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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是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直接原因，长期发展下去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深入分析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是有效破解收入差距难题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劳动收入 分配比重 通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而发展成果却未能实现全体民众共享。近年来，在通货膨胀压力下，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收入分配不合理特别是劳动收入占比偏低，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无疑是有效化解收入差距难题的关键途径。
一、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现状及意义
有关测算显示，1995—2007年，我国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45.69%下降到了39.16%，目前大体稳定在40%左右的较低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近20个百分点，而且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已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阐明了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发展思路。可见，改变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现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正处在持续通胀的时代，金融危机的影响犹存，而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直接制约我国居民的消费内驱力。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对于有效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此外，劳动占比偏低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探索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现实途径，以此寻求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和谐统一，有利于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从根本上破解收入差距难题，进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二、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
（一）产业结构失衡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
劳动和资本是经济活动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在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的影响下，两者常常相互替代。我国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以至于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特别是物质资本稀缺，结果导致劳动资本报酬率明显低于物质资本报酬率。同时，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观，也必然导致劳动力要素报酬率低于资本要素报酬率。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进程中，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再加上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致使失业和半失业现象尤为严重。劳动力买方市场和低素质过剩劳动者的现状，形成了强势地位的雇主和低报酬的劳动者的对立。这一现象衍生到企业内部也必然导致收入分配青睐于资本，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则被压低，工资增速缓慢甚至出现欠薪现象。资本的急速注入往往会在短时间内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这也致使地方政府在雇主与劳动者的博弈中必然偏袒于资本要素。一般而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必然包含劳动者的贡献，工资增长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应该同步，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保持基本不变，然而在我国却出现了企业利润的增加和劳动者报酬却降低的现象。
（二）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交易机制和制度安排不合理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也是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重要平台。企业内部明显存在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经常就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订立合约和进行谈判，两者之间的交易关系伴随始终。企业在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前提条件下，更愿意通过压低劳动者的报酬来降低生产成本。显然，在劳资双方博弈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则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只能借助团体寻求市场交易的平衡，而代言劳动者利益的团体就是工会，劳动者可以通过这一团体开展集体行动和谈判。我国的工会组织早已有之，然而，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和计划经济公有产权组织形式的存留使之难以在协调劳资关系，处理劳资矛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农民工更是缺少集体谈判的组织，很难面对强势的企业与雇主。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维护劳动者报酬的相应制度，如《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有关集体谈判决定工资的规定，然而由于集体谈判的组织机制欠缺和企业的执行力差，导致大部分法律规定流于形式。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报酬不满意却不能通过正规的渠道和正常的方式去解决，大部分诉诸极端的方式去反应，结果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三、提高劳动收入分配占比的建议
提高劳动收入分配占比，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实现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完善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和政府的支持力度，构建合理的劳动工资制度和劳动报酬调节机制。
（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在二元经济模式下，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由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型致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劳动供给相对过剩和劳动需求相对不足现象并存。这一现状启示我们，要想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必须着眼于现有经济结构的优化。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尤其要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完成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同时，通过推进城市化发展步伐和集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措施有效扩大劳动需求，进而达到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目的。
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是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依托。发展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和制约劳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过去片面追求单纯增长，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结果呈现经济越增长而劳动收入比重越下降的怪现象。以人为本，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科学发展方式则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劳动收入比重提高的同步目标。所以，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是有效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重要战略措施。
（二）发挥工会作用，完善劳动收入集体谈判制度
工会是企业和用人单位内部劳动力市场交易和利益平衡的组织载体，集体谈判机制是有效发挥工会保障职工分享增长成果的重要机制。未来工会的改革应集中围绕劳动工资谈判的参与、集体合同制度的签订以及厂务公开、民主参与企业管理，扶助困难职工等方面展开。未来工会作用的提升也应该主要着眼于劳工就业岗位的维护、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劳动环境等利益保障方面，要把发挥作用的重点致力于维护权益受损害职工的利益方面。 劳动收入集体谈判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的工资制度，这一制度安排对于劳资关系的改善大有裨益。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历了企业靠压低劳动成本进行竞争的自由放任劳资关系模式向集体谈判工资制度的转型，从而实现了劳动收入比重的不断提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劳动收入集体谈判制度，与工会组织的完善相协调，切实发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平衡劳资地位的作用。
（三）健全劳动收入宏观调节机制，完善相关立法
政府的宏观调节机制为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创设了重要的体制环境。以往政府对工人工资的直接调控仅局限于财政支出部分，未来政府宏观调节劳动收入机制改革应着眼于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工资指导线是政府规范和调控企业工资分配的重要机制，是协调企业工资增长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反映企业年度工资水平增长负担的标准线。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对于增强政府干预与调控企业收入分配，理顺企业工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应基于当地最差企业的工资标准，是用来满足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底线。最低工资应该与企业效益的增长和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相协调，必须适时提高并且要监督企业严格执行。
根据现实情况变化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用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一是要从法律上明确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双方平等交易的合约关系。二是要建构劳资双方的民主协商制度。在正规的行业领域全面推广企业与职工订立集体劳动合同，扩大覆盖面。三是要加强对劳动执法的监察力度。政府通过严格执法来规范和约束企业资方对待劳动者的行为，加大对企业的监察力度，及时查处有损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劳动者维权正常诉求渠道，加强对劳动者在工资支付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援助，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①(美)阿西马科普洛斯．赖得胜译．收入分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②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2010（5）
③李稻葵，何梦杰，刘霖林．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2）
（陈雪峰，1978年生，辽宁黑山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于哲，1973年生，辽宁沈阳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关键词：劳动收入 分配比重 通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而发展成果却未能实现全体民众共享。近年来，在通货膨胀压力下，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收入分配不合理特别是劳动收入占比偏低，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无疑是有效化解收入差距难题的关键途径。
一、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现状及意义
有关测算显示，1995—2007年，我国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45.69%下降到了39.16%，目前大体稳定在40%左右的较低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近20个百分点，而且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已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阐明了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发展思路。可见，改变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现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正处在持续通胀的时代，金融危机的影响犹存，而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直接制约我国居民的消费内驱力。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对于有效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此外，劳动占比偏低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探索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现实途径，以此寻求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和谐统一，有利于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从根本上破解收入差距难题，进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二、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
（一）产业结构失衡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
劳动和资本是经济活动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在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的影响下，两者常常相互替代。我国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以至于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特别是物质资本稀缺，结果导致劳动资本报酬率明显低于物质资本报酬率。同时，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观，也必然导致劳动力要素报酬率低于资本要素报酬率。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进程中，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再加上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致使失业和半失业现象尤为严重。劳动力买方市场和低素质过剩劳动者的现状，形成了强势地位的雇主和低报酬的劳动者的对立。这一现象衍生到企业内部也必然导致收入分配青睐于资本，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则被压低，工资增速缓慢甚至出现欠薪现象。资本的急速注入往往会在短时间内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这也致使地方政府在雇主与劳动者的博弈中必然偏袒于资本要素。一般而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必然包含劳动者的贡献，工资增长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应该同步，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保持基本不变，然而在我国却出现了企业利润的增加和劳动者报酬却降低的现象。
（二）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交易机制和制度安排不合理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也是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重要平台。企业内部明显存在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经常就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订立合约和进行谈判，两者之间的交易关系伴随始终。企业在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前提条件下，更愿意通过压低劳动者的报酬来降低生产成本。显然，在劳资双方博弈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则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只能借助团体寻求市场交易的平衡，而代言劳动者利益的团体就是工会，劳动者可以通过这一团体开展集体行动和谈判。我国的工会组织早已有之，然而，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和计划经济公有产权组织形式的存留使之难以在协调劳资关系，处理劳资矛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农民工更是缺少集体谈判的组织，很难面对强势的企业与雇主。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维护劳动者报酬的相应制度，如《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有关集体谈判决定工资的规定，然而由于集体谈判的组织机制欠缺和企业的执行力差，导致大部分法律规定流于形式。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报酬不满意却不能通过正规的渠道和正常的方式去解决，大部分诉诸极端的方式去反应，结果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三、提高劳动收入分配占比的建议
提高劳动收入分配占比，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实现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完善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和政府的支持力度，构建合理的劳动工资制度和劳动报酬调节机制。
（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在二元经济模式下，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由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型致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劳动供给相对过剩和劳动需求相对不足现象并存。这一现状启示我们，要想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必须着眼于现有经济结构的优化。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尤其要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完成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同时，通过推进城市化发展步伐和集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措施有效扩大劳动需求，进而达到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目的。
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是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依托。发展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和制约劳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过去片面追求单纯增长，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结果呈现经济越增长而劳动收入比重越下降的怪现象。以人为本，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科学发展方式则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劳动收入比重提高的同步目标。所以，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是有效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重要战略措施。
（二）发挥工会作用，完善劳动收入集体谈判制度
工会是企业和用人单位内部劳动力市场交易和利益平衡的组织载体，集体谈判机制是有效发挥工会保障职工分享增长成果的重要机制。未来工会的改革应集中围绕劳动工资谈判的参与、集体合同制度的签订以及厂务公开、民主参与企业管理，扶助困难职工等方面展开。未来工会作用的提升也应该主要着眼于劳工就业岗位的维护、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劳动环境等利益保障方面，要把发挥作用的重点致力于维护权益受损害职工的利益方面。 劳动收入集体谈判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的工资制度，这一制度安排对于劳资关系的改善大有裨益。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历了企业靠压低劳动成本进行竞争的自由放任劳资关系模式向集体谈判工资制度的转型，从而实现了劳动收入比重的不断提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劳动收入集体谈判制度，与工会组织的完善相协调，切实发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平衡劳资地位的作用。
（三）健全劳动收入宏观调节机制，完善相关立法
政府的宏观调节机制为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创设了重要的体制环境。以往政府对工人工资的直接调控仅局限于财政支出部分，未来政府宏观调节劳动收入机制改革应着眼于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工资指导线是政府规范和调控企业工资分配的重要机制，是协调企业工资增长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反映企业年度工资水平增长负担的标准线。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对于增强政府干预与调控企业收入分配，理顺企业工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应基于当地最差企业的工资标准，是用来满足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底线。最低工资应该与企业效益的增长和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相协调，必须适时提高并且要监督企业严格执行。
根据现实情况变化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用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一是要从法律上明确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双方平等交易的合约关系。二是要建构劳资双方的民主协商制度。在正规的行业领域全面推广企业与职工订立集体劳动合同，扩大覆盖面。三是要加强对劳动执法的监察力度。政府通过严格执法来规范和约束企业资方对待劳动者的行为，加大对企业的监察力度，及时查处有损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劳动者维权正常诉求渠道，加强对劳动者在工资支付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援助，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①(美)阿西马科普洛斯．赖得胜译．收入分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②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2010（5）
③李稻葵，何梦杰，刘霖林．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2）
（陈雪峰，1978年生，辽宁黑山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于哲，1973年生，辽宁沈阳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