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电影《赛德克?巴莱》作为台湾2011年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讲述了日据时代的台湾原住民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信仰，骁勇的赛德克部落头目莫那鲁道见证了三十年来的压迫统治，最终决定联合其他部落，挺身为尊严反抗。这段莫那带领族人循着祖灵遗训，拼死夺回猎场的历史在教科书上被称为雾社事件。在电影中，如面纱般掩盖和尘封的历史、沉默的少数声音、扭曲的种族经验以及各种边缘身份问题被一一揭开，从幕后走向前台。
　　[关键词] 《赛德克?巴莱》 后殖民主义 身份认同
　　电影《赛德克?巴莱》讲述了日据时代的台湾原住民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信仰，骁勇的赛德克部落头目莫那鲁道见证了三十年来的压迫统治，最终决定联合其他部落，挺身为尊严反抗。这段莫那带领族人循着祖灵遗训，拼死夺回猎场的历史在教科书上被称为雾社事件。在电影中，如面纱般掩盖和尘封的历史、沉默的少数声音、扭曲的种族经验以及各种边缘身份问题被一一揭开，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发现南部：“本土意识”的复苏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反映，具体地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体记意”。“台湾意识”原本是一种地域乡土意识，是相对“中国意识”而言的区域意识，包括了地域认同、情感认同、群体认同、身份认同、政治认同等层次。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范畴，台湾意识的最早出现并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割台，台湾民众长达半个世纪的亡国奴经历，这是数代人难忘的屈辱经历。国民党接收台湾及退居台湾后的高压统治，造成诸多政治后遗症，即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与外省人的统治权力，培育了政治色彩鲜明的“台湾意识”，从此“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在台湾岛内长期并存，即上层社会与外省人中的“中国意识”与中下层社会酝酿的“台湾意识”同时存在。特别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意识”与“民主意识”相互结合与渗透，台湾的本土意识开始发生异化，即政治身份的认同超越地域情感的认同，从而出现了“台湾意识”开始与“中国意识”产生分化与对立，这种被高度政治化的台湾本土意识被扩大，逐渐从量变走向质变，逐渐向“独台意识”或“台独意识”转化，“台湾意识”有了特定的政治含意。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实际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
　　二、身份认同：“黑皮肤、白面具”的撕扯
　　萨义德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中揭示帝国主义政治的文学文本化，以及文学怎样使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了作家和读者的大众集体意识。在萨义德分析的一系列小说中，他得出了英语文学经典构筑的三百多年来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主奴身份的认同史。原住民的身份选择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赛德克?巴莱》中的马赫坡，在经过日本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现实的复杂转喻，它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而成为赛德克与日本人共同生活的异腔杂语的场所。而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疑问。
　　据学者证实，台湾原住民最早是由亚洲大陆渡海来台并洐生成巨大的南岛语族，台湾原住民除了在兰屿的达悟族，皆有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产生出草的文化，赛德克族男性必须完成血祭祖灵，即通过展示守护猎场与部落的实力方能取得成年资格。然而，侵略者却阻断了赛德克人的历史和文化，日本人在原始部落建立起象征现代文明的邮局、学校和铁路。赛德克人，特别是年轻一代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影片中的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原本是赛德克人。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年后成为日本驻地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被日本同事嘲笑“两个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收入和待遇也远逊于日本同行。一张原住民的的脸，就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但另一个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在于，被日本化了的赛德克的生活已经全盘日化，而“蕃人”的面孔使他们始终无法被日本人接受。这就如同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记录法国海外的“法国人”特别是“安的列斯人”，他们一方面鄙视法属非洲的黑人，而作为有色人,他们在面对白人时，内心又存在着自卑感。同样，佛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过程》中，也以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努人为例，论证全球化过程中族裔散居所造成的身份混合问题。他发现大多数阿依努人拒绝本族身份，努力融入日本文化，但仍被排斥在日本民族之外。当花冈一郎说：“现在我们可以不用像过去那样野蛮地猎杀”时，他在潜意识中承认日本人的优越地位并为赛德克人原始和野蛮的生活方式感到惭愧。然而当莫那组织反抗时，身为日本警察的一郎却从灵魂深处由衷认同和关心马赫坡的族人，并借职务之便打开了武器仓库。这种长期的身份撕扯导致的精神迷惘与痛苦最终击垮了一郎的神经，面对首领“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的疑问，花冈一郎无从回答，最终选择自杀。影片中花冈一郎的自杀方式也充满着身份的矛盾，日本武士刀是用来切腹的工具——原住民的弯刀将身份认同的危机以象征的方式揭露长期的殖民统治在原住民的心理上留下的伤痛，这也正是老一辈代表与后殖民主义环境中成长一代在最终人生道路选择上的不同。
　　三、新历史观：“被遗忘者”的再生
　　雾社事件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之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下，原住民若非被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影片中表现的雾社事件将当代台湾的主流文化悬置起来，白先勇《台北人》中对大陆文化与生活魂牵梦绕，在这部影片中时暂时失效。所以说，观影过程是身份外乡人与文化外乡人进行精神碰撞的一次心灵之旅。影片最令人深刻的也莫过于赛德克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同族相残的悲剧亦在上演。这种死而生的公然突围，族群之间“我”的界限却并没有消弭和化解。原住民歌谣配合血雨腥风的战斗场景，再现了时代广阔的生活画卷，也将影片提升到史诗的层次。影片中的台湾，不再是一个大众理解中的、外省人的隐喻中的岛屿，而成了日本殖民文化与原始部落图腾崇拜交织的域所。在历史书写场域中，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深情和痛苦是需要被理解的，更何况在大陆和那片岛屿之间横亘着大半个世纪的挣扎与呼唤，有多少潜藏于历史记忆深处的真相有待重新点燃？《赛德克?巴莱》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更感性、更多细节的台湾历史，同时也是更理性、更博大的台湾历史观。
　　今天，现代工业促使全球一体化与民族传统特色生死相搏，魏德圣导演的《赛德克?巴莱》给予世人的启迪已经超越了对尘封事件的认识，而是为这个被消费文化不断侵袭的古老文明敲响历史的警钟。
　　作者简介
　　杨逾涵，1984年2月，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学批评、文艺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