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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地建立并发展了形式多样的教育事业。本文梳理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的主要形式，概括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特点，肯定根据地教育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总结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形式地；经验
[中图分类号] K2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8-0042-0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领导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因地制宜地建立并发展了形式丰富多样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党组织开办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贯彻学用一致的精神，培养抗日救国专门人才。在对日斗争的峥嵘岁月里，华中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建立了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正规教学与业余教学相兼顾等多形式、多特点的新型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
（一）干部教育。华中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当时，根据地创办了军事干部教育、党校教育、边区行政干部教育等各类干部教育形式。干部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少而精，选择最必需、最主要的课程，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通俗化、具体化。
为了培养军事干部，根据地先后创办了新四军教导总队以及抗大华中总分校和四、五、八、九、十等多所抗大分校。例如，1941年10月，抗大十分校在新四军第5师随营学校基础上成立。学员为各部队选派的下级军事干部以及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学生。抗大十分校以“培养忠于民族国家，能胜任地方或军队中军政工作的干部”为办学宗旨，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启发式教育，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员除了学习军事、政治理论和文化课外，还经常担负一定的战备任务。截至1945年，十分校先后培养了3000多名军政干部和专门人才，充实到新四军第5师和地方部队中。
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党校。如华中局党校、苏中区委党校、苏南区委党校、鄂豫边区党校、淮南区党委党校等。1941年5月，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华中局即着手筹办华中局党校，第一期于5月23日正式开学。党校在课程设置上，注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设置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成为学员的必读书籍。[1]
为适应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根据地还建立了众多的行政干部学校。如苏中行政学院、苏中公学、苏北公学、苏浙公学、洪山公学以及其他各种专业培训班。这些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采取速成的办法培养干部。干什么就学什么，现教现学，学了就用。每期训练班一般不超过6个月，因而有效的培养了人才，充实了边区的干部队伍”。
（二）国民教育。根据地在国民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逐步建立起了从高等教育到初级教育的比较系统的教育体系。国民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对于他们的教育，一方面从当时的需要出发，注重抗日的政治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各科均增加了与抗日相关的素材，另一方面，还着眼于未来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系統的科学知识教育占有相当比重。
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的高等教育，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急需的高层次和专业的人才。据统计，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有江淮大学、华中建设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医科大学、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东通讯学校、淮南师范学校、浙东鲁迅学院等等众多的高等及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是根据地抗日事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四军及根据地政权在创建、发展根据地的同时，恢复或创办了淮北中学、淮南中学、如西中学、盐阜区联立中学、雪枫干部子弟学校等一批中小学校。由于环境恶劣，根据地中小学教育学制和课程安排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小学有五年制或是六年制，中学是三年制较多。课程方面，中学设有国语、数学、政治、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课程；小学设有国语、算数和自然等课程。教学内容着重强调适应抗日建国的需要，灌输抗日救国思想，传播科学民主思想，清除日伪奴化教育，肃清封建流毒的影响，培养学生坚定的国家民族观念和团结抗日的合作精神，落实中共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教育目标。
私塾也是根据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地借鉴私塾的办学形式，对私塾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良，使其为抗日服务。如鄂豫边区行署规定：私塾采用行署教育处编的国语课本，不准用敌伪编写的课本；组织学生读《七七报》，进行时事教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边区对做得比较好的私塾授予“改良私塾”的称号，由政府给予补贴。这些措施，既尊重了私塾教育的实际，易于为举办私塾的族长和士绅所接受，又突出了教育为抗日服务的目标，有利于坚持团结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私塾这种教学形式在边区各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
（三）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比，社会教育显得更加灵活。在教育对象上，不仅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且还有青少年；在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上，都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使群众在不脱离生产的同时接受抗日思想教育，增强抗日信心和抗日救国自觉性。
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一年一度的冬学运动。冬学运动的主要方式为举办民校、识字班。通常以村为单位，一村一校，分班上课。以鄂豫边区冬学为例，边区冬学运动开始于1941年冬季，以识字教育为中心，把对群众的时事政治教育、文化识字活动和日常的生产运动紧密结合。每年的冬学活动一般要持续到次年春耕大忙时节前结束。学习期间要检查学习情况，并进行多次小结，由学员们谈经验、谈收获，内容十分丰富。以冬学为代表的这种全社会性的群众教育形式，不影响农业生产，不增加农民负担。由于符合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实际，组织得力，深受根据地群众的欢迎。
（一）干部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动员和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到抗日战争中，首先需要一支能正确贯彻党的路线的干部队伍。1942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是第一位的。”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的那样：“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先锋，培养和提高他们的目的也是为着群众的……因此，政府部门就不能不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方面。”[3]
（二）大量吸收和任用知识分子。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毛泽东还指出：“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5]这些重要思想理论在华中抗日根據地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抗日战争期间，华中根据地接受了一批又一批来自解放区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安排他们进行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这其中，苏北文化村的设立是根据地重视知识分子的有力见证。根据地在强调吸收、任用和提拔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反复指出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一方面大量吸收、任用和提拔，另一方面教育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根据地知识分子政策的鲜明特点。
（三）依靠广大群众办教育。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指出，要完成文化教育战线的各方面任务，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予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予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的财力办几个学校、报纸是不足以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毛泽东极其强调根据地群众教育的重要性。他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根据地教育工作“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凡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毛泽东还说：“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根据目前农村人民的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6]华中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不但办了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而且也办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办了新形式的学校，而且还改造与利用了旧的私塾。这些极为丰富的教育形式，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一样，经常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日伪的包围、封锁、禁运以及国民党顽军的“摩擦”，加上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粮食短缺，物资匮乏，极大地制约着根据地的发展与对敌斗争的开展。华中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在对敌斗争的同时，组织边区党政机关、学校、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努力生产自救，要求根据地的各级学校也必须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据地的学校通常是学习与生产相结合、教育与对敌斗争相结合，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做什么、学什么。通过这一措施，学校不仅逐步克服了物质条件的困难，达到了生产自给，战胜了敌人的封锁，而且由于劳动与教育结合，大大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培养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工农感情，为培养知识化的工农和工农化的知识分子创造了一条重要经验。
（一）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华中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广泛动员根据地各阶层群众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办报纸、办教育，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地先后创办了《抗敌报》《战士园地》等各种报刊达三十余种。各机关、学校的墙报、黑板报更是数不胜数，开办了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群众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通过这些方式，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通俗易懂地宣传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日的政策，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抗日的信心与决心，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精神和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华中抗日根据地通过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活动，同日伪的奴化教育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针对日伪实施奴化教育，极力宣扬所谓的“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企图蒙骗群众的情况，根据地抗日政权在群众的配合下，开展多种层次的教育，出版大量的报纸、书籍，揭露日伪教育的本质，帮助群众认清了侵略者的嘴脸。同时，根据地教育引导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服从抗日政府领导，不做汉奸顺民，为抗日战争出人出力。通过这些反奴化教育活动，彻底瓦解了日伪的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抵抗侵略者的信心，为动员和组织更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日救国队伍中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培养了大批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根据地教育培养了大批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华中根据地党组织极其重视对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的培养。根据地党政军民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创办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教育，开办了各级党校和大量的干部培训班，为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
（四）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对帮助根据地军民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素质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人民群众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奴役与压迫，造成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社会现实。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通过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在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思想觉悟与文化水平，改变文盲众多这一社会现状等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教育必须为抗日救国服务。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发展。在教育目标上，坚持教育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把救亡图存作为教育的中心；在教学内容上，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增添抗日救国所急需的知识；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注重实效，讲求灵活，采用各种形式向民众灌输抗日救国思想。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救国意识普遍觉醒，抗日斗争的自觉性和能力不断增强。同时还增强了民众胜利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接受教育，广大师生及普通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中来。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营造了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氛围，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的抗日军事斗争。抗日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中华民族能够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源泉。
（二）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地实施抗日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不仅体现在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政策，而且还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施以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这就避免了实施抗日教育政策采取同一模式、同一速度，整齐划一地向前推进的教条主义倾向。[7]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地十分注重把书本知识与抗日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如为驳斥日伪宣扬的“中日亲善”等谬论，教师们带领学生到日寇进行烧杀抢掠的地区进行现场教学，使学生从铁的事实中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根据地还提倡生动形象的教学形式，把深奥的抗日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知识，便于广大群众接受。在实施抗日教育政策过程中，根据地还注重把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参加抗日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抗日理论的理解。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核心的“夏陶然道路”的总结和推广，是根据地探索基础教育发展的典型经验。
（三）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贯彻党的抗日教育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开明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舞着广大知识分子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知识分子数量众多成为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鲜明特色。许多知识分子克服了重重困难，表现了对教育极大的热情。他们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投身于教育工作，推行抗日教育政策，开展教育改革活动。在抗日教材供应不上时，他们便自编自印，甚至一本一本地为学生抄写。面对敌人的“扫荡”，许多教师甚至化装成卖货郎，走村串户坚持教学；有的把学校伪装成杂货铺、药铺，与敌伪斗智斗勇。知识分子不仅创办了各种抗敌协会和学术团体，进行抗日民主宣传和动员工作，有的知识分子还深入到农村和抗日斗争前线为工农兵服务。由此不难看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并取得成效的基本保证。
[1]林子秋.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95.
[2]文道贵，张广立.鄂豫边区民运工作史[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76.
[3]社论[N].解放日报，1944—05—27.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8.768.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2.
[7]洪学智，薛暮桥.华中抗日革命熔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1.
作者文道贵系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徐勤钦系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关键词]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形式地；经验
[中图分类号] K2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8-0042-0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领导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因地制宜地建立并发展了形式丰富多样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基本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党组织开办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贯彻学用一致的精神，培养抗日救国专门人才。在对日斗争的峥嵘岁月里，华中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建立了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正规教学与业余教学相兼顾等多形式、多特点的新型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
（一）干部教育。华中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当时，根据地创办了军事干部教育、党校教育、边区行政干部教育等各类干部教育形式。干部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少而精，选择最必需、最主要的课程，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通俗化、具体化。
为了培养军事干部，根据地先后创办了新四军教导总队以及抗大华中总分校和四、五、八、九、十等多所抗大分校。例如，1941年10月，抗大十分校在新四军第5师随营学校基础上成立。学员为各部队选派的下级军事干部以及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学生。抗大十分校以“培养忠于民族国家，能胜任地方或军队中军政工作的干部”为办学宗旨，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启发式教育，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员除了学习军事、政治理论和文化课外，还经常担负一定的战备任务。截至1945年，十分校先后培养了3000多名军政干部和专门人才，充实到新四军第5师和地方部队中。
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党校。如华中局党校、苏中区委党校、苏南区委党校、鄂豫边区党校、淮南区党委党校等。1941年5月，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华中局即着手筹办华中局党校，第一期于5月23日正式开学。党校在课程设置上，注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设置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成为学员的必读书籍。[1]
为适应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根据地还建立了众多的行政干部学校。如苏中行政学院、苏中公学、苏北公学、苏浙公学、洪山公学以及其他各种专业培训班。这些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采取速成的办法培养干部。干什么就学什么，现教现学，学了就用。每期训练班一般不超过6个月，因而有效的培养了人才，充实了边区的干部队伍”。
（二）国民教育。根据地在国民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逐步建立起了从高等教育到初级教育的比较系统的教育体系。国民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对于他们的教育，一方面从当时的需要出发，注重抗日的政治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各科均增加了与抗日相关的素材，另一方面，还着眼于未来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系統的科学知识教育占有相当比重。
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的高等教育，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急需的高层次和专业的人才。据统计，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有江淮大学、华中建设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医科大学、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东通讯学校、淮南师范学校、浙东鲁迅学院等等众多的高等及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是根据地抗日事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四军及根据地政权在创建、发展根据地的同时，恢复或创办了淮北中学、淮南中学、如西中学、盐阜区联立中学、雪枫干部子弟学校等一批中小学校。由于环境恶劣，根据地中小学教育学制和课程安排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小学有五年制或是六年制，中学是三年制较多。课程方面，中学设有国语、数学、政治、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课程；小学设有国语、算数和自然等课程。教学内容着重强调适应抗日建国的需要，灌输抗日救国思想，传播科学民主思想，清除日伪奴化教育，肃清封建流毒的影响，培养学生坚定的国家民族观念和团结抗日的合作精神，落实中共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教育目标。
私塾也是根据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地借鉴私塾的办学形式，对私塾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良，使其为抗日服务。如鄂豫边区行署规定：私塾采用行署教育处编的国语课本，不准用敌伪编写的课本；组织学生读《七七报》，进行时事教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边区对做得比较好的私塾授予“改良私塾”的称号，由政府给予补贴。这些措施，既尊重了私塾教育的实际，易于为举办私塾的族长和士绅所接受，又突出了教育为抗日服务的目标，有利于坚持团结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私塾这种教学形式在边区各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
（三）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比，社会教育显得更加灵活。在教育对象上，不仅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且还有青少年；在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上，都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使群众在不脱离生产的同时接受抗日思想教育，增强抗日信心和抗日救国自觉性。
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一年一度的冬学运动。冬学运动的主要方式为举办民校、识字班。通常以村为单位，一村一校，分班上课。以鄂豫边区冬学为例，边区冬学运动开始于1941年冬季，以识字教育为中心，把对群众的时事政治教育、文化识字活动和日常的生产运动紧密结合。每年的冬学活动一般要持续到次年春耕大忙时节前结束。学习期间要检查学习情况，并进行多次小结，由学员们谈经验、谈收获，内容十分丰富。以冬学为代表的这种全社会性的群众教育形式，不影响农业生产，不增加农民负担。由于符合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实际，组织得力，深受根据地群众的欢迎。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特点
（一）干部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动员和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到抗日战争中，首先需要一支能正确贯彻党的路线的干部队伍。1942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是第一位的。”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的那样：“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先锋，培养和提高他们的目的也是为着群众的……因此，政府部门就不能不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方面。”[3]
（二）大量吸收和任用知识分子。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毛泽东还指出：“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5]这些重要思想理论在华中抗日根據地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抗日战争期间，华中根据地接受了一批又一批来自解放区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安排他们进行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这其中，苏北文化村的设立是根据地重视知识分子的有力见证。根据地在强调吸收、任用和提拔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反复指出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一方面大量吸收、任用和提拔，另一方面教育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根据地知识分子政策的鲜明特点。
（三）依靠广大群众办教育。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指出，要完成文化教育战线的各方面任务，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予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予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的财力办几个学校、报纸是不足以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毛泽东极其强调根据地群众教育的重要性。他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根据地教育工作“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凡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毛泽东还说：“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根据目前农村人民的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6]华中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不但办了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而且也办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办了新形式的学校，而且还改造与利用了旧的私塾。这些极为丰富的教育形式，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一样，经常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日伪的包围、封锁、禁运以及国民党顽军的“摩擦”，加上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粮食短缺，物资匮乏，极大地制约着根据地的发展与对敌斗争的开展。华中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在对敌斗争的同时，组织边区党政机关、学校、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努力生产自救，要求根据地的各级学校也必须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据地的学校通常是学习与生产相结合、教育与对敌斗争相结合，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做什么、学什么。通过这一措施，学校不仅逐步克服了物质条件的困难，达到了生产自给，战胜了敌人的封锁，而且由于劳动与教育结合，大大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培养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工农感情，为培养知识化的工农和工农化的知识分子创造了一条重要经验。
三、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华中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广泛动员根据地各阶层群众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办报纸、办教育，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地先后创办了《抗敌报》《战士园地》等各种报刊达三十余种。各机关、学校的墙报、黑板报更是数不胜数，开办了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群众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通过这些方式，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通俗易懂地宣传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日的政策，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抗日的信心与决心，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精神和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华中抗日根据地通过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活动，同日伪的奴化教育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针对日伪实施奴化教育，极力宣扬所谓的“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企图蒙骗群众的情况，根据地抗日政权在群众的配合下，开展多种层次的教育，出版大量的报纸、书籍，揭露日伪教育的本质，帮助群众认清了侵略者的嘴脸。同时，根据地教育引导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服从抗日政府领导，不做汉奸顺民，为抗日战争出人出力。通过这些反奴化教育活动，彻底瓦解了日伪的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抵抗侵略者的信心，为动员和组织更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日救国队伍中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培养了大批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根据地教育培养了大批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华中根据地党组织极其重视对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的培养。根据地党政军民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创办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教育，开办了各级党校和大量的干部培训班，为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党政干部和各类人才。
（四）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对帮助根据地军民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素质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人民群众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奴役与压迫，造成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社会现实。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通过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在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思想觉悟与文化水平，改变文盲众多这一社会现状等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四、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经验
（一）教育必须为抗日救国服务。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发展。在教育目标上，坚持教育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把救亡图存作为教育的中心；在教学内容上，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增添抗日救国所急需的知识；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注重实效，讲求灵活，采用各种形式向民众灌输抗日救国思想。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救国意识普遍觉醒，抗日斗争的自觉性和能力不断增强。同时还增强了民众胜利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接受教育，广大师生及普通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中来。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营造了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氛围，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的抗日军事斗争。抗日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中华民族能够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源泉。
（二）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地实施抗日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不仅体现在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政策，而且还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施以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这就避免了实施抗日教育政策采取同一模式、同一速度，整齐划一地向前推进的教条主义倾向。[7]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地十分注重把书本知识与抗日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如为驳斥日伪宣扬的“中日亲善”等谬论，教师们带领学生到日寇进行烧杀抢掠的地区进行现场教学，使学生从铁的事实中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根据地还提倡生动形象的教学形式，把深奥的抗日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知识，便于广大群众接受。在实施抗日教育政策过程中，根据地还注重把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参加抗日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抗日理论的理解。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核心的“夏陶然道路”的总结和推广，是根据地探索基础教育发展的典型经验。
（三）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贯彻党的抗日教育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开明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舞着广大知识分子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知识分子数量众多成为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鲜明特色。许多知识分子克服了重重困难，表现了对教育极大的热情。他们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投身于教育工作，推行抗日教育政策，开展教育改革活动。在抗日教材供应不上时，他们便自编自印，甚至一本一本地为学生抄写。面对敌人的“扫荡”，许多教师甚至化装成卖货郎，走村串户坚持教学；有的把学校伪装成杂货铺、药铺，与敌伪斗智斗勇。知识分子不仅创办了各种抗敌协会和学术团体，进行抗日民主宣传和动员工作，有的知识分子还深入到农村和抗日斗争前线为工农兵服务。由此不难看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并取得成效的基本保证。
参考文献
[1]林子秋.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95.
[2]文道贵，张广立.鄂豫边区民运工作史[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76.
[3]社论[N].解放日报，1944—05—27.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8.768.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2.
[7]洪学智，薛暮桥.华中抗日革命熔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1.
作者文道贵系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徐勤钦系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