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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秀文化多归属商业、大众文化，但中国红歌会却成功地融入了主流文化，既彰显了主流话语力量，又是大众娱乐化的典型，对这一个典型范例成功的探因无疑为中国电视娱乐化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红歌会 选秀文化 主流化
中国电视的发展似乎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娱乐风暴从1997年始，席卷原本由主流文化引导的电视传媒，使其传播方式由以传者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电视作为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大众文化演练场，已经大规模踏入娱乐文化的追求中不可自拔”。矫枉必须过正，随着市场观念的形成和竞争现实，电视传媒对于节目定位的多元化，此现象本无可厚非，但是此时江西卫视以代表本土主流文化的《中国红歌会》的屡屡成功，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将“选秀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其理性回归值得思考和总结提升。
一，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1 娱乐当道的反拨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如是说：“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任何一种电视节目的兴起与衰落都不是孤立的，它必然与电视节目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市场经济将受众带入了“消费时代”的这个大前提，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已然成为大势所趋。不可忽视，真正引起中国电视娱乐化变革的是真人秀时代的到来，真人秀节目的娱乐体验就在于平民的参与，平民以参与者的身份拉近了与电视的距离，游戏的体验也提高了平民参与的决定权力，由此电视传媒机构、受众、节目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电视行业的内部竞争环境来看，“人们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从许多新的传播者那里选择特定的媒介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受众细分。”而中央电视台频道专业化以及2004年省级卫视集体改版，广告成了企业化管理的电视台生存重要依托，亦标志着市场争夺的新一轮开始。地域文化的特色、亲和力与诱惑力，也就成了吸引受众细分的亮点之一。江西卫视以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创办了《中国红歌会》，此真人秀节目区别于其他选秀节目，置于主流的文化背景，其举办成功用事实见证了选秀节目本土化制作的可行性，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2 主流文化力量的彰显
回顾“中国红歌会”的历程，起始于2006年十一黄金周井冈山上，大众踊跃参加，名家担纲评委，掀起热潮：2007年的五一黄金周，第二届“中国红歌会”重上井冈山拉开了序幕。7月推向全国，在老革命根据地湘鄂赣、晋冀鲁豫、陕甘宁、云贵川和北京等唱区唱响。红歌潮带动红色的收视潮。《中国红歌会》高扬主旋律，一改选秀节目的同质化与媚俗化，让真人秀与观众在欣赏红歌、回忆经典的同时接受传统的革命教育，主流文化悄然进入电视选秀文化。2007“中国红歌会”全国五大唱区共有10多万人报名参加，80岁老翁、4、5岁孩童皆踊跃参赛。从2007年《中国红歌会》晋级赛播出的收视率来看，居全国省级卫视同时段的第3名。最后一场总决赛“红色英雄”，全国收视总人口按收视率及覆盖率推算达2000万人。红歌会还将“舞台”搬到社会，真人秀去到老革命根据地实践比赛，虽然是短时间的锻炼，但对坚强、自立、艰苦奋斗精神的传承无疑是红色的一课。精英文化的代表——学者们也对《中国红歌会》认同，并感慨良多。著名指挥家滕矢初评论说：“红歌涵盖了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表现了特定时代的特定意义，选手们参赛不仅是为了结果，重要的是在演唱中得到熏陶，受到教育。”
二、《中国红歌会》成功探因
中国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历经综艺一游戏一益智一真人秀等阶段，其娱乐狂欢，《超女》已到巅峰，似乎将青年受众带向遥遥无期的明星梦，但低谷与巅峰同在，一窝蜂的选秀节目同质化已引起受众的厌倦和反感，并对电视文化的庸俗化深感忧虑。中国红歌会的横空出世，红色娱乐给受众带来了一片清新，对电视娱乐泛滥是一个制衡和反拨。中国红歌会生逢其时，她仍是选秀节目，是大众娱乐化的典型，却一样彰显了主流话语力量，是主流话语与大众(商业)话语的理性的融合。其成功探因，有以下几点：
1 红色历史资源的发掘
江西，无疑是一块凝聚着革命精神的土地。南昌、井冈山、瑞金作为江西红色文化的三个地标讲述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颂扬着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在当下消费娱乐时代是久违了的缺失。而《中国红歌会》在比赛的环节设置上，突出地域特色，很好地运用了红色资源，使节目生动而感动。《中国红歌会》在比赛设置、评委选择、播出时段等方面都显示了浓浓的“红色情怀”。从比赛唱区选择上来看，选择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根据地设立分唱区；在比赛评委的选择上，阎肃、牟玄甫、李双江等他们是红歌成长与发展的见证者，《中国红歌会》的播出时段与整个大的收视环境相契合，建军节、国庆节和十七大召开期间，全国的电视屏幕上洋溢着红色主流浪潮。
第二届红歌会围绕着每期的核心主题，讲述一个感人的红色故事。如兴国烈士李英群马前托孤、84位烈士阵亡通知书的故事，还有《英雄儿女》中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老人的经典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等等，红色故事的穿插与红歌的演唱相得益彰，红色娱乐与革命教育浑然一体。
2 社会语境与集体无意识
娱乐选秀行至2007年，其繁荣与同质化共存。而与此同时，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的讨论也如火如荼。而《亮剑》、《沙场点兵》等一大批红色精典电视剧也随之兴起，这无疑为2007《中国红歌会》的推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助推力。
中国民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已将“红歌”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送郎当红军》、《东方红》、《南泥湾》、《延安颂》、《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游击队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红歌脍炙人口、流传久远。解放后，通过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又将红歌舞得以普及和提高，《长征》组歌也曾风靡一时。红歌是原有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文化特性，老百姓已有集体无意识。所以，中国红歌会的成功是有其丰厚的土壤的，当然，是与电视选秀这一现代性娱乐文化的融合的成功。
3 红色当代主流的引领
约翰，菲斯克在谈及电视文化的时说：“我把电视看成是意义与快乐的承载体和激励体，而文化则是这些意义与快乐在社会中的生成与传播。电视是一种文化，是使社会结构在一个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得以维系的社会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义、大众娱乐和传播就使这一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中国红歌会》注重意义的传播，对中青年来说，红歌是岁月的回忆、历史的缅怀；对青少年而言，红歌倡导红色文化、爱国主义精神，反 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红歌会还引发“红歌”定义的界定和意义的探询。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概念，都认定红歌是健康向上、感情充沛，唱出的是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几代人共同的诉求，是红色文化传播、传承的载体之一。其电视文化特性将红歌推向老中青三代，以王镇为代表的少年一代，以黄训国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以邢建中为代表的老年一代同台高歌，是“受众细分”的有效组合，对此前选秀类节目受众为单一“青年”是一突围和拓展。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今天得到因我们从未拥有过的，我们今天轻易丢却的却是我们、甚至我们以后的几代人所苦苦追求的”!况且，红色文化所彰显的革命精神一样含有“拼搏、追求、梦想”等现代时尚元素，只是相对于流行文化，更见其厚重和崇高。
三、选秀文化主流化启示
1 电视娱乐化下的媒体责任重构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里·沃伯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这条所谓的“铁律”几乎成了确保收视率的“法宝”。固然，在商业化操作下，电视媒介不得不与打广告的企业、受众共同操作这场游戏，受众(潜在消费者)的接受或拒绝关乎传播者的直接利益。收视率可造就营销传奇，可打造电视节目品牌，但是，此时媒体的责任意识更显得尤为重要!“媒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明、娱乐服务。”选秀文化主流化也即是电视娱乐化下的媒体责任重构。而且我们从中国红歌会的成功也可证明“铁律”并非铁律，有俯视观众且将观众“群盲化”倾向。
2 穿越时空的红色精神倡扬
从红色文化特质分析，红歌伴随着中国革命漫漫岁月，穿越时空；红歌是江西的，但更是中国的，因而红歌没有时代限制，更没有地域限制，她是流行的，但在精神品质上又与其他流行歌曲有所区别又有所关联。红歌与民歌水乳交融、血脉相连。《东方红》就是陕北民歌，《十送红军》就是赣南采茶调。但两者并不等同。红歌当是进行时的，所以，有人将红歌定位为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表现出的与红色文化精神品质相匹配的歌曲，大致是不错的。比如1998年抗洪抢险时诞生的歌曲《你是谁》，在2008年5月的抗震救灾中所展现出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对灾区遇难者不离不弃的《生死不离》等抗震救灾歌曲，都应是典型的红歌。对红歌的界定既要有利于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又要保持其经典性。
选秀节目主流化作为一种策略在《中国红歌会》中的运用获得成功，这是中国选秀类节目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的策划和操作终走出了一条完全拷贝和抄袭西方娱乐理念和模式的本土化之路。立足本土，放眼全国，在节目的形式和内容上凸显自己的特色。受众、收视率终将是电视生存的基石，但是何以求得这些?当代红极一时的真人秀节目，是电视节目日常性、人物平民性的新的特质的凸显，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同时电视节目又应具备非常性，必须有精神层面的提升，在娱乐中得到精神的飞翔。中国红歌会做到了这一点。
[关键词] 中国红歌会 选秀文化 主流化
中国电视的发展似乎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娱乐风暴从1997年始，席卷原本由主流文化引导的电视传媒，使其传播方式由以传者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电视作为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大众文化演练场，已经大规模踏入娱乐文化的追求中不可自拔”。矫枉必须过正，随着市场观念的形成和竞争现实，电视传媒对于节目定位的多元化，此现象本无可厚非，但是此时江西卫视以代表本土主流文化的《中国红歌会》的屡屡成功，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将“选秀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其理性回归值得思考和总结提升。
一，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1 娱乐当道的反拨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如是说：“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任何一种电视节目的兴起与衰落都不是孤立的，它必然与电视节目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市场经济将受众带入了“消费时代”的这个大前提，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已然成为大势所趋。不可忽视，真正引起中国电视娱乐化变革的是真人秀时代的到来，真人秀节目的娱乐体验就在于平民的参与，平民以参与者的身份拉近了与电视的距离，游戏的体验也提高了平民参与的决定权力，由此电视传媒机构、受众、节目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电视行业的内部竞争环境来看，“人们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从许多新的传播者那里选择特定的媒介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受众细分。”而中央电视台频道专业化以及2004年省级卫视集体改版，广告成了企业化管理的电视台生存重要依托，亦标志着市场争夺的新一轮开始。地域文化的特色、亲和力与诱惑力，也就成了吸引受众细分的亮点之一。江西卫视以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创办了《中国红歌会》，此真人秀节目区别于其他选秀节目，置于主流的文化背景，其举办成功用事实见证了选秀节目本土化制作的可行性，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2 主流文化力量的彰显
回顾“中国红歌会”的历程，起始于2006年十一黄金周井冈山上，大众踊跃参加，名家担纲评委，掀起热潮：2007年的五一黄金周，第二届“中国红歌会”重上井冈山拉开了序幕。7月推向全国，在老革命根据地湘鄂赣、晋冀鲁豫、陕甘宁、云贵川和北京等唱区唱响。红歌潮带动红色的收视潮。《中国红歌会》高扬主旋律，一改选秀节目的同质化与媚俗化，让真人秀与观众在欣赏红歌、回忆经典的同时接受传统的革命教育，主流文化悄然进入电视选秀文化。2007“中国红歌会”全国五大唱区共有10多万人报名参加，80岁老翁、4、5岁孩童皆踊跃参赛。从2007年《中国红歌会》晋级赛播出的收视率来看，居全国省级卫视同时段的第3名。最后一场总决赛“红色英雄”，全国收视总人口按收视率及覆盖率推算达2000万人。红歌会还将“舞台”搬到社会，真人秀去到老革命根据地实践比赛，虽然是短时间的锻炼，但对坚强、自立、艰苦奋斗精神的传承无疑是红色的一课。精英文化的代表——学者们也对《中国红歌会》认同，并感慨良多。著名指挥家滕矢初评论说：“红歌涵盖了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表现了特定时代的特定意义，选手们参赛不仅是为了结果，重要的是在演唱中得到熏陶，受到教育。”
二、《中国红歌会》成功探因
中国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历经综艺一游戏一益智一真人秀等阶段，其娱乐狂欢，《超女》已到巅峰，似乎将青年受众带向遥遥无期的明星梦，但低谷与巅峰同在，一窝蜂的选秀节目同质化已引起受众的厌倦和反感，并对电视文化的庸俗化深感忧虑。中国红歌会的横空出世，红色娱乐给受众带来了一片清新，对电视娱乐泛滥是一个制衡和反拨。中国红歌会生逢其时，她仍是选秀节目，是大众娱乐化的典型，却一样彰显了主流话语力量，是主流话语与大众(商业)话语的理性的融合。其成功探因，有以下几点：
1 红色历史资源的发掘
江西，无疑是一块凝聚着革命精神的土地。南昌、井冈山、瑞金作为江西红色文化的三个地标讲述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颂扬着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在当下消费娱乐时代是久违了的缺失。而《中国红歌会》在比赛的环节设置上，突出地域特色，很好地运用了红色资源，使节目生动而感动。《中国红歌会》在比赛设置、评委选择、播出时段等方面都显示了浓浓的“红色情怀”。从比赛唱区选择上来看，选择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根据地设立分唱区；在比赛评委的选择上，阎肃、牟玄甫、李双江等他们是红歌成长与发展的见证者，《中国红歌会》的播出时段与整个大的收视环境相契合，建军节、国庆节和十七大召开期间，全国的电视屏幕上洋溢着红色主流浪潮。
第二届红歌会围绕着每期的核心主题，讲述一个感人的红色故事。如兴国烈士李英群马前托孤、84位烈士阵亡通知书的故事，还有《英雄儿女》中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老人的经典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等等，红色故事的穿插与红歌的演唱相得益彰，红色娱乐与革命教育浑然一体。
2 社会语境与集体无意识
娱乐选秀行至2007年，其繁荣与同质化共存。而与此同时，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的讨论也如火如荼。而《亮剑》、《沙场点兵》等一大批红色精典电视剧也随之兴起，这无疑为2007《中国红歌会》的推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助推力。
中国民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已将“红歌”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送郎当红军》、《东方红》、《南泥湾》、《延安颂》、《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游击队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红歌脍炙人口、流传久远。解放后，通过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又将红歌舞得以普及和提高，《长征》组歌也曾风靡一时。红歌是原有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文化特性，老百姓已有集体无意识。所以，中国红歌会的成功是有其丰厚的土壤的，当然，是与电视选秀这一现代性娱乐文化的融合的成功。
3 红色当代主流的引领
约翰，菲斯克在谈及电视文化的时说：“我把电视看成是意义与快乐的承载体和激励体，而文化则是这些意义与快乐在社会中的生成与传播。电视是一种文化，是使社会结构在一个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得以维系的社会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义、大众娱乐和传播就使这一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中国红歌会》注重意义的传播，对中青年来说，红歌是岁月的回忆、历史的缅怀；对青少年而言，红歌倡导红色文化、爱国主义精神，反 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红歌会还引发“红歌”定义的界定和意义的探询。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概念，都认定红歌是健康向上、感情充沛，唱出的是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几代人共同的诉求，是红色文化传播、传承的载体之一。其电视文化特性将红歌推向老中青三代，以王镇为代表的少年一代，以黄训国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以邢建中为代表的老年一代同台高歌，是“受众细分”的有效组合，对此前选秀类节目受众为单一“青年”是一突围和拓展。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今天得到因我们从未拥有过的，我们今天轻易丢却的却是我们、甚至我们以后的几代人所苦苦追求的”!况且，红色文化所彰显的革命精神一样含有“拼搏、追求、梦想”等现代时尚元素，只是相对于流行文化，更见其厚重和崇高。
三、选秀文化主流化启示
1 电视娱乐化下的媒体责任重构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里·沃伯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这条所谓的“铁律”几乎成了确保收视率的“法宝”。固然，在商业化操作下，电视媒介不得不与打广告的企业、受众共同操作这场游戏，受众(潜在消费者)的接受或拒绝关乎传播者的直接利益。收视率可造就营销传奇，可打造电视节目品牌，但是，此时媒体的责任意识更显得尤为重要!“媒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明、娱乐服务。”选秀文化主流化也即是电视娱乐化下的媒体责任重构。而且我们从中国红歌会的成功也可证明“铁律”并非铁律，有俯视观众且将观众“群盲化”倾向。
2 穿越时空的红色精神倡扬
从红色文化特质分析，红歌伴随着中国革命漫漫岁月，穿越时空；红歌是江西的，但更是中国的，因而红歌没有时代限制，更没有地域限制，她是流行的，但在精神品质上又与其他流行歌曲有所区别又有所关联。红歌与民歌水乳交融、血脉相连。《东方红》就是陕北民歌，《十送红军》就是赣南采茶调。但两者并不等同。红歌当是进行时的，所以，有人将红歌定位为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表现出的与红色文化精神品质相匹配的歌曲，大致是不错的。比如1998年抗洪抢险时诞生的歌曲《你是谁》，在2008年5月的抗震救灾中所展现出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对灾区遇难者不离不弃的《生死不离》等抗震救灾歌曲，都应是典型的红歌。对红歌的界定既要有利于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又要保持其经典性。
选秀节目主流化作为一种策略在《中国红歌会》中的运用获得成功，这是中国选秀类节目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的策划和操作终走出了一条完全拷贝和抄袭西方娱乐理念和模式的本土化之路。立足本土，放眼全国，在节目的形式和内容上凸显自己的特色。受众、收视率终将是电视生存的基石，但是何以求得这些?当代红极一时的真人秀节目，是电视节目日常性、人物平民性的新的特质的凸显，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同时电视节目又应具备非常性，必须有精神层面的提升，在娱乐中得到精神的飞翔。中国红歌会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