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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和大学科研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制度逐步建立，高校取得了独立法人的地位，我国高等教育逐步由政府举办向社会举办转变。同时，大学教师逐渐重视学科之间的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在此环境下，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势在必行。
一、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
政府办学和小规模科研的模式塑造了我国高校的传统行政文化，它以稳定、缺乏灵活性、职位取向、个人导向、规则导向、等级关系为基本特征。
过去10多年里，我国高校的办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学获得了自主办学的权力，改变了对外部环境的资源依赖方式；二是现代科学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目前我国大学的科研活动规模相对较小，研究力量分散，单干户、夫妻店、父子兵、小作坊比比皆是，无法承担大科学大工程项目。在科研活动由小规模向大规模、由分散向集中、由“单兵作战”向“团队攻关”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趋势的要求。面向市场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正日益成为大学摆脱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实现自主办学的必要条件。研究型大学的行政文化必然发生转变，“治理”要逐渐取代“管理”成为主导性的行政理念。以大科学大工程项目为代表的多机构跨国合作研究项目，成为各国研究型大学科研政策的主要引导方向。面向大科学大工程项目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将决定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水平，进而决定其国际竞争力。
二、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及着手点
资源获得方式和现代科研活动特征的变化，需要研究型大学的行政文化从单一的内部关注型文化向内部关注和外部关注兼顾型文化转变，从单一的个人导向型文化向个人导向和团队导向兼顾型文化转变，形成以动态、灵活、任务导向、需求导向和参与关系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塑造外部关注型和团队导向型的行政文化。
所谓外部关注型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除了要关注组织内部的学术生产要素之外，还必须关注组织外部的办学环境。应当充分筛选和分析政府、学生、企业、国际高等教育界的信息并适时重组与变革组织内部要素。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的行政机构已经围绕开放办学作出了较大的重组。
所谓团队导向型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是指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充分认识到现代科研活动的跨学科合作特征，在坚持“学术自由”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科研发展趋势和外部重大需求为导向，科学、合理地协调校内资源。不仅要形成各个学科本身的竞争能力，更要使各个学科充分互动，形成校内的跨学科合作，为组织和参与国内外的大科学大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国高校塑造外部关注型和团队导向型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迫切需要从3个方面着手：
1.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培育创业精神。在传统办学体制之下，高校高度依赖政府，逐渐丧失了发展动力。创业精神首先倡导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要求大学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以创新和独特的方式追求机会、创造价值和谋求增长，无论大学是否拥有资源。创业精神的核心在于不满足于现状，保持一种竞争的姿态，这一精神本身是属于开放办学的范畴。
2.研究型大学行政工作应当兼具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提供的服务必须既有学科导向，又有问题和需求导向。行政管理部门要促进各个院系的日常工作，同时要了解外部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问题来组织校内的学术生产要素。只有具备了问题导向，大学中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才能实现。
3.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同时围绕团队和个人工作。由于跨学科研究和后工业社会生产的需求，科研工作已经由个人探索向团队攻关转变，由教师自由合作向项目牵引下的有组织合作发展。历史地看，将个人组合成为团队，将小团队黏合成为大团队的有效要素是学术、人品等各方面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摒弃单一的内部关注文化并在共享价值观的基础上恰当地平衡高校内部关注与外部关注，是国际国内大型科研项目合作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国现有条件制约下，行政机构必须具有较强的参与精神，必须利用合理的管理技术来协调和组织跨学科的大科学大工程研究。
三、促进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的措施与办法
促进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大学必须采取如下的措施来转变行政文化：
1.改组高校行政组织，使之适应跨学科研究并具有外部关注型文化。目前，部分高校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高校传统行政组织结构不利于跨学科合作，更不利于大学行政文化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为改变这种现状，中山大学曾提出，应当尝试在院系的基础上搭建一个非实体的平台——学部，为学科交叉提供一套有效的机制，同时按照国家“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在高校中组合相关职能部门建设类似于本科生院的“大部”。此外，为加强大学对外部社会的关注力度，欧美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同政府和社会各界联系，力图影响政府的教育与科技政策。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华盛顿办公室认为：“华盛顿办公室的职责是了解关于大学和科技的政策，尤其关注联邦机构形成的新的研究政策，保证麻省理工学院参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2008年，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办公室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促成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同麻省理工学院校方就能源领域的研究政策进行多次协商，并希望政府将能源领域的资助额度提高至2008年之前的3倍。能源领域正是麻省理工学院目前正在积极扶植的研究领域。
2.积极创新学术组织形式，由德高望重的行政人员参与协调高水平跨学科研究平台的建设。在跨学科研究活动中，因为学术研究方法和思路不成熟，研究人员行政隶属关系复杂，所以必须以各个参与者都认可的方式组织资源。在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成长初期，行政机构应当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等重要的制度安排上以团队建设为目标，行政责任人则必须善于辅助学术带头人说服、吸引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到跨学科研究团队中。在很多成功的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学校行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学校级主要领导参与协调，是跨学科学术组织打破传统院系利益结构的重要保证。以清华大学信息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建和发展为例。最初，该校从信息技术学院的5个系（所）以及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工程系抽调研究力量组建信息技术研究院，并以此为班底竞争筹建国家实验室。6个系（所）的被抽调人员从行政隶属关系上既属于原来的系（所）又属于新建的信息技术研究院，涉及到7个研究方向和4个一级学科。如果行政协调不到位，仅仅依靠学术带头人的个人影响力，显然难以捏合成一个高效的研究团队。学校主要领导多次到研究院调研，并由副校长担任研究院院长，很好地协调了这方面的关系。近几年来，北京科技大学也以团队导向型的新型行政文化促进跨学科研究。该校提出了“盯住三项国家需求，创出三条创新路线”，以行政机构为媒介，整合校内资源，淡化系的行政色彩，建设了160多个学术梯队，将学术梯队打造成教学科研的基本单位。在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机构协调配合下，学校的冶金工程研究院先后整合了校内相关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一个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新技术开发—新技术产业化为一体的科研体系，形成冶金领域新工艺、新技术深度开发的平台。2007年，以冶金工程研究院为主申报的“重大工程材料安全服役研究试验设施”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项目经费高达4.85亿，证明了学校跨学科学术组织改革的成功。
3.建立行政“特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行政管理尤其应当具有“特区”地位，其管理制度应当顺应社会需求进行改革与探索。所谓“特区”，是指从制度上允许创新，尤其要针对团队建设和外部关注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要允许跨学科学术组织和产学研联盟等组织在管理制度上不同于校内一般的学术和行政组织。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为实现团队建设和有效协作的目标，从教师评价和聘任体系入手进行改革，在国内高校中较早推行岗位聘任制度，改变“一刀切”的评价体系，根据岗位设立不同的考核指标和薪酬标准，体现团队内成员之间的协作；实行集中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共经费与项目经费预算制度，并建立项目与岗位的矩阵式管理模式。此外，2005年，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启动并通过了ISO9001：2000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认证，科研管理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经过5年的发展，信息技术研究院师资规模从草创时期的十几人发展到2008年的45名专职教师和百余名研究人员，团队的吸引力可见一斑。除了团队建设，大学的外部合作活动也对管理创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我国大学是典型的行政事业性单位，在同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阻碍高校与社会的合作与交流。以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研究院与冶金企业的合作过程为例。在调查了解冶金企业对时间的特殊要求之后，冶金工程研究院打破了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采用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混合管理模式：一部分教师仍然属于事业编制，另外一部分员工则属于企业编制。同时，为配合冶金工程研究院的建设，校内教师聘任制度为冶金工程研究院内事业编制的教师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允许研究院教师更为合理地安排时间。
4.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做好科研参谋的工作，建立利益相关主体沟通合作制度，深化产学研合作。行政机构应当对外部环境中的利益相关主体从不同的维度分类联系、沟通并实现深度合作。研究型大学必须关注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些利益主体，保持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沟通桥梁始终畅通。事实上，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一般都采取了省部共建、部际共建等多种共建模式。共建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大学推行外部关注型文化，与关键利益主体深化合作的重要性。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提出：“（为获取更多的科研项目和资源）一方面要做到积极宣传，一方面要积极与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沟通。针对国家纵向项目的申请，在研发基础成熟时，主动向国家主管部门递交项目建议。”类似的，北京科技大学发起建立的钢铁企业科技合作组织，把校企联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据统计，北京科技大学同钢铁企业的科研合作合同额每年高达数亿元，为学校建设研究型大学奠定了基础。大学新型的行政文化在收集教育科研信息、深化外部合作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总结行政外部联系的作用时说：“院办公室可以提供很多增强的服务、综合服务、个性化的服务……可以使得工作更加专业、省时，而教师可以更专注于研究、教学。”在论述校企合作时，北京科技大学总结行政机构的作用时说：“搞产学研结合，需要在多个层面上的多个方面进行对接……首先是领导层面上的互动……”
由此，在外部关注和团队建设的维度上，以校长为首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人员应当充当如下的角色：他应当是一位作战参谋，充分了解和筛选外部信息并提供给校内教授和更高层次的决策者；他应当是一位推销员和知识产权代理人，向外推销教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他应当是一位外交家和新闻发言人，竭尽全力为大学争取办学经费、研究项目和政策支持；他应当是一位质量监督员，避免校内资源被用于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不高但经济收益较好的外部资助项目；他应当是一位调停人，富有政治智慧地协助团队带头人协调团队内部的冲突，组建一支校内外结合的可以信任的、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团队。
同时，以校长为首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人员，在外部关注和团队建设的维度上应当竭力避免“越位”：他不可以代替学术带头人成为团队的“司令员”，不可以“外行指挥内行”，不可以对研究过程横加干涉；他不可以充当团队事务的“法官”，不可以判决团队内部的冲突，而应当将重要的事项提交给团队全体成员依照一定的程序来裁决。■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发展规划处）
[责任编辑：常 晶]
一、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
政府办学和小规模科研的模式塑造了我国高校的传统行政文化，它以稳定、缺乏灵活性、职位取向、个人导向、规则导向、等级关系为基本特征。
过去10多年里，我国高校的办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学获得了自主办学的权力，改变了对外部环境的资源依赖方式；二是现代科学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目前我国大学的科研活动规模相对较小，研究力量分散，单干户、夫妻店、父子兵、小作坊比比皆是，无法承担大科学大工程项目。在科研活动由小规模向大规模、由分散向集中、由“单兵作战”向“团队攻关”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趋势的要求。面向市场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正日益成为大学摆脱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实现自主办学的必要条件。研究型大学的行政文化必然发生转变，“治理”要逐渐取代“管理”成为主导性的行政理念。以大科学大工程项目为代表的多机构跨国合作研究项目，成为各国研究型大学科研政策的主要引导方向。面向大科学大工程项目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将决定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水平，进而决定其国际竞争力。
二、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及着手点
资源获得方式和现代科研活动特征的变化，需要研究型大学的行政文化从单一的内部关注型文化向内部关注和外部关注兼顾型文化转变，从单一的个人导向型文化向个人导向和团队导向兼顾型文化转变，形成以动态、灵活、任务导向、需求导向和参与关系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塑造外部关注型和团队导向型的行政文化。
所谓外部关注型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除了要关注组织内部的学术生产要素之外，还必须关注组织外部的办学环境。应当充分筛选和分析政府、学生、企业、国际高等教育界的信息并适时重组与变革组织内部要素。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的行政机构已经围绕开放办学作出了较大的重组。
所谓团队导向型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是指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充分认识到现代科研活动的跨学科合作特征，在坚持“学术自由”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科研发展趋势和外部重大需求为导向，科学、合理地协调校内资源。不仅要形成各个学科本身的竞争能力，更要使各个学科充分互动，形成校内的跨学科合作，为组织和参与国内外的大科学大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国高校塑造外部关注型和团队导向型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迫切需要从3个方面着手：
1.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培育创业精神。在传统办学体制之下，高校高度依赖政府，逐渐丧失了发展动力。创业精神首先倡导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要求大学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以创新和独特的方式追求机会、创造价值和谋求增长，无论大学是否拥有资源。创业精神的核心在于不满足于现状，保持一种竞争的姿态，这一精神本身是属于开放办学的范畴。
2.研究型大学行政工作应当兼具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提供的服务必须既有学科导向，又有问题和需求导向。行政管理部门要促进各个院系的日常工作，同时要了解外部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问题来组织校内的学术生产要素。只有具备了问题导向，大学中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才能实现。
3.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同时围绕团队和个人工作。由于跨学科研究和后工业社会生产的需求，科研工作已经由个人探索向团队攻关转变，由教师自由合作向项目牵引下的有组织合作发展。历史地看，将个人组合成为团队，将小团队黏合成为大团队的有效要素是学术、人品等各方面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摒弃单一的内部关注文化并在共享价值观的基础上恰当地平衡高校内部关注与外部关注，是国际国内大型科研项目合作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国现有条件制约下，行政机构必须具有较强的参与精神，必须利用合理的管理技术来协调和组织跨学科的大科学大工程研究。
三、促进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的措施与办法
促进研究型大学行政文化转型，大学必须采取如下的措施来转变行政文化：
1.改组高校行政组织，使之适应跨学科研究并具有外部关注型文化。目前，部分高校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高校传统行政组织结构不利于跨学科合作，更不利于大学行政文化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为改变这种现状，中山大学曾提出，应当尝试在院系的基础上搭建一个非实体的平台——学部，为学科交叉提供一套有效的机制，同时按照国家“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在高校中组合相关职能部门建设类似于本科生院的“大部”。此外，为加强大学对外部社会的关注力度，欧美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同政府和社会各界联系，力图影响政府的教育与科技政策。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华盛顿办公室认为：“华盛顿办公室的职责是了解关于大学和科技的政策，尤其关注联邦机构形成的新的研究政策，保证麻省理工学院参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2008年，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办公室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促成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同麻省理工学院校方就能源领域的研究政策进行多次协商，并希望政府将能源领域的资助额度提高至2008年之前的3倍。能源领域正是麻省理工学院目前正在积极扶植的研究领域。
2.积极创新学术组织形式，由德高望重的行政人员参与协调高水平跨学科研究平台的建设。在跨学科研究活动中，因为学术研究方法和思路不成熟，研究人员行政隶属关系复杂，所以必须以各个参与者都认可的方式组织资源。在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成长初期，行政机构应当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等重要的制度安排上以团队建设为目标，行政责任人则必须善于辅助学术带头人说服、吸引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到跨学科研究团队中。在很多成功的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学校行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学校级主要领导参与协调，是跨学科学术组织打破传统院系利益结构的重要保证。以清华大学信息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建和发展为例。最初，该校从信息技术学院的5个系（所）以及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工程系抽调研究力量组建信息技术研究院，并以此为班底竞争筹建国家实验室。6个系（所）的被抽调人员从行政隶属关系上既属于原来的系（所）又属于新建的信息技术研究院，涉及到7个研究方向和4个一级学科。如果行政协调不到位，仅仅依靠学术带头人的个人影响力，显然难以捏合成一个高效的研究团队。学校主要领导多次到研究院调研，并由副校长担任研究院院长，很好地协调了这方面的关系。近几年来，北京科技大学也以团队导向型的新型行政文化促进跨学科研究。该校提出了“盯住三项国家需求，创出三条创新路线”，以行政机构为媒介，整合校内资源，淡化系的行政色彩，建设了160多个学术梯队，将学术梯队打造成教学科研的基本单位。在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机构协调配合下，学校的冶金工程研究院先后整合了校内相关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一个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新技术开发—新技术产业化为一体的科研体系，形成冶金领域新工艺、新技术深度开发的平台。2007年，以冶金工程研究院为主申报的“重大工程材料安全服役研究试验设施”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项目经费高达4.85亿，证明了学校跨学科学术组织改革的成功。
3.建立行政“特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行政管理尤其应当具有“特区”地位，其管理制度应当顺应社会需求进行改革与探索。所谓“特区”，是指从制度上允许创新，尤其要针对团队建设和外部关注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要允许跨学科学术组织和产学研联盟等组织在管理制度上不同于校内一般的学术和行政组织。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为实现团队建设和有效协作的目标，从教师评价和聘任体系入手进行改革，在国内高校中较早推行岗位聘任制度，改变“一刀切”的评价体系，根据岗位设立不同的考核指标和薪酬标准，体现团队内成员之间的协作；实行集中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共经费与项目经费预算制度，并建立项目与岗位的矩阵式管理模式。此外，2005年，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启动并通过了ISO9001：2000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认证，科研管理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经过5年的发展，信息技术研究院师资规模从草创时期的十几人发展到2008年的45名专职教师和百余名研究人员，团队的吸引力可见一斑。除了团队建设，大学的外部合作活动也对管理创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我国大学是典型的行政事业性单位，在同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阻碍高校与社会的合作与交流。以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研究院与冶金企业的合作过程为例。在调查了解冶金企业对时间的特殊要求之后，冶金工程研究院打破了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采用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混合管理模式：一部分教师仍然属于事业编制，另外一部分员工则属于企业编制。同时，为配合冶金工程研究院的建设，校内教师聘任制度为冶金工程研究院内事业编制的教师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允许研究院教师更为合理地安排时间。
4.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做好科研参谋的工作，建立利益相关主体沟通合作制度，深化产学研合作。行政机构应当对外部环境中的利益相关主体从不同的维度分类联系、沟通并实现深度合作。研究型大学必须关注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些利益主体，保持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沟通桥梁始终畅通。事实上，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一般都采取了省部共建、部际共建等多种共建模式。共建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大学推行外部关注型文化，与关键利益主体深化合作的重要性。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提出：“（为获取更多的科研项目和资源）一方面要做到积极宣传，一方面要积极与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沟通。针对国家纵向项目的申请，在研发基础成熟时，主动向国家主管部门递交项目建议。”类似的，北京科技大学发起建立的钢铁企业科技合作组织，把校企联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据统计，北京科技大学同钢铁企业的科研合作合同额每年高达数亿元，为学校建设研究型大学奠定了基础。大学新型的行政文化在收集教育科研信息、深化外部合作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总结行政外部联系的作用时说：“院办公室可以提供很多增强的服务、综合服务、个性化的服务……可以使得工作更加专业、省时，而教师可以更专注于研究、教学。”在论述校企合作时，北京科技大学总结行政机构的作用时说：“搞产学研结合，需要在多个层面上的多个方面进行对接……首先是领导层面上的互动……”
由此，在外部关注和团队建设的维度上，以校长为首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人员应当充当如下的角色：他应当是一位作战参谋，充分了解和筛选外部信息并提供给校内教授和更高层次的决策者；他应当是一位推销员和知识产权代理人，向外推销教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他应当是一位外交家和新闻发言人，竭尽全力为大学争取办学经费、研究项目和政策支持；他应当是一位质量监督员，避免校内资源被用于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不高但经济收益较好的外部资助项目；他应当是一位调停人，富有政治智慧地协助团队带头人协调团队内部的冲突，组建一支校内外结合的可以信任的、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团队。
同时，以校长为首的研究型大学行政机构人员，在外部关注和团队建设的维度上应当竭力避免“越位”：他不可以代替学术带头人成为团队的“司令员”，不可以“外行指挥内行”，不可以对研究过程横加干涉；他不可以充当团队事务的“法官”，不可以判决团队内部的冲突，而应当将重要的事项提交给团队全体成员依照一定的程序来裁决。■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发展规划处）
[责任编辑：常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