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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三十余年来，向心结构理论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涉及主谓结构的归属问题、“NP 的 VP/AP”结构核心的认定问题、“VP”与“AP”的词性问题，以及“NP 的 NP ”结构是单核心结构还是双核心结构的问题等。除了对以上问题进行综述外，还概述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布龙菲尔德难题”的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向心结构理论 主谓结构 “NP 的 VP/AP”结构 “NP 的 NP ”结构
引言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首先提出了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概念[1]。该理论被引入国内，用来解释汉语中的句法结构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围绕这些难题，语言学界争论了几十年。自从施关淦于1981年揭开了向心结构理论汉语化大讨论的序幕后，朱德熙、陆丙甫、施关淦、金立鑫、项梦冰、程工、司富珍、陆俭明、石定栩、周国光等人先后发表文章，讨论向心结构理论在汉语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及解决的方案。
一、向心结构理论在国内的发展
王力先生率先引进向心结构理论，随着对汉语短语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将这对概念用于分析汉语短语。一般认为，汉语里的偏正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并列结构、主谓结构等是向心结构，而介词结构、“的”字结构、比况结构等是离心结构。
关于主谓结构的归属问题，研究者在认识上经历了变化的过程，争论的焦点是主谓短语的语法功能。吕叔湘（1979）对此有互相对立的说法，朱德熙（1982，1985）对此的看法也是前后不一致。范晓认为主谓短语是较特殊的谓词性短语[2]。施关淦认为：“把主谓短语看成是离心结构还是有根据的，是比较明智的。”[3]邵敬敏认为：“按照平行性原则，它的功能更接近于谓词性的，似看作向心结构更好。”[4]周国光也把主谓结构看成向心结构，他通过描述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系统图阐述了这一观点[5]72。
由此可见，主谓短语的功能分类并非易事，但在汉语语法学界已基本定论。
至今仍然存在的争论焦点主要有：“NP 的 VP/AP”结构核心的认定、“VP”与“AP”的词性，以及“NP1 的 NP2”结构是单核心结构还是双核心结构。
（一）关于“NP 的 VP/AP”结构的讨论
关于“NP 的 VP/AP”结构，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NP 的 VP/AP”结构核心的认定和“VP”与“AP”的词性上。学者们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修正理论
（1）朱德熙认为这类结构中“VP”仍是谓词性的[6]。按布氏的向心结构理论，这类结构的中心词是“NP的”。但“NP的”不能离开“VP”而独立存在。另外，被修饰部分“VP”与整个短语的语法功能不同。据此，朱德熙认为布氏的向心结构理论有问题，并提出了修正意见，加入了“语义限制”这一标准，且认为这类结构同“NP1 的 NP2”一样属双核心向心结构[7]。
（2）陆丙甫把布氏的标准归纳为等同性标准：内向结构中，同整体在语法功能上相同的成分就是核心。他用规定性标准替代等同性标准：结构体中决定结构类型的那个成分就是结构核心。但规定性标准对“这本书的出版”、“我的不来”这类问题仍然感到困难[8]。
2.名物化
（1）施关淦认为，这类结构中，“VP”是动名词、形名词（1981），后又修正为“名物化”（1988）。这类结构中的“VP”能替代整个短语，而“NP的”不能替代整个短语，所以，“VP”的语法功能与整个短语的语法功能相同，是短语的中心词。
（2）胡裕树、范晓对“名物化”“名词化”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认为二者分别属于语义平面、句法平面的问题[9]。胡裕树、范晓赞同朱德熙关于这类结构中“VP”还是谓词的说法，但认为这类“VP”在语义平面已经名物化。
（3）石定栩提出“典型词组的典型功能”，其理论前提是原型理论。他认为“完全可以把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词组和形容词词组看成特殊的名词词组，经由某种过程转化而来。这种过程就是动词词组和形容词词组的名物化”[10]。但是对于汉语，“某种过程”包括哪些内容？石定栩没有作出说明。
（4）周韧在沈家煊（2009a）名动包容模式的基础上，认为“这本书的出版”的句法语义中心就是“出版”。周韧指出如果接受了词类的包含模式，“能否受‘不’修饰”等语法功能已经不能成为区分动词和名词的分类标准了，因为词类划分策略的变化会导致词类划分标准的变化，所以在名动包含模式中，提出“这本书的不出版”的例子并不能证明此处“出版”就没有名词性[11]447。
3.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错综复杂。
项梦冰既同意维护布氏的向心结构定义，又反对动词名物化的观点，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整体是名词性的，而“出版”则是动词性的，理由是“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则是错综复杂的”[12]。
4.重新寻找结构的核心。
（1）陆俭明（2003）依据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论证这种结构的中心语为“的”，“NP的VP”是由主谓词组中间插入“的”所形成的名词性结构[13]。
（2）司富珍认为“这本书的出版”的中心语不是“出版”，而是功能语类“的”，“出版”仍是动词[14]。
5.增加表达功能
周国光认为“‘N的P’结构不是按照汉语短语构造规则组合而成的定中词组，该结构实质上是根据表达的需要，由陈述性主谓结构嵌入‘的’转化而成的指称性主谓结构，其中的‘的’是表达功能转化助词，也可以认为是指称性主谓结构的形式标志”[15]。
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偏正性的指称（指动）结构，其核心是‘出版’，修饰语是‘这本书’，‘的’既是修饰语的标记，又是定指短语的标志”。 此外，有研究者认为向心结构理论本身存在很多局限性，它是基于印欧语系而得出的，与汉语固有的词类多功能性等特点不相符。因此，汉语这一词汇化编码语言的句法结构特点对布氏理论构成了挑战。支持此观点的主要有吴长安、姚晓柏、董颖红等人。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这一问题仍没达成一致意见。
（二）关于“NP1 的 NP2”结构的讨论
朱德熙提出了向心结构理论的修正案，解决了“木头房子”这类布氏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NP1 NP2”可以解释为单核心结构，而不是只能解释为双核心结构。
根据新定义，朱德熙论证了“NP1 的 NP2”是双核心向心结构，还做出断言“不仅是‘N的N’，所有的由‘的’字结构和量词组合充当定语的向心结构都包含两个核心”，并论证了“A的N”，“V的N”及“QN”是双核心的同位性向心结构[7]。
但有学者认为，在名词中心语为有价名词的情况下，带“的”的定语不能脱离中心语而独立，因此无法按照朱德熙的观点解释成双核结构。赵月琳指出：“跨域性‘XN’是后核单核心向心结构，并在认知上找到了跨域性‘XN’中‘X’不能称代‘N’的原因。”[16]66新定义也不能解释“这本书的出版”、“技术的进步”、“这种谦虚”等结构与向心结构理论的矛盾，所以朱德熙（1984）最后对自己的定义也不满意。
从理论上来说，朱德熙从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给向心结构下定义，容易给人双标准的印象。施关淦认为，寻找核心，若将不同层次的“核心”放到一起来考察，就会产生“双核心”的矛盾结论[3]。程工认为“NP1 的 NP2”中“NP1 的”和整个结构在语义上经常是不等值的，所以不宜把它看成是整个结构的中心词（核心）[17]。司富珍认为一个短语中只有一个中心语而根本不存在“双核心结构”[14]。
故这一问题也尚未定论。
二、关于“布龙菲尔德难题”的新视角
司富珍把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理论区分带来的难题称为“布龙菲尔德难题”[18]。面对这一难题，传统的分析方法处于两难的境地，朱德熙、施关淦等提出的主张各有缺陷。于是，一些学者尝试借鉴一些新的理论，从新的视角分析。
（一）程工的观点
程工的《名物化与向心结构理论新探》一文首先试图证明：从现象上看，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只有[ N]性或[-V]性成分才可以担任主语，而[ V]性成分则不能担任主语。其次，他在Abney（1987）“DP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分析动名词/形名词的方法。他认为“他的来”这样的结构之所以在整体上是名词性的，是因为它的中心词冠词是[ N〕性的，而其中的“VP”之所以保留了动词的特征，是因为它的[ V]性没有改变。程工的这种分析维护了布氏理论的合理内核，他认为冠词“主要包括‘这、那、这种’等指示代词”，按此，“他”可认为是冠词，而“的”在这类短语中的作用无法得到解释。况且，“NP的VP”结构中的“NP的”并不能都理解为冠词，如“泰山的美”中的“泰山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冠词。故用“DP假说”来分析“NP的VP”这类结构是有局限性的。
（二）熊仲儒的观点
熊仲儒引进“零成分”概念不仅解决了词类不变的问题，还成功地论证了向心结构的合理性。他认为在“技术的进步”中，如果把“进步”看成是由动词“进步”和一个“零成分”组合而成的名词短语“零成分一进步”，就可以把它解释成向心结构[19]。“出版”在“这本书的出版”中似乎由动词变成了名词，这种直觉是对的，但是“这本书的出版”里的“出版”并非名词，而是由“零成分”和“出版”组合而成的名词性短语“零成分一出版”，这样就可以解释成为向心结构了。美中不足的是熊仲儒的这种“零成分”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这种解决向心结构理论与汉语句法结构的矛盾的方案有待继续验证。
（三）司富珍的观点
司富珍“运用‘中心词理论’考察了汉语里与‘的’相关的句法问题，认为在各种类型的DeP里，‘的’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句法中心语，其语类特征决定了所在的整个最大投射的语类特征”[14]26。根据司文，在“NP的VP”结构中，标句词（C）“的”是这类短语的中心词，“的”具有[ N〕性，整个短语具有名词性是因为标句词的投射，而这类短语中的“VP”仍具有[ V〕性。这种新的分析方法解决了过去分析这类结构时碰到的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分析方法是成功的。但这种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吴长安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20]。
（四）周国光的观点
周国光提出了用表达功能统一句法结构系统的构想，即把确定核心的句法功能标准换成句法表达功能标准。周国光对向心结构的定义是：一个句法结构S由直接成分a和b构成，如果a或（和）b的表达功能同S的表达功能相同，并且受到相同的语义选择，那么a或（和）b就是S的核心[5]。S是一个向心结构。
这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周国光提出的句法结构系统富有参考价值，但这个系统还只是一个框架，这一理论方法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不难发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主张，但这些主张都尚待完善以增强说服力。
结语
通过概述向心结构理论在国内的研究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布氏的理论有其合理的内核，但运用它解释汉语句法结构时又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尽管语法学家们对布氏理论在汉语化过程中碰到的难题的分析结果不完全相同，但各自的分析切合了汉语语法特点的某一方面。在语法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向心结构理论及相关难题定能有更科学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布龙菲尔德.袁家骅等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范晓.汉语的短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施关淦.现代汉语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J].中国语文，1988（4）.
[4]邵敬敏.汉语语法专题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周国光.关于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系统的理论思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2-87.
[6]朱德熙.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1961（4）.
[7]朱德熙.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J].中国语文，1984（6）.
[8]陆丙甫.关于语言结构内向、外向分类和核心的定义[J].语法研究和探索，1985（3）.
[9]胡裕树，范晓.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J].中国语文，1994（2）：81-85.
[10]石定栩.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新探[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7（4）：128-144.
[11]周韧.“N的V”结构就是“N的N”结构[J].中国语文，2012（5）：447-457.
[12]项梦冰.论“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词性——对汉语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的再认识[J].天津师大学报，1991（4）：75-80.
[13]陆剑明.对“NP 的 VP”结构的重新认识[J].中国语文，2003（5）：387-391.
[14]司富珍.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DeP[J].当代语言学，2004（1）：26-34.
[15]周国光.关于“N的V”结构的思考[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4）：6-10.
[16]赵月琳.跨域性“XN”与向心结构理论[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5）：66-71.
[17]程工.名物化与向心结构理论新探[J].现代外语，1999（2）：128-144.
[18]司富珍.中心语理论和“布龙菲尔德难题”——兼答周国光[J].当代语言学，2006（1）：60-70.
[19]熊仲儒.零成分与汉语“名物化”问题[J].现代外语（季刊），2001（3）：228-236.
[20]吴长安.“这本书的出版”与向心结构理论难题[J].当代语言学，2006（3）：193-204.
关键词： 向心结构理论 主谓结构 “NP 的 VP/AP”结构 “NP 的 NP ”结构
引言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首先提出了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概念[1]。该理论被引入国内，用来解释汉语中的句法结构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围绕这些难题，语言学界争论了几十年。自从施关淦于1981年揭开了向心结构理论汉语化大讨论的序幕后，朱德熙、陆丙甫、施关淦、金立鑫、项梦冰、程工、司富珍、陆俭明、石定栩、周国光等人先后发表文章，讨论向心结构理论在汉语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及解决的方案。
一、向心结构理论在国内的发展
王力先生率先引进向心结构理论，随着对汉语短语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将这对概念用于分析汉语短语。一般认为，汉语里的偏正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并列结构、主谓结构等是向心结构，而介词结构、“的”字结构、比况结构等是离心结构。
关于主谓结构的归属问题，研究者在认识上经历了变化的过程，争论的焦点是主谓短语的语法功能。吕叔湘（1979）对此有互相对立的说法，朱德熙（1982，1985）对此的看法也是前后不一致。范晓认为主谓短语是较特殊的谓词性短语[2]。施关淦认为：“把主谓短语看成是离心结构还是有根据的，是比较明智的。”[3]邵敬敏认为：“按照平行性原则，它的功能更接近于谓词性的，似看作向心结构更好。”[4]周国光也把主谓结构看成向心结构，他通过描述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系统图阐述了这一观点[5]72。
由此可见，主谓短语的功能分类并非易事，但在汉语语法学界已基本定论。
至今仍然存在的争论焦点主要有：“NP 的 VP/AP”结构核心的认定、“VP”与“AP”的词性，以及“NP1 的 NP2”结构是单核心结构还是双核心结构。
（一）关于“NP 的 VP/AP”结构的讨论
关于“NP 的 VP/AP”结构，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NP 的 VP/AP”结构核心的认定和“VP”与“AP”的词性上。学者们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修正理论
（1）朱德熙认为这类结构中“VP”仍是谓词性的[6]。按布氏的向心结构理论，这类结构的中心词是“NP的”。但“NP的”不能离开“VP”而独立存在。另外，被修饰部分“VP”与整个短语的语法功能不同。据此，朱德熙认为布氏的向心结构理论有问题，并提出了修正意见，加入了“语义限制”这一标准，且认为这类结构同“NP1 的 NP2”一样属双核心向心结构[7]。
（2）陆丙甫把布氏的标准归纳为等同性标准：内向结构中，同整体在语法功能上相同的成分就是核心。他用规定性标准替代等同性标准：结构体中决定结构类型的那个成分就是结构核心。但规定性标准对“这本书的出版”、“我的不来”这类问题仍然感到困难[8]。
2.名物化
（1）施关淦认为，这类结构中，“VP”是动名词、形名词（1981），后又修正为“名物化”（1988）。这类结构中的“VP”能替代整个短语，而“NP的”不能替代整个短语，所以，“VP”的语法功能与整个短语的语法功能相同，是短语的中心词。
（2）胡裕树、范晓对“名物化”“名词化”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认为二者分别属于语义平面、句法平面的问题[9]。胡裕树、范晓赞同朱德熙关于这类结构中“VP”还是谓词的说法，但认为这类“VP”在语义平面已经名物化。
（3）石定栩提出“典型词组的典型功能”，其理论前提是原型理论。他认为“完全可以把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词组和形容词词组看成特殊的名词词组，经由某种过程转化而来。这种过程就是动词词组和形容词词组的名物化”[10]。但是对于汉语，“某种过程”包括哪些内容？石定栩没有作出说明。
（4）周韧在沈家煊（2009a）名动包容模式的基础上，认为“这本书的出版”的句法语义中心就是“出版”。周韧指出如果接受了词类的包含模式，“能否受‘不’修饰”等语法功能已经不能成为区分动词和名词的分类标准了，因为词类划分策略的变化会导致词类划分标准的变化，所以在名动包含模式中，提出“这本书的不出版”的例子并不能证明此处“出版”就没有名词性[11]447。
3.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错综复杂。
项梦冰既同意维护布氏的向心结构定义，又反对动词名物化的观点，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整体是名词性的，而“出版”则是动词性的，理由是“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则是错综复杂的”[12]。
4.重新寻找结构的核心。
（1）陆俭明（2003）依据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论证这种结构的中心语为“的”，“NP的VP”是由主谓词组中间插入“的”所形成的名词性结构[13]。
（2）司富珍认为“这本书的出版”的中心语不是“出版”，而是功能语类“的”，“出版”仍是动词[14]。
5.增加表达功能
周国光认为“‘N的P’结构不是按照汉语短语构造规则组合而成的定中词组，该结构实质上是根据表达的需要，由陈述性主谓结构嵌入‘的’转化而成的指称性主谓结构，其中的‘的’是表达功能转化助词，也可以认为是指称性主谓结构的形式标志”[15]。
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偏正性的指称（指动）结构，其核心是‘出版’，修饰语是‘这本书’，‘的’既是修饰语的标记，又是定指短语的标志”。 此外，有研究者认为向心结构理论本身存在很多局限性，它是基于印欧语系而得出的，与汉语固有的词类多功能性等特点不相符。因此，汉语这一词汇化编码语言的句法结构特点对布氏理论构成了挑战。支持此观点的主要有吴长安、姚晓柏、董颖红等人。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这一问题仍没达成一致意见。
（二）关于“NP1 的 NP2”结构的讨论
朱德熙提出了向心结构理论的修正案，解决了“木头房子”这类布氏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NP1 NP2”可以解释为单核心结构，而不是只能解释为双核心结构。
根据新定义，朱德熙论证了“NP1 的 NP2”是双核心向心结构，还做出断言“不仅是‘N的N’，所有的由‘的’字结构和量词组合充当定语的向心结构都包含两个核心”，并论证了“A的N”，“V的N”及“QN”是双核心的同位性向心结构[7]。
但有学者认为，在名词中心语为有价名词的情况下，带“的”的定语不能脱离中心语而独立，因此无法按照朱德熙的观点解释成双核结构。赵月琳指出：“跨域性‘XN’是后核单核心向心结构，并在认知上找到了跨域性‘XN’中‘X’不能称代‘N’的原因。”[16]66新定义也不能解释“这本书的出版”、“技术的进步”、“这种谦虚”等结构与向心结构理论的矛盾，所以朱德熙（1984）最后对自己的定义也不满意。
从理论上来说，朱德熙从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给向心结构下定义，容易给人双标准的印象。施关淦认为，寻找核心，若将不同层次的“核心”放到一起来考察，就会产生“双核心”的矛盾结论[3]。程工认为“NP1 的 NP2”中“NP1 的”和整个结构在语义上经常是不等值的，所以不宜把它看成是整个结构的中心词（核心）[17]。司富珍认为一个短语中只有一个中心语而根本不存在“双核心结构”[14]。
故这一问题也尚未定论。
二、关于“布龙菲尔德难题”的新视角
司富珍把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理论区分带来的难题称为“布龙菲尔德难题”[18]。面对这一难题，传统的分析方法处于两难的境地，朱德熙、施关淦等提出的主张各有缺陷。于是，一些学者尝试借鉴一些新的理论，从新的视角分析。
（一）程工的观点
程工的《名物化与向心结构理论新探》一文首先试图证明：从现象上看，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只有[ N]性或[-V]性成分才可以担任主语，而[ V]性成分则不能担任主语。其次，他在Abney（1987）“DP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分析动名词/形名词的方法。他认为“他的来”这样的结构之所以在整体上是名词性的，是因为它的中心词冠词是[ N〕性的，而其中的“VP”之所以保留了动词的特征，是因为它的[ V]性没有改变。程工的这种分析维护了布氏理论的合理内核，他认为冠词“主要包括‘这、那、这种’等指示代词”，按此，“他”可认为是冠词，而“的”在这类短语中的作用无法得到解释。况且，“NP的VP”结构中的“NP的”并不能都理解为冠词，如“泰山的美”中的“泰山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冠词。故用“DP假说”来分析“NP的VP”这类结构是有局限性的。
（二）熊仲儒的观点
熊仲儒引进“零成分”概念不仅解决了词类不变的问题，还成功地论证了向心结构的合理性。他认为在“技术的进步”中，如果把“进步”看成是由动词“进步”和一个“零成分”组合而成的名词短语“零成分一进步”，就可以把它解释成向心结构[19]。“出版”在“这本书的出版”中似乎由动词变成了名词，这种直觉是对的，但是“这本书的出版”里的“出版”并非名词，而是由“零成分”和“出版”组合而成的名词性短语“零成分一出版”，这样就可以解释成为向心结构了。美中不足的是熊仲儒的这种“零成分”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这种解决向心结构理论与汉语句法结构的矛盾的方案有待继续验证。
（三）司富珍的观点
司富珍“运用‘中心词理论’考察了汉语里与‘的’相关的句法问题，认为在各种类型的DeP里，‘的’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句法中心语，其语类特征决定了所在的整个最大投射的语类特征”[14]26。根据司文，在“NP的VP”结构中，标句词（C）“的”是这类短语的中心词，“的”具有[ N〕性，整个短语具有名词性是因为标句词的投射，而这类短语中的“VP”仍具有[ V〕性。这种新的分析方法解决了过去分析这类结构时碰到的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分析方法是成功的。但这种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吴长安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20]。
（四）周国光的观点
周国光提出了用表达功能统一句法结构系统的构想，即把确定核心的句法功能标准换成句法表达功能标准。周国光对向心结构的定义是：一个句法结构S由直接成分a和b构成，如果a或（和）b的表达功能同S的表达功能相同，并且受到相同的语义选择，那么a或（和）b就是S的核心[5]。S是一个向心结构。
这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周国光提出的句法结构系统富有参考价值，但这个系统还只是一个框架，这一理论方法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不难发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主张，但这些主张都尚待完善以增强说服力。
结语
通过概述向心结构理论在国内的研究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布氏的理论有其合理的内核，但运用它解释汉语句法结构时又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尽管语法学家们对布氏理论在汉语化过程中碰到的难题的分析结果不完全相同，但各自的分析切合了汉语语法特点的某一方面。在语法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向心结构理论及相关难题定能有更科学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布龙菲尔德.袁家骅等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范晓.汉语的短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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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邵敬敏.汉语语法专题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周国光.关于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系统的理论思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2-87.
[6]朱德熙.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1961（4）.
[7]朱德熙.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J].中国语文，1984（6）.
[8]陆丙甫.关于语言结构内向、外向分类和核心的定义[J].语法研究和探索，1985（3）.
[9]胡裕树，范晓.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J].中国语文，1994（2）：81-85.
[10]石定栩.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新探[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7（4）：128-144.
[11]周韧.“N的V”结构就是“N的N”结构[J].中国语文，2012（5）：447-457.
[12]项梦冰.论“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词性——对汉语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的再认识[J].天津师大学报，1991（4）：75-80.
[13]陆剑明.对“NP 的 VP”结构的重新认识[J].中国语文，2003（5）：387-391.
[14]司富珍.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DeP[J].当代语言学，2004（1）：26-34.
[15]周国光.关于“N的V”结构的思考[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4）：6-10.
[16]赵月琳.跨域性“XN”与向心结构理论[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5）：66-71.
[17]程工.名物化与向心结构理论新探[J].现代外语，1999（2）：128-144.
[18]司富珍.中心语理论和“布龙菲尔德难题”——兼答周国光[J].当代语言学，2006（1）：60-70.
[19]熊仲儒.零成分与汉语“名物化”问题[J].现代外语（季刊），2001（3）：228-236.
[20]吴长安.“这本书的出版”与向心结构理论难题[J].当代语言学，2006（3）：19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