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词在先秦时早已有之，但在抒写心声上，纳兰词却胜人一筹。纳兰悼亡之作源自生活，主要是写给妻子卢氏的，其数量之多，为历代之冠，从潘岳《悼亡诗》三首，到元稹的《遣悲怀》、李商隐的《锦瑟》、苏轼的《江城子》和贺铸的《鹧鸪天》等，总和不及纳兰悼亡词多，且情真意切，后来居上。这与他自身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密切相关。纳兰性德认为，创作应直抒性灵，毫无矫饰，应该像“流泉鸣咽，行止随时；天籁噫嘘，洪纤应节”。他的悼亡词真纯深婉，凄美伤情。“‘悼亡’乃人之一生特定遇见的事，非人为可以炮制；所以，悼亡词固可感人心哀。”《金缕曲》是纳兰悼亡词中最具代表的一首。
　　人鬼殊途，故只能借梦境一抒相思之情，这一点，众多学者都有研究，“纳兰的悼亡词多用梦的形式，在梦境中抒发对妻子的深情怀念以及渴望挣脱尘世的高洁性情——以大量对比强烈的色彩，展现其悲喜交融的复杂心境——以象征美好爱情的物象反衬自己形单影只的情感失落。”妻死三年，仿佛大梦一场，惨痛的现实使词人不能不予以正视。却只盼望能知道妻子在阴间过得可好，由生前恩爱，转而关心爱人死后的生活，钟爱之情，可谓深入骨髓。词人终夜辗转反侧，睹物思人，而于事无补，只好盼望来生能与她结个长久的知己。“词意悲切，而不假修饰，只如家常相对，倾诉衷肠。其一往情深、哀不自胜之处，感人至深。”全文没有生僻冷傲的词语，用最简单的话语深深地将一片离情跃然于纸上。
　　“纳兰，其词可谓一字一泪，哀痛欲绝；其情则缠绵悱恻，清明如水，以其天生所禀赋的一份纤柔善感的词心，无待于这些强烈的外加质素，而自我完成了一种凄婉而深蕴的意境!”这一点在他众多悼亡词中都有体现。
　　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很大成份上是以情来观照和审视自然界和社会人生,尤其是他从妻子的早逝体验到现实的痛苦和生命的忧患,于是在他生命的意识里充满着一种悲忧与哀怨的情调,这与他的贵公子的身份殊不相符。有人甚至断言,他的词之所以充满凄婉之音,是因为妻子早逝的缘故。其实并不尽然。纳兰性德才华横溢,有较高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识见,也有远大的抱负。
　　 纳兰词浓郁的伤感情绪, 似乎同词人显贵的出身、顺利的宦途及康熙朝蒸蒸日上的国运不相协调, 但文学艺术毕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也是词人个人遭遇打下的烙印，他的悼亡词中也显露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感慨。现实生活是其感伤之源,人生苦闷和存在的悲哀合成了他的悲剧情结。”
　　纳兰性德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 富贵功名, 唾手可得。他虽然当上一等侍卫, 可是说到底无非还是皇帝的仆人, 刘德鸿先生在他的书中写到：“侍卫处处体察皇帝的意图行事，宛若奴仆家丁的职责和对皇帝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在人身上的依附性，则无异于给他套上了金枷玉锁，是他无法摆脱而又难以忍受的。”就连纳兰本人也曾给他的挚友张纯修写信说，自己“鄙性爱闲，近苦鹿鹿。东华软红尘，只应埋没慧男子锦心秀肠。仆本疏庸，哪能堪此！”这样的生活给纳兰带来了无尽的苦恼。且“伴君如伴虎”，这样的职位看似风光却有着别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并且作为侍卫, 跟皇帝到处东奔西走,旅程的艰辛使他心力交瘁, 病魔缠身。在漫长的天涯行役中, 纳兰消磨了青春, 荒废了事业,行役虽然艰苦, 却比不上岁月的流逝更令人胆寒, 何况前程渺茫, 命运未卜。可是更为重要的是纳兰性德在现实中始终没有找到足以让他施展才能的报国之门。御前侍卫，风光无限，可那并不是他想要的。
　　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纳兰早已心字成灰了，高强红瓦像牢笼一样禁锢了纳兰的思想和感情, 怨愤和痛苦充盈胸腹。但他不能也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心迹, 只好以词代言、长歌当哭, 聊且排解无边的忧愤! 在悼亡爱妻的同时，也为自己无力反抗的命运悲叹。正是因为纳兰词包含了他对生活命运的思考和感慨，也使得他的词具有独特的魅力。这种命运感慨的情绪的激烈与平静在他不同时段的悼亡词中各有体现，青年时激切凄厉，到纳兰晚期, 他的悼亡作语气已变得异乎寻常地平淡和沉静。
　　综其一生，失意多于得意，眼泪多于欢笑；他始终以悲眼观物，生活在与所处环境产生的尖锐矛盾的夹缝之中，他把这种对人生的遗憾、失望、哀伤和悲痛重重融合在词作中。 纳兰悼亡词就是这一悲剧性的产物。词主乎情，它不能像小说、散文那样去表现和干预现实，但是词人之情又是一定时代下的产物，词人真实的抒情，也就将时代信息暗暗透露，将时代的生活作了折光的反映，所以纳兰词之无限低徊，无边怅惋，其无终的幽怨和无尽的伤感，也是他所生活时代的一种曲折反映。
　　清代词坛中兴是短暂的，纳兰是当时词坛的主将，他的悼亡词真纯深婉,凄美哀伤，为丰富悼亡文学作出了贡献。它不仅表达了纳兰性德与卢氏之间个人的真挚爱情,表现了人类对最纯洁情感的追求,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深处封建王朝末世的贵族对于自身命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