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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是装作“义愤”或用愤怒为借口来伤害别人，
愤怒成为他们威胁和压制别人的手段
美国加州圣玛利
学院教授
在公开的言论中，恶狠狠的语言——下流话、谩骂、嘲笑、讽刺挖苦——经常被用作一种克敌制胜的有效工具。如果你既想避免攻击方的恶意伤害，又不愿意在言语交往中以恶报恶、自我作践，那么，你会选择退避三舍， “好不与恶斗”，但这种“不理睬”往往会被看作甘拜下风，或是彻底认输。
许多使用恶语的人不是因为不知道恶语不好，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使用恶语的正当理由，如弘扬某种正确的信念或观点。他们甚至知道，使用恶语不利于形象，并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但他们不在乎。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在情感的影响下，尤其是当愤怒的时候，完全可能逆自己的利益而动。
语言的恶狠体现仇恨的情绪，而不只是话语特征。恶语使用者几乎没有不是以“义愤”（具有正当性的“愤怒”）为理由的。就算后来证明他们是错的。由于是“出于义愤”，所以错误的性质也会因此而减轻，如好人打坏人、宁左勿右。
在不少习俗规范和法律制度中，有预谋的残忍与盛怒之下所犯的暴力伤害是有区别的，后者往往被视为较可原谅。历史学家斯蒂芬·威尔逊（Stephen Wilson）在对科西嘉世仇的研究中发现这样的情况，“1832年，一个来自西尔瓦雷西奥的男子在家中发现其妻与一名男子在一起，于是把她杀了，他只是被判10法郎的罚款，这暗示他的行动被认为是正当的。1852年，波塔的一个磨坊主因类似的情况杀死了妻子，后被判5年监禁，这仍然是仁慈的判决。”激情经常被当作减轻行为后果的理由，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激情会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
然而，激情是可以假装和冒充的，为了影响别人，演说者经常有效地假装激情：愤怒、内疚、快乐、同情、鄙视等等。假装的激情使他不仅打动别人，也打动自己，所以假装激情有弄假成真的效果。蒙田曾对此写道，“当演说者诉说其案情时，他会被自己的声音和自己假装的愤怒所打动，通过扮演某种戏场角色，他会让自己表现出真正的悲伤……就像那些职业的送葬人一样，他们受雇参加葬礼，按质论价，充满眼泪和悲伤，通过习惯性的表情，他们会受到自己的感染，然后在内心产生真正的悲伤。”许多参加过大人物追悼会的人都有此经验。
“愤怒”比任何其他情感都更经常地用作不当行为的辩解或借口。社会和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 “如果一个男人知道，假如法庭相信他是出于激情而杀害其通奸的妻子，他将被判无罪”，那么，即使他预谋杀人，仍然可以用“一时冲动”来做借口。而且，由于在他动手杀人之前就知道可以用“盛怒”来减轻罪名，那他就会因此更有杀人的动机。
有的人也许真的是因为义愤，干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如2012年抵制日货浪潮中，一个名叫蔡洋的人在西安砸日产车，砸车主脑袋，结果被判10年徒刑，一直到坐牢时还自以为是爱国的。前几年还有一位教授在保钓游行活动中，因为观点不和，打了一位八旬老人的耳光，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正当义愤，拒绝认错道歉。
有的人是装作“义愤”或用愤怒为借口来伤害别人，愤怒成为他们威胁和压制别人的手段。谁挡了他们的道，他们就一定会予以攻击，绝不心慈手软，绝不退缩。这时候，愤怒便不再是一时失控或疯狂行动，也不是因为心直口快或耿直敢言，而是处心积虑设计的克敌制胜手段。正如埃尔斯特所说，“一个貌似真实的疯子可能实际上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因为他的威胁更容易为人所信。”一个人开口便满嘴恶言，吃相凶狠，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教养、缺少廉耻，但更可能是在蓄意施展他的恐吓策略。这种策略也许对行为者本人有些用处，但对整体社会却会产生劣币逐良币的恶劣效应。
愤怒成为他们威胁和压制别人的手段
美国加州圣玛利
学院教授
在公开的言论中，恶狠狠的语言——下流话、谩骂、嘲笑、讽刺挖苦——经常被用作一种克敌制胜的有效工具。如果你既想避免攻击方的恶意伤害，又不愿意在言语交往中以恶报恶、自我作践，那么，你会选择退避三舍， “好不与恶斗”，但这种“不理睬”往往会被看作甘拜下风，或是彻底认输。
许多使用恶语的人不是因为不知道恶语不好，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使用恶语的正当理由，如弘扬某种正确的信念或观点。他们甚至知道，使用恶语不利于形象，并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但他们不在乎。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在情感的影响下，尤其是当愤怒的时候，完全可能逆自己的利益而动。
语言的恶狠体现仇恨的情绪，而不只是话语特征。恶语使用者几乎没有不是以“义愤”（具有正当性的“愤怒”）为理由的。就算后来证明他们是错的。由于是“出于义愤”，所以错误的性质也会因此而减轻，如好人打坏人、宁左勿右。
在不少习俗规范和法律制度中，有预谋的残忍与盛怒之下所犯的暴力伤害是有区别的，后者往往被视为较可原谅。历史学家斯蒂芬·威尔逊（Stephen Wilson）在对科西嘉世仇的研究中发现这样的情况，“1832年，一个来自西尔瓦雷西奥的男子在家中发现其妻与一名男子在一起，于是把她杀了，他只是被判10法郎的罚款，这暗示他的行动被认为是正当的。1852年，波塔的一个磨坊主因类似的情况杀死了妻子，后被判5年监禁，这仍然是仁慈的判决。”激情经常被当作减轻行为后果的理由，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激情会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
然而，激情是可以假装和冒充的，为了影响别人，演说者经常有效地假装激情：愤怒、内疚、快乐、同情、鄙视等等。假装的激情使他不仅打动别人，也打动自己，所以假装激情有弄假成真的效果。蒙田曾对此写道，“当演说者诉说其案情时，他会被自己的声音和自己假装的愤怒所打动，通过扮演某种戏场角色，他会让自己表现出真正的悲伤……就像那些职业的送葬人一样，他们受雇参加葬礼，按质论价，充满眼泪和悲伤，通过习惯性的表情，他们会受到自己的感染，然后在内心产生真正的悲伤。”许多参加过大人物追悼会的人都有此经验。
“愤怒”比任何其他情感都更经常地用作不当行为的辩解或借口。社会和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 “如果一个男人知道，假如法庭相信他是出于激情而杀害其通奸的妻子，他将被判无罪”，那么，即使他预谋杀人，仍然可以用“一时冲动”来做借口。而且，由于在他动手杀人之前就知道可以用“盛怒”来减轻罪名，那他就会因此更有杀人的动机。
有的人也许真的是因为义愤，干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如2012年抵制日货浪潮中，一个名叫蔡洋的人在西安砸日产车，砸车主脑袋，结果被判10年徒刑，一直到坐牢时还自以为是爱国的。前几年还有一位教授在保钓游行活动中，因为观点不和，打了一位八旬老人的耳光，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正当义愤，拒绝认错道歉。
有的人是装作“义愤”或用愤怒为借口来伤害别人，愤怒成为他们威胁和压制别人的手段。谁挡了他们的道，他们就一定会予以攻击，绝不心慈手软，绝不退缩。这时候，愤怒便不再是一时失控或疯狂行动，也不是因为心直口快或耿直敢言，而是处心积虑设计的克敌制胜手段。正如埃尔斯特所说，“一个貌似真实的疯子可能实际上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因为他的威胁更容易为人所信。”一个人开口便满嘴恶言，吃相凶狠，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教养、缺少廉耻，但更可能是在蓄意施展他的恐吓策略。这种策略也许对行为者本人有些用处，但对整体社会却会产生劣币逐良币的恶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