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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4号，是一座看上去极其普通的苏州民宅，墙面斑驳残旧，如果不是门口挂着“顾颉刚故居”的牌铭，很难有人想到一代知名学者顾颉刚就是从这所民居里走出来并被世人所熟悉。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一出生就背负了“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康熙语）的谆谆厚望，祖父的宋元善本，父亲的诗词律赋，叔父的近代史书籍，为他日后成为我国“古史辨学派”创始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颉刚一生爱好藏书， 自十岁买第一本书开始，积至抗日战争之前，其藏书已达十万册之巨，堪称中国现代藏书最富的学者之一。古今中外大凡读书人多有在自己收藏的书籍上书写题跋的习惯，顾颉刚也不例外。或记图书之由来，或记成书之始末，或记作者之印象，或记阅读之心得。这些藏书题跋大都是顾颉刚随手所记，是不经意间的创作，但也是他治学情感与态度最真实自然的流露。
在这些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顾颉刚：他严行慎思，一丝不苟，有着铮铮傲骨和坚韧品质；他视学问为生命，对传承学术之薪火怀有强大的使命感；他学识渊博，品位不凡，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在顾颉刚的藏书题跋中，他自身作为中国传统学者的人格精神与情趣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对于考察顾先生之治学思路、历程及学术胸怀，极具重要参考价值。
《目录学发微》题跋：“季豫先生在辅仁大学讲授目录学，著有《发微》一书，予闻之久矣，而其书尚未见。今年春节，闻先生逝世讯。不久得此于中国书店，遂尝宿愿，而恨此次到京不克作最后之一面也。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顾颉刚记。”是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余嘉锡在北京各大学主讲目录学课程时的讲义，以“辨章学术”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对中国现代目录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不著出版处，似为辅仁大学发给学生的讲义。
《西洋文明史要》题跋：“此予平生购书之第一册也。予生光绪十九年，此书为二十九年出版，是时予虚岁十一。此书为苏州皮市街灵鹫桥北国民学社所发行。大约学者何普即是苏州人。予忆是时苏州观前街东首开有东来书社，想系是时译书大抵日籍，故有此名，此书即购于彼社者也。彼社无几时即停歇，予少长即买新书于小说林矣。”顾颉刚对于这次购书经历实在难以忘怀，民国十三年1月29日，顾颉刚在《李石岑讲演集》的序言中说：“十一岁时，买了一本《西洋文明史要》回来，我父见了说道，这是你不懂得的，买它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己实有买这本书的要求，至于懂不懂乃是无关重要的。这是我所买的书的第一部，使我不能忘记。”1903年苏州国学社出版的《西洋文明史要》，据《中外日报》刊登的出书广告，是书系西洋史各部选辑合撰而成。
《小说闲谈》题跋：“钱君杏邨，笔名阿英，毕生搜罗近代小说，各为提要，以彰社会之变化，实与史学有裨。近世搜罗小说者有马隅卿、郑西谛诸人，然皆偏重版本，不如此书之有历史价值也。一九七二年七月顾颉刚记。”阿英，即钱杏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文学史家、戏剧家，也是收集明清小说甚多的藏书家。该书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6年6月10日初版。
《近世中国秘史》题跋：“此书予幼时熟读，因以养成反抗清室统治的观念。长成后失去，久寻求之不能得。一九五四年到苏州，得于旧书肆中，宛似良友之重逢，为之喜谨。顾颉刚记。”是书署名扪虱谈虎客，作者根据曾国藩的刻本再加删改，交由广智书局出版，其遍搜史料，名为中小学堂教师提供辅助教材，实则乃是传播民族革命思想。扪虱谈虎客，真名为韩孔厂。
《名学浅说》题跋：“学术为公，自当如此，吾窃志之矣。”《名学浅说》原著名《逻辑初级读本》，1876年出版，作者为英国的S·耶方斯，概要地介绍了传统逻辑和古典归纳逻辑的基本知识。严复译书名为《名学浅说》，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21年印行了11版，1931年又收入《严译名著丛刊》。严复当年在天津讲学，有相熟之学生请他讲授逻辑学，他遂选择耶方斯这本书，边译边讲。
《管子今诠》题跋：“此书于抗日战争中出版，其时予在陇滇，不但未见，亦未知也。今日阅书于中国书店，得之。知其用力甚深，而仍不详石君为何如人也。世之学者湮没不彰者何限，而我辈以居都市之故，遂易欺世盗名，书此志愧。”《管子今诠》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思，对《管子》全书重新加以改编。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作者石一参曾集日本侵华资料成《明耻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且提出了救国的方法。毛泽东阅读此书后，在封面上题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6个字。
《章句论》：“吕氏一生写作甚多，而身后竟无人提议为编一全集者，并其著述目录亦不可见，悲已。”吕思勉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章句作为古时文献中一种符号文字与一种注释形式，不仅于保存文献方面拥有不可意期的地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绝对的作用。顾颉刚表彰他人学术，发潜德之幽光，顾先生三致意焉。
《尧舜时代之制度》：“民国四年四月颉刚购于东安市场。此书浅薄无谓，而留学界已惊异若重宝，又连类及于物竞天择之说，其志可称，其鉴殊弗足道。”从题跋可以看出顾颉刚对古代传说的研究与日本一些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该书为日本人户水宽人著，吴人达译，清光绪三十一年东京並木活版所印刷，清国留学生会馆发行。
顾颉刚一生爱好藏书， 自十岁买第一本书开始，积至抗日战争之前，其藏书已达十万册之巨，堪称中国现代藏书最富的学者之一。古今中外大凡读书人多有在自己收藏的书籍上书写题跋的习惯，顾颉刚也不例外。或记图书之由来，或记成书之始末，或记作者之印象，或记阅读之心得。这些藏书题跋大都是顾颉刚随手所记，是不经意间的创作，但也是他治学情感与态度最真实自然的流露。
在这些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顾颉刚：他严行慎思，一丝不苟，有着铮铮傲骨和坚韧品质；他视学问为生命，对传承学术之薪火怀有强大的使命感；他学识渊博，品位不凡，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在顾颉刚的藏书题跋中，他自身作为中国传统学者的人格精神与情趣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对于考察顾先生之治学思路、历程及学术胸怀，极具重要参考价值。
《目录学发微》题跋：“季豫先生在辅仁大学讲授目录学，著有《发微》一书，予闻之久矣，而其书尚未见。今年春节，闻先生逝世讯。不久得此于中国书店，遂尝宿愿，而恨此次到京不克作最后之一面也。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顾颉刚记。”是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余嘉锡在北京各大学主讲目录学课程时的讲义，以“辨章学术”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对中国现代目录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不著出版处，似为辅仁大学发给学生的讲义。
《西洋文明史要》题跋：“此予平生购书之第一册也。予生光绪十九年，此书为二十九年出版，是时予虚岁十一。此书为苏州皮市街灵鹫桥北国民学社所发行。大约学者何普即是苏州人。予忆是时苏州观前街东首开有东来书社，想系是时译书大抵日籍，故有此名，此书即购于彼社者也。彼社无几时即停歇，予少长即买新书于小说林矣。”顾颉刚对于这次购书经历实在难以忘怀，民国十三年1月29日，顾颉刚在《李石岑讲演集》的序言中说：“十一岁时，买了一本《西洋文明史要》回来，我父见了说道，这是你不懂得的，买它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己实有买这本书的要求，至于懂不懂乃是无关重要的。这是我所买的书的第一部，使我不能忘记。”1903年苏州国学社出版的《西洋文明史要》，据《中外日报》刊登的出书广告，是书系西洋史各部选辑合撰而成。
《小说闲谈》题跋：“钱君杏邨，笔名阿英，毕生搜罗近代小说，各为提要，以彰社会之变化，实与史学有裨。近世搜罗小说者有马隅卿、郑西谛诸人，然皆偏重版本，不如此书之有历史价值也。一九七二年七月顾颉刚记。”阿英，即钱杏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文学史家、戏剧家，也是收集明清小说甚多的藏书家。该书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6年6月10日初版。
《近世中国秘史》题跋：“此书予幼时熟读，因以养成反抗清室统治的观念。长成后失去，久寻求之不能得。一九五四年到苏州，得于旧书肆中，宛似良友之重逢，为之喜谨。顾颉刚记。”是书署名扪虱谈虎客，作者根据曾国藩的刻本再加删改，交由广智书局出版，其遍搜史料，名为中小学堂教师提供辅助教材，实则乃是传播民族革命思想。扪虱谈虎客，真名为韩孔厂。
《名学浅说》题跋：“学术为公，自当如此，吾窃志之矣。”《名学浅说》原著名《逻辑初级读本》，1876年出版，作者为英国的S·耶方斯，概要地介绍了传统逻辑和古典归纳逻辑的基本知识。严复译书名为《名学浅说》，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21年印行了11版，1931年又收入《严译名著丛刊》。严复当年在天津讲学，有相熟之学生请他讲授逻辑学，他遂选择耶方斯这本书，边译边讲。
《管子今诠》题跋：“此书于抗日战争中出版，其时予在陇滇，不但未见，亦未知也。今日阅书于中国书店，得之。知其用力甚深，而仍不详石君为何如人也。世之学者湮没不彰者何限，而我辈以居都市之故，遂易欺世盗名，书此志愧。”《管子今诠》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思，对《管子》全书重新加以改编。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作者石一参曾集日本侵华资料成《明耻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且提出了救国的方法。毛泽东阅读此书后，在封面上题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6个字。
《章句论》：“吕氏一生写作甚多，而身后竟无人提议为编一全集者，并其著述目录亦不可见，悲已。”吕思勉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章句作为古时文献中一种符号文字与一种注释形式，不仅于保存文献方面拥有不可意期的地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绝对的作用。顾颉刚表彰他人学术，发潜德之幽光，顾先生三致意焉。
《尧舜时代之制度》：“民国四年四月颉刚购于东安市场。此书浅薄无谓，而留学界已惊异若重宝，又连类及于物竞天择之说，其志可称，其鉴殊弗足道。”从题跋可以看出顾颉刚对古代传说的研究与日本一些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该书为日本人户水宽人著，吴人达译，清光绪三十一年东京並木活版所印刷，清国留学生会馆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