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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出生于上海，逝世于台湾。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文化学者。他与陈独秀、鲁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1916年胡适留美期间，就与陈独秀联系密切，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和书信。1917年7月，胡适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当教授，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务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人。胡适一向被学界和社会认定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性人物，著有许多的开山之作。他第一个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引起了一大批新文人的大讨论与旧文人的大讨伐，赢得了一大批青年人的拥戴，形成了白话文学作品不可逆转的新走势。胡适自己带头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出版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开创了自由体新诗流派;创作出版了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白话剧本《终身大事》，确立了话剧的新走向;撰写出版了第一部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历史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影响了此后一批哲学史研究和出版的著作家;提出功不唐捐，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的惊世骇俗观点，至今仍被学界或公众引为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世的名言宝典;第一个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红楼梦》作为学术研究课题，开创了一代又一代“新红学”学者对《红楼梦》的深度学术研究和考证，极大地拓展了“红学”的广阔学术研究空间，也启迪引发了后人对于《西游记》之“西学”的广泛深度学术研究。胡适还是最早用白话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创者，出版了第一部白话文的《短篇小说》译本，将西方世界的文学创作实绩和艺术表现手法介绍给中国读者。
鉴于文学作品的受众面大，在广大民众当中的广泛深入持久影响，胡适先生适时地提出了改良中国文学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要以白话的“活文学”取代文言的“死文学”的激进观点。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未必全对，古典文学（文言文学）未必都是“死文学”。但是100年前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倡导“改良文学”的观念，还是值得今人借鉴的。他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进行所谓的“文学改良”，未必可取，也不是文学创作的规律，但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创作要“言之有物”，讲究文学作品的情感和思想;“不作无病之呻吟”，反对没有社会意义、无关人民痛痒疾苦悲欢的无聊之作;“不摹仿古人”，提倡文学创新，语言清新，手法出新，有鲜亮的时代感;“务去滥调套语”，要创新语言语感，用新颖的清新的语言描写人物，表述世态，不落俗套;“须讲求文法”，高度重视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独特风格等等，却是文学创作的至理名言。
二
胡适是新文学最重要的理论倡导者和持续创作的实践者，兼有理论指引和创作实绩的双向先驱身份。笔者以为，胡适先生的文学理论虽未形成系统，对后人的影响力也不是特别巨大，却不能抹杀他的草创之功和奠基意义。他倡导推广“活的文学”“真的文学”“人的文学”的新颖理念，对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旧文学观念是一次巨大的富有力度的冲击;对古代社会帝王将相、神灵鬼魔、迷信愚昧为主要文学戏剧对象等虚假文学，是一次轰鸣的霹雳似的巨大震荡颠覆;他主张新文学要“实写今日之社会情状”，注重反映“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商贩及小店铺之一切痛苦情形”，这就将新文学舞台的主角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鬼妖魔，义无反顾地转移至普通民众，将歌功颂德之虚假太平、粉饰社会，转向了表现工人农民商人店员等底层百姓的悲凉痛苦生存现状上了。今天看来，这样的文学主张，依然还有其现实意义。
胡适先生曾经尝试过许多样式体裁的文学创作，如诗歌、小说、话剧、散文、传记、札记等。笔者以为，他的散文创作成绩最大，时间最长，数量最多。胡适先生的散文《庐山游记》，有着日记似的特征，从他和朋友们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七日开始，一路循着有名的风景区游走，到了四月十日结束景区游玩行程，一天写下一篇游记，四天共写了四篇游记，也是行云流水，清新自然，风味浓郁。由于篇幅所限，《庐山游记》也只选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四月九日、十日两个篇章。所不同的是，庐山景区远古时代就很出名，除了自然景色风光绝美，松涛、云雾、瀑布、山势名扬千古，更有人文历史教育宗教丰藏山间，尤其是唐宋诸多知名文人游过庐山，留下了许多典故和诗词。恰恰胡适博士又是一名博古通今、知中晓外的大学者，可谓庐山的大知音，落笔纸上也就特别地汪洋恣肆，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在他展露博学与才华的同时，也不免过度地过起了“考证瘾”，让读者有一种“掉书袋”的感觉。
胡适先生一生倡导文学家书写自传或传记文学。他自己身体力行，从年轻时开始创作散文体人物传记，到了中年乃至晚年依然念念不忘，或者亲自书写，或者鼓励他人创作，成为他一生文学事业的亮点之一。胡适先生的自传《四十自述》，其中的第一章和第五章，写得饱含真情，地域特色鲜明，母亲的形象栩栩如生，生活细节生动感人，成为白话文之人物传记文学的经典作品，也是当代读者了解胡适生平最为重要的非虚构文本。
在胡适先生的人生经历中，1906年靠着优异成绩考入中国公学，随即参加了以改良社会为宗旨的竞业学会，很快成为《竞业旬报》的记者、作者和编辑，有机会接触现实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见识了满清八旗子弟的腐朽堕落，看到了富豪人家子弟从祖辈手上接过万贯家产，沦落为吸食鸦片、吃喝玩乐、嫖赌拐骗、无所事事的悲剧人生，产生了对这一类人本能的厌恶痛恨，反倒是对那些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富翁，为社会做奉献的贤人产生好感，借助《竞业旬报》平台，创作了人物传记《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歌颂了从底层社会奋斗崛起的杨斯盛，完全颠覆了此前的人物形象，具有人物传记和散文创作的样板意义。而那一年胡适先生还不满17周岁。作品立意高远深邃，地道的白话文叙述，过程简约突出重点，人物形象新鲜另类，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说胡适是出类拔萃的少年英才，名副其实。 三
清新自然、明白流畅，是胡适先生散文作品的一大特色。他在回答钱玄同先生“什么是文学”的重大问题时，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明白清楚”。首先是作家要写得明白，有很高的立意，或者新颖的主题，或者深邃的底蕴，或者明快鲜亮的语言，包括表述的技巧方法等等;其次是作家的文学作品，一旦付梓报刊发表出版，要做到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看得懂，看得明白，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能懂得道理或者接受审美，或者丰富知识启迪思考润泽心灵。为何古代社会不少文言文、八股文，普通百姓不爱读不喜欢看？一大原因就是生涩隐晦，拗口难懂;或者千篇一律，味同嚼蜡;自恃清高，孤芳自赏，疏离读者。胡适先生在答钱玄同的文章里，特别提到：“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因为文学的基本作用还是‘达意表情’，故第一个条件是把感情或用意，明白清楚的表出达出，使人容易懂得，使人决不会误解。”接着，胡适先生列举了一首古体诗词《沁园春》，是从《曝书亭集》卷二十八抄出来的，批评说：“你是一位大学的国文教授，你可看的懂他‘咏’的是什么东西吗？若是你还看不懂，那么，你就通不过这第一场‘明白’（懂得性）的試验。他是一种玩意儿，连语言文字的基本作用都够不上，哪配称为‘文学’！”为了印证自己文学创作的理论之正确性，胡适先生在散文创作中，着力突出文章的明白流畅。如若书写人物故事，像前面提到的《四十自述》，还有《爱情与痛苦》《追悼志摩》等，都是立意明白清楚，表语达意准确，文字流畅明快，读之琅琅上口。在提倡白话文的过程中，在宣扬“活的文学”“真的文学”“人的文学”的改良革新中，胡适先生不间断地激情昂扬地凭借他超强的语言功底与内生动力，智慧火花似的闪耀，灵感涌泉似的喷发，在他的散文中时常见到清新自然地流露出来的鲜活可感的语言，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如《新生活》一文，从主题立意到文字书写，处处充满着新意新语新理念。如果说鲁迅先生是以深挖旧制度、旧文化、旧伦理、旧思想病灶为特长，针砭时弊、抨击丑恶、挽救灵魂，那么胡适先生则是更多地通过改造社会、思想文化、学术教育、民主自由等思考之宽广横断面的扬新贬旧，开拓他的散文天地，传播他的清新语言和独到见解，以此彰显出胡适先生纯真的爱意和仁厚宽广的胸襟情怀，以及标新立异的思想观念。
理念新颖、批判有力，是胡适先生散文作品的又一大特色。胡适先生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动荡、社会变革转型的晚清至20世纪六十年代，他又是其中一大段时间文化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出现批判性、颠覆性的作品，通过传播新理念而贬斥旧意识，达到变革时代启蒙启迪的社会功效，十分地自然而正常。我们在《贞操问题》一文中看到，一向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的胡适先生，看见一个名叫朱尔迈的文人在报刊上发表了赞扬妇女守贞守节的文章，十分气愤，甚至暴怒，说朱尔迈在文章中的议论简直就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又说：“俞氏女还不曾出嫁，不过因为信了那种荒谬的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留名的事’，所以绝食寻死，想做烈女。这位朱先生要维持风化，所以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烈妇的英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这种议论可算得上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胡适先生提出：“我以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法律既不奖励男子的贞操，又不惩罚男子的不贞操，便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这些石破天惊的新鲜言说，最终体现在了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之上，这在100多年前依然出现帝制复辟的时代，殊是难得。胡适先生笔下的王昭君，也是被他颠覆了的一名女性英雄，由政治层面的“和亲”，升华到民族融合团结的爱国高度，也可成为胡适先生散文作品理念新颖的佐证。
学识见长、感人至深，是胡适先生散文作品的第三大特色。胡适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型学术型散文名家，在他的散文，包括杂文、游记、随感录等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甚至考古知识。他常常旁征博引以彰显其独到的学识见解，通过历史考据以坐实其知识渊博的文坛形象。在《庐山游记》《南游杂忆》《平绥路旅行小记》等作品中，汪洋恣肆地论古道今，还间杂着考据，弃旧弊以显新识，批邪恶以扬正气，令人耳目一新。胡适先生的《吴敬梓传》，在盛赞这位反对科举制与八股文、嘲讽儒生迂腐愚昧中，鼓吹一种挣脱封建文化藩篱束缚的新鲜清美之风，显然是他散文风格特色的一个注脚。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先生跳出文本，着力塑造了娜拉这一外国女性形象既温柔清净、安守本分，又颇有个性、叛逆敢为的多面性格特点，读来鲜活灵动、清新自然、感人至深。
胡适先生一贯主张文学作品要能够打动人。在他看来，用新颖独到的观点吸引人，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感染人，优美清新的语言打动人，这样的文学作品才具有时代或划时代的意义。胡适先生身体力行，在自己创设的文学理论中辛勤耕耘、大胆创新，创作出许多感人至深、撼人心魄的作品。在《追悼志摩》的散文中，胡适先生采用“引起了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来隐喻徐志摩诗歌浩大广泛的影响力、感染力、穿透力，显示出胡适先生高度的洞察力、概括力和渲染力，让读者身临其境而体悟徐志摩诗歌、胡适散文双重的感染力、渗透力。胡适先生还有过“以脚喻诗”的文字面世。他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羡！”在胡适先生看来，戒条太多的古体诗如缠足，束缚了诗歌创作的想象力创造力，放脚，尤其是天足，让诗歌充满生机活力，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达到至高至深的摄人心魂的艺术感染力。
胡适先生还有一些散文（杂文）具有很强的幽默讽刺色彩。像《差不多先生传》，讲述一个人人见过、形影相随的“差不多”先生的相貌眼睛，鼻子嘴脸。“凡事差不多就好了”的马马虎虎、潦潦草草的人，虽会写，也会算，就是不准确，更做不到精确。在作家辛辣的笔调下，国民性之马虎潦草的痼疾被嘲讽讥笑，写得淋漓尽致、鞭辟入里。作品发表之后，传诵一时，被选入民国中小学国文课本。我以为，就胡适先生这篇杂文来讲，可与文坛泰斗鲁迅先生某篇杂文媲美。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出生于上海，逝世于台湾。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文化学者。他与陈独秀、鲁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1916年胡适留美期间，就与陈独秀联系密切，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和书信。1917年7月，胡适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当教授，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务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人。胡适一向被学界和社会认定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性人物，著有许多的开山之作。他第一个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引起了一大批新文人的大讨论与旧文人的大讨伐，赢得了一大批青年人的拥戴，形成了白话文学作品不可逆转的新走势。胡适自己带头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出版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开创了自由体新诗流派;创作出版了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白话剧本《终身大事》，确立了话剧的新走向;撰写出版了第一部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历史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影响了此后一批哲学史研究和出版的著作家;提出功不唐捐，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的惊世骇俗观点，至今仍被学界或公众引为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世的名言宝典;第一个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红楼梦》作为学术研究课题，开创了一代又一代“新红学”学者对《红楼梦》的深度学术研究和考证，极大地拓展了“红学”的广阔学术研究空间，也启迪引发了后人对于《西游记》之“西学”的广泛深度学术研究。胡适还是最早用白话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创者，出版了第一部白话文的《短篇小说》译本，将西方世界的文学创作实绩和艺术表现手法介绍给中国读者。
鉴于文学作品的受众面大，在广大民众当中的广泛深入持久影响，胡适先生适时地提出了改良中国文学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要以白话的“活文学”取代文言的“死文学”的激进观点。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未必全对，古典文学（文言文学）未必都是“死文学”。但是100年前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倡导“改良文学”的观念，还是值得今人借鉴的。他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进行所谓的“文学改良”，未必可取，也不是文学创作的规律，但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创作要“言之有物”，讲究文学作品的情感和思想;“不作无病之呻吟”，反对没有社会意义、无关人民痛痒疾苦悲欢的无聊之作;“不摹仿古人”，提倡文学创新，语言清新，手法出新，有鲜亮的时代感;“务去滥调套语”，要创新语言语感，用新颖的清新的语言描写人物，表述世态，不落俗套;“须讲求文法”，高度重视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独特风格等等，却是文学创作的至理名言。
二
胡适是新文学最重要的理论倡导者和持续创作的实践者，兼有理论指引和创作实绩的双向先驱身份。笔者以为，胡适先生的文学理论虽未形成系统，对后人的影响力也不是特别巨大，却不能抹杀他的草创之功和奠基意义。他倡导推广“活的文学”“真的文学”“人的文学”的新颖理念，对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旧文学观念是一次巨大的富有力度的冲击;对古代社会帝王将相、神灵鬼魔、迷信愚昧为主要文学戏剧对象等虚假文学，是一次轰鸣的霹雳似的巨大震荡颠覆;他主张新文学要“实写今日之社会情状”，注重反映“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商贩及小店铺之一切痛苦情形”，这就将新文学舞台的主角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鬼妖魔，义无反顾地转移至普通民众，将歌功颂德之虚假太平、粉饰社会，转向了表现工人农民商人店员等底层百姓的悲凉痛苦生存现状上了。今天看来，这样的文学主张，依然还有其现实意义。
胡适先生曾经尝试过许多样式体裁的文学创作，如诗歌、小说、话剧、散文、传记、札记等。笔者以为，他的散文创作成绩最大，时间最长，数量最多。胡适先生的散文《庐山游记》，有着日记似的特征，从他和朋友们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七日开始，一路循着有名的风景区游走，到了四月十日结束景区游玩行程，一天写下一篇游记，四天共写了四篇游记，也是行云流水，清新自然，风味浓郁。由于篇幅所限，《庐山游记》也只选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四月九日、十日两个篇章。所不同的是，庐山景区远古时代就很出名，除了自然景色风光绝美，松涛、云雾、瀑布、山势名扬千古，更有人文历史教育宗教丰藏山间，尤其是唐宋诸多知名文人游过庐山，留下了许多典故和诗词。恰恰胡适博士又是一名博古通今、知中晓外的大学者，可谓庐山的大知音，落笔纸上也就特别地汪洋恣肆，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在他展露博学与才华的同时，也不免过度地过起了“考证瘾”，让读者有一种“掉书袋”的感觉。
胡适先生一生倡导文学家书写自传或传记文学。他自己身体力行，从年轻时开始创作散文体人物传记，到了中年乃至晚年依然念念不忘，或者亲自书写，或者鼓励他人创作，成为他一生文学事业的亮点之一。胡适先生的自传《四十自述》，其中的第一章和第五章，写得饱含真情，地域特色鲜明，母亲的形象栩栩如生，生活细节生动感人，成为白话文之人物传记文学的经典作品，也是当代读者了解胡适生平最为重要的非虚构文本。
在胡适先生的人生经历中，1906年靠着优异成绩考入中国公学，随即参加了以改良社会为宗旨的竞业学会，很快成为《竞业旬报》的记者、作者和编辑，有机会接触现实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见识了满清八旗子弟的腐朽堕落，看到了富豪人家子弟从祖辈手上接过万贯家产，沦落为吸食鸦片、吃喝玩乐、嫖赌拐骗、无所事事的悲剧人生，产生了对这一类人本能的厌恶痛恨，反倒是对那些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富翁，为社会做奉献的贤人产生好感，借助《竞业旬报》平台，创作了人物传记《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歌颂了从底层社会奋斗崛起的杨斯盛，完全颠覆了此前的人物形象，具有人物传记和散文创作的样板意义。而那一年胡适先生还不满17周岁。作品立意高远深邃，地道的白话文叙述，过程简约突出重点，人物形象新鲜另类，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说胡适是出类拔萃的少年英才，名副其实。 三
清新自然、明白流畅，是胡适先生散文作品的一大特色。他在回答钱玄同先生“什么是文学”的重大问题时，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明白清楚”。首先是作家要写得明白，有很高的立意，或者新颖的主题，或者深邃的底蕴，或者明快鲜亮的语言，包括表述的技巧方法等等;其次是作家的文学作品，一旦付梓报刊发表出版，要做到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看得懂，看得明白，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能懂得道理或者接受审美，或者丰富知识启迪思考润泽心灵。为何古代社会不少文言文、八股文，普通百姓不爱读不喜欢看？一大原因就是生涩隐晦，拗口难懂;或者千篇一律，味同嚼蜡;自恃清高，孤芳自赏，疏离读者。胡适先生在答钱玄同的文章里，特别提到：“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因为文学的基本作用还是‘达意表情’，故第一个条件是把感情或用意，明白清楚的表出达出，使人容易懂得，使人决不会误解。”接着，胡适先生列举了一首古体诗词《沁园春》，是从《曝书亭集》卷二十八抄出来的，批评说：“你是一位大学的国文教授，你可看的懂他‘咏’的是什么东西吗？若是你还看不懂，那么，你就通不过这第一场‘明白’（懂得性）的試验。他是一种玩意儿，连语言文字的基本作用都够不上，哪配称为‘文学’！”为了印证自己文学创作的理论之正确性，胡适先生在散文创作中，着力突出文章的明白流畅。如若书写人物故事，像前面提到的《四十自述》，还有《爱情与痛苦》《追悼志摩》等，都是立意明白清楚，表语达意准确，文字流畅明快，读之琅琅上口。在提倡白话文的过程中，在宣扬“活的文学”“真的文学”“人的文学”的改良革新中，胡适先生不间断地激情昂扬地凭借他超强的语言功底与内生动力，智慧火花似的闪耀，灵感涌泉似的喷发，在他的散文中时常见到清新自然地流露出来的鲜活可感的语言，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如《新生活》一文，从主题立意到文字书写，处处充满着新意新语新理念。如果说鲁迅先生是以深挖旧制度、旧文化、旧伦理、旧思想病灶为特长，针砭时弊、抨击丑恶、挽救灵魂，那么胡适先生则是更多地通过改造社会、思想文化、学术教育、民主自由等思考之宽广横断面的扬新贬旧，开拓他的散文天地，传播他的清新语言和独到见解，以此彰显出胡适先生纯真的爱意和仁厚宽广的胸襟情怀，以及标新立异的思想观念。
理念新颖、批判有力，是胡适先生散文作品的又一大特色。胡适先生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动荡、社会变革转型的晚清至20世纪六十年代，他又是其中一大段时间文化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出现批判性、颠覆性的作品，通过传播新理念而贬斥旧意识，达到变革时代启蒙启迪的社会功效，十分地自然而正常。我们在《贞操问题》一文中看到，一向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的胡适先生，看见一个名叫朱尔迈的文人在报刊上发表了赞扬妇女守贞守节的文章，十分气愤，甚至暴怒，说朱尔迈在文章中的议论简直就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又说：“俞氏女还不曾出嫁，不过因为信了那种荒谬的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留名的事’，所以绝食寻死，想做烈女。这位朱先生要维持风化，所以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烈妇的英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这种议论可算得上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胡适先生提出：“我以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法律既不奖励男子的贞操，又不惩罚男子的不贞操，便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这些石破天惊的新鲜言说，最终体现在了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之上，这在100多年前依然出现帝制复辟的时代，殊是难得。胡适先生笔下的王昭君，也是被他颠覆了的一名女性英雄，由政治层面的“和亲”，升华到民族融合团结的爱国高度，也可成为胡适先生散文作品理念新颖的佐证。
学识见长、感人至深，是胡适先生散文作品的第三大特色。胡适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型学术型散文名家，在他的散文，包括杂文、游记、随感录等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甚至考古知识。他常常旁征博引以彰显其独到的学识见解，通过历史考据以坐实其知识渊博的文坛形象。在《庐山游记》《南游杂忆》《平绥路旅行小记》等作品中，汪洋恣肆地论古道今，还间杂着考据，弃旧弊以显新识，批邪恶以扬正气，令人耳目一新。胡适先生的《吴敬梓传》，在盛赞这位反对科举制与八股文、嘲讽儒生迂腐愚昧中，鼓吹一种挣脱封建文化藩篱束缚的新鲜清美之风，显然是他散文风格特色的一个注脚。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先生跳出文本，着力塑造了娜拉这一外国女性形象既温柔清净、安守本分，又颇有个性、叛逆敢为的多面性格特点，读来鲜活灵动、清新自然、感人至深。
胡适先生一贯主张文学作品要能够打动人。在他看来，用新颖独到的观点吸引人，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感染人，优美清新的语言打动人，这样的文学作品才具有时代或划时代的意义。胡适先生身体力行，在自己创设的文学理论中辛勤耕耘、大胆创新，创作出许多感人至深、撼人心魄的作品。在《追悼志摩》的散文中，胡适先生采用“引起了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来隐喻徐志摩诗歌浩大广泛的影响力、感染力、穿透力，显示出胡适先生高度的洞察力、概括力和渲染力，让读者身临其境而体悟徐志摩诗歌、胡适散文双重的感染力、渗透力。胡适先生还有过“以脚喻诗”的文字面世。他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羡！”在胡适先生看来，戒条太多的古体诗如缠足，束缚了诗歌创作的想象力创造力，放脚，尤其是天足，让诗歌充满生机活力，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达到至高至深的摄人心魂的艺术感染力。
胡适先生还有一些散文（杂文）具有很强的幽默讽刺色彩。像《差不多先生传》，讲述一个人人见过、形影相随的“差不多”先生的相貌眼睛，鼻子嘴脸。“凡事差不多就好了”的马马虎虎、潦潦草草的人，虽会写，也会算，就是不准确，更做不到精确。在作家辛辣的笔调下，国民性之马虎潦草的痼疾被嘲讽讥笑，写得淋漓尽致、鞭辟入里。作品发表之后，传诵一时，被选入民国中小学国文课本。我以为，就胡适先生这篇杂文来讲，可与文坛泰斗鲁迅先生某篇杂文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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