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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太多的人，他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果他们变成了顽固得像花岗岩像火腿一样的家伙，文学教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永远向着新鲜的活的人类经验敞开，期待着新的创造。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李敬泽：我是怎样的人？摩羯座啊，上升星座是射手，金星和土星在水瓶相遇，人家告诉我，我是典型的摩羯座。我想我至少是个认真的人，自己也知道是偏执，一件事在手上，一定要从头盯到脚，最恨失控，最恨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最看不上的是不认真、凑合。我当《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每期稿子一定要从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改得满篇花。我倒不觉得累，精确、完美，乐在其中。但我确实常常比较同情跟着我工作的人，他们不幸碰上这么一个吹毛求疵的疯子，经常忍受挑剔和奚落。
当然我知道我还是个傲慢的人——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真是觉得冤啊，我这个人既不愤世也不嫉俗，从无傲人之心，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给大家这么个印象？有时照照镜子，觉得可能是这个脸比较冷感，不亲和，让人觉得气盛。过去是年轻气盛，现在中年了，自己也希望别再气盛，慈祥一点，平和一些，前两年出了本集子名字就叫《平心》。
我不是球迷，但每次世界杯都坚决支持德国队，最近正打听哪能买到德国队的衬衫——深蓝色的那种，HUGO BOSS的。
记者：有中年危机吗？
李敬泽：应该危机一下是吧？不过确实没有。生日那一天喝了几杯小酒，看着书柜里多年存下的几十瓶酒，忽然想到得抓紧喝，要不然哪一天医生不让喝了，就不知便宜了哪个王八蛋。这是个大危机。
记者：在你看来，文学的奖项，真正能做到和文学挂钩吗？纯粹的文学奖项是否存在？有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评委的眼光和标准？
李敬泽：当你谈到“纯粹”时，你的眼里有理想的光芒。好吧，我愿意想象这个世界纯粹地运行，但为了达到纯粹，我得变成纳粹才行。我想，我们还是承认世界不完美，然后努力做一点事去改善它。
至于说什么因素影响评委，那我真的说不出来。每个评委都是不同的，每个不同的评委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评委会如果是民主的，那么我们就一定知道，在文学艺术上，民主不是抵达完美的好途径，民主可能更容易抵达平庸，因为大家要寻求共识，结果一定要妥协，要少数服从多数。可是在文学艺术上，多数的意义是什么呢？你要寻求多数，何必依靠评奖，直接看销量看票房不就行了？
记者：外界称呼你为“青年作家教父”、“新生代文学教父”，经你手挖掘的作家有哪些？你是如何挖掘一个好苗子的？
李敬泽：我做了32年编辑，我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永远不要把那些作家的成长归功于自己，我认为最不体面的事就是弄一个小账本，记住我曾经帮过谁、谁应该感谢我。我不是因为和他有交情才帮他，他也不必感谢我。况且，从根本上说，这只是我的工作，别把它弄得那么煽情。当然，无论作为编辑还是作为批评家，我都对发现真正的才华感到兴奋和庆幸，我会尽我的全力为他说话，但很多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连顿饭也没吃过，这只是因为这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是在做一件有意思的好玩的事。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文学最大的弊端何在？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
李敬泽：最大的弊端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个最大的弊端，然后解决了它就天下无事了。我见过太多的人，他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果他们变成了顽固得像花岗岩像火腿一样的家伙，文学教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永远向着新鲜的活的人类经验敞开，期待着新的创造。
记者：你觉得如今的文化人，和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文化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李敬泽：我从来就厌烦那种文学青年式的历史浪漫主义，天天哀叹今天的文人不如民国、不如清朝。清朝的文人有什么好？他们的风雅甚至风骨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人的非人生活之上的，你到江南那些园子看看，园子很美，但一个文人，当了个局处级干部就敢修那么大园子，在当时的一般生活状况中，这是现在难以想象的狂妄。
微信上还流行为地主乡绅鸣冤——乡绅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确实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大变，由此造成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但这不是为地主乡绅鸣冤叫屈的理由，历史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晚清给了他们很大的机会，但你只要和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比一下就知道，中国的乡绅地主挥霍掉了他们的机会，尽管我的祖父也是地主乡绅，但我还是认为从整体上，他们不配得到更好的历史命运，他们是自己把自己葬送掉的，顺便还给中国留下了长久的结构性内伤。
所以，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今昔对比，如果是审美意义上、个体人格意义上倒也罢了，如果是在严肃的历史认识上去谈，那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是把历史审美化了。我看，现在有意义的，不是津津有味地慨叹种种差异，而是反过来，看看我们和晚清和民国的文化人在哪些地方是相近的、哪些毛病没有改。
记者：在你看来，文字或者文学，真的能安顿自己的心灵吗？
李敬泽：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安顿”。中国人常常把文学看得过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有时当人们谈论文学，你会觉得他不是在谈文学，而是在谈宗教。但如果你把文学当成宗教，那么你注定会拧巴和失望。我看电视上的《非诚勿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上来一个男嘉宾，声称热爱文学，那么十有八九最后要被灭灯。也不是女士们对文学有什么偏见，这些人确实有毛病，我是老丈人我也不会选他，热爱文学没有使他的情商更高，反而使他的情商降到了常人水平以下。
文学无法让你超越，文学也不是让你与世界注定为敌，更不是让你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全球只有你高明，并因此对人世满怀愤怒。文学对我意味着“自由”，想象和感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宗教、哲学和其他一切知识不能给我的。当然有人搞了半天文学把自己搞成乏味透顶的花岗岩脑袋，那我只能说他的文学和我的不是一种文学。至于有了这种自由是否能安顿心灵，那也取决于你怎么理解安顿，花岗岩也是安顿，而我真的不太在意是否安顿，人生何其短，安顿了等死吗？
记者：你是“幕天讲坛”的发起人，你如何看待乡村中学和乡村教育的情况？在讲坛上，你会想和孩子们分享什么？
李敬泽：非常惭愧的是，我至今也还没有尽义务。当初组织者一说，我是很积极的。忙忙碌碌，要紧的事倒荒芜了。今年一定去一次。它的意义是不用多说的，但老实说，我想的主要不是我能给人家什么，而是，我自己会从中得到很多。现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生活在大城市，天天高谈阔论，我常常怀疑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的，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无数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不是想去教育人家，我想去受教育。但是我真的想不清我能给孩子们说什么。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吧走吧，意义在远方？或者反过来，告诉他们，意义就在这里？可是我说完了就走了。我真的很困惑。
记者：五十知天命，你今年正好五十岁，对于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
李敬泽：孔子说五十知天命，那是春秋时代，那时平均寿命大概超不过三十，你都活到五十高寿了，还没有活明白？现在五十离知天命还远着呢。就我来说，我没觉得自己曾经逆天而行，我想我至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并没有很执著地去选择什么，去成为什么。当年在大学，全班都是文青，只有我不是，连一首诗也没写过。结果呢，三十年后相遇，还搞文学的，我们班也就剩下我了。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毕业分配时给了两个去向，一是作协，一是军队，在军队不能睡懒觉是个大问题，于是去了作协搞了文学，去了就从没想过改变。我想如果当初让我当会计，我也会好好干的。所以现在，人到中年，依然是随遇而安，行当行止当止，随便着，同时把手上的事做好。
至于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等等，我不太深想。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我并不怕老，有一年在伦敦，有时会在街上看见一位老先生，很老了，快走不动了，但穿着笔挺的西装，别着一朵鲜花，就那样从街上走过。我看到他，总是无端地觉得好，就这么洁净、体面、从容地老去。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李敬泽：我是怎样的人？摩羯座啊，上升星座是射手，金星和土星在水瓶相遇，人家告诉我，我是典型的摩羯座。我想我至少是个认真的人，自己也知道是偏执，一件事在手上，一定要从头盯到脚，最恨失控，最恨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最看不上的是不认真、凑合。我当《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每期稿子一定要从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改得满篇花。我倒不觉得累，精确、完美，乐在其中。但我确实常常比较同情跟着我工作的人，他们不幸碰上这么一个吹毛求疵的疯子，经常忍受挑剔和奚落。
当然我知道我还是个傲慢的人——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真是觉得冤啊，我这个人既不愤世也不嫉俗，从无傲人之心，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给大家这么个印象？有时照照镜子，觉得可能是这个脸比较冷感，不亲和，让人觉得气盛。过去是年轻气盛，现在中年了，自己也希望别再气盛，慈祥一点，平和一些，前两年出了本集子名字就叫《平心》。
我不是球迷，但每次世界杯都坚决支持德国队，最近正打听哪能买到德国队的衬衫——深蓝色的那种，HUGO BOSS的。
记者：有中年危机吗？
李敬泽：应该危机一下是吧？不过确实没有。生日那一天喝了几杯小酒，看着书柜里多年存下的几十瓶酒，忽然想到得抓紧喝，要不然哪一天医生不让喝了，就不知便宜了哪个王八蛋。这是个大危机。
记者：在你看来，文学的奖项，真正能做到和文学挂钩吗？纯粹的文学奖项是否存在？有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评委的眼光和标准？
李敬泽：当你谈到“纯粹”时，你的眼里有理想的光芒。好吧，我愿意想象这个世界纯粹地运行，但为了达到纯粹，我得变成纳粹才行。我想，我们还是承认世界不完美，然后努力做一点事去改善它。
至于说什么因素影响评委，那我真的说不出来。每个评委都是不同的，每个不同的评委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评委会如果是民主的，那么我们就一定知道，在文学艺术上，民主不是抵达完美的好途径，民主可能更容易抵达平庸，因为大家要寻求共识，结果一定要妥协，要少数服从多数。可是在文学艺术上，多数的意义是什么呢？你要寻求多数，何必依靠评奖，直接看销量看票房不就行了？
记者：外界称呼你为“青年作家教父”、“新生代文学教父”，经你手挖掘的作家有哪些？你是如何挖掘一个好苗子的？
李敬泽：我做了32年编辑，我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永远不要把那些作家的成长归功于自己，我认为最不体面的事就是弄一个小账本，记住我曾经帮过谁、谁应该感谢我。我不是因为和他有交情才帮他，他也不必感谢我。况且，从根本上说，这只是我的工作，别把它弄得那么煽情。当然，无论作为编辑还是作为批评家，我都对发现真正的才华感到兴奋和庆幸，我会尽我的全力为他说话，但很多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连顿饭也没吃过，这只是因为这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是在做一件有意思的好玩的事。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文学最大的弊端何在？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
李敬泽：最大的弊端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个最大的弊端，然后解决了它就天下无事了。我见过太多的人，他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果他们变成了顽固得像花岗岩像火腿一样的家伙，文学教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永远向着新鲜的活的人类经验敞开，期待着新的创造。
记者：你觉得如今的文化人，和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文化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李敬泽：我从来就厌烦那种文学青年式的历史浪漫主义，天天哀叹今天的文人不如民国、不如清朝。清朝的文人有什么好？他们的风雅甚至风骨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人的非人生活之上的，你到江南那些园子看看，园子很美，但一个文人，当了个局处级干部就敢修那么大园子，在当时的一般生活状况中，这是现在难以想象的狂妄。
微信上还流行为地主乡绅鸣冤——乡绅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确实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大变，由此造成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但这不是为地主乡绅鸣冤叫屈的理由，历史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晚清给了他们很大的机会，但你只要和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比一下就知道，中国的乡绅地主挥霍掉了他们的机会，尽管我的祖父也是地主乡绅，但我还是认为从整体上，他们不配得到更好的历史命运，他们是自己把自己葬送掉的，顺便还给中国留下了长久的结构性内伤。
所以，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今昔对比，如果是审美意义上、个体人格意义上倒也罢了，如果是在严肃的历史认识上去谈，那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是把历史审美化了。我看，现在有意义的，不是津津有味地慨叹种种差异，而是反过来，看看我们和晚清和民国的文化人在哪些地方是相近的、哪些毛病没有改。
记者：在你看来，文字或者文学，真的能安顿自己的心灵吗？
李敬泽：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安顿”。中国人常常把文学看得过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有时当人们谈论文学，你会觉得他不是在谈文学，而是在谈宗教。但如果你把文学当成宗教，那么你注定会拧巴和失望。我看电视上的《非诚勿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上来一个男嘉宾，声称热爱文学，那么十有八九最后要被灭灯。也不是女士们对文学有什么偏见，这些人确实有毛病，我是老丈人我也不会选他，热爱文学没有使他的情商更高，反而使他的情商降到了常人水平以下。
文学无法让你超越，文学也不是让你与世界注定为敌，更不是让你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全球只有你高明，并因此对人世满怀愤怒。文学对我意味着“自由”，想象和感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宗教、哲学和其他一切知识不能给我的。当然有人搞了半天文学把自己搞成乏味透顶的花岗岩脑袋，那我只能说他的文学和我的不是一种文学。至于有了这种自由是否能安顿心灵，那也取决于你怎么理解安顿，花岗岩也是安顿，而我真的不太在意是否安顿，人生何其短，安顿了等死吗？
记者：你是“幕天讲坛”的发起人，你如何看待乡村中学和乡村教育的情况？在讲坛上，你会想和孩子们分享什么？
李敬泽：非常惭愧的是，我至今也还没有尽义务。当初组织者一说，我是很积极的。忙忙碌碌，要紧的事倒荒芜了。今年一定去一次。它的意义是不用多说的，但老实说，我想的主要不是我能给人家什么，而是，我自己会从中得到很多。现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生活在大城市，天天高谈阔论，我常常怀疑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的，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无数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不是想去教育人家，我想去受教育。但是我真的想不清我能给孩子们说什么。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吧走吧，意义在远方？或者反过来，告诉他们，意义就在这里？可是我说完了就走了。我真的很困惑。
记者：五十知天命，你今年正好五十岁，对于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
李敬泽：孔子说五十知天命，那是春秋时代，那时平均寿命大概超不过三十，你都活到五十高寿了，还没有活明白？现在五十离知天命还远着呢。就我来说，我没觉得自己曾经逆天而行，我想我至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并没有很执著地去选择什么，去成为什么。当年在大学，全班都是文青，只有我不是，连一首诗也没写过。结果呢，三十年后相遇，还搞文学的，我们班也就剩下我了。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毕业分配时给了两个去向，一是作协，一是军队，在军队不能睡懒觉是个大问题，于是去了作协搞了文学，去了就从没想过改变。我想如果当初让我当会计，我也会好好干的。所以现在，人到中年，依然是随遇而安，行当行止当止，随便着，同时把手上的事做好。
至于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等等，我不太深想。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我并不怕老，有一年在伦敦，有时会在街上看见一位老先生，很老了，快走不动了，但穿着笔挺的西装，别着一朵鲜花，就那样从街上走过。我看到他，总是无端地觉得好，就这么洁净、体面、从容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