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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恶之花”——令人耳目一新的题目中饱含了天才诗人独特的艺术主张：诗歌除了它本身外，没有其他的目的;除了激起读者去感受至高无上的美之外，没有其他需要它去完成的使命。在这种美的感受之上，他还喜欢添加某种意外、惊讶和纳罕的效果。【1】为了让这美免收平庸的侵害，波德莱尔笔下的美具有了一种侵略性的刺激，这美是怪异（bizarr）的，是一种震颤之美。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主要从“怪异”之美、应和以及“游荡者”这三大方面阐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关键词】：震颤;“恶之花”;美;应和
斯塔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曾说过，忧郁是才气的真正灵感。毫无疑问，这句话用在波德莱尔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个天才作家，“眉毛清晰，伸展如缓缓的拱形……细长，漆黑，深沉的眼睛……高而宽的额头，线条清晰，浓密漆黑的美发自然地卷曲着。”【2】他充满痛苦和反抗的生活遭遇以及在恶中诞生的忧郁、厌倦、孤独和不幸。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出一朵别有生趣的“恶之花”。
一，发掘恶之美
诗集最初名为《边缘》（惨白的小花零星地开放在“地狱边缘”）“意在再现现代青年精神骚乱的历史”波德莱尔这里的“恶”并没有任何道德意味的含义，正如波德莱尔所说：只要你愿意深入到自己内心中去，拷问自己的灵魂，唤起那些关于热情的回忆，就会承认，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会削弱自己诗的力量;此时就是断言他的作品落败。亦不为过。诗不能混同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死亡或衰退。古希腊至文艺复兴，传统艺术存在着不表现丑的惯例，真、善、美三位一体成为评判艺术价值的准则。而后，丑和恶渐渐被引入文学艺术领域，艺术倾向由单一唯美变为美丑并举、善恶与共。波德莱尔明确提出艺术应该表现丑，并且把丑当作艺术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波德莱尔是第一个从诗歌美学的高度比较彻底地同传统美学观念做决裂的诗人。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在诗学理论上确定了“真、善、美”相统一的原则，但是波德莱尔却以恶魔式美学的强有力的利剑斩断了布瓦洛美学理论主体，从而生发了现代诗的美学。我们认真阅读《恶之花》的所有诗篇，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个天才诗人笔下那不同寻常的“美”，这种“美”是一种怪异之美，在整部诗集中到处充满了腐尸、骷髅、厄运……还有那珍珠母在僵凝的死水中的色调，肺痨病人脸颊的潮红，萎黄病人的苍白面色，肝病者可怕的黄疸，泥墙上的烟墨污迹，那在地狱深处的煎熬……这些强烈的全色调，应和着文明的末日，世俗的丑陋。在这种美学观念支撑下波德莱尔从更深层次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直面惨淡的人生要比逃避和掩饰这个丑陋的世界更有力量！他相信恶中可以发掘出美，可以赋予世界以意义。发掘恶中之美也体现了他对社会人生包含的丑恶、不幸和痛苦的体验和认真的思考。发掘恶中之美并非以丑为美，颠倒黑白。而是经过艺术表现从丑恶的现实中揭示出社会和人生带本质特征的深刻内涵，传达诗人因现实的丑恶而产生的忧郁、不幸、神秘及叛逆精神，是要在丑恶的现实中发现其深藏的审美价值，从而化腐朽为神奇。比如：《给一位过路的女子》
电光一闪……复归黑暗！——美人已去/你的目光一瞥突然使我复活/难道我从此只能会你于来世？波德莱尔真正想找寻的是废墟的价值，废墟的价值就在于它在我们面前的冲击，这个冲击就叫做震颤。这种震颤与古典时期的美相仿，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美。废墟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是惊奇，表面上这种体验与古典主义传统形成一种隔断，但实际上这种惊奇早在古典主义时期就有所显露。波德莱尔的诗歌写作和文学写作实际上是很古典主义的。他的这种震颤的体验，这种瞬间感的体验是波德莱尔在古典主义内部抛出它所隐藏的震颤感。
二，象征主义——应和
波德莱尔正视现实的丑恶，却不主张直接真实具体的描写丑恶的现象，即使描述了丑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的为描述而描述，而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表现丑恶的本质。这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直接描述不同。在他的诗歌《应和》中集中反映了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应和》这首诗的开头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以人为中心构成的框架，而是一个活的自然。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语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
《应和》的开篇第一个词“La Nature”（“自然”）不是浪漫主义意义上那种可以让人逃避城市生活而纵情山水的自然，而是指一种人格化了自然，具有很强的隐喻性指称，表示某种与人密切关联的外部世界。对于诗人来说，“自然”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即“自然”本身不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它的全部意义在于其作为“客观对应物”的象征意义。【3】所以，在波德莱尔眼中，“大自然是象征的森林”。自然真正进入文学作品是在启蒙时代的卢梭作品中，在他那里自然是作为人类孪生兄弟而存在的，是人的写照。在波德莱尔这里他改写了启蒙时期以来自然作为人类写照的状态，而是赋予自然以独特客观内在。
三，人群中的都市游荡者
人群——再也没有什么主题比它更吸引19世纪作家的注目了。它已准备好以一种能够轻松熟练地阅读的阶层广泛的公众形象出现。人群也成为波德莱尔作品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大众并不为阶级和任何集团而生存;不妨说他们仅仅是街道上的人，无定形的过往的人群。波德莱尔总是意识到这种人群的存在，虽然它并未被用作他哪一部作品的模特儿。但它作为隐蔽的形象在他的创造性上留下烙印。他的人群总是城市里的人群，他的巴黎也总是人口过剩。人群是一幅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认识了巴黎。“游荡”实际上是写作者们实现自己资本的一个方式。表面上他们看起来是无所事事的，但他们游荡在巴黎的街道上把自己看到的事情记录下来，他纾解了本身由于资本的束缚所造成的人群群体本身的凝结化和团结化。正是由于游荡者的存在使得被资本主义生产机器所零碎化的人呈现出一种神秘的象征结构。游荡者只负责记录，在他的视野里，人们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意义。在乌合之众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切。游荡者如此之深地卷入城市，或者说他和城市保持距离恰恰是对城市的更进一步的探秘。现代城市中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悖论：在城市中安身的大众，却总是对这个城市视而不见，相反，被城市排斥的游蕩者却反倒能深入这个城市的肌理之中。这正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人只有摆脱自身的环境并同它保持距离，才能看清这一环境事实。游荡者正是从城市中抽离出来的“观察者”。游荡者不愿被人群裹挟而去，这个人群就是十九世纪的特有产物“市场经济的偶然性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就像‘命运’把一个‘种族’在此聚集起来一样。而这些当事人则把这种偶然性加以合理化”结果就是人群没有任何怀疑地被市场的力量推动前行，而只有游荡者敢于从这个市场化的人群中脱身。波德莱尔从人群中发现都市游荡者的存在。
结语：
波德莱尔把他身上所体现的异常复杂的“人的灵魂”以及与传统的道德和精神彻底决裂的态度，倾注在他的诗歌集《恶之花》之中，探索肉体和精神之间紧密的关系。他的美学观念为后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毫无疑问，波德莱尔的世界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灵魂搏斗的世界。但是在这样的阴暗中却让我们看到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痛苦现实的勇气和力量。《恶之花》中的象征主义创作手法、美学观念以及十九世纪特有的游荡者形象更是丰富了诗集的内涵，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
注释：
【1】《回忆波德莱尔》泰奥菲尔·戈蒂耶著，陈圣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4
【2】 转引自《论<恶之花>》郭宏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6
【3】《波德莱尔十论》刘波，尹丽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0—31
【关键词】：震颤;“恶之花”;美;应和
斯塔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曾说过，忧郁是才气的真正灵感。毫无疑问，这句话用在波德莱尔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个天才作家，“眉毛清晰，伸展如缓缓的拱形……细长，漆黑，深沉的眼睛……高而宽的额头，线条清晰，浓密漆黑的美发自然地卷曲着。”【2】他充满痛苦和反抗的生活遭遇以及在恶中诞生的忧郁、厌倦、孤独和不幸。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出一朵别有生趣的“恶之花”。
一，发掘恶之美
诗集最初名为《边缘》（惨白的小花零星地开放在“地狱边缘”）“意在再现现代青年精神骚乱的历史”波德莱尔这里的“恶”并没有任何道德意味的含义，正如波德莱尔所说：只要你愿意深入到自己内心中去，拷问自己的灵魂，唤起那些关于热情的回忆，就会承认，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会削弱自己诗的力量;此时就是断言他的作品落败。亦不为过。诗不能混同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死亡或衰退。古希腊至文艺复兴，传统艺术存在着不表现丑的惯例，真、善、美三位一体成为评判艺术价值的准则。而后，丑和恶渐渐被引入文学艺术领域，艺术倾向由单一唯美变为美丑并举、善恶与共。波德莱尔明确提出艺术应该表现丑，并且把丑当作艺术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波德莱尔是第一个从诗歌美学的高度比较彻底地同传统美学观念做决裂的诗人。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在诗学理论上确定了“真、善、美”相统一的原则，但是波德莱尔却以恶魔式美学的强有力的利剑斩断了布瓦洛美学理论主体，从而生发了现代诗的美学。我们认真阅读《恶之花》的所有诗篇，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个天才诗人笔下那不同寻常的“美”，这种“美”是一种怪异之美，在整部诗集中到处充满了腐尸、骷髅、厄运……还有那珍珠母在僵凝的死水中的色调，肺痨病人脸颊的潮红，萎黄病人的苍白面色，肝病者可怕的黄疸，泥墙上的烟墨污迹，那在地狱深处的煎熬……这些强烈的全色调，应和着文明的末日，世俗的丑陋。在这种美学观念支撑下波德莱尔从更深层次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直面惨淡的人生要比逃避和掩饰这个丑陋的世界更有力量！他相信恶中可以发掘出美，可以赋予世界以意义。发掘恶中之美也体现了他对社会人生包含的丑恶、不幸和痛苦的体验和认真的思考。发掘恶中之美并非以丑为美，颠倒黑白。而是经过艺术表现从丑恶的现实中揭示出社会和人生带本质特征的深刻内涵，传达诗人因现实的丑恶而产生的忧郁、不幸、神秘及叛逆精神，是要在丑恶的现实中发现其深藏的审美价值，从而化腐朽为神奇。比如：《给一位过路的女子》
电光一闪……复归黑暗！——美人已去/你的目光一瞥突然使我复活/难道我从此只能会你于来世？波德莱尔真正想找寻的是废墟的价值，废墟的价值就在于它在我们面前的冲击，这个冲击就叫做震颤。这种震颤与古典时期的美相仿，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美。废墟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是惊奇，表面上这种体验与古典主义传统形成一种隔断，但实际上这种惊奇早在古典主义时期就有所显露。波德莱尔的诗歌写作和文学写作实际上是很古典主义的。他的这种震颤的体验，这种瞬间感的体验是波德莱尔在古典主义内部抛出它所隐藏的震颤感。
二，象征主义——应和
波德莱尔正视现实的丑恶，却不主张直接真实具体的描写丑恶的现象，即使描述了丑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的为描述而描述，而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表现丑恶的本质。这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直接描述不同。在他的诗歌《应和》中集中反映了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应和》这首诗的开头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以人为中心构成的框架，而是一个活的自然。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语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
《应和》的开篇第一个词“La Nature”（“自然”）不是浪漫主义意义上那种可以让人逃避城市生活而纵情山水的自然，而是指一种人格化了自然，具有很强的隐喻性指称，表示某种与人密切关联的外部世界。对于诗人来说，“自然”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即“自然”本身不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它的全部意义在于其作为“客观对应物”的象征意义。【3】所以，在波德莱尔眼中，“大自然是象征的森林”。自然真正进入文学作品是在启蒙时代的卢梭作品中，在他那里自然是作为人类孪生兄弟而存在的，是人的写照。在波德莱尔这里他改写了启蒙时期以来自然作为人类写照的状态，而是赋予自然以独特客观内在。
三，人群中的都市游荡者
人群——再也没有什么主题比它更吸引19世纪作家的注目了。它已准备好以一种能够轻松熟练地阅读的阶层广泛的公众形象出现。人群也成为波德莱尔作品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大众并不为阶级和任何集团而生存;不妨说他们仅仅是街道上的人，无定形的过往的人群。波德莱尔总是意识到这种人群的存在，虽然它并未被用作他哪一部作品的模特儿。但它作为隐蔽的形象在他的创造性上留下烙印。他的人群总是城市里的人群，他的巴黎也总是人口过剩。人群是一幅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认识了巴黎。“游荡”实际上是写作者们实现自己资本的一个方式。表面上他们看起来是无所事事的，但他们游荡在巴黎的街道上把自己看到的事情记录下来，他纾解了本身由于资本的束缚所造成的人群群体本身的凝结化和团结化。正是由于游荡者的存在使得被资本主义生产机器所零碎化的人呈现出一种神秘的象征结构。游荡者只负责记录，在他的视野里，人们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意义。在乌合之众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切。游荡者如此之深地卷入城市，或者说他和城市保持距离恰恰是对城市的更进一步的探秘。现代城市中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悖论：在城市中安身的大众，却总是对这个城市视而不见，相反，被城市排斥的游蕩者却反倒能深入这个城市的肌理之中。这正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人只有摆脱自身的环境并同它保持距离，才能看清这一环境事实。游荡者正是从城市中抽离出来的“观察者”。游荡者不愿被人群裹挟而去，这个人群就是十九世纪的特有产物“市场经济的偶然性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就像‘命运’把一个‘种族’在此聚集起来一样。而这些当事人则把这种偶然性加以合理化”结果就是人群没有任何怀疑地被市场的力量推动前行，而只有游荡者敢于从这个市场化的人群中脱身。波德莱尔从人群中发现都市游荡者的存在。
结语：
波德莱尔把他身上所体现的异常复杂的“人的灵魂”以及与传统的道德和精神彻底决裂的态度，倾注在他的诗歌集《恶之花》之中，探索肉体和精神之间紧密的关系。他的美学观念为后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毫无疑问，波德莱尔的世界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灵魂搏斗的世界。但是在这样的阴暗中却让我们看到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痛苦现实的勇气和力量。《恶之花》中的象征主义创作手法、美学观念以及十九世纪特有的游荡者形象更是丰富了诗集的内涵，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
注释：
【1】《回忆波德莱尔》泰奥菲尔·戈蒂耶著，陈圣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4
【2】 转引自《论<恶之花>》郭宏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6
【3】《波德莱尔十论》刘波，尹丽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