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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关键词：皮锡瑞;《春秋》;《左传》;经史之分
中图分类号：B24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2-0118-07
皮锡瑞《经学通论》是今天治经必读之作。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又云：“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①
强调“经史之分”，就是否定《左传》解经的资格，认定借鉴于《左传》只会导致“《春秋》之旨晦”，从根本上废弃杜预《集传》以《左传》解《春秋》的进路。这些观点，后来以各种方式被编写到各种经学教科书中，影响甚大，甚至有研究者直接以此作为定性《春秋》和《左传》的起点，依样画葫芦地把《春秋》当作经，把《左传》贬为史，进而强调只有《公羊》独得经义。②然而，皮锡瑞以上说法是否可靠呢？被他攻击的杜预是否彻底错误呢？最近，方韬先生的力作《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已明确展示杜注自身具有内在融贯的学术理性，不宜随清儒佞汉贬晋之声予以轻忽。③可惜，方书限于写作义例，没有进一步检视皮锡瑞对杜注的批判意见。本文将立足于方书的基础，重新追查皮锡瑞的思路，察看“经史之分”究竟是否可以说得通。
一、“作”与“钞录”之别
皮锡瑞首先是从“《春秋》是孔子作”的前提出发，进而剖析“作”的含义。“做成一书”意味着《春秋》是孔子写作时预期中的产出。这一点历来儒者没有多少异议。《史记·孔子世家》引孔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④这段自白，足见孔子因为“吾道不行”的挫折，而决定写作《春秋》。现无任何证据足以推翻《史记》的记载，其权威性不言而喻。皮氏“做成一书”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皮锡瑞对“作”的界定，说是“不是钞录一过”，而非提出正面的阐述。界定一个概念不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是指出它与其他东西的区别。皮锡瑞强调“作”与“钞录”的区别，其实留有一个需要深描的诠释空间：“作”与“钞录”是否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答案无非以下两者：
（a）假如是，那就意味《春秋》所有内容都是原创，没有抄录其他作品的任何东西。
（b）假如不是，则是意味《春秋》“作”之余，也有“钞录”的做法。
皮锡瑞显然倾向于（a），因为“钞录一过”的“一过”意谓一遍，指代的是《春秋》全经，因此可以判断他所反对的“钞录”是适用于《春秋》全经。而且，他也没有交代《春秋》哪些内容是“钞录”的，哪些内容不是“钞录”。因是（a），故任何一个反证的存在已足以驳倒。就现有文献而言，对（a）的反例是不难找到的。
《孔子世家》仅说“乃因史记作《春秋》”和“约其文辞而指博”⑤，此“因”如《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和“周因于殷礼”的“因”⑥，皆是承袭义。显然，《春秋》是有承袭的文本，那就是“史记”。此外，“约其文辞”的“约”是省减义，表示《春秋》经过孔子的处理后文辞显得简洁。就此而言，是无法确证《春秋》不包括“钞录”的结论。杜预既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又说“其余则皆即用旧史”，显然认为《春秋》具有“钞录”的内容，而这样的理解不见得违反《史记》的原意。
能不能说杜预的判断仅属个人偏见呢？很难这么说。撇开《左传》不说，《公羊》《穀梁》二传在解读《春秋》时，已明确指出某些经文的措辞是抄录史文所致。
例一，昭十二年经：“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云：“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
例二，僖十九年经：“梁亡。”《穀梁》云：“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例三，襄二十九年经：“齐高止出奔北燕。”《穀梁》云：“其曰北燕，从史文也。”
例四，昭三年经：“北燕伯款出奔齐。”《穀梁》云：“其曰北燕，从史文也。”⑦
例一认为经文的“伯于阳”，实作“公子阳生”，据《公羊》解释，“伯”是“子”之讹，“于”是“子”之讹，“阳”后脱一“生”字。然而孔子明知这里错误了，却不改正，仍然墨守史文，是因为他相信《春秋》是“信史”，故不愿任随己意而改之。例二以此经“梁亡”和闵二年经“郑弃其师”两则经文为例，表明孔子在文字上没有任何增删，只求“正名”而不作其他言说。例三和例四的“北燕”，有别于其他经文一概单称为“燕”，《穀梁》解释这是孔子依从史文的缘故。⑧
以上四例，显示《公羊》和《穀梁》皆认为《春秋》有些文辞是沿用了“史文”（或《公羊》所说的“不修春秋”，或《孔子世家》所说的“史记”）原有的内容。依皮锡瑞的说法，这些都属于“钞录”的例子。当然，依从史文的记载，大概不止这四例。诚如焦袁熹《春秋阙如编》所说：“书日月，书公子，经文如此，盖承用旧史，不可一以义例求之。”⑨这不是说所有经文皆属“钞录”。更确切地说，是“作”之余还有“钞录”，不能认为经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作”。过度强调“作”而否定《春秋》因袭史文，是不妥当的论断。这一点，清儒刘士毅已有深刻的批评：“先儒说经者，每事皆有是非，每人皆有予夺，每字皆有取舍，所谓小言詹詹者尔。圣人作经，大纲正而万目举，亦奚用此屑屑为？”⑩当然，究竟哪些内容是“作”，哪些内容是“钞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限于“史文”已佚，难以概括言之。但非常清楚的是，杜預“因鲁史策书成文”之说，是有根据的。因此（a）是不对的，正确的答案是（b）。 另须提请注意的是，杜预未尝主张“钞录一过”是《春秋》主要的笔法。《集解序》“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之语，说的是孔子对鲁史策书的各种“真伪”记载，具有自己的判断，而且叙述中也注意“典礼”的内容，可见杜预并不认为孔子看见鲁史策书有什么便抄什么。上述的例一和例二，已够反映孔子对“史文”的“真伪”是有所“考”而“钞录”。因此“考其真伪”云云，比“钞录一过”更符合实际。杜序既不言“钞录”，以“钞录一过”理解“杜预之说”，对杜预自是不公平的。
确切地说，杜预把孔子的写作分作两类：一是“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另一是“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前者的“刊”不是刊登或刻录，而是意谓删削B11;而“刊而正之”，义近《史记》的“约其文辞”，都是说删定《春秋》之文。由此可见，杜预已承认孔子透过用词来表示相关的政治批评，差别仅在于他没有直接用“作”这个字，而是说“刊而正之”。与“抄录”相近的是“用旧史”，但这不是《春秋》的全部内容，故曰“其余”。可以说，杜预《集解序》对孔子写作的理解是，既有“作”，又有“抄录”。这是皮锡瑞没有注意到的要点。相反，像皮那样把“作”与“抄录”对立起来，只是批判“钞录一过”的错误，却又不指出经文含有“钞录”，实是以偏概全，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二、“史”与“经”的定性
皮锡瑞对“史”的理解，与“钞录一过”密切相关。据他所说，“史”是根据历史事实直接记载，故曰“据事直书”;不宜提出个人的评价，故曰“不立褒贬，是非自见”。
这样界定“史”的内涵，能不能符合杜预的主张呢？在皮锡瑞以前，其实已有论者认为《春秋》是“史”，反而杜预把孔子视作“史官”。例如孙觉《春秋经解》云：“若如其说，则孔子乃一史官尔。《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记注即用旧史，则圣人何用苟为书也？”B12孙觉认为杜预不理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其理据与皮锡瑞相当接近，都是预设史官秉笔直书，而又断定《春秋》不是这样的作品。
问题是，杜预是否完全根据这样的“史”来理解《春秋》？显然不是。如上所述，杜预已说过“刊而正之，以示劝戒”，说明他也认为孔子透过删削和用词而做出政治批评。除了上述皮锡瑞所征引的部分外，杜预《集解序》还有以下内容未被征引：“……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B13这里涉及两则典故。
一则，《左》成十四年传：“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二则，《左》昭三十一年传：“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B14
一则是解释“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的经文为何不记载族名，认为《春秋》的记述用词相当细密而又含蓄，歌颂只有“圣人”才能编写它。二则是说明《春秋》记载齐豹为“盗”和记载三个叛逆的名字，赞扬这是善于记述的表现。
明白以上两则典故，便可以了解《左传》对经文写作的理解，同样也讲究笔削和文辞多变，也讲究“褒贬”之意;借用萧楚之说，“非止尽依用旧史事辞也”B15。不能说仅有《公羊》才能注意到这一点。杜预援引这两则典故，就是要概括“刊而正之”与“用旧史”两种不同的笔法，认为它们同样体现孔子写作《春秋》的技艺。可是，刘敞对之缺乏相应的理解，反而责怪杜预说：“此未尽也。苟唯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余皆因而不改，则何贵于圣人之作《春秋》也？而传又何以云‘非圣人莫能修之’乎？”B16刘敞读了“刊而正之”，没能注意到这是笔削删定的意思，反以“非圣人莫能修之”责难杜预，可谓莫名其妙。如其理解，就是认为只有“作”才是《春秋》可贵的地方，却没能正视经文也在“用旧史”，因此他对杜预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与刘敞一样，皮锡瑞同样不重“用旧史”，也没有看见《左传》和杜预也讲褒贬，故其对“史”的理解，强调“不立褒贬”，并刻意把“据事直书”与“褒贬”对立起来，仿佛认为杜预讨论《左传》时都在鼓吹“据事直书”和“不立褒贬”似的。杜预《集解序》对《左传》的理解大体不错，皮锡瑞质疑“杜预之说诬《左氏》”是过当的，比刘敞的意见高明不了多少。
承认《春秋》有“钞录”的部分，不是认定它没有思想性。在此，清儒曹金籀的观点相当值得参考，《春秋钻燧》云：“夫子之于《春秋》，或仍之，或改之，必有其义也。”B17曹金籀长年专攻《穀梁》，又好《公羊》《繁露》，绝非偏好《左传》，故不能把他的说法理解偏袒古文学的立场。其言“仍”，相当于杜的“用旧史”，《春秋》有“仍”又有“改”，不能说有了“仍”就没有“义”。曹金籀这个观点，说明好言《春秋》之“义”，是可以坦率地接受经文“仍之”的。以此，便能知道刘敞和皮锡瑞责怪的不合理。
如果说，“史”无涉于“褒贬”，那么“经”就被认为是“褒贬是非”，以期“定制立法”，作为“百王不易之常经”。皮锡瑞这一定义的问题是，《春秋》没有序言自述写作纲领，它的编年史体例也注定其内容都是记载春秋时期的人和事件，不像《周礼》那样陈列制度纲领。因此，乍读是找不到他所说的“制”“法”“常经”的，而《春秋》也没有这三个概念，故读者完全有理由质疑上述对“经”的定性是否圆满。
（1）“褒贬是非”不是区别经、史的关键变项。这不是儒家经典（尤指经部著作）所能独占的东西。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些史著，与《左传》一样，皆不乏精彩的评说。B18
（2）“定制立法”作为界定“经”的核心条件，似非达解。皮锡瑞由拥护变法的政治立场出发，他所理解的“定制立法”是涉及具体政治制度的创设，而不是抽象原理的阐述。至少《周易》《尚书》《诗经》这三部著作，若以“定制立法”概括其内容，将是富有争议性的论断。无疑，皮锡瑞视为“定制立法”的典例，主要是《春秋》。为了抬举《公羊》何诂的需要，他把“微言”与“大义”分拆对待，认为“大义”专指“诛讨乱贼以戒后世”，而“微言”专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这样理解的“微言”自然被算作“定制立法”的内容，但因为《春秋》《公羊》皆无确证“微言”的直接记载，故皮锡瑞不得不从《孟子》和董仲舒的著作另觅证据，能找到的大多是偏属“大义”而鲜有“微言”。B19只要不是心存偏见地阅读，便能承认《春秋》记载的都是“事”，主要是人的各种行为，不是首先涉及政治制度;即使与政治制度有所关联，也是辅助解释的作用。说《春秋》是“定制立法”之书，不过是偏好《公羊》何诂的结果，而《春秋》研究者不见得必须接受这个观点。无论如何，这不是駁杜的良好理据，因为杜预自己也说“下以明将来之法”，尽管杜的“法”不等同皮的“制”或“法”。 （3）“事”不被包括在“经”的定义之中。这与“借事明义”的主张密切相关。据皮锡瑞的理解，“事”是次要的、工具的，而且是可伪的、可阙的。因此，他对“经”的界定，不讲求“事”的存在，实非奇事。然而，“事”在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实在不容轻忽。宋儒郑刚中说得相当透彻：“或者谓经以传道，史以传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学晩生知经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经曷尝无事，史曷尝非道。道与事，散于经史之间。治乱安危，存亡成败，明圣仁惠、昏童暴虐之君，忠良俊乂、奸邪险曲之士，靡不具道，学者不可不知也。”B20儒者阅读经书，不仅是为了“道”的认识，还包括“事”的了解。因此，要查找“事”是怎么回事儿，不能只看史书，还要看经书。B21李源澄说：“夫经学者，史与子合流之学问，固非史学，亦非子学，而与子、史皆有密切之关系。”B22按其认知，史学多记事，子学多言理，而经学综合史学和子学两者。这远比皮锡瑞的观点来得妥当和可靠，因为他正视了经学也有“记事”的一面。
就《春秋》而言，它既有编年史的叙事形式，而经文中的“事”又不是可以随意假托的记载，那就没有理由弃之度外。这不意味重事轻道。相反，要解读《春秋》讲的究竟是什么道理，往往需要对史事有所了解。承认经史有别，不意味读经不必理解史事。这一点，元儒黄泽已有深刻的剖析：“《春秋》固是经，然本是记事，且先从史看，所以如此说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书法。事情既得，书法既明，然后可以辩其何以谓之经、何以谓之史。”B23不重视《春秋》的“记事”，是有问题的。皮锡瑞强调“经”的“定制立法”，又说“史是据事直书”，无形中把“事”偏属于“史”的范畴，与经无涉，仿佛“事”在“经”中像是无足轻重似的。这一见解，只能说是“借事明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解读《春秋》不必如此，理由很简单，即使《公羊》《穀梁》也不乏以事解经的做法。B24
三、“为万世作经”与“为一代作史”之别
皮锡瑞说“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这已划定了《春秋》立言所针对的读者群，不在已逝的“一代”，而在未来的“万世”。《孔子世家》说过“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反映孔子有立言的意向，而“后世”究竟是什么人？孔子没有这样的预见。然而，皮锡瑞绝非是如此宽松的理解。结合他对“为汉制法”和“为后王立法”的辩护，可以推知“为万世”就是“为汉”或“为后王”。就皮锡瑞的各种举证而言，他虽然很想捍卫何休“为汉制法”和“为后王立法”的主张，但在论证上绝不成功。杜预“下以明将来之法”，既反映他虽抗拒“素王”的构想，但期许孔子有“法”留给“将来”。应该说，“将来”在用词上比“汉”或“后王”宽泛，是比较接近《孔子世家》的解释的，不像“为汉制法”或“为后王立法”已设想了某个找不到确实证据而又不得不预测其存在的读者群。
“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的“作经”和“作史”，其“作”的主体皆指孔子。如其解，就必须预设孔子在生之时，不仅已有“经”和“史”的学术范畴，而且孔子也非常清楚自己所“作”的是“经”而非“史”。
这是一个违反历史常识的判断。《孔子世家》仅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乃因史记作《春秋》”B25，可以说《礼》《书》《诗》《乐》《易》《春秋》是经过孔子整理、编定或撰写的，但孔子未尝以“经”的概念指代它们。为了满足孔子作为“教主”的宗教性构想，皮锡瑞试图把“经之名”的发明权也要归诸孔子，但在论证上存在许多谬误，不宜信从。“经”的名目，远晚于“史”。B26《论语·卫灵公》引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B27，说明孔子知道什么是“史”，但他与弟子聚谈却无称其著作为“经”之意，《论语》言“经”仅一例，即《宪问》“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B28之言。此“自经”意谓自杀，与经部文献毫无关系。没有证据显示孔子写作《春秋》时已经划分“经”与“史”的概念，更遑论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孔子对经史之分没有明确的构想，但经史之分却因他而起。朱鹤龄《尚书埤传》引章如愚曰：“盖夫子以前，载籍无经史之殊。夫子既删定之，然后经为经，史为史。”B29这不是说孔子自己按照“经”与“史”而进行“删定”的工作。之所以“经为经，史为史”，主要是因为孔子被后人抬成圣人，所以他删定过的书，以及后来诠释它的作品，都被归入经部文献。在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开始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分类，而经与史、子、集之分，主要是目录学的意义。就经部文献的认识过程而言，四部分类的面世，绝不意味经部文献就此与其他部类的文献绝缘。一个经师的养成，绝不是单看经部文献就足够了。不同兴趣的读书人，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挑选自己想读的书，不必拘泥四部分类的限制。像元儒吴澄那样既治《周易》《春秋》，又通《老子》，绝非可异之象。经学专科目录的出现，基本上是明代藏家事业发达以后的成果。故朱彝尊写作《经籍考》，主要是参考朱睦《授经图》《经序录》、张儶《古今经传序略》、孙承泽《五经翼》这些近作，更早的就只能追溯至马端临《文献通考》，绝非承袭悠久的积累。B30经、史之分，与经与子、集之分一样，作为图书分类的意义，对读者的认知不曾划定什么不可逾越的边界。
这是必须谨记的一点。《春秋》与其他儒家经典一样，即使有了四部之分，但不意味它与“史”的关系就此断绝。《春秋》被放在经部之中，不意味这是与“史”无关的书。《隋书·经籍志》云：“《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B31《春秋》被划到经部（而非史部），但《经籍志》的作者还强调《春秋》原是“鲁史策书”之名，而且像杜预那样坦白地承认“因其旧史”的写作手法。《春秋》作为经书，只是后人的目录学分类，不能因为这样的分类而以为孔子在写作时也有相同的想法。
对此，元儒郝经已有相当深刻的阐述：“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又说：“经史而既分矣，圣人不作，不可复合也。第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则无害于分也。”B32以上，明确指出孔子所整理和删定的“六经”，与“史”本有密切关系，只是因为“圣人不作”，在孔子以后再没有出现第二个圣人，所以经部文献遂为“六经”及其相关作品垄断。就后人的学习而言，治经与治史二者本可兼容。不论从哪一角度看，皮锡瑞“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是把后人的圖书分类当作孔子的写作方针，以此理解《春秋》的内容，自然不可能符合历史实际。 四、由“晦”而“愈晦”的指责
皮锡瑞之所以认定孔子有“作经”与“作史”之分，言其用意，无非是推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的结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于此不赘，在此仅讨论皮锡瑞的推理方式。
（1）“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因为“经史之分”，《左传》遂被视为不能正确诠释《春秋》，使得“《春秋》之旨”变得隐晦不明。
（2）“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预之说，既误解《左传》，又妨碍《春秋》的正确诠释，使得“《春秋》之旨”更加隐晦不明。
由（1）而（2），是一种递进关系的说明，这从“晦”和“愈晦”二语可证。在此，皮锡瑞似乎阐述矛盾。如其说，《左传》之所以不能正确诠释《春秋》，是因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杜预之所以被视为错误，是因为《集解序》载有“因鲁史策书成文”“用旧史”等说法;这些说法，着眼于《春秋》与“史”的关系，而皮锡瑞“不是钞录一过”“不是为一代作史”等批评，则是冲着“史”而来。至少就皮的理解而言，杜预对“史”的讲究，很难说是偏离《左传》的观点。《左传》与杜注同样重史，何“诬”之有？在重史的问题上，杜预既非“诬《左氏》”，那又如何使得《春秋》之旨由“晦”变得“愈晦”？
当然，对皮锡瑞“诬《左氏》”的观点，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就是认为“诬”不是指“用旧史”等说法，而是指杜注对孔父、仇牧、荀息的批判。皮锡瑞曾经质疑杜预因支持司马氏而助篡：“盖不特孔子之经，为所诬罔，即《左氏》之传，亦为所汨乱，致使学者以《左氏》为诟病。”B33换言之，由（1）而（2），其中的言说对象发生隐秘的转换：（1）的“为”是指“史”，（2）的“诬”是指涉嫌“助篡”的观点。皮锡瑞对之亦无相关的交代。征诸上文下理，全是讨论“经史之分”，忽然由“史”转换到“助篡”，实在是太过突兀，也无助于证成“是作经不是作史”的主题。
此外，由“晦”变得“愈晦”的“《春秋》之旨”究竟是如何界定？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是从皮锡瑞的观点出发，那么“《春秋》之旨”不仅要有“大义”，还要有“微言”，亦即“素王改制之旨”。不信从他所认可的解经意见（即接受《公羊》何诂或貌似与之义近的观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掌握“《春秋》之旨”的。因此，造成“《春秋》之旨”的“晦”，不独是《左传》或杜注。真正的症结不是杜预或其他人不明“经史之分”，而是不信从何休的观点不能令皮锡瑞接受。
换个思路来看，假如“《春秋》之旨”的内涵不是预先已被设定只有何诂最能符合，而是具体地追问哪些解经意见最能符合经文的原意，那么就该承认《左传》和杜注对经文的解说不见得只会带来“晦”或“愈晦”的结果。兹举一例以说明。僖十九年经：“梁亡。”《左传》云：“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杜注：“以自亡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恶梁。”B34这是批判梁国滥用民力，导致自取灭亡，而《公》《穀》二传也是这么认为。《公羊》僖十九年传：“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B35《穀梁》僖十九年传：“梁亡，自亡也。”B36对“梁亡”的所以然，三传实无重大差别，故赵伯雄这么归纳：“三传所述《春秋》经义是相同的，三传都指出，经文之所以只用‘梁亡’二字，而不采取‘某某灭梁’的句式，是要表明梁之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梁亡’二字当中蕴涵着《春秋》作者对梁国君主的批评。”B37因为这样，即使站在《公羊》的立场上看，也不能说《左传》和杜注对“梁亡”的解释是错误的，或导致此经之旨变得“晦”了。
类似“梁亡”的事例还有许多，毕竟《春秋》三传记载有同有异，即使仅就《左传》《公羊》而论，也不难找到不少彼此兼容的说法，问题是要看各个特定的解释究竟如何说法。因“经史之分”而预早断定《左传》的解经意见必不可信，是说不通的。认可《春秋》的思想性，相信经文包含各种深刻的政治理念，不必预先否弃它的历史性。进一步说，经、史之殊，本来不该是人为地设定认识的心障。《春秋》和其他儒家经典一样，都是包含历史性内容;而历代儒者不乏相信经史相通者，认为透过读经可以提升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像元儒刘因便这么说：“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兴废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扬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B38把“经”与“史”对立起来，不是儒者学习经史的常态，也不必要。“经史之分”，本是图书分类的意义，将之转化为预判认识结果的标签，在进行具体解读经典文本之前，便给不同的作品贴上卷标，然后预先断定什么作品更能解释经典，是不需要仔细研究和具体分析的做法。考虑到皮锡瑞对《左传》和杜注的认识不合实际，而且他的“《春秋》之旨”也有偏袒《公羊》何诂之嫌，所以他以“经史之分”来贬抑《左传》和杜注，实非公允的评价。
五、小结
在孔子作《春秋》之时，尚无经、史之殊。随着四部分类的出现，《春秋》作为《五经》之一，和三传一直被列为经部著作。这都是图书分类的意义，与经传作者的写作想法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春秋》抑或三传，其作者大概也没有预见“经”与“史”的分拆。然而，皮锡瑞相信“经”与“史”的分拆，是从孔子写作《春秋》之时已经存在的。以此，“经史之分”已被转化为独尊“今文说”且排斥异说的有效工具。坚持此说，只能反映用者的派性立场，不显示任何学术深度。可以说，这是一个只有思想史意义的构想，已无继续沿用的必要。
注释
①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五，吴仰湘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368页。
②最新的一例，就如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第三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39页。
③方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4—165页。
④⑤司马迁：《史記》卷四十七，中华书局，2014年，第2352页。下引《史记》仅注卷数和页码。 ⑥邢昺：《论语注疏》卷二，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⑦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二，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4页;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九、十六、十七，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272、279页。下引《十三经注疏》仅注页码。
⑧杜预“经承旧史”的观点，与《穀梁》“从史文”的关系，已有《左传》专家做出研究，即方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第164—165页。这里所列的三、四例，主要是参照方书的观点。
⑨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七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49页。下引《文渊阁四库全书》仅注册数和页码。
⑩刘士毅：《春秋疑义录》卷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第一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37页。
B11一些研究印刷术起源的人，便因误读“刊”为印刻之义，错把印刷术的起源系于汉代或魏晋南北朝。这方面的驳正，参阅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三联书店，2016年，第13—38页。
B12孙觉：《春秋经解·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七册，第555页。
B13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第12页。
B1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第765页;卷五十三，《十三经注疏》，第1521—1522页。
B15萧楚：《春秋辨疑》卷三《石鹢辨》，《文淵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七册，第146页。
B16刘敞：《春秋权衡》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七册，第172—173页。
B17曹金籀：《春秋钻燧》卷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二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
B18在四部分类以前，中国已有相当成熟的史学评论，只因史学著作过少，只是依附在《春秋类》之后。参阅逯耀东：《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第178—194页。
B19这个问题的分析，参阅拙著：《孟子已明言“大义”和“微言”吗？——论皮锡瑞对〈孟子〉的错误解读》，《哲学动态》2019年第7期。
B20郑刚中：《北山集》卷九《答梅秀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三八册，第107页。
B21在此姑举一例：明儒丘濬为了说明“武备与文教并行”的道理，就遍查经史以求解答：“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参阅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一三册，第366页。韩琦的观点暂勿深究，但丘濬查找“威武之事”而从“经史”入手，已反映“经”也是“事”的重要来源。
B22李源澄：《经学通论》，《李源澄著作集》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6页。
B23赵汸：《春秋师说》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六四册，第290页。
B24赵生群、赵昌文：《三传以事解经比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B25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第2344—2346页。
B26朱维铮：《史学史三题》，《朱维铮史学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
B27B28邢昺：《论语注疏》卷十五，第253、227页。
B29朱鹤龄：《尚书埤传》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十六册，第981页。
B30刘仲华：《世变、士风与清代京籍士人学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4—65页。
B31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73年，第932页。
B32郝经：《陵川集》卷十九《经史》，《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九二册，第208—209页。
B33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五，吴仰湘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427页。
B3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第393、395页。
B35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一，《十三经注疏》，第241页。
B36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九，《十三经注疏》，第138页。
B37赵伯雄：《〈春秋〉经传讲义》，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B38刘因：《静修集》续集卷三《叙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九八册，第684页。
责任编辑：涵 含
关键词：皮锡瑞;《春秋》;《左传》;经史之分
中图分类号：B24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2-0118-07
皮锡瑞《经学通论》是今天治经必读之作。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又云：“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①
强调“经史之分”，就是否定《左传》解经的资格，认定借鉴于《左传》只会导致“《春秋》之旨晦”，从根本上废弃杜预《集传》以《左传》解《春秋》的进路。这些观点，后来以各种方式被编写到各种经学教科书中，影响甚大，甚至有研究者直接以此作为定性《春秋》和《左传》的起点，依样画葫芦地把《春秋》当作经，把《左传》贬为史，进而强调只有《公羊》独得经义。②然而，皮锡瑞以上说法是否可靠呢？被他攻击的杜预是否彻底错误呢？最近，方韬先生的力作《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已明确展示杜注自身具有内在融贯的学术理性，不宜随清儒佞汉贬晋之声予以轻忽。③可惜，方书限于写作义例，没有进一步检视皮锡瑞对杜注的批判意见。本文将立足于方书的基础，重新追查皮锡瑞的思路，察看“经史之分”究竟是否可以说得通。
一、“作”与“钞录”之别
皮锡瑞首先是从“《春秋》是孔子作”的前提出发，进而剖析“作”的含义。“做成一书”意味着《春秋》是孔子写作时预期中的产出。这一点历来儒者没有多少异议。《史记·孔子世家》引孔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④这段自白，足见孔子因为“吾道不行”的挫折，而决定写作《春秋》。现无任何证据足以推翻《史记》的记载，其权威性不言而喻。皮氏“做成一书”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皮锡瑞对“作”的界定，说是“不是钞录一过”，而非提出正面的阐述。界定一个概念不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是指出它与其他东西的区别。皮锡瑞强调“作”与“钞录”的区别，其实留有一个需要深描的诠释空间：“作”与“钞录”是否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答案无非以下两者：
（a）假如是，那就意味《春秋》所有内容都是原创，没有抄录其他作品的任何东西。
（b）假如不是，则是意味《春秋》“作”之余，也有“钞录”的做法。
皮锡瑞显然倾向于（a），因为“钞录一过”的“一过”意谓一遍，指代的是《春秋》全经，因此可以判断他所反对的“钞录”是适用于《春秋》全经。而且，他也没有交代《春秋》哪些内容是“钞录”的，哪些内容不是“钞录”。因是（a），故任何一个反证的存在已足以驳倒。就现有文献而言，对（a）的反例是不难找到的。
《孔子世家》仅说“乃因史记作《春秋》”和“约其文辞而指博”⑤，此“因”如《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和“周因于殷礼”的“因”⑥，皆是承袭义。显然，《春秋》是有承袭的文本，那就是“史记”。此外，“约其文辞”的“约”是省减义，表示《春秋》经过孔子的处理后文辞显得简洁。就此而言，是无法确证《春秋》不包括“钞录”的结论。杜预既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又说“其余则皆即用旧史”，显然认为《春秋》具有“钞录”的内容，而这样的理解不见得违反《史记》的原意。
能不能说杜预的判断仅属个人偏见呢？很难这么说。撇开《左传》不说，《公羊》《穀梁》二传在解读《春秋》时，已明确指出某些经文的措辞是抄录史文所致。
例一，昭十二年经：“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云：“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
例二，僖十九年经：“梁亡。”《穀梁》云：“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例三，襄二十九年经：“齐高止出奔北燕。”《穀梁》云：“其曰北燕，从史文也。”
例四，昭三年经：“北燕伯款出奔齐。”《穀梁》云：“其曰北燕，从史文也。”⑦
例一认为经文的“伯于阳”，实作“公子阳生”，据《公羊》解释，“伯”是“子”之讹，“于”是“子”之讹，“阳”后脱一“生”字。然而孔子明知这里错误了，却不改正，仍然墨守史文，是因为他相信《春秋》是“信史”，故不愿任随己意而改之。例二以此经“梁亡”和闵二年经“郑弃其师”两则经文为例，表明孔子在文字上没有任何增删，只求“正名”而不作其他言说。例三和例四的“北燕”，有别于其他经文一概单称为“燕”，《穀梁》解释这是孔子依从史文的缘故。⑧
以上四例，显示《公羊》和《穀梁》皆认为《春秋》有些文辞是沿用了“史文”（或《公羊》所说的“不修春秋”，或《孔子世家》所说的“史记”）原有的内容。依皮锡瑞的说法，这些都属于“钞录”的例子。当然，依从史文的记载，大概不止这四例。诚如焦袁熹《春秋阙如编》所说：“书日月，书公子，经文如此，盖承用旧史，不可一以义例求之。”⑨这不是说所有经文皆属“钞录”。更确切地说，是“作”之余还有“钞录”，不能认为经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作”。过度强调“作”而否定《春秋》因袭史文，是不妥当的论断。这一点，清儒刘士毅已有深刻的批评：“先儒说经者，每事皆有是非，每人皆有予夺，每字皆有取舍，所谓小言詹詹者尔。圣人作经，大纲正而万目举，亦奚用此屑屑为？”⑩当然，究竟哪些内容是“作”，哪些内容是“钞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限于“史文”已佚，难以概括言之。但非常清楚的是，杜預“因鲁史策书成文”之说，是有根据的。因此（a）是不对的，正确的答案是（b）。 另须提请注意的是，杜预未尝主张“钞录一过”是《春秋》主要的笔法。《集解序》“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之语，说的是孔子对鲁史策书的各种“真伪”记载，具有自己的判断，而且叙述中也注意“典礼”的内容，可见杜预并不认为孔子看见鲁史策书有什么便抄什么。上述的例一和例二，已够反映孔子对“史文”的“真伪”是有所“考”而“钞录”。因此“考其真伪”云云，比“钞录一过”更符合实际。杜序既不言“钞录”，以“钞录一过”理解“杜预之说”，对杜预自是不公平的。
确切地说，杜预把孔子的写作分作两类：一是“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另一是“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前者的“刊”不是刊登或刻录，而是意谓删削B11;而“刊而正之”，义近《史记》的“约其文辞”，都是说删定《春秋》之文。由此可见，杜预已承认孔子透过用词来表示相关的政治批评，差别仅在于他没有直接用“作”这个字，而是说“刊而正之”。与“抄录”相近的是“用旧史”，但这不是《春秋》的全部内容，故曰“其余”。可以说，杜预《集解序》对孔子写作的理解是，既有“作”，又有“抄录”。这是皮锡瑞没有注意到的要点。相反，像皮那样把“作”与“抄录”对立起来，只是批判“钞录一过”的错误，却又不指出经文含有“钞录”，实是以偏概全，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二、“史”与“经”的定性
皮锡瑞对“史”的理解，与“钞录一过”密切相关。据他所说，“史”是根据历史事实直接记载，故曰“据事直书”;不宜提出个人的评价，故曰“不立褒贬，是非自见”。
这样界定“史”的内涵，能不能符合杜预的主张呢？在皮锡瑞以前，其实已有论者认为《春秋》是“史”，反而杜预把孔子视作“史官”。例如孙觉《春秋经解》云：“若如其说，则孔子乃一史官尔。《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记注即用旧史，则圣人何用苟为书也？”B12孙觉认为杜预不理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其理据与皮锡瑞相当接近，都是预设史官秉笔直书，而又断定《春秋》不是这样的作品。
问题是，杜预是否完全根据这样的“史”来理解《春秋》？显然不是。如上所述，杜预已说过“刊而正之，以示劝戒”，说明他也认为孔子透过删削和用词而做出政治批评。除了上述皮锡瑞所征引的部分外，杜预《集解序》还有以下内容未被征引：“……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B13这里涉及两则典故。
一则，《左》成十四年传：“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二则，《左》昭三十一年传：“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B14
一则是解释“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的经文为何不记载族名，认为《春秋》的记述用词相当细密而又含蓄，歌颂只有“圣人”才能编写它。二则是说明《春秋》记载齐豹为“盗”和记载三个叛逆的名字，赞扬这是善于记述的表现。
明白以上两则典故，便可以了解《左传》对经文写作的理解，同样也讲究笔削和文辞多变，也讲究“褒贬”之意;借用萧楚之说，“非止尽依用旧史事辞也”B15。不能说仅有《公羊》才能注意到这一点。杜预援引这两则典故，就是要概括“刊而正之”与“用旧史”两种不同的笔法，认为它们同样体现孔子写作《春秋》的技艺。可是，刘敞对之缺乏相应的理解，反而责怪杜预说：“此未尽也。苟唯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余皆因而不改，则何贵于圣人之作《春秋》也？而传又何以云‘非圣人莫能修之’乎？”B16刘敞读了“刊而正之”，没能注意到这是笔削删定的意思，反以“非圣人莫能修之”责难杜预，可谓莫名其妙。如其理解，就是认为只有“作”才是《春秋》可贵的地方，却没能正视经文也在“用旧史”，因此他对杜预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与刘敞一样，皮锡瑞同样不重“用旧史”，也没有看见《左传》和杜预也讲褒贬，故其对“史”的理解，强调“不立褒贬”，并刻意把“据事直书”与“褒贬”对立起来，仿佛认为杜预讨论《左传》时都在鼓吹“据事直书”和“不立褒贬”似的。杜预《集解序》对《左传》的理解大体不错，皮锡瑞质疑“杜预之说诬《左氏》”是过当的，比刘敞的意见高明不了多少。
承认《春秋》有“钞录”的部分，不是认定它没有思想性。在此，清儒曹金籀的观点相当值得参考，《春秋钻燧》云：“夫子之于《春秋》，或仍之，或改之，必有其义也。”B17曹金籀长年专攻《穀梁》，又好《公羊》《繁露》，绝非偏好《左传》，故不能把他的说法理解偏袒古文学的立场。其言“仍”，相当于杜的“用旧史”，《春秋》有“仍”又有“改”，不能说有了“仍”就没有“义”。曹金籀这个观点，说明好言《春秋》之“义”，是可以坦率地接受经文“仍之”的。以此，便能知道刘敞和皮锡瑞责怪的不合理。
如果说，“史”无涉于“褒贬”，那么“经”就被认为是“褒贬是非”，以期“定制立法”，作为“百王不易之常经”。皮锡瑞这一定义的问题是，《春秋》没有序言自述写作纲领，它的编年史体例也注定其内容都是记载春秋时期的人和事件，不像《周礼》那样陈列制度纲领。因此，乍读是找不到他所说的“制”“法”“常经”的，而《春秋》也没有这三个概念，故读者完全有理由质疑上述对“经”的定性是否圆满。
（1）“褒贬是非”不是区别经、史的关键变项。这不是儒家经典（尤指经部著作）所能独占的东西。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些史著，与《左传》一样，皆不乏精彩的评说。B18
（2）“定制立法”作为界定“经”的核心条件，似非达解。皮锡瑞由拥护变法的政治立场出发，他所理解的“定制立法”是涉及具体政治制度的创设，而不是抽象原理的阐述。至少《周易》《尚书》《诗经》这三部著作，若以“定制立法”概括其内容，将是富有争议性的论断。无疑，皮锡瑞视为“定制立法”的典例，主要是《春秋》。为了抬举《公羊》何诂的需要，他把“微言”与“大义”分拆对待，认为“大义”专指“诛讨乱贼以戒后世”，而“微言”专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这样理解的“微言”自然被算作“定制立法”的内容，但因为《春秋》《公羊》皆无确证“微言”的直接记载，故皮锡瑞不得不从《孟子》和董仲舒的著作另觅证据，能找到的大多是偏属“大义”而鲜有“微言”。B19只要不是心存偏见地阅读，便能承认《春秋》记载的都是“事”，主要是人的各种行为，不是首先涉及政治制度;即使与政治制度有所关联，也是辅助解释的作用。说《春秋》是“定制立法”之书，不过是偏好《公羊》何诂的结果，而《春秋》研究者不见得必须接受这个观点。无论如何，这不是駁杜的良好理据，因为杜预自己也说“下以明将来之法”，尽管杜的“法”不等同皮的“制”或“法”。 （3）“事”不被包括在“经”的定义之中。这与“借事明义”的主张密切相关。据皮锡瑞的理解，“事”是次要的、工具的，而且是可伪的、可阙的。因此，他对“经”的界定，不讲求“事”的存在，实非奇事。然而，“事”在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实在不容轻忽。宋儒郑刚中说得相当透彻：“或者谓经以传道，史以传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学晩生知经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经曷尝无事，史曷尝非道。道与事，散于经史之间。治乱安危，存亡成败，明圣仁惠、昏童暴虐之君，忠良俊乂、奸邪险曲之士，靡不具道，学者不可不知也。”B20儒者阅读经书，不仅是为了“道”的认识，还包括“事”的了解。因此，要查找“事”是怎么回事儿，不能只看史书，还要看经书。B21李源澄说：“夫经学者，史与子合流之学问，固非史学，亦非子学，而与子、史皆有密切之关系。”B22按其认知，史学多记事，子学多言理，而经学综合史学和子学两者。这远比皮锡瑞的观点来得妥当和可靠，因为他正视了经学也有“记事”的一面。
就《春秋》而言，它既有编年史的叙事形式，而经文中的“事”又不是可以随意假托的记载，那就没有理由弃之度外。这不意味重事轻道。相反，要解读《春秋》讲的究竟是什么道理，往往需要对史事有所了解。承认经史有别，不意味读经不必理解史事。这一点，元儒黄泽已有深刻的剖析：“《春秋》固是经，然本是记事，且先从史看，所以如此说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书法。事情既得，书法既明，然后可以辩其何以谓之经、何以谓之史。”B23不重视《春秋》的“记事”，是有问题的。皮锡瑞强调“经”的“定制立法”，又说“史是据事直书”，无形中把“事”偏属于“史”的范畴，与经无涉，仿佛“事”在“经”中像是无足轻重似的。这一见解，只能说是“借事明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解读《春秋》不必如此，理由很简单，即使《公羊》《穀梁》也不乏以事解经的做法。B24
三、“为万世作经”与“为一代作史”之别
皮锡瑞说“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这已划定了《春秋》立言所针对的读者群，不在已逝的“一代”，而在未来的“万世”。《孔子世家》说过“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反映孔子有立言的意向，而“后世”究竟是什么人？孔子没有这样的预见。然而，皮锡瑞绝非是如此宽松的理解。结合他对“为汉制法”和“为后王立法”的辩护，可以推知“为万世”就是“为汉”或“为后王”。就皮锡瑞的各种举证而言，他虽然很想捍卫何休“为汉制法”和“为后王立法”的主张，但在论证上绝不成功。杜预“下以明将来之法”，既反映他虽抗拒“素王”的构想，但期许孔子有“法”留给“将来”。应该说，“将来”在用词上比“汉”或“后王”宽泛，是比较接近《孔子世家》的解释的，不像“为汉制法”或“为后王立法”已设想了某个找不到确实证据而又不得不预测其存在的读者群。
“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的“作经”和“作史”，其“作”的主体皆指孔子。如其解，就必须预设孔子在生之时，不仅已有“经”和“史”的学术范畴，而且孔子也非常清楚自己所“作”的是“经”而非“史”。
这是一个违反历史常识的判断。《孔子世家》仅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乃因史记作《春秋》”B25，可以说《礼》《书》《诗》《乐》《易》《春秋》是经过孔子整理、编定或撰写的，但孔子未尝以“经”的概念指代它们。为了满足孔子作为“教主”的宗教性构想，皮锡瑞试图把“经之名”的发明权也要归诸孔子，但在论证上存在许多谬误，不宜信从。“经”的名目，远晚于“史”。B26《论语·卫灵公》引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B27，说明孔子知道什么是“史”，但他与弟子聚谈却无称其著作为“经”之意，《论语》言“经”仅一例，即《宪问》“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B28之言。此“自经”意谓自杀，与经部文献毫无关系。没有证据显示孔子写作《春秋》时已经划分“经”与“史”的概念，更遑论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孔子对经史之分没有明确的构想，但经史之分却因他而起。朱鹤龄《尚书埤传》引章如愚曰：“盖夫子以前，载籍无经史之殊。夫子既删定之，然后经为经，史为史。”B29这不是说孔子自己按照“经”与“史”而进行“删定”的工作。之所以“经为经，史为史”，主要是因为孔子被后人抬成圣人，所以他删定过的书，以及后来诠释它的作品，都被归入经部文献。在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开始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分类，而经与史、子、集之分，主要是目录学的意义。就经部文献的认识过程而言，四部分类的面世，绝不意味经部文献就此与其他部类的文献绝缘。一个经师的养成，绝不是单看经部文献就足够了。不同兴趣的读书人，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挑选自己想读的书，不必拘泥四部分类的限制。像元儒吴澄那样既治《周易》《春秋》，又通《老子》，绝非可异之象。经学专科目录的出现，基本上是明代藏家事业发达以后的成果。故朱彝尊写作《经籍考》，主要是参考朱睦《授经图》《经序录》、张儶《古今经传序略》、孙承泽《五经翼》这些近作，更早的就只能追溯至马端临《文献通考》，绝非承袭悠久的积累。B30经、史之分，与经与子、集之分一样，作为图书分类的意义，对读者的认知不曾划定什么不可逾越的边界。
这是必须谨记的一点。《春秋》与其他儒家经典一样，即使有了四部之分，但不意味它与“史”的关系就此断绝。《春秋》被放在经部之中，不意味这是与“史”无关的书。《隋书·经籍志》云：“《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B31《春秋》被划到经部（而非史部），但《经籍志》的作者还强调《春秋》原是“鲁史策书”之名，而且像杜预那样坦白地承认“因其旧史”的写作手法。《春秋》作为经书，只是后人的目录学分类，不能因为这样的分类而以为孔子在写作时也有相同的想法。
对此，元儒郝经已有相当深刻的阐述：“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又说：“经史而既分矣，圣人不作，不可复合也。第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则无害于分也。”B32以上，明确指出孔子所整理和删定的“六经”，与“史”本有密切关系，只是因为“圣人不作”，在孔子以后再没有出现第二个圣人，所以经部文献遂为“六经”及其相关作品垄断。就后人的学习而言，治经与治史二者本可兼容。不论从哪一角度看，皮锡瑞“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是把后人的圖书分类当作孔子的写作方针，以此理解《春秋》的内容，自然不可能符合历史实际。 四、由“晦”而“愈晦”的指责
皮锡瑞之所以认定孔子有“作经”与“作史”之分，言其用意，无非是推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的结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于此不赘，在此仅讨论皮锡瑞的推理方式。
（1）“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因为“经史之分”，《左传》遂被视为不能正确诠释《春秋》，使得“《春秋》之旨”变得隐晦不明。
（2）“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预之说，既误解《左传》，又妨碍《春秋》的正确诠释，使得“《春秋》之旨”更加隐晦不明。
由（1）而（2），是一种递进关系的说明，这从“晦”和“愈晦”二语可证。在此，皮锡瑞似乎阐述矛盾。如其说，《左传》之所以不能正确诠释《春秋》，是因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杜预之所以被视为错误，是因为《集解序》载有“因鲁史策书成文”“用旧史”等说法;这些说法，着眼于《春秋》与“史”的关系，而皮锡瑞“不是钞录一过”“不是为一代作史”等批评，则是冲着“史”而来。至少就皮的理解而言，杜预对“史”的讲究，很难说是偏离《左传》的观点。《左传》与杜注同样重史，何“诬”之有？在重史的问题上，杜预既非“诬《左氏》”，那又如何使得《春秋》之旨由“晦”变得“愈晦”？
当然，对皮锡瑞“诬《左氏》”的观点，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就是认为“诬”不是指“用旧史”等说法，而是指杜注对孔父、仇牧、荀息的批判。皮锡瑞曾经质疑杜预因支持司马氏而助篡：“盖不特孔子之经，为所诬罔，即《左氏》之传，亦为所汨乱，致使学者以《左氏》为诟病。”B33换言之，由（1）而（2），其中的言说对象发生隐秘的转换：（1）的“为”是指“史”，（2）的“诬”是指涉嫌“助篡”的观点。皮锡瑞对之亦无相关的交代。征诸上文下理，全是讨论“经史之分”，忽然由“史”转换到“助篡”，实在是太过突兀，也无助于证成“是作经不是作史”的主题。
此外，由“晦”变得“愈晦”的“《春秋》之旨”究竟是如何界定？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是从皮锡瑞的观点出发，那么“《春秋》之旨”不仅要有“大义”，还要有“微言”，亦即“素王改制之旨”。不信从他所认可的解经意见（即接受《公羊》何诂或貌似与之义近的观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掌握“《春秋》之旨”的。因此，造成“《春秋》之旨”的“晦”，不独是《左传》或杜注。真正的症结不是杜预或其他人不明“经史之分”，而是不信从何休的观点不能令皮锡瑞接受。
换个思路来看，假如“《春秋》之旨”的内涵不是预先已被设定只有何诂最能符合，而是具体地追问哪些解经意见最能符合经文的原意，那么就该承认《左传》和杜注对经文的解说不见得只会带来“晦”或“愈晦”的结果。兹举一例以说明。僖十九年经：“梁亡。”《左传》云：“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杜注：“以自亡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恶梁。”B34这是批判梁国滥用民力，导致自取灭亡，而《公》《穀》二传也是这么认为。《公羊》僖十九年传：“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B35《穀梁》僖十九年传：“梁亡，自亡也。”B36对“梁亡”的所以然，三传实无重大差别，故赵伯雄这么归纳：“三传所述《春秋》经义是相同的，三传都指出，经文之所以只用‘梁亡’二字，而不采取‘某某灭梁’的句式，是要表明梁之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梁亡’二字当中蕴涵着《春秋》作者对梁国君主的批评。”B37因为这样，即使站在《公羊》的立场上看，也不能说《左传》和杜注对“梁亡”的解释是错误的，或导致此经之旨变得“晦”了。
类似“梁亡”的事例还有许多，毕竟《春秋》三传记载有同有异，即使仅就《左传》《公羊》而论，也不难找到不少彼此兼容的说法，问题是要看各个特定的解释究竟如何说法。因“经史之分”而预早断定《左传》的解经意见必不可信，是说不通的。认可《春秋》的思想性，相信经文包含各种深刻的政治理念，不必预先否弃它的历史性。进一步说，经、史之殊，本来不该是人为地设定认识的心障。《春秋》和其他儒家经典一样，都是包含历史性内容;而历代儒者不乏相信经史相通者，认为透过读经可以提升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像元儒刘因便这么说：“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兴废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扬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B38把“经”与“史”对立起来，不是儒者学习经史的常态，也不必要。“经史之分”，本是图书分类的意义，将之转化为预判认识结果的标签，在进行具体解读经典文本之前，便给不同的作品贴上卷标，然后预先断定什么作品更能解释经典，是不需要仔细研究和具体分析的做法。考虑到皮锡瑞对《左传》和杜注的认识不合实际，而且他的“《春秋》之旨”也有偏袒《公羊》何诂之嫌，所以他以“经史之分”来贬抑《左传》和杜注，实非公允的评价。
五、小结
在孔子作《春秋》之时，尚无经、史之殊。随着四部分类的出现，《春秋》作为《五经》之一，和三传一直被列为经部著作。这都是图书分类的意义，与经传作者的写作想法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春秋》抑或三传，其作者大概也没有预见“经”与“史”的分拆。然而，皮锡瑞相信“经”与“史”的分拆，是从孔子写作《春秋》之时已经存在的。以此，“经史之分”已被转化为独尊“今文说”且排斥异说的有效工具。坚持此说，只能反映用者的派性立场，不显示任何学术深度。可以说，这是一个只有思想史意义的构想，已无继续沿用的必要。
注释
①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五，吴仰湘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368页。
②最新的一例，就如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第三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39页。
③方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4—165页。
④⑤司马迁：《史記》卷四十七，中华书局，2014年，第2352页。下引《史记》仅注卷数和页码。 ⑥邢昺：《论语注疏》卷二，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⑦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二，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4页;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九、十六、十七，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272、279页。下引《十三经注疏》仅注页码。
⑧杜预“经承旧史”的观点，与《穀梁》“从史文”的关系，已有《左传》专家做出研究，即方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第164—165页。这里所列的三、四例，主要是参照方书的观点。
⑨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七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49页。下引《文渊阁四库全书》仅注册数和页码。
⑩刘士毅：《春秋疑义录》卷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第一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37页。
B11一些研究印刷术起源的人，便因误读“刊”为印刻之义，错把印刷术的起源系于汉代或魏晋南北朝。这方面的驳正，参阅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三联书店，2016年，第13—38页。
B12孙觉：《春秋经解·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七册，第555页。
B13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第12页。
B1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第765页;卷五十三，《十三经注疏》，第1521—1522页。
B15萧楚：《春秋辨疑》卷三《石鹢辨》，《文淵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七册，第146页。
B16刘敞：《春秋权衡》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七册，第172—173页。
B17曹金籀：《春秋钻燧》卷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二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
B18在四部分类以前，中国已有相当成熟的史学评论，只因史学著作过少，只是依附在《春秋类》之后。参阅逯耀东：《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第178—194页。
B19这个问题的分析，参阅拙著：《孟子已明言“大义”和“微言”吗？——论皮锡瑞对〈孟子〉的错误解读》，《哲学动态》2019年第7期。
B20郑刚中：《北山集》卷九《答梅秀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三八册，第107页。
B21在此姑举一例：明儒丘濬为了说明“武备与文教并行”的道理，就遍查经史以求解答：“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参阅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一三册，第366页。韩琦的观点暂勿深究，但丘濬查找“威武之事”而从“经史”入手，已反映“经”也是“事”的重要来源。
B22李源澄：《经学通论》，《李源澄著作集》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6页。
B23赵汸：《春秋师说》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六四册，第290页。
B24赵生群、赵昌文：《三传以事解经比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B25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第2344—2346页。
B26朱维铮：《史学史三题》，《朱维铮史学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
B27B28邢昺：《论语注疏》卷十五，第253、227页。
B29朱鹤龄：《尚书埤传》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十六册，第981页。
B30刘仲华：《世变、士风与清代京籍士人学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4—65页。
B31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73年，第932页。
B32郝经：《陵川集》卷十九《经史》，《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九二册，第208—209页。
B33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五，吴仰湘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427页。
B3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第393、395页。
B35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一，《十三经注疏》，第241页。
B36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九，《十三经注疏》，第138页。
B37赵伯雄：《〈春秋〉经传讲义》，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B38刘因：《静修集》续集卷三《叙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九八册，第6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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