来。有的说，十八岁的春桃姐姐活脱脱一个年轻时的玉宝奶奶，好像年轻的玉宝奶奶仙女似的从照片上走下来了；也有的说，春桃姐姐比当年的玉宝奶奶还俊——玉宝奶奶总爱皱着眉，整天幽幽地不知望着哪里，而春桃呢，眼窝里都是清清的井水，不笑也带着笑模样。有一次我和英子正在踢毽子，向东哥哥一晃一晃地走来，我伸直胳膊挡在路中间截住他，仰着脸问，“向东哥哥，春桃姐姐好不好看？”向东哥哥弹了一下我的脑门，小声说，“好看！”“有多好看？”“妞妞说有多好看就多好看！”“不行，我说了不算，你说！”向东哥哥弯下腰，对着我的额头说，“比花还好看！”我嘻嘻一笑，收起胳膊放他走了。一会儿，春桃姐姐一扭一扭地来了，她一下逮住了我们飞起来的毽子，高高地扬起来让我们够。我才不去管毽子呢，我看着她毛茸茸的眼睛，说，“春桃姐姐，向东哥哥说了，你比花都好看！”春桃姐姐把毽子递给我，弯下腰，问我的额头，“真的？”“嗯！”我使劲点头。春桃姐姐悄悄笑了。春桃姐姐笑的時候，好像一朵苹果花正在开。
村里的几个大哥哥没事就爱去玉宝奶奶大门外的井边挑水，篱笆圈起来的院墙都让他们看矮了。可是，只有向东哥哥最幸运，他去打水的时候，春桃姐姐不是正在扫院子，就是正在晾衣服。春桃姐姐一扭头，看见了向东哥哥，低了头，一扭一扭地进屋去了。可是春桃姐姐刚进去又出来了，篱笆边有一棵月季她忘了浇。向东哥哥提着水已经走了。春桃姐姐生气地揪下一片月季花瓣，撕得一条一条的，又团起来捻成泥噗地扔在篱笆上了，好像那篱笆是向东哥哥。春桃姐姐在月季花旁发了好一阵子呆，才慢腾腾地回屋。那棵忘了浇的月季，她又忘了。
玉宝奶奶家的麦地紧挨着二婶家的。二婶踩着月光赶到地头时，春桃姐姐一手提着水罐一手握着明晃晃的月牙镰也来了。割了一半，直起腰歇歇喝口水时，春桃姐姐看见那一半的麦子已经被人割倒了，一个个圆溜溜的大麦个子齐齐地躺在栀子花的黎明里。二婶抹把汗，说，春桃，割完麦就找个媒人吧！
媒人就是二婶。玉宝奶奶颠着小脚迈进了二婶家的门。我和小花盯着桌子上的花糖，伸着脖子直咽口水，可我还是听清楚了玉宝奶奶的话：她二婶，我一辈子守寡，一把年纪了得了个宝，一心想找个上门女婿。二婶倒茶的手顿了一下。
向东哥哥有好几个弟弟妹妹。没事时我们就扳着指头数：向东大哥哥，援朝二姐姐，卫国三哥哥，胜利四姐姐，国庆五哥哥，建国六姐姐，国强七哥哥，永强八姐姐。向东哥哥的娘——我叫她二大娘，看见援朝哥哥晃过来晃过去地想叫他去担水，嘴里却喊向东！卫国！胜利！国庆！建国！国强！永强！喊了一圈，最后也没喊到她想喊的援朝哥哥的名字，我们都笑弯了腰。二婶去二大娘家给向东哥哥提亲，一说上门女婿，二大爷把烟袋锅子啪地敲在桌子角上，差点砸出个窝。二婶阴着脸回来，我和小花都不敢捏糖吃了。
二大爷很快就托邻村的七仙姑给向东哥哥领来一个姑娘。她叫香香，圆溜溜的，和捆得结结实实的大麦个子似的。向东哥哥拧着脖子不愿意，要跑，被二大爷锁在了屋里。二大爷咬着烟袋嘴子蹲在门外。和向东哥哥锁在一起的，还有香香姑娘那个大麦个子。刚割完麦，天又热，大麦个子脱啊脱啊，最后成了一粒粘在向东哥哥身上的饱满的大麦粒。锁打开后，向东哥哥只是吸烟，一句话也不说。抓起桶去提水，二大爷一把就夺下了。
以前春桃姐姐一天只打一次水，把瓮灌满了一天都不再出门。现在，春桃姐姐没事就拎着桶出来，长长的井绳续下去，只提上来小半桶水。水从缸里呼呼地淌出来了，春桃姐姐还去打——半桶水浇苹果树，半桶水浇枣树，半桶水浇槐树，半桶水浇海棠，半桶水浇月季，半桶水刷锅，半桶水洗碗，半桶水洗手绢，……来打水的却是卫国哥哥。卫国哥哥怜惜地看着春桃姐姐，不知道说什么好。春桃姐姐眼窝里的井水渐渐浅了，心井桶子一样凉凉地空了。
大麦个子的腰一天天粗起来，二大爷慌了，逼着向东哥哥成亲。迎亲的早就出了村，估计快回来了，我和小花跑着去抢喜糖。路过玉宝奶奶家，看见春桃姐姐提着桶一根柳条似地软软地飘了出来。春桃姐姐朝我们短短地笑了笑，好像一朵苹果花，花瓣刚打开就合上了。我站住，想叫声春桃姐姐，一眨眼，春桃姐姐顺着井绳栽井里去了！我像被狼狗撵着满胡同地跑，边跑边喊：春桃姐姐掉井里了！春桃姐姐掉井里了！……
井边围满了人。最后还是卫国哥哥把春桃姐姐弄了上来。迎亲的回来了，向东哥哥疯了似地飞了来。大麦个子随后就气喘吁吁地追过来了，她一手捂着鼓溜溜的肚子，一手死死抓紧向东哥哥的胳膊。卫国哥哥冷冷地看了眼向东哥哥，小心地把春桃姐姐搭在牛背上，牵着牛去了学校操场。向东哥哥灌了一肚子喜酒，春桃姐姐空了一肚子井水。向东哥哥醉了，呜呜地哭了，春桃姐姐醒了，淡淡地笑了。
卫国哥哥和二大爷大干了一架，连八仙桌子都掀翻了，娶了春桃姐姐，住进了玉宝奶奶家。卫国哥哥填上了家门口那眼井，和村里几个劳力在村子的另一头又另挖了一口。一到快做饭，大家照例掮着扁担去挑水，都说，可能井打浅了，水不好，有点浑，还有点苦。我舀起半瓢尝了尝，还真是呢，不如原来的水甜。 填满土的井口渐渐长满了草。春桃姐姐偶尔出来看看，那些草立刻跳进了她水汪汪的眼睛里，像是从水里长出来的植物，又清亮，又浓密。
之二：水莲
我家在胡同的最北头。出来大门，顺着胡同一直往南走，就能走到大平、二平和三平的家。他们是弟兄三个，三个都是光棍。胡同的路并不都是平的，坑坑洼洼，中间还有个小上坡。单单走路是觉不出什么的，就好像没有坡，但若是推着小土车，车斗里又恰好装了满满一斗不管什么东西，就得弓着腰，很有些费力了。我在胡同里玩的时候，经常看见大平，但也可能是二平或三平，推着小土车弓着腰上那个小坡。他们给自己家推东西，但通常，麦收收秋的时候，他们大多都是给别人家干的。这样，出过一身臭烘烘的透汗之后，他们就有一顿饱饭吃了——原来，没有媳妇，竟是连饭也吃不饱的。尽管如此，力气却总有的是，所以，三个人并不多讨人嫌。三平小时候放鞭炮炸瞎了一只眼，当时大约也很想镶上一只狗眼的，就像村子最东头的拴柱爷爷，但爹娘早就死了，终究是妄想，就只好由着那只眼瞎掉，落下难看的凹疤。而另一只眼，却黑黑亮亮的，很好看，甚至好看得过分了。一只好看的眼加上一只难看的眼，结果竟是难看。我问二婶，为什么不是好看？二婶想了想，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尽问些没用的！一只眼的三平，不光有力气，竟还有些秀气。二婶掰着指头一数，三平也三十多了，不小了。
二婶磨薄了嘴皮子——那些天，我看见二婶像一阵潦草的风，在胡同里刮过来刮过去——好歹终于总算有个姑娘愿意嫁给三平了。她叫水莲，天生的哑巴，说什么都是“啊啊”地叫着比划。是哑三分傻，天生的似乎还不止三分，但她才不过十六七岁，配三平大概也够了。水莲过门不久，树上的知了就叫成一片了，密密的，像下雨，水莲就穿得又薄又少，免不了露着一大片脖子，一大块膀子，再露一截大腿也说不准。她站在大门口摇着蒲扇凉快，半个胡同的人都忍不住朝她看——白白胖胖的，怎么看都像一瓜嫩生生的鲜藕。午后困倦，人们大都闩了大门在家歇晌觉。水莲也还知道插门，但那扇门实在太破了，甚至有些糟烂了，就有了缝隙。我们是不肯睡的，嚼着半黄不青的酸杏子经过水莲家的大门时，一扭头，就瞥见了一溜白光——也好像是那溜闪烁的白灿灿的光硬把我们的脖子拽过去的——水莲正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四仰八叉地睡觉哩。头顶的两棵大槐树，枝叶茂密，浓厚的荫凉幽幽地铺了半个院子。
村子里不歇晌的闲汉似乎多起来，他们一趟趟地踱过水莲家的大门口。三平把水莲的凉席卷巴卷巴挪到了屋里，水莲不解，屋里又实在热，还憋闷，三平不在家时，水莲又白花花地躺在院子里的绿荫里了。
就在胡同的小上坡那儿，往西一拐，过三两户人家，就是一个月牙形的池塘，无数碧绿的大荷叶严严地遮住了水面，还藏住了许多粉的白的荷花。池塘向外，是没有边的庄稼地。从天边吹来的风，一过玉米地和池塘，就变得又凉又香。晚上，大人们都爱偎凑在池塘边凉快。我们咋咋呼呼地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女人们都压着嗓子说水莲天天晚上啊啊地叫，叫得半条胡同不安宁。说完就吃吃地笑。男人们也听见了，但一口一口使劲抽着烟，说别的事。晚上不是都困觉了吗？街上的狗偶尔会汪汪地叫唤几声，水莲虽只会啊啊，不会说话，也还不是一条狗，她叫什么呢？我的心好像被蚊子叮了，痒痒起来。我不再追小花和英子了，蹲在二婶腿边问，二婶，水莲——为什么叫？二婶佯装真生气了，推搡着我的胳膊，妞妞，屁大的孩子，没你不问的事！去去去！我被二婶拨拉到一边，又不想再和小花和英子玩，一个人闷闷地捉萤火虫。连头皮也凉吱吱的了，连脚底板子也凉吱吱的了，人们就打着哈欠准备回家了。村子静下来，能听见一片荷叶碰着另一片荷叶的声音。我想，要是人们都走净了，我自己待在池塘边，一定能听见荷花开花的声音。正走着，忽听不远处啊地一声，紧接着又是几声。女人们笑起来，笑声小小的，碎碎的，却粘稠。突然女人们站住了，说，不对啊，三平不是上矿没回来么？哦哦——立刻就有人又笑起来，仿佛一锅的爆米花不断炸开，其他人很快就跟着笑了。男人们不说话，却似乎有些着急，叫着各自的女人，三步两步回家了。
那是水莲在叫。二婶没告诉我，我就还是不解，深更半夜的，她叫什么呢？
水莲很快就生了小娃娃。不知谁取的名字，大概怕他再成哑巴，就叫了大说。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叫二说。二说几个月大时，大說就会答拉话了，差不多整个胡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好歹没哑！同时人们差不多也发现，大说那塌鼻子，小眯缝眼——像是秫秸糜拉了条缝——活脱脱从大平脸上揭下来的。第三年上，水莲噗噜一下生了两个女孩——自然就叫了三说和四说。这时候的二说，只那两只大招风耳，就已经和二平再像不过了。等到三说四说大一点能看分明模样时，人们才真正松了口气，两个女孩都俊得花朵似的，这才像三平啊！
四个孩子够三平养的，都说。大约大平二平也是养的，但三平还在那家小煤矿上下井。大平二平本来更可以去，但大平给生产队喂牲口，二平更乐意给人帮忙干活混口饭，就都不出去。三平从矿上回来——我们跟在他后面——大门却是闩着的，我们里头，不知是谁，就主动替三平咣咣地砸门，直到大平或二平慌慌张张地打开。三平突然暴躁地把我们轰走，转身也闩上了门。
我们以为水莲每年都会按时生出一两个小娃娃，但是，自从生了一个不像大平不像二平也不像三平的五说后，水莲就再也不让生了。知了密密地叫起来时，水莲又在幽凉的院子里歇晌了，一张破旧的凉席上，站着坐着躺着一窝长相不同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哭的，笑的孩子。她把一只大白馒头一样的奶堵在五说脸上，另一只大白馒头上趴着四说和三说。二说也才不过三岁，也还没断奶，等三说一扭头，他立刻就把嘴凑了上去，像吹一只大喇叭。几个娃娃，几头小猪似的，叼着奶头在水莲的怀里拱来拱去。不多会儿，大抵都吃饱了，竟都睡着了，横七竖八。水莲早就睡熟了，又白又软，像一块饧透的面。傍晚，水莲在大门口乘凉，依旧只是随便穿件棉布衫，那衫子水洗日晒的，愈发比先前薄了，透了，半个胡同的人仍忍不住睃一眼再睃一眼——还是那瓜鲜藕——终究觑不够。算算，水莲才不过二十岁多一点，或者也就只有二十，正是好时候。 之三：荷花
在乡间，节气无疑是很重要的了，比如春分和夏至。春分种上的麻，到夏至，大约九十天，爹说最多不能超过一百天，就得杀了。
直到杀，麻秆也只有指头粗细，但麻叶却是葱郁繁密的。远远一瞭，一片麻地就是一整块冷凝的绿，起大风时，整块绿才簌汪汪地流动起来，才可见麻秆之间狭小黑幽的缝隙。路过麻地，我和小花、英子总要随手摘片叶子，搁鼻子底下闻闻，在脸上蹭一蹭，或盖在眼上看太阳，也就扔了。麻叶六瓣形，和大人的手掌差不多大，像一朵朵绿色的大雪花，可好看了。但再好看的叶子也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麻秆。
杀麻的时候，和爹一样的劳力，个个光着黝黑的脊梁，握一把头天晚上刚嚯哧嚯哧磨好的月牙镰，一头钻进了绿油油的麻地。只听咔嚓，咔嚓，咔嚓，一片片翠秀的麻秆就倒了。杀麻的自然一般都是男人，但偶尔也有女人，比如大壮的媳妇荷花婶婶，因为大壮年前死了。
有了女人，仿佛一锅寡淡的青菜汤里点了滴香油，尽管难免依旧寡淡，终究有了些香腻的味道。荷花婶婶虽是寡妇，到底不是泼辣的女人，青密的麻秆高过人头，半旧的衣衫仍是裹得严严实实，连脖子下那粒翡绿的纽扣也不肯解开，只把袖子绾起来一半。她本就纤秀，露出的一截胳膊就细细的，好在平素常常风吹日晒的，白里透着红，看起来也还有几分力气。但风只掠过高高的麻梢，麻地里照旧闷热，用不了小半晌，男人的汗就先是顺着脊梁滴答，不久就一条条地淌成溜了。荷花婶婶毕竟第一次杀麻，那样地用力，汗衫也就透了，湿嗒嗒地贴在身上，年轻的身子一下子就凸的凸，凹的凹，圆的圆，细的细，又偏偏，甚至连荷花婶婶不曾断奶的儿子太平常常吮的奶头因顶着湿衣服也依稀可见了——我和小花提着瓦罐去地里给爹和二叔送水，恰巧经过荷花婶婶，我叫了一声：婶儿！荷花婶婶转过头，呀，很好看很有些意味了。二婶曾说，寡妇都很有眼风的，年轻的又个顶个染了狐媚，就更不必说了。荷花婶婶的头发乱了，解下花手绢重新系了下，怯怯地左右瞟了两眼，似乎也没怎么着，麻地里就渐渐热闹起来了。不知谁喊，这天，蒸窝窝头呀，嗓子冒烟了！也不知谁回，是身上起火了吧？就都哈哈笑起来。我抬头看看天，阳光耀得眼珠生疼，根本睁不开，真像在下火哩！火把杀麻的男人烤得越来越热，把我和小花的影子烤得越来越短了。不管谁说句什么，总能招来一阵大笑。燥热的风把男人浑黏的话吹来吹去，肆浪的笑声不时惊飞一群群麻雀。
荷花婶婶也笑。但荷花婶婶的笑大多没有声音，只是抿了嘴，任那笑胭脂一样一点一点洇到脸上，不经意地，脸就一下一下地红了。
杀麻大抵是一天的活，为了省工夫，女人们往往指使孩子把饭送到地里，让男人在地头的荫凉里吃。饭一定差不了的，但也不外乎一大盘绿莹莹的豆角，一大掐黄澄澄的油条，一大壶红燠燠的绿豆汤——这分明已经是好饭了。一年中，除却杀麻，也只在割麦子或砍玉米的农忙时节狠下心拿粮食换回油条了。女人都会算计着呢，什么时候该给男人吃什么最是清楚不过。下大力流大汗可不能亏着。任是素日里怎么泼的女人，这点终究是深谙的。我和小花去送饭，半路上，先就捏了一根油条吧唧吧唧地吃了。真香啊！打开笼布再捏时，我看见，篮子一角，居然搁着一把青花的小酒壶和一只白瓷的小酒盅！那分明是对爹的犒劳了。娘想得可真周到！来送饭的半大孩子站在自家地头，冲着麻地使劲喊一声，爹——！听见应了，放下篮子就走了，横竖与我和小花一样，油条早就偷吃过不止一根了。地头上有几棵经年的大梧桐树，男人们纷纷歇了镰，各自拎着篮子，聚到树下。
饿是显然早就饿了，却并不着急吃。
荷花婶婶自然是没人送饭的。婆婆早就没了，公公腿脚不伶俐，还要看着两岁的太平。大姑子，小叔子，一样的时节，谁不忙得叽里咕噜的呢。——路上，两个匆忙的人打招呼，一个说，看你，忙得头发不在那簪里！另一个说，可不，忙得衣服搭在膀子上，叠不得叠！
就有人喊，荷花！歇吧，来一起吃！
脆脆的声音撩着翠翠的麻梢传过来：你们吃！
怎么？得八抬大轿抬你啊？
荷花婶婶大约不好意思了，握着镰出了麻地。翠绿的小碎花褂子，本就薄透，一阵风就干了，一身汗又湿了。这会是干爽爽的了，偏偏头发又凌乱得厉害了——这乱竟也挑人，搁在别人头上，那就是鸡窝子；搁在荷花婶婶头上，就乱得人心痒痒，忍不住想看，越看越想看，越看越看不够，恨不能过去给她捋一捋。
荷花婶婶看见我，妞妞送饭来了呀！
嗯！娘说让我等爹吃完拿着篮子再走！
我也是！小花說。
荷花婶婶笑着看看我俩，又瞟了眼爹和二叔。爹和二叔闷闷的，好像没看见。但二叔白了小花一眼，我看见了。
头茬韭，花香藕，新娶的媳妇，黄瓜纽——那是鲜！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来来来，一起吃，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五伯伯说。
荷花婶婶就也一起吃起来。
也分不清谁是谁的。大家围在一起，像坐席。
新杀的麻汁液饱满，田野里到处飘荡着凛凛的清香。男人分明让这酒一样的香灌醉了，看荷花婶婶的眼神很有些醺醺然了。我离爹最近，却惟独看不清爹的脸。
荷花婶婶虽打小就是干惯了地里的活的，但杀麻终究是慢了。云彩火一样点红了西天时，几个人一齐帮着荷花婶婶，三下两下就收尾了。荷花婶婶背着一身火烧云乏乏地往回走，不得了了，荷花婶婶像一枚大金子，发着金灿灿的光了。
麻杀完了就在村边淀池或池塘里沤。天热，也就一天多点的光景，看着麻秆上吥嘟吥嘟鼓泡泡了，就可以捞出来了。杀麻荷花婶婶多少还能对付的，沤麻、捞麻——若不是男人们眼尖一把拽住，荷花婶婶就哧溜滑进池塘里去了。就有人撵荷花婶婶说，快回吧！这哪是女人家干的活！再搭条命进去！荷花婶婶只得回去，自家的麻，全由着那帮只穿着大裤衩子的男人了。
麻沤完得摊得薄薄地晒。乡间终究是要靠天的——若天好，到处是明晃晃的太阳地，像烙饼样翻上几回，麻就晒得白生生的了；若天不好，才晒了个半干，一场麻秆子雨——怪不得叫麻秆子雨呢，晒麻的时候下的雨啊——麻就晒不出来了，发乌，还有黑点点子。不过也没事，究竟有的是办法，麻秆攒起来，点着硫黄，一圈严严实实地罩上塑料布，一熏，依旧是好的。
荷花婶婶的麻终究顺顺当当地收回家了。她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一捆捆的白，眼里泪汪汪的了。
井在玉宝奶奶家的大门外。一到快做饭，都掮着扁担去挑水。轮到向东哥哥了，他还提着脚后跟往玉宝奶奶家的院子里张望。不知谁大喊了一声，向东掉井里了！正在呱嗒呱嗒拉风箱的春桃姐姐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差点撞在向东哥哥的水桶上。等着挑水的人们都笑起来，向东哥哥也笑。春桃姐姐不好意思地看一眼大家，剜一眼向东哥哥，红着脸蜇回家，关上大门继续做饭。风箱一会儿呱嗒——呱嗒，一会儿呱嗒嗒——呱嗒嗒，好像唱歌跑了调。向东哥哥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桶水，走得飞快，像要飘起来。
我们都知道春桃姐姐是玉宝奶奶捡来的。玉宝奶奶年轻时，嫁过来没几天，玉宝爷爷就得痨病没了。玉宝奶奶出去赶集，十里八村的小伙子见了，急得睡不着觉，都托人说媒。可玉宝奶奶的嘴咔嚓一声上了锁，任谁来说也不答应，就守着两床新被子自己过。后来，玉宝奶奶黢黑的发簪里闪着一根根银丝时，有一天去集上买苹果树苗，回来的路上就捡来了春桃姐姐。二婶经常说，春桃来的时候才多大点啊，小猫似的，一只鞋旮旯就装下了，一眨眼的工夫，十八了！
来我家串门的二婶五娘娘九婶她们常提到春桃。一听到春桃姐姐的名字，我的耳朵就支楞起来。有的说，十八岁的春桃姐姐活脱脱一个年轻时的玉宝奶奶，好像年轻的玉宝奶奶仙女似的从照片上走下来了；也有的说，春桃姐姐比当年的玉宝奶奶还俊——玉宝奶奶总爱皱着眉，整天幽幽地不知望着哪里，而春桃呢，眼窝里都是清清的井水，不笑也带着笑模样。有一次我和英子正在踢毽子，向东哥哥一晃一晃地走来，我伸直胳膊挡在路中间截住他，仰着脸问，“向东哥哥，春桃姐姐好不好看？”向东哥哥弹了一下我的脑门，小声说，“好看！”“有多好看？”“妞妞说有多好看就多好看！”“不行，我说了不算，你说！”向东哥哥弯下腰，对着我的额头说，“比花还好看！”我嘻嘻一笑，收起胳膊放他走了。一会儿，春桃姐姐一扭一扭地来了，她一下逮住了我们飞起来的毽子，高高地扬起来让我们够。我才不去管毽子呢，我看着她毛茸茸的眼睛，说，“春桃姐姐，向东哥哥说了，你比花都好看！”春桃姐姐把毽子递给我，弯下腰，问我的额头，“真的？”“嗯！”我使劲点头。春桃姐姐悄悄笑了。春桃姐姐笑的時候，好像一朵苹果花正在开。
村里的几个大哥哥没事就爱去玉宝奶奶大门外的井边挑水，篱笆圈起来的院墙都让他们看矮了。可是，只有向东哥哥最幸运，他去打水的时候，春桃姐姐不是正在扫院子，就是正在晾衣服。春桃姐姐一扭头，看见了向东哥哥，低了头，一扭一扭地进屋去了。可是春桃姐姐刚进去又出来了，篱笆边有一棵月季她忘了浇。向东哥哥提着水已经走了。春桃姐姐生气地揪下一片月季花瓣，撕得一条一条的，又团起来捻成泥噗地扔在篱笆上了，好像那篱笆是向东哥哥。春桃姐姐在月季花旁发了好一阵子呆，才慢腾腾地回屋。那棵忘了浇的月季，她又忘了。
玉宝奶奶家的麦地紧挨着二婶家的。二婶踩着月光赶到地头时，春桃姐姐一手提着水罐一手握着明晃晃的月牙镰也来了。割了一半，直起腰歇歇喝口水时，春桃姐姐看见那一半的麦子已经被人割倒了，一个个圆溜溜的大麦个子齐齐地躺在栀子花的黎明里。二婶抹把汗，说，春桃，割完麦就找个媒人吧！
媒人就是二婶。玉宝奶奶颠着小脚迈进了二婶家的门。我和小花盯着桌子上的花糖，伸着脖子直咽口水，可我还是听清楚了玉宝奶奶的话：她二婶，我一辈子守寡，一把年纪了得了个宝，一心想找个上门女婿。二婶倒茶的手顿了一下。
向东哥哥有好几个弟弟妹妹。没事时我们就扳着指头数：向东大哥哥，援朝二姐姐，卫国三哥哥，胜利四姐姐，国庆五哥哥，建国六姐姐，国强七哥哥，永强八姐姐。向东哥哥的娘——我叫她二大娘，看见援朝哥哥晃过来晃过去地想叫他去担水，嘴里却喊向东！卫国！胜利！国庆！建国！国强！永强！喊了一圈，最后也没喊到她想喊的援朝哥哥的名字，我们都笑弯了腰。二婶去二大娘家给向东哥哥提亲，一说上门女婿，二大爷把烟袋锅子啪地敲在桌子角上，差点砸出个窝。二婶阴着脸回来，我和小花都不敢捏糖吃了。
二大爷很快就托邻村的七仙姑给向东哥哥领来一个姑娘。她叫香香，圆溜溜的，和捆得结结实实的大麦个子似的。向东哥哥拧着脖子不愿意，要跑，被二大爷锁在了屋里。二大爷咬着烟袋嘴子蹲在门外。和向东哥哥锁在一起的，还有香香姑娘那个大麦个子。刚割完麦，天又热，大麦个子脱啊脱啊，最后成了一粒粘在向东哥哥身上的饱满的大麦粒。锁打开后，向东哥哥只是吸烟，一句话也不说。抓起桶去提水，二大爷一把就夺下了。
以前春桃姐姐一天只打一次水，把瓮灌满了一天都不再出门。现在，春桃姐姐没事就拎着桶出来，长长的井绳续下去，只提上来小半桶水。水从缸里呼呼地淌出来了，春桃姐姐还去打——半桶水浇苹果树，半桶水浇枣树，半桶水浇槐树，半桶水浇海棠，半桶水浇月季，半桶水刷锅，半桶水洗碗，半桶水洗手绢，……来打水的却是卫国哥哥。卫国哥哥怜惜地看着春桃姐姐，不知道说什么好。春桃姐姐眼窝里的井水渐渐浅了，心井桶子一样凉凉地空了。
大麦个子的腰一天天粗起来，二大爷慌了，逼着向东哥哥成亲。迎亲的早就出了村，估计快回来了，我和小花跑着去抢喜糖。路过玉宝奶奶家，看见春桃姐姐提着桶一根柳条似地软软地飘了出来。春桃姐姐朝我们短短地笑了笑，好像一朵苹果花，花瓣刚打开就合上了。我站住，想叫声春桃姐姐，一眨眼，春桃姐姐顺着井绳栽井里去了！我像被狼狗撵着满胡同地跑，边跑边喊：春桃姐姐掉井里了！春桃姐姐掉井里了！……
井边围满了人。最后还是卫国哥哥把春桃姐姐弄了上来。迎亲的回来了，向东哥哥疯了似地飞了来。大麦个子随后就气喘吁吁地追过来了，她一手捂着鼓溜溜的肚子，一手死死抓紧向东哥哥的胳膊。卫国哥哥冷冷地看了眼向东哥哥，小心地把春桃姐姐搭在牛背上，牵着牛去了学校操场。向东哥哥灌了一肚子喜酒，春桃姐姐空了一肚子井水。向东哥哥醉了，呜呜地哭了，春桃姐姐醒了，淡淡地笑了。
卫国哥哥和二大爷大干了一架，连八仙桌子都掀翻了，娶了春桃姐姐，住进了玉宝奶奶家。卫国哥哥填上了家门口那眼井，和村里几个劳力在村子的另一头又另挖了一口。一到快做饭，大家照例掮着扁担去挑水，都说，可能井打浅了，水不好，有点浑，还有点苦。我舀起半瓢尝了尝，还真是呢，不如原来的水甜。 填满土的井口渐渐长满了草。春桃姐姐偶尔出来看看，那些草立刻跳进了她水汪汪的眼睛里，像是从水里长出来的植物，又清亮，又浓密。
之二：水莲
我家在胡同的最北头。出来大门，顺着胡同一直往南走，就能走到大平、二平和三平的家。他们是弟兄三个，三个都是光棍。胡同的路并不都是平的，坑坑洼洼，中间还有个小上坡。单单走路是觉不出什么的，就好像没有坡，但若是推着小土车，车斗里又恰好装了满满一斗不管什么东西，就得弓着腰，很有些费力了。我在胡同里玩的时候，经常看见大平，但也可能是二平或三平，推着小土车弓着腰上那个小坡。他们给自己家推东西，但通常，麦收收秋的时候，他们大多都是给别人家干的。这样，出过一身臭烘烘的透汗之后，他们就有一顿饱饭吃了——原来，没有媳妇，竟是连饭也吃不饱的。尽管如此，力气却总有的是，所以，三个人并不多讨人嫌。三平小时候放鞭炮炸瞎了一只眼，当时大约也很想镶上一只狗眼的，就像村子最东头的拴柱爷爷，但爹娘早就死了，终究是妄想，就只好由着那只眼瞎掉，落下难看的凹疤。而另一只眼，却黑黑亮亮的，很好看，甚至好看得过分了。一只好看的眼加上一只难看的眼，结果竟是难看。我问二婶，为什么不是好看？二婶想了想，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尽问些没用的！一只眼的三平，不光有力气，竟还有些秀气。二婶掰着指头一数，三平也三十多了，不小了。
二婶磨薄了嘴皮子——那些天，我看见二婶像一阵潦草的风，在胡同里刮过来刮过去——好歹终于总算有个姑娘愿意嫁给三平了。她叫水莲，天生的哑巴，说什么都是“啊啊”地叫着比划。是哑三分傻，天生的似乎还不止三分，但她才不过十六七岁，配三平大概也够了。水莲过门不久，树上的知了就叫成一片了，密密的，像下雨，水莲就穿得又薄又少，免不了露着一大片脖子，一大块膀子，再露一截大腿也说不准。她站在大门口摇着蒲扇凉快，半个胡同的人都忍不住朝她看——白白胖胖的，怎么看都像一瓜嫩生生的鲜藕。午后困倦，人们大都闩了大门在家歇晌觉。水莲也还知道插门，但那扇门实在太破了，甚至有些糟烂了，就有了缝隙。我们是不肯睡的，嚼着半黄不青的酸杏子经过水莲家的大门时，一扭头，就瞥见了一溜白光——也好像是那溜闪烁的白灿灿的光硬把我们的脖子拽过去的——水莲正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四仰八叉地睡觉哩。头顶的两棵大槐树，枝叶茂密，浓厚的荫凉幽幽地铺了半个院子。
村子里不歇晌的闲汉似乎多起来，他们一趟趟地踱过水莲家的大门口。三平把水莲的凉席卷巴卷巴挪到了屋里，水莲不解，屋里又实在热，还憋闷，三平不在家时，水莲又白花花地躺在院子里的绿荫里了。
就在胡同的小上坡那儿，往西一拐，过三两户人家，就是一个月牙形的池塘，无数碧绿的大荷叶严严地遮住了水面，还藏住了许多粉的白的荷花。池塘向外，是没有边的庄稼地。从天边吹来的风，一过玉米地和池塘，就变得又凉又香。晚上，大人们都爱偎凑在池塘边凉快。我们咋咋呼呼地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女人们都压着嗓子说水莲天天晚上啊啊地叫，叫得半条胡同不安宁。说完就吃吃地笑。男人们也听见了，但一口一口使劲抽着烟，说别的事。晚上不是都困觉了吗？街上的狗偶尔会汪汪地叫唤几声，水莲虽只会啊啊，不会说话，也还不是一条狗，她叫什么呢？我的心好像被蚊子叮了，痒痒起来。我不再追小花和英子了，蹲在二婶腿边问，二婶，水莲——为什么叫？二婶佯装真生气了，推搡着我的胳膊，妞妞，屁大的孩子，没你不问的事！去去去！我被二婶拨拉到一边，又不想再和小花和英子玩，一个人闷闷地捉萤火虫。连头皮也凉吱吱的了，连脚底板子也凉吱吱的了，人们就打着哈欠准备回家了。村子静下来，能听见一片荷叶碰着另一片荷叶的声音。我想，要是人们都走净了，我自己待在池塘边，一定能听见荷花开花的声音。正走着，忽听不远处啊地一声，紧接着又是几声。女人们笑起来，笑声小小的，碎碎的，却粘稠。突然女人们站住了，说，不对啊，三平不是上矿没回来么？哦哦——立刻就有人又笑起来，仿佛一锅的爆米花不断炸开，其他人很快就跟着笑了。男人们不说话，却似乎有些着急，叫着各自的女人，三步两步回家了。
那是水莲在叫。二婶没告诉我，我就还是不解，深更半夜的，她叫什么呢？
水莲很快就生了小娃娃。不知谁取的名字，大概怕他再成哑巴，就叫了大说。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叫二说。二说几个月大时，大說就会答拉话了，差不多整个胡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好歹没哑！同时人们差不多也发现，大说那塌鼻子，小眯缝眼——像是秫秸糜拉了条缝——活脱脱从大平脸上揭下来的。第三年上，水莲噗噜一下生了两个女孩——自然就叫了三说和四说。这时候的二说，只那两只大招风耳，就已经和二平再像不过了。等到三说四说大一点能看分明模样时，人们才真正松了口气，两个女孩都俊得花朵似的，这才像三平啊！
四个孩子够三平养的，都说。大约大平二平也是养的，但三平还在那家小煤矿上下井。大平二平本来更可以去，但大平给生产队喂牲口，二平更乐意给人帮忙干活混口饭，就都不出去。三平从矿上回来——我们跟在他后面——大门却是闩着的，我们里头，不知是谁，就主动替三平咣咣地砸门，直到大平或二平慌慌张张地打开。三平突然暴躁地把我们轰走，转身也闩上了门。
我们以为水莲每年都会按时生出一两个小娃娃，但是，自从生了一个不像大平不像二平也不像三平的五说后，水莲就再也不让生了。知了密密地叫起来时，水莲又在幽凉的院子里歇晌了，一张破旧的凉席上，站着坐着躺着一窝长相不同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哭的，笑的孩子。她把一只大白馒头一样的奶堵在五说脸上，另一只大白馒头上趴着四说和三说。二说也才不过三岁，也还没断奶，等三说一扭头，他立刻就把嘴凑了上去，像吹一只大喇叭。几个娃娃，几头小猪似的，叼着奶头在水莲的怀里拱来拱去。不多会儿，大抵都吃饱了，竟都睡着了，横七竖八。水莲早就睡熟了，又白又软，像一块饧透的面。傍晚，水莲在大门口乘凉，依旧只是随便穿件棉布衫，那衫子水洗日晒的，愈发比先前薄了，透了，半个胡同的人仍忍不住睃一眼再睃一眼——还是那瓜鲜藕——终究觑不够。算算，水莲才不过二十岁多一点，或者也就只有二十，正是好时候。 之三：荷花
在乡间，节气无疑是很重要的了，比如春分和夏至。春分种上的麻，到夏至，大约九十天，爹说最多不能超过一百天，就得杀了。
直到杀，麻秆也只有指头粗细，但麻叶却是葱郁繁密的。远远一瞭，一片麻地就是一整块冷凝的绿，起大风时，整块绿才簌汪汪地流动起来，才可见麻秆之间狭小黑幽的缝隙。路过麻地，我和小花、英子总要随手摘片叶子，搁鼻子底下闻闻，在脸上蹭一蹭，或盖在眼上看太阳，也就扔了。麻叶六瓣形，和大人的手掌差不多大，像一朵朵绿色的大雪花，可好看了。但再好看的叶子也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麻秆。
杀麻的时候，和爹一样的劳力，个个光着黝黑的脊梁，握一把头天晚上刚嚯哧嚯哧磨好的月牙镰，一头钻进了绿油油的麻地。只听咔嚓，咔嚓，咔嚓，一片片翠秀的麻秆就倒了。杀麻的自然一般都是男人，但偶尔也有女人，比如大壮的媳妇荷花婶婶，因为大壮年前死了。
有了女人，仿佛一锅寡淡的青菜汤里点了滴香油，尽管难免依旧寡淡，终究有了些香腻的味道。荷花婶婶虽是寡妇，到底不是泼辣的女人，青密的麻秆高过人头，半旧的衣衫仍是裹得严严实实，连脖子下那粒翡绿的纽扣也不肯解开，只把袖子绾起来一半。她本就纤秀，露出的一截胳膊就细细的，好在平素常常风吹日晒的，白里透着红，看起来也还有几分力气。但风只掠过高高的麻梢，麻地里照旧闷热，用不了小半晌，男人的汗就先是顺着脊梁滴答，不久就一条条地淌成溜了。荷花婶婶毕竟第一次杀麻，那样地用力，汗衫也就透了，湿嗒嗒地贴在身上，年轻的身子一下子就凸的凸，凹的凹，圆的圆，细的细，又偏偏，甚至连荷花婶婶不曾断奶的儿子太平常常吮的奶头因顶着湿衣服也依稀可见了——我和小花提着瓦罐去地里给爹和二叔送水，恰巧经过荷花婶婶，我叫了一声：婶儿！荷花婶婶转过头，呀，很好看很有些意味了。二婶曾说，寡妇都很有眼风的，年轻的又个顶个染了狐媚，就更不必说了。荷花婶婶的头发乱了，解下花手绢重新系了下，怯怯地左右瞟了两眼，似乎也没怎么着，麻地里就渐渐热闹起来了。不知谁喊，这天，蒸窝窝头呀，嗓子冒烟了！也不知谁回，是身上起火了吧？就都哈哈笑起来。我抬头看看天，阳光耀得眼珠生疼，根本睁不开，真像在下火哩！火把杀麻的男人烤得越来越热，把我和小花的影子烤得越来越短了。不管谁说句什么，总能招来一阵大笑。燥热的风把男人浑黏的话吹来吹去，肆浪的笑声不时惊飞一群群麻雀。
荷花婶婶也笑。但荷花婶婶的笑大多没有声音，只是抿了嘴，任那笑胭脂一样一点一点洇到脸上，不经意地，脸就一下一下地红了。
杀麻大抵是一天的活，为了省工夫，女人们往往指使孩子把饭送到地里，让男人在地头的荫凉里吃。饭一定差不了的，但也不外乎一大盘绿莹莹的豆角，一大掐黄澄澄的油条，一大壶红燠燠的绿豆汤——这分明已经是好饭了。一年中，除却杀麻，也只在割麦子或砍玉米的农忙时节狠下心拿粮食换回油条了。女人都会算计着呢，什么时候该给男人吃什么最是清楚不过。下大力流大汗可不能亏着。任是素日里怎么泼的女人，这点终究是深谙的。我和小花去送饭，半路上，先就捏了一根油条吧唧吧唧地吃了。真香啊！打开笼布再捏时，我看见，篮子一角，居然搁着一把青花的小酒壶和一只白瓷的小酒盅！那分明是对爹的犒劳了。娘想得可真周到！来送饭的半大孩子站在自家地头，冲着麻地使劲喊一声，爹——！听见应了，放下篮子就走了，横竖与我和小花一样，油条早就偷吃过不止一根了。地头上有几棵经年的大梧桐树，男人们纷纷歇了镰，各自拎着篮子，聚到树下。
饿是显然早就饿了，却并不着急吃。
荷花婶婶自然是没人送饭的。婆婆早就没了，公公腿脚不伶俐，还要看着两岁的太平。大姑子，小叔子，一样的时节，谁不忙得叽里咕噜的呢。——路上，两个匆忙的人打招呼，一个说，看你，忙得头发不在那簪里！另一个说，可不，忙得衣服搭在膀子上，叠不得叠！
就有人喊，荷花！歇吧，来一起吃！
脆脆的声音撩着翠翠的麻梢传过来：你们吃！
怎么？得八抬大轿抬你啊？
荷花婶婶大约不好意思了，握着镰出了麻地。翠绿的小碎花褂子，本就薄透，一阵风就干了，一身汗又湿了。这会是干爽爽的了，偏偏头发又凌乱得厉害了——这乱竟也挑人，搁在别人头上，那就是鸡窝子；搁在荷花婶婶头上，就乱得人心痒痒，忍不住想看，越看越想看，越看越看不够，恨不能过去给她捋一捋。
荷花婶婶看见我，妞妞送饭来了呀！
嗯！娘说让我等爹吃完拿着篮子再走！
我也是！小花說。
荷花婶婶笑着看看我俩，又瞟了眼爹和二叔。爹和二叔闷闷的，好像没看见。但二叔白了小花一眼，我看见了。
头茬韭，花香藕，新娶的媳妇，黄瓜纽——那是鲜！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来来来，一起吃，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五伯伯说。
荷花婶婶就也一起吃起来。
也分不清谁是谁的。大家围在一起，像坐席。
新杀的麻汁液饱满，田野里到处飘荡着凛凛的清香。男人分明让这酒一样的香灌醉了，看荷花婶婶的眼神很有些醺醺然了。我离爹最近，却惟独看不清爹的脸。
荷花婶婶虽打小就是干惯了地里的活的，但杀麻终究是慢了。云彩火一样点红了西天时，几个人一齐帮着荷花婶婶，三下两下就收尾了。荷花婶婶背着一身火烧云乏乏地往回走，不得了了，荷花婶婶像一枚大金子，发着金灿灿的光了。
麻杀完了就在村边淀池或池塘里沤。天热，也就一天多点的光景，看着麻秆上吥嘟吥嘟鼓泡泡了，就可以捞出来了。杀麻荷花婶婶多少还能对付的，沤麻、捞麻——若不是男人们眼尖一把拽住，荷花婶婶就哧溜滑进池塘里去了。就有人撵荷花婶婶说，快回吧！这哪是女人家干的活！再搭条命进去！荷花婶婶只得回去，自家的麻，全由着那帮只穿着大裤衩子的男人了。
麻沤完得摊得薄薄地晒。乡间终究是要靠天的——若天好，到处是明晃晃的太阳地，像烙饼样翻上几回，麻就晒得白生生的了；若天不好，才晒了个半干，一场麻秆子雨——怪不得叫麻秆子雨呢，晒麻的时候下的雨啊——麻就晒不出来了，发乌，还有黑点点子。不过也没事，究竟有的是办法，麻秆攒起来，点着硫黄，一圈严严实实地罩上塑料布，一熏，依旧是好的。
荷花婶婶的麻终究顺顺当当地收回家了。她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一捆捆的白，眼里泪汪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