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健康领域新闻的读者，一定不会对2011年被称之为“八毛门”事件的新闻感到陌生：刚出生的宝宝因腹胀到深圳市儿童医院求医，检查后疑为先天性巨结肠，建议进行造瘘活检手术，费用约十万元。家长拒绝手术，带孩子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就诊，称接诊医生开了八毛钱的石蜡油，“孩子就治好了，能吃能拉”。但后续报道证实，宝宝并未痊愈，以后又转到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求治，经过详细检查，最终仍确诊为先天性巨结肠并进行了手术。这一事件高居当年十大健康新闻之首，除各方针对医患关系、媒体报道客观性的热议之外，也使很多诸如记者这样的老百姓第一次对先天畸形疾病有了感性认识。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出生缺陷各类疾病高发国家，被喻为出生缺陷的“珠穆朗玛峰”。据2012年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显示，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约为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90万例。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等待准爸妈的本该是初为人父为人母时的满腔喜悦，如果生下一个畸形儿，不但对家庭来说是不可承受之痛，而且孩子终生的痛苦更是难以名状。
　　那么，先天畸形是怎样产生的？常见的致畸因素有哪些？准爸妈又该如何预防避免？
　　尽管这些问题的普及型知识在网络上一搜一大把，但从专业角度甚至在基因、蛋白质水平解释先天畸形的发病机制，并寻找预防和治疗新手段，由此推动小儿先天畸形领域的治疗进展，无疑需要长期、重复乃至枯燥的基础研究。
　　袁正伟于199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外科的普外科工作，每天都要目睹怀抱各种严重先天畸形患儿的家属满怀希望而来，却因目前医术水平所限而无法有效治疗而绝望的表情。一些畸形患儿需要承受连续几次矫形才能维持生存，而且许多畸形因无法治愈而需要终生特殊护理和康复治疗，这些都给患儿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痛苦和沉重的负担，也给患儿生理和心理发育带来严重影响。
　　如何改变这种无助的现状，使这些畸形患儿能够像正常孩子一样健康快乐成长，成了他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而这种心结并没有随着工作资历的提升和手术经验的增加而打开，渐渐地他发现，打开这个心结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些畸形的发生机制并进行早期干预和治疗，仅靠不断改进手术方法是无法完全解决的。

弃“武”从“文”

　　“为什么放弃地位高而多金的外科医生职业，却选择了单调枯燥的基础性研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小儿外科在全国享有盛名，多年来学科排名都在全国前三名之内。在这样的学科里已经以优异成绩顺利拿下了硕士、博士学位，不久又进入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外科进修学习，按照这样的求学之路一路走来，袁正伟成为小儿外科的“一把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基础研究不仅耗时长，而且重复、枯燥，往往还很难见到成果。因此，这大概是袁正伟被问过次数最多的一个问题了，我们的采访也毫无例外地从这里开始，他理解地笑了：“确实有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外科大夫要扔掉手术刀，主要是我喜欢做科研，喜欢那种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做一件事的感觉，更主要的是要解开那个多年来萦绕在心里的‘结’。因此，实在没有时间和余力同时从事临床和基础科研，不得不忍痛割爱。”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袁正伟中学时就表现出对生物学的强烈偏好，高考时填报的志愿都是医学方向，并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就读本科。大学毕业后，袁正伟以在大学期间优秀的成绩而获得免试推荐就读硕士研究生资格，他选择了盛京医院全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李正老师作为自己的硕士导师。直到自己也取得了不凡成就的今天，袁正伟谈起这位启蒙之师仍充满感激和敬意：“李老师学风严谨，一身正气，对学生要求严格，我是通过他的引导而走上了小儿外科的道路并喜欢上了科研工作”。在李正老师的指导下，袁正伟硕士期间就发表了数篇有分量的论文。1994年，在硕士毕业两年后，袁正伟又考取了盛京医院的小儿外科学博士，期间，他从事的课题建立了神经电生理、多导直肠肛管向量测压、X线和同位素动态排便造影等手段系统研究肛门直肠畸形术后排便功能障碍发生的病理机制，提出排便功能障碍的5种病理类型，并在国内外首次创造性地设计有针对性的生物反馈治疗方法，排便功能评分平均增加2分以上，成为有效治疗肛门直肠畸形术后排便功能异常的重要手段。这部分内容后来也成为2007年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重要创新点之一。博士毕业后，袁正伟先后三次往返于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外科，从临床逐渐过渡到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
　　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袁正伟回到母校后，在此基础上尝试申报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并一举成功。当时，学校里能够获得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的科研人员寥寥无几，袁正伟踌躇满志，意欲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新的成果。在袁正伟的不断努力下，很快就在科研工作形成“良性循环”，作为项目负责人已连续成功获得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大鹏一日同风起

　　1996年11月，小儿先天畸形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由卫生部批准成立，致力于在小儿先天畸形的前沿领域开展高水平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为常见出生缺陷方面研究提供了高水平的平台。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深感分身乏术的袁正伟就此将工作的重心从临床转向了科研，在1999年彻底放下拿了八年的手术刀，开始专心于手术后功能评定和畸形发生机制方面研究。 　　袁正伟不仅目睹了实验室从零起步、经历由无到有迅速发展的全部过程，而且在担任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十多年间，他形成了独立的研究方向，并率领课题团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在“十五”期间共获得各种科研基金资助30项，其中包括参加“973”工程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3项，省部级重点课题5项等，总资助经费550余万元。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共发表论著130余篇，其中有57篇在国外杂志发表并被SCI收录，参编相关专著5部。研究成果在2001年荣获日本武藤医学奖。
　　“工作狂”是袁正伟对自己日常工作状态的调侃之词，他坦言：“做科研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而且需要长期稳定的积累才能做出一定的成果。”科研的艰辛不仅在于对往复于前一日失败的隐忍，更需要于枯燥中时时激发出创新的火花。袁正伟常常告诉学生，临床工作中一些治疗方法、用药方案等往往带有重复性，比如阑尾炎手术，其术式几十年都不会有太大改变，但是做科研则完全不同，必须时时具备创新精神，善于发现创新点。因此，科研工作者的学习之路是永不停歇的，每天都要查阅最新资料，跟踪最新进展，一旦发现出现新技术或新理论，就要马上想办法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来，这样所做出的成果才会有自己的创新亮点。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多年的科研生涯，使袁正伟非常重视团队合作。他将团队之间互相协作支持比喻为“上台阶”：“获得一定成果的团队，好比站在较高的台阶上，团队成员即使只向上迈一个很小的台阶，也已经是提高了一大步，在整个团队前期积累基础上的科研水平比单打独斗将高出很多。”在团队中，每个成员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自己也会在团队中快速成长。在袁正伟的帮助和指导下，现在团队成员都是博士毕业很短时间，但绝大多数成员都拿到1～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有稳定的研究方向。

　　有了自己十多年带出来的团队支持，袁正伟对小儿外科的基础研究更加得心应手，并作为带头人连续承担起更深入的课题项目。神经管畸形是最常见、最严重的出生缺陷，中国北方发生率是世界范围内最高的。由于其发生机制不清楚、治疗效果较差，关于神经管畸形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课题。袁正伟团队正在致力于研究神经管畸形的胚胎发生机制和胚胎早期无创诊断新方法，使畸形在孕早期即可发现、确诊，并能在早期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减少先天畸形的出生率和致残率，这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目前团队已经发现一些新的与畸形发生相关的基因和蛋白质，正在进行功能验证和机制探讨，同时利用先进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学技术在畸形胎儿的母亲血液中筛选出十余个表达异常的miRNA和蛋白质可以作为畸形早期诊断的分子标志物，正待在临床早期无创诊断中推广应用。此外，团队还正在利用先进的胎儿外科和显微外科技术，尝试在胚胎期进行干细胞移植对畸形进行胚胎早期治疗。尽管他不再站在手术台前，直接为先天畸形的孩子进行矫正治疗，但他的科研成果将会惠及更多可能承受痛苦的家庭，为更多折翼天使带来正常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