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幸福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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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已至,盛夏仍未走远。日光透过西安城东的一片密林,投下疏影斑驳。
  曲径通幽的林间小道,在儿子搀扶下,91岁的宋文考从南向北缓步前行,耳边响起他在这座古城度过的第63个夏天的蝉鸣。
  向西看,一片老国企的居民区里,早市的烟火气刚刚散去。朝东望,三五成群的上班族戴着耳机,脚步匆匆,消失在林立的写字楼之间。
  目光中央,是一条笔直宽阔的林带。路面之上,水杉、国槐、法桐错落有致,林间花香袭人。路面之下,地下商超里人流如织。再向下探,穿梭的地铁和密布的管廊,编织出城市的血脉。因坐落于西安幸福路旁,它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幸福林带。
  这个早在1953年就被纳入西安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林带,历经半个多世纪,几遭波折,终于在今年7月1日正式建成开放,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城市林带及地下空间利用工程之一,并被寄予带动西安东部地区发展的期望。
  一头连接历史和过往,一头连着现实与未来。5.85公里,5万多棵绿树,幸福林带之中,蕴藏着一座城市追寻幸福的“进阶史”。
  缘起
  老西安人,至今都喜欢用“东南西北郊”,来称呼古城墙以外的区域。东郊,是西安最早告别郊区形态的地方。
  幸福林带西侧,由北向南,华山厂家属区十四街坊到十七街坊依次排列。步入其中,时光仿佛倒转——杨树参天,苏式风格的建筑整齐坐落。墙壁上新刷的宣传画下,当年的生产口号标语依稀可见。耳朵凑上前,似乎还能听到回响。
  这些极富年代感的街道名称,在20世纪50年代,从西安城东的一片麦田里,如标尺一般,齐整地刻下了一座现代城市的经纬度。
  1958年,不到30岁的山东乳山人宋文考,第一次听到了西安的蝉鸣。这位齐齐哈尔国营六七二厂的技术员,曾跟着厂子走南闯北。这年夏天,西安华山机械厂投产不久,一纸调令,他就从大东北来到了大西北。
  扔下还在老家的妻子和年仅一岁的儿子,一卷铺盖、一个背包,便是宋文考的全部家当。“只知道厂子是搞机械制造的,专业对口。党让咱来,咱就来,哪有啥犹豫!”老人有些耳背,但清晰的口齿中仍透出当年的豪爽。
  “到了一看,不光是咱,工人几乎都是外地来的。有单身的,也有抛家舍业的。那还说啥,干呗!”
  天南海北的口音里,记录着幸福路地区的高光时刻。
  正值百废待兴的年代,党中央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立我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西北工业基地,这些项目中有17个落户西安,其中6个选址东郊。
  一时间,数以万计的干部、技术员、工人从全国各地奔涌而来。华山、秦川、黄河、昆仑、东方、西光6座工厂拔地而起,厂名大多取自名山大川,透出万丈豪情。附近的道路也被命名为万寿路、幸福路,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的向往。
  这些日后奠定西安现代工业基础的大厂,创业之初付出了今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起初车间是茅草房,冬天冷风顺着屋顶呼呼往里钻,干活的时候牙都直打颤,过了几年才盖上砖瓦房。”宋文考说,“可条件很差,我在锻造车间,地面上都是油。每天下班后,工服上的油和汗浸在一起,洗都洗不掉。”
  尽管比起外界,当时工厂的后勤保障已属上乘,但“饿肚子”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黄河厂建厂初期,职工清一色是年轻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每人每天却仅有一斤的粮食配额。为解决吃饭问题,1961年,工厂实行了职工每户20斤麸子皮供给。
  生活的艰苦,毫不妨碍战天斗地的激情在幸福路弥漫。在黄河厂,工厂党委提出“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的口号,工人们大口嚼着掺了麸子皮的黑馒头,干劲十足。培训技术人才的“草棚大学”办得热火朝天,大喇叭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响彻云霄。
  幸福路的光辉岁月,至今仍能从史料中窥见一二——6座工厂建成投产,《西安市志》均有记载。高级照相机“和平牌”在西光试制成功,华山厂生产的83号产品为西安摘得第一枚国家金质奖……
  “刘少奇、朱德来咱们厂视察了……”68岁的黄河厂子弟李爱民,回忆起小时候父母和工友谈论的话题,眼里还会放光。
  骄傲和荣光,也时常来自亲友的羡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安城内还有大量土坯房的时候,幸福路沿线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整片的楼房里,医院、礼堂、学校、足球场、俱乐部等设施齐全,一度成为西安最繁华的区域。
  87岁的原华山厂技工学校教师徐行义说,曾有一位战友来西安,对他的工作环境赞不绝口。“我可是得意了一阵子!”老人眉眼一挑,“那时候说在幸福路的厂子里上班,是非常自豪的!”
  几乎在幸福路兴起的同时,幸福林带的规划也被提上了日程。
  “林带由苏联专家设计,参照当时苏联的建设经验,初衷是作为企业生产区和生活区的隔离带。既为了生产安全,也为了生活舒适。”宋文考说,进厂后不久,他去钟楼参观西安城市规划展览,看着看着,突然眼前一亮。
  “以后我们这儿会有一大片森林!”他从此记住了“幸福林带”这个名字。
  转折
  在不少上了年纪的陕西人记忆中,拥有一台黄河牌电视机,曾是生活水准的象征。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当时国家政策的调整,一些国有单位生产任务减少,面临转型发展的难题。“有一段时间,工人们活儿少,没事就坐在一起闲聊。有时候聊着聊着,为一件小事就吵起来了。”黄河厂一位老工人说,说到底,还是大家心里迷茫,不知道厂子要往哪里走。
  一次次“吵翻天”的讨论之后,黄河厂决定生产电视机。从生产雷达到生产电视,看似“不搭界”,实则并非“拍脑袋”。
  “这二者之间原理相通、工艺相近。”1988年进厂的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原黄河厂)党委副书记徐向生说,“原理都是信号的收发处理,对搞雷达的人来说,搞电视机是‘小菜一碟’!”   牛刀小试,1980年,12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在黄河厂仿制成功。1983年,黄河厂用8个月时间建成西北地区第一条彩电生产线。随着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自主研发的加快,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黄河厂彩电年产量近50万台,电冰箱年产能力近10万台,最高年销售额达12亿元。黄河牌彩电一时风行全国。
  乘着这股东风,黄河厂的职工开始从筒子楼陆续搬进了单元房。1986年5月,黄河厂甚至主办了有4支劲旅参加的“黄河杯”国际女排邀请赛。这在当年的西安轰动一时,至今仍被老职工津津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内外家电品牌相继涌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经营状况急转直下,“黄河”告急!1996年,企业上报“巨亏”,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幸福路沿线与黄河厂同龄的多家老国企,也先后出现经营困难。
  曾經以生活在幸福路为傲的居民,同样感受到了寒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幸福路一线就渐渐没落了。到处都是老房子,道路狭窄、环境脏乱,居民连个健身锻炼的公园都没有。放眼望去,没几个年轻人。”尽管已是往事,徐行义仍有些“意难平”,“东郊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过去这可是最好的地方啊!咋了这是?”
  经济发展一落后,连人情味都寡淡了许多。华山厂家属区的一位老居民说,过去街坊之间,张家的肉熟了,李家的二小子闻着味儿抄起筷子就去夹两块,也不会惹人厌。可渐渐地,邻里之间话少了,似乎都心事重重。
  幸福林带的建设也暂时“搁浅”。尽管在此后西安的历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幸福林带一直保留着,但用地却陆续被厂房、车间甚至违建房、菜市场所占据。
  “我家正对着幸福林带,父亲生前曾站在阳台上自言自语,‘不知道这林带还会不会有’。”李爱民说。
  新生
  从最北端出发,沿着今天的幸福林带,穿过23个下沉广场和34个“水滴”天井,在5万多棵树的鸟语花香中,与一路上健身、漫步的人擦肩而过。走完5.85公里的林带全程,人们会与一座闹中取静的创意街区相遇。
  这里是早已破产的原陕西钢厂的厂区。一排排红砖灰瓦的老厂房里,机器不再轰鸣。外墙上,爬山虎肆意生长,爬出了岁月的痕迹。
  然而只需稍稍移步,青春的气息便扑面而来。文创工作室里,扎着马尾辫的小伙儿正在点出画作的最后一笔;吉他琴行内,老板轻轻拨动琴弦,《因为爱情》哼唱得情意绵长;广场上,一家剧组正在举行开机仪式;不远处,上百个水杯密密麻麻铺成一面许愿墙,仔细端详上面的留言,尽是年轻的模样。
  2003年,西安市提出“还林于民”,谋划重启幸福林带建设。2012年12月,西安市政府通过了《幸福路区域总体规划》,并于次年11月启动项目用地征收。在图纸上“躺”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林带,开始走进现实。
  在许多当地人都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商海沉浮多年的福建人全建彪,早早嗅出了这条林带的“幸福味道”。
  “2011年,我回母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参加校庆,参观了位于幸福林带旁的老钢厂,一进厂,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全建彪比画着,双臂伸展,“有一栋老厂房,360米长,100多米宽,单个车间就有3万多平方米,却被闲置着,实在是太可惜了!”
  凭着在沿海省市多次参与工业遗址改造练就的直觉,他一眼相中这块“宝地”。在幸福林带所处的西安市新城区的支持下,全建彪投入巨资,着手将老钢厂改造成一座文化创意街区。
  “我们保留了厂区内原有的大树、道路、机器设备等,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地呈现出老厂矿企业的风貌,留住‘城市人的乡愁’。对8栋建筑拆分改造,作为创意办公、会展交流场所,打造‘众创基地’。还开发了咖啡厅、餐厅、酒店等,让这里的生活和工作一样便利。”他说。
  如同半个多世纪前,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安东郊的前辈一样,一批年轻的创业者,又重新汇聚在西安城东的幸福路周边。
  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一栋由车间改造的二层小楼里,知乎城市西安运营中心执行总经理冯凯正在悠闲地品茶,与同伴聊着一场线下读书活动的方案。Polo衫、花短裤、白得发亮的平板鞋,让他看上去比41岁的实际年龄小了不少。
  “在西安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的室友有多上进?”一条条“知乎体”的贴纸,铺满了不大的工作间。
  “这座城市正在变得年轻。”冯凯抿了一口茶,频频颔首。西安作为古都,过去给人的印象是厚重甚至有些暮气的,但这几年它的气质在变,许多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文化书店、演出剧场开始兴起,来此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也是企业“落子”西安的重要原因。
  统计数据在印证他的感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西安市人口总量为1295.29万,比“六普”时增加了448.51万,成为近10年来北方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新增人口中35岁以下的超过半数。
  同在老钢厂创业的短视频制作公司“等闲内容引擎”,就是一家由两名“80后”创办仅3年的公司,汇聚了编剧、导演、演员等200多位影视创作人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4岁,年营业收入超过3000万元,已成长为行业内极具竞争力的企业。
  取意“好时光、莫等闲”的公司名,暗含着年轻创业者的勃勃雄心。
  因文创产业重焕新生的老钢厂,如今落户了160多家企业和商户,2000多人在此就业,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也搬到了这里。西安市新城区顺势提出,要将这里打造成幸福林带上的“创新引擎”。
  从“老”到“新”,是发展思路的蝶变。百度西北运营中心、银泰集团等一批大项目相继签约落地,新城区正变得活力十足。
  “科技、商贸、文创、大健康产业以及总部经济,是未来幸福路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西安市幸福路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边际说,幸福林带里有文化馆、图书馆、非遗中心、健身场所等大量公共服务设施,将成为当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载体。   未来
  夜幕降临,幸福林带的地下商场里,257家不同品牌的门店内外灯火通明。36岁的胡显鹏站在自家的“烤肉博物馆”餐厅前,静静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游客。
  “这是我最后一次创业了,肯定能成功。”厨师专业出身的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讲起话来慢条斯理。背后的门牌设计时尚,霓虹闪烁。
  从小生长在幸福路,胡显鹏对“幸福”一词有着独到的见解。“我爷爷是从沈阳来支援大西北的技术工人,是华山厂的创始元老之一,父亲也是华山厂职工。一家三代,在西安东郊生活了几十年,眼看着它从兴盛到衰落,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从来没有离开过。”
  小时候,幸福是看到华山厂开工时,几千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进入厂区上班的震撼和自豪。
  长大些,幸福是跳上从幸福路开往钟楼的8路汽车,买一根小奶糕,一口一口吸溜完。
  成年后,开过快餐店、串串店、音乐火锅店,屡屡以失败告终,却没有让胡显鹏意志消沉,他反而感受到成长的阵痛与快乐。
  “过去我是赶时髦,什么火干什么,三分钟热度,从没有真正沉下心去做事。”如今他懂得,付出多少真诚,才会有多少回报。每天从餐厅开业一直盯到打烊,做服务业要和顾客交朋友,他就带着服务员从推荐菜品、提供围裙这些细节做起。
  “一点一滴积累,就像爷爷他们当年创业一样。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很享受。”他说。
  更多的幸福,则来自生活之变。曾经仅有两条主干道、两路公交车与西安城内连接的幸福路地区,如今早已路网遍布、四通八达。习惯了开车的胡显鹏,一离开导航就会迷路。
  幸福林带也在这不经意间来到了他们身边。2017年,林带正式启动主体建设,今年7月1日,地上景观绿化和地下商业首开段对外开放。
  作为林带的首批创业者之一,胡显鹏近水楼台享受到它的便利。顾客少的时候,他会到处逛逛,看看又多了哪个潮牌,或是在书店里闲散地坐上一个下午。若天气晴好,他还会换上运动衣,在林带里跑步锻炼。
  李爱民时常会站在阳台上,望见幸福林带里跑者的身影。家中刚刚经历了老旧小区改造,准备加装电梯,新添的这满目苍翠,又让她感慨万千:“这不就是父亲生前向往的幸福吗?”
  幸福路沿线一度沉沦的部分老牌国企,也在改革大潮中重获新生。走过世纪之交的艰难时刻,黄河集团近年来的营业收入稳定在20亿元以上,去年销售额突破25亿元,成为我国重要的电子装备研发生产基地。华山厂则在西安渭北工业区建起新厂区,重整河山,逐渐走出困境。
  仍在幸福路周边的老家属区,还是旧身姿,却多了新妆容。便利店、电商网点、健身器材,一应俱全。许多年轻职工更是早已搬进了附近的高层住宅,楼下的车多得时常停不下。
  几年前,年逾九旬的华山厂老职工王运昌,一个接一个电话,硬是把孙子从广东拽了回来,让他应聘到华山厂工作。“咱家两代人都在华山厂,下一代不能断了人!”后来,孙子开上私家车,载着他去参观新厂区,先进的设备、优美的环境,让老人惊喜连连。
  最近,王运昌和宋文考偶尔会约在一起,让子女陪伴左右,去幸福林带坐一坐、看一看。
  深情的目光望過去,有他们的青春,有儿孙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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