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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4日，永川区何埂镇狮子村。
一大早，村民冯世秀就出了门。
“今天上午要领今年的土地流转租金和股权分红。”冯世秀乐得合不拢嘴。
来到服务中心前的坝子里，冯世秀发现，不少乡亲已经到了。
上午8点30分，村党总支书记刘扬飞朝人群喊道：“先排队，一个一个来……”
排着队领了钱，村民们一个个脸上笑开了花。
“除了租金外，我们一家三口还领到了840元的分红。”冯世秀说，这已经是狮子村村民第二次领分红了。
分红从何而来？
永川区农委副主任张超一语道破玄机：“从2014年底开始，我们探索涉农资金股权化改革，将中央政策更多惠及农民。到如今，这项改革已成为全区脱贫攻坚、助力‘三农’的重要抓手。”
“股改”破题
“股改”的由来，要从农民脱贫增收的这个老大难问题说起。
一次，张超到当地一家颇具规模的农业企业调研时，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前，农企发展是越来越好，但农民增收途径还比较单一，通常只有土地租金和务工两项收入。”张超说。
近年来，在国家各类补助资金带动下，涉农产业发展迅猛，但这些补助资金极易成为企业的“私有财产”，极易“一家独享”，而周边农民、村组集体无法充分享受到国家补助带来的红利。
“涉农补助如何精准投放，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张超说。
对于这一难题，永川区农委一直在研究破解之道。
“农企在大口吃肉的同时，能否分给农民一碗汤呢？”张超经常这样想。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引导农业企业与基地农户建立更加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
这让张超和同事们眼前一亮。
“利益联结，收益才能分享！”张超说。
2014年下半年，经过充分酝酿，永川启动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
“以股权形式量化折股到流转土地的农户和当地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村集体按期按股分成，这就将农企、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利益联结和共享机制，实现三方共赢。”张超说。
于是，“股改”开始在永川田间地头渐次展开。
制度设计
2014年底，经过周密调研、论证，永川区农委出台了“股改”实施方案。
“由于‘股改’比较复杂，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和规划。”张超说。
于是，永川“股改”就此拉开序幕。
第一步：精选项目。
涉农补助资金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包括基础设施资金、产业化资金、标准厂房资金等多个项目。
“试点第一年，我们只选择了能产生增值的农业产业化资金作为试点，主要涉及厂房、加工、生产环节。”张超说。
第二步：优选龙头。
在选择项目实施主体时，永川区农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企业有实力，二是项目有效益，三是业主有意愿。
“企业要签订《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分红协议》，对不严格履约的项目企业，取消龙头企业资格，不再给予支持。”张超说。
第三步：拓展试点。
2016年，在初步取得改革试验成效的基礎上，永川有序扩大试点，将补助对象由农业企业向农民合作社拓展，试点范围从3个市级园区扩大到全区所有镇街。
“全面构建‘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 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让农业财政投入更有针对性、更具操作性、更有实效性。”张超说。
在一系列制度设计的保障下，股权分红得以顺利实施。
创新分红
2014年底，吴秀龙接到永川区农委食用菌项目资金的申请批复。
受惠农政策的吸引，吴秀龙回乡创业，成立了重庆上发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
“我以前在新疆打工就做的食用菌项目，相对于一般的农业项目来说，食用菌八九个月就可以收获。”这也是吴秀龙选择申请该项目的原因。
申请该项目之初，吴秀龙就签署了《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分红协议》。
“对于股权分红，我们做了严格的规定。”张超说。
一是明确持股比例。
对投入到农业企业的财政资金，农业企业持股50%，另外50%由流转出土地的农民和项目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持股，其中农民持股6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持股40%。
“比如，上发公司申请到资金300万元，其中150万元由企业持有，另外150万元由农民和村集体以6∶4的比例共同持有。”张超说。
二是保障独立经营。
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持有的农业企业财政补助资金股份，定性为固定分红型股份。
“也就是说，农民和村集体只有分红权，不享有经营决策权和退股权。”张超介绍。
三是完善分红规则。
分红标准参照现行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每年按持股金额的5%实行固定分红，项目持续分红不少于10年。
比如，对于上发公司的股权分红，农民和村集体每年可分到7.5万元，其中农民占4.5万元，村集体占3万元，实现户均分红1023元，亩均分红429元。
“分红流程张榜公示后，项目业主将红利汇入‘财政支农资金农民持股分红资金’专用账户，区农委再发放至持股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账户。”张超说。
“三方共赢”
“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想到还能当上股东，定期领到分红。”永川区五间镇新建村农民孔德银说。
2016年，孔德银流转了3.7亩土地给重庆同申元农业开发公司，流转租金有2800多元，同时还被企业聘为摘菌工人。
“摘菌期4个月劳务收入有6000多元，加上股权分红的840元和土地流转租金，一年下来，3项收入上万元。”孔德银说。
从2015年开始，同申元公司在五间镇流转了近200亩土地。
按照涉农补助股权量化方案，同申元公司获得了一笔210万元的食用菌产业化补助。
“对企业而言，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加工厂房建设，有助于产业壮大；同时，入股农民财产性收入也有增加，户均分红收益近千元。”公司总经理廖世刚说。
依托股权分红，村组集体经济也有了稳定收益。
“以前我们组集体经济几乎是个‘空壳’，靠着7口山坪塘的承包费和十多亩集体土地租赁费，一年收入不到1万元。”何埂镇狮子村石朝门组组长郭超明说，如今按照财政资金股权量化，每年能多8000多元分红。
集体经济组织有了收入，最终受益的还是农民。
2016年，石朝门组出资为全组300多人统一购买了医疗保险，农民不用花一分钱。
同时，股权改革对企业和农民还起到“连股连心”的作用。
“有利于解決企业协调用地、招收工人、矛盾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村企、社企的关系更加紧密。”廖世刚说。
截至2017年6月，永川区涉农补助股权改革资金达到6728万元。
一大早，村民冯世秀就出了门。
“今天上午要领今年的土地流转租金和股权分红。”冯世秀乐得合不拢嘴。
来到服务中心前的坝子里，冯世秀发现，不少乡亲已经到了。
上午8点30分，村党总支书记刘扬飞朝人群喊道：“先排队，一个一个来……”
排着队领了钱，村民们一个个脸上笑开了花。
“除了租金外，我们一家三口还领到了840元的分红。”冯世秀说，这已经是狮子村村民第二次领分红了。
分红从何而来？
永川区农委副主任张超一语道破玄机：“从2014年底开始，我们探索涉农资金股权化改革，将中央政策更多惠及农民。到如今，这项改革已成为全区脱贫攻坚、助力‘三农’的重要抓手。”
“股改”破题
“股改”的由来，要从农民脱贫增收的这个老大难问题说起。
一次，张超到当地一家颇具规模的农业企业调研时，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前，农企发展是越来越好，但农民增收途径还比较单一，通常只有土地租金和务工两项收入。”张超说。
近年来，在国家各类补助资金带动下，涉农产业发展迅猛，但这些补助资金极易成为企业的“私有财产”，极易“一家独享”，而周边农民、村组集体无法充分享受到国家补助带来的红利。
“涉农补助如何精准投放，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张超说。
对于这一难题，永川区农委一直在研究破解之道。
“农企在大口吃肉的同时，能否分给农民一碗汤呢？”张超经常这样想。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引导农业企业与基地农户建立更加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
这让张超和同事们眼前一亮。
“利益联结，收益才能分享！”张超说。
2014年下半年，经过充分酝酿，永川启动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
“以股权形式量化折股到流转土地的农户和当地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村集体按期按股分成，这就将农企、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利益联结和共享机制，实现三方共赢。”张超说。
于是，“股改”开始在永川田间地头渐次展开。
制度设计
2014年底，经过周密调研、论证，永川区农委出台了“股改”实施方案。
“由于‘股改’比较复杂，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和规划。”张超说。
于是，永川“股改”就此拉开序幕。
第一步：精选项目。
涉农补助资金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包括基础设施资金、产业化资金、标准厂房资金等多个项目。
“试点第一年，我们只选择了能产生增值的农业产业化资金作为试点，主要涉及厂房、加工、生产环节。”张超说。
第二步：优选龙头。
在选择项目实施主体时，永川区农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企业有实力，二是项目有效益，三是业主有意愿。
“企业要签订《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分红协议》，对不严格履约的项目企业，取消龙头企业资格，不再给予支持。”张超说。
第三步：拓展试点。
2016年，在初步取得改革试验成效的基礎上，永川有序扩大试点，将补助对象由农业企业向农民合作社拓展，试点范围从3个市级园区扩大到全区所有镇街。
“全面构建‘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 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让农业财政投入更有针对性、更具操作性、更有实效性。”张超说。
在一系列制度设计的保障下，股权分红得以顺利实施。
创新分红
2014年底，吴秀龙接到永川区农委食用菌项目资金的申请批复。
受惠农政策的吸引，吴秀龙回乡创业，成立了重庆上发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
“我以前在新疆打工就做的食用菌项目，相对于一般的农业项目来说，食用菌八九个月就可以收获。”这也是吴秀龙选择申请该项目的原因。
申请该项目之初，吴秀龙就签署了《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分红协议》。
“对于股权分红，我们做了严格的规定。”张超说。
一是明确持股比例。
对投入到农业企业的财政资金，农业企业持股50%，另外50%由流转出土地的农民和项目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持股，其中农民持股6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持股40%。
“比如，上发公司申请到资金300万元，其中150万元由企业持有，另外150万元由农民和村集体以6∶4的比例共同持有。”张超说。
二是保障独立经营。
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持有的农业企业财政补助资金股份，定性为固定分红型股份。
“也就是说，农民和村集体只有分红权，不享有经营决策权和退股权。”张超介绍。
三是完善分红规则。
分红标准参照现行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每年按持股金额的5%实行固定分红，项目持续分红不少于10年。
比如，对于上发公司的股权分红，农民和村集体每年可分到7.5万元，其中农民占4.5万元，村集体占3万元，实现户均分红1023元，亩均分红429元。
“分红流程张榜公示后，项目业主将红利汇入‘财政支农资金农民持股分红资金’专用账户，区农委再发放至持股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账户。”张超说。
“三方共赢”
“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想到还能当上股东，定期领到分红。”永川区五间镇新建村农民孔德银说。
2016年，孔德银流转了3.7亩土地给重庆同申元农业开发公司，流转租金有2800多元，同时还被企业聘为摘菌工人。
“摘菌期4个月劳务收入有6000多元，加上股权分红的840元和土地流转租金，一年下来，3项收入上万元。”孔德银说。
从2015年开始，同申元公司在五间镇流转了近200亩土地。
按照涉农补助股权量化方案，同申元公司获得了一笔210万元的食用菌产业化补助。
“对企业而言，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加工厂房建设，有助于产业壮大；同时，入股农民财产性收入也有增加，户均分红收益近千元。”公司总经理廖世刚说。
依托股权分红，村组集体经济也有了稳定收益。
“以前我们组集体经济几乎是个‘空壳’，靠着7口山坪塘的承包费和十多亩集体土地租赁费，一年收入不到1万元。”何埂镇狮子村石朝门组组长郭超明说，如今按照财政资金股权量化，每年能多8000多元分红。
集体经济组织有了收入，最终受益的还是农民。
2016年，石朝门组出资为全组300多人统一购买了医疗保险，农民不用花一分钱。
同时，股权改革对企业和农民还起到“连股连心”的作用。
“有利于解決企业协调用地、招收工人、矛盾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村企、社企的关系更加紧密。”廖世刚说。
截至2017年6月，永川区涉农补助股权改革资金达到672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