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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行为艺术的延续
艺术家刮子（刘成瑞）浑身涂满红色颜料，用两个钩子穿过锁骨，钩子的另一端系着长长的红绸带把艺术家“囚禁”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内，房内摆放着一块2吨重的巨石，艺术家用各种排列好的工具敲打巨石，并把碎石块移到另一端排列整齐。这些碎石块在行为结束后将以10元一克的价格出售。艺术家累了就爬上一个阶梯，躺在一个“红太阳”下休息（如图）。
艺术家刮子和策展人王澈介绍：“艺术家如锁骨被桎梏的奴隶一样在红太阳的照耀下做着苦力（砸石头），并寻找石头的主人以换取最廉价的报酬。这个行为作品直接是对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个体如囚徒般的苦役与廉价的劳动力。”
无论是在前几年的798艺术区还是欧美的艺术圈，采取文身、穿刺和挑战身体极限的行为艺术并不少见。《一轮红日》用钩子穿锁骨和红绸束缚自身来表达某种文化和权力对人的桎梏和奴役，此种语言和观念都依然延续着80、90年代的中国行为艺术的精神内涵。
80年代的行为艺术大多涉及包扎和捆绑的主题，在当时许多代表性的作品中，艺术家用白布把身体包裹起来，象征着精神的创伤与灵魂需要拯救。行为艺术家把肉身当作公共的身体，他们提出的是文化、权力、体制、消费主义等宏大叙事的命题。90年代的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回归为私人的身体，遭遇了80年代末的理想破灭之后，艺术家又面临艰难的生存危机，在这一时期的行为艺术中，艺术家大多通过对身体的自虐，挑战个人身体的极限，折射出个人生存的困境和追寻文化身份。
刮子的《一轮红日》中的红太阳、红绸象征的红色文化，巨石象征的权力，银钩象征的文化与权力对人的束缚与伤害，大多都有早期行为艺术的影子。《一轮红日》中的两个重要的元素：劳动和身体，也没有摆脱早期行为艺术的影响，并没有与当代现实结合起来。
劳动者的现在进行时
刮子在《一轮红日》中不断地用各种工具重复敲打巨石，象征着劳动者艰巨、单调、重复的劳动对人的身体的伤害，同时也寓意着用脆弱的肉身挑战坚硬的巨石的悲壮——这个主题当然“政治正确”，只是已经有前人做过一百遍。身体的伤害和脆弱的肉身也不是今天的劳动者面临的重要问题。无论在观念还是语言上，《一轮红日》都是一件陈旧的作品。
我们先看看作品中的关键词“劳动”，在人类文明史中意味着什么？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劳动是低下而无内在价值。诸神因为不喜欢人而将他贬为苦役。古希腊的“劳动”一词有可恶的意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让奴隶去劳动，为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和物质财富，而“公民”则有时间来从事艺术、科学和政治。中国文人士大夫统治阶层同样认为劳动是底层人民的苦役，而文化与政治则是精英的任务。
早期基督教认为劳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会带来一些问题——人们会因为勤于劳动而耽误了侍奉上帝的正事。而劳动获得的财富会带来忧患，成为天国之路上的障碍。
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主义认为劳动的成就与价值是上帝的恩赐。新教理论把辛勤劳动与虔诚信仰完美结合，成为后来的资本主义伦理的底色。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能够解放生产力，也能够解放人的思想。通过劳动效率的提升，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用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越来越多，于是人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了解“劳动”的概念在文明史中的变迁，才能明白劳动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明白“劳动”在不同时代的意义，才能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在艺术中表现“劳动”。
《一轮红日》中的敲碎石块、排列碎石的重复劳动，意义暖昧而含糊，只是泛泛地指向劳动者的悲苦、悲壮与悲剧。事实上，在“后资本主义”的今天，劳动者不再被被暴力和饥饿所驱使而不得不去劳动。今天的劳动者被资本所构建的消费文化所诱惑，从而陷入了“劳动消费劳动消费”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商品短缺”，而是“商品过剩”。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当消费能力不能满足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时候，经济就会崩溃。
要解决生产力过大、商品过剩的终极问题，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是：重新创造一个商业时代的文化与价值，在资本创造的现代文化中，生活的意义必须在消费中被发现，活着的价值就在于买买买。人们在温饱之后，继续被引导着用劳动换取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譬如一代代不断更新的手机和电子产品。只有让劳动者有一个虚幻的生活目标，不断地消费，才能解决后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过剩的核心问题。
资本成功地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资本打造出一个消费至上的商业世界，让劳动者更勤奋地工作，以出卖更多的劳动力换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刺激消费、引导消费成为资本对劳动者的新奴役。“奴役的艺术”包装得越来越精致，引导着我们把消费等同于幸福，奢侈品、新手机、时尚衣饰，现代文化成功地把不同的消费等同于阶层的身份象征。
今天关于“劳动的价值”的质疑，重点不在于苦役和廉价劳动力，而在于劳动的意义在哪里？劳动是为了解放自己？创造自由？还是为了满足过度消费？
我们陷入劳动与消费的不断循环中，除了消费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不断的劳动是人类在进化史中形成的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本能与习惯。现代人的劳动问题，在于满足温饱之后，我们如何摆脱“不断劳动”的本能与习惯，如何摆脱过度消费的诱惑，去追求身心的自由。至于《一轮红日》中寓意的红色文化和权力对劳动者的束缚与控制，早已不是劳动者面临的问题。
消费文化与身体改造
《一轮红日》的另一个主题是“身体的伤害”。艺术家和策展人把作品形容为：“被伤害的身体所肩负的行动。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被修饰被伤害的历史。”“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被修饰被伤害的历史。”这个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观点当然没错。但是《一轮红日》中被“红日”灼烤、被红绸控制的身体，并不是当代人的身体面临的修饰和伤害。 如果说30年前，我们的身体被集体主义与国家意志所异化，被视为生产的身体和政治的身体，男性的身体被革命化、集体化，女性的身体被中性化、肌肉化。那么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身体面临的已经不再是来自集体主义与国家意志的异化。当代人的身体面临的修饰与伤害来自消费文化的物化。
新时代的工业化使得企业拥有大量生产的能力，资本需要构建消费者，引导消费者产生无穷无尽的欲望并沉迷其中，营造出不断的消费欲望。
资本通过无处不在的各种图像和影像，对女性“理想美”的形态的不断强化，形成一种标准，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于是女性不断地通过减肥、美容、整容来修正身体，不断地通过化妆、美图秀秀来提升自己的颜值，在改造的过程中，不停地消费各种商品。消费主义把女性身体包装成消费品，身体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获得自由、独立与解放。真实的身体与“理想”的身体之间的差距，就是焦虑与自卑的噩梦。所有的这些对身体的改造，背后都是消费文化之手在引导。
男性的身体同样被消费文化所改造。商业文化打造的价值观、幸福观告诉我们：身体不再是天生的宿命，身体就像衣服，可以随时改变。身体与自我一样，永远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需要一步步修正、修饰，以接近完美，以接近社会的期待与认同。商业文化不断给予我们标准，我们通过对运动、美容、整容来不断地修整身体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而贯穿整个身体修整过程的就是不停的消费。
任何时代的权力和文化都要控制和改造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对当代人而言，真正让我们的身体屈服与驯服的是消费文化与商业文化，而不是《一轮红日》中的红色文化与国家意志。
《一轮红日》是一件及格的作品，但是与各方评论中普遍认为的“一部关于人类劳动、创造与分享的现代史诗”相去甚远。因为艺术家对于《一轮红日》中涉及的劳动、身体、规训、权力、消费、主体性等等这些概念，没有任何新的认识，没有站在这个时代中去理解这些概念，象征单调而苍白，寓意直接而直白。《一轮红日》只是中国过去30年的行为艺术的延续，而不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行为艺术。
狂欢的马尔代夫
几乎与刮子的《一轮红日》同时爆红的还有一件行为作品——《只要心中有沙，哪儿都是马尔代夫》。成都艺术家何利平冒着酷暑扛着沙子，来到成都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的街边，然后将沙子撒在路边，接下来身穿泳裤、手捧橙汁的艺术家，悠然躺倒在路边的沙堆上，仿佛身处马尔代夫的休闲沙滩。
何利平身穿泳裤的“街头沙滩照”瞬间传遍各大网络社交媒体和平台。随后闻风而来的各种商家纷纷模仿《马尔代夫》的创意，在各种厂房、楼盘里铺起沙子，举着酒杯躺倒在地。网友也恶搞着各种“心中有沙体”。
同一时间走红的两件作品，相比起《一轮红日》的沉重和悲壮，《马尔代夫》呈现出的是游戏与轻松。80年代的行为艺术家把自己当作文化的拯救者，90年代的行为艺术家把自己当作权力的对抗者。而今天的年轻行为艺术家，他们不再背负沉重的文化负疚感和历史使命感。新青年成长于经济崛起、世风万变的网络时代，他们缺少英雄主义，对集体没有归属感，也从来没有迷信权威偶像。他们更自由、更开放、表达的欲望更强烈，对价值观和使命感并不看重。
《马尔代夫》这件作品算是新一代行为艺术家的一件典型之作。他们无意与西方艺术青年一样，宣称自己是艺术体制的终结者，也无意与中国的前辈一样，站在文化与权力的对立面成为对抗者。新一代的艺术家更关注自我的世界，他们的压抑与焦虑更加个人化，他们与60后、70后把个人的焦虑建立在传统、集体与体制的宏大背景上不同，新青年不愿意把个人摆放在宏大历史和文化背景当中。新时代的镜像投影在艺术家身上，行为艺术的底色发生了改变。
《马尔代夫》有屌丝的自嘲，也有中产阶级的无奈，还有老庄精神的随意随性和一丝犬儒主义的味道，更是娱乐恶搞自黑的时代精神的投影。遗憾的是，艺术家没有在作品中表达出对娱乐时代的质疑与反思，事实上，这个作品本身就是消费与娱乐的一部分。
如果说《一轮红日》观念陈旧、立场坚定，那么《马尔代夫》则是观念新潮、立场没有。何利平说：“这件作品符合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像‘属丝’、‘萌萌哒’、‘二逼’这些词一样，就有这个时代的气质。”——但是艺术家要做的不是迎合时代，而是批判时代。《马尔代夫》的走红，就是一场从街头沙滩蔓延到社交网络的全民狂欢。
娱乐统治一切？
娱乐至死是商业文化结出的无味果实，也是原始欲望和贪婪的投影。当代的娱乐成为一切文化的外衣，并且成为文化的内核，成为话语权的象征，娱乐统治着一切。就像书籍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统治社会运行一样，今天的娱乐统治着一切。互联网的娱乐化与碎片化，削弱了我们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段子手成为人人模仿的对象，娱乐装饰着世界，直到我们心中的世界也只剩下娱乐。娱乐其实对文化没有威胁，对文化有威胁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这个世界只有娱乐与欢笑。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我们的文化不是死于奥威尔的《1984》，而是死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我们的文化将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娱乐中消亡，而不是在专制的哀歌中戴上镣铐。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加入这场狂欢，而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对立面，凝视和批判狂欢的群众。
艺术史越来越厚，艺术语言的突破越来越难，无论欧美还是中国，行为艺术近年来也难出精品。倘若我们不得不重复前人的艺术语言，那么至少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和精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文化内涵。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剥光了自虐或赤裸着狂欢都不能切中这个消费娱乐大时代的脉动。
艺术家刮子（刘成瑞）浑身涂满红色颜料，用两个钩子穿过锁骨，钩子的另一端系着长长的红绸带把艺术家“囚禁”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内，房内摆放着一块2吨重的巨石，艺术家用各种排列好的工具敲打巨石，并把碎石块移到另一端排列整齐。这些碎石块在行为结束后将以10元一克的价格出售。艺术家累了就爬上一个阶梯，躺在一个“红太阳”下休息（如图）。
艺术家刮子和策展人王澈介绍：“艺术家如锁骨被桎梏的奴隶一样在红太阳的照耀下做着苦力（砸石头），并寻找石头的主人以换取最廉价的报酬。这个行为作品直接是对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个体如囚徒般的苦役与廉价的劳动力。”
无论是在前几年的798艺术区还是欧美的艺术圈，采取文身、穿刺和挑战身体极限的行为艺术并不少见。《一轮红日》用钩子穿锁骨和红绸束缚自身来表达某种文化和权力对人的桎梏和奴役，此种语言和观念都依然延续着80、90年代的中国行为艺术的精神内涵。
80年代的行为艺术大多涉及包扎和捆绑的主题，在当时许多代表性的作品中，艺术家用白布把身体包裹起来，象征着精神的创伤与灵魂需要拯救。行为艺术家把肉身当作公共的身体，他们提出的是文化、权力、体制、消费主义等宏大叙事的命题。90年代的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回归为私人的身体，遭遇了80年代末的理想破灭之后，艺术家又面临艰难的生存危机，在这一时期的行为艺术中，艺术家大多通过对身体的自虐，挑战个人身体的极限，折射出个人生存的困境和追寻文化身份。
刮子的《一轮红日》中的红太阳、红绸象征的红色文化，巨石象征的权力，银钩象征的文化与权力对人的束缚与伤害，大多都有早期行为艺术的影子。《一轮红日》中的两个重要的元素：劳动和身体，也没有摆脱早期行为艺术的影响，并没有与当代现实结合起来。
劳动者的现在进行时
刮子在《一轮红日》中不断地用各种工具重复敲打巨石，象征着劳动者艰巨、单调、重复的劳动对人的身体的伤害，同时也寓意着用脆弱的肉身挑战坚硬的巨石的悲壮——这个主题当然“政治正确”，只是已经有前人做过一百遍。身体的伤害和脆弱的肉身也不是今天的劳动者面临的重要问题。无论在观念还是语言上，《一轮红日》都是一件陈旧的作品。
我们先看看作品中的关键词“劳动”，在人类文明史中意味着什么？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劳动是低下而无内在价值。诸神因为不喜欢人而将他贬为苦役。古希腊的“劳动”一词有可恶的意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让奴隶去劳动，为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和物质财富，而“公民”则有时间来从事艺术、科学和政治。中国文人士大夫统治阶层同样认为劳动是底层人民的苦役，而文化与政治则是精英的任务。
早期基督教认为劳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会带来一些问题——人们会因为勤于劳动而耽误了侍奉上帝的正事。而劳动获得的财富会带来忧患，成为天国之路上的障碍。
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主义认为劳动的成就与价值是上帝的恩赐。新教理论把辛勤劳动与虔诚信仰完美结合，成为后来的资本主义伦理的底色。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能够解放生产力，也能够解放人的思想。通过劳动效率的提升，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用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越来越多，于是人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了解“劳动”的概念在文明史中的变迁，才能明白劳动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明白“劳动”在不同时代的意义，才能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在艺术中表现“劳动”。
《一轮红日》中的敲碎石块、排列碎石的重复劳动，意义暖昧而含糊，只是泛泛地指向劳动者的悲苦、悲壮与悲剧。事实上，在“后资本主义”的今天，劳动者不再被被暴力和饥饿所驱使而不得不去劳动。今天的劳动者被资本所构建的消费文化所诱惑，从而陷入了“劳动消费劳动消费”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商品短缺”，而是“商品过剩”。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当消费能力不能满足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时候，经济就会崩溃。
要解决生产力过大、商品过剩的终极问题，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是：重新创造一个商业时代的文化与价值，在资本创造的现代文化中，生活的意义必须在消费中被发现，活着的价值就在于买买买。人们在温饱之后，继续被引导着用劳动换取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譬如一代代不断更新的手机和电子产品。只有让劳动者有一个虚幻的生活目标，不断地消费，才能解决后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过剩的核心问题。
资本成功地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资本打造出一个消费至上的商业世界，让劳动者更勤奋地工作，以出卖更多的劳动力换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刺激消费、引导消费成为资本对劳动者的新奴役。“奴役的艺术”包装得越来越精致，引导着我们把消费等同于幸福，奢侈品、新手机、时尚衣饰，现代文化成功地把不同的消费等同于阶层的身份象征。
今天关于“劳动的价值”的质疑，重点不在于苦役和廉价劳动力，而在于劳动的意义在哪里？劳动是为了解放自己？创造自由？还是为了满足过度消费？
我们陷入劳动与消费的不断循环中，除了消费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不断的劳动是人类在进化史中形成的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本能与习惯。现代人的劳动问题，在于满足温饱之后，我们如何摆脱“不断劳动”的本能与习惯，如何摆脱过度消费的诱惑，去追求身心的自由。至于《一轮红日》中寓意的红色文化和权力对劳动者的束缚与控制，早已不是劳动者面临的问题。
消费文化与身体改造
《一轮红日》的另一个主题是“身体的伤害”。艺术家和策展人把作品形容为：“被伤害的身体所肩负的行动。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被修饰被伤害的历史。”“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被修饰被伤害的历史。”这个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观点当然没错。但是《一轮红日》中被“红日”灼烤、被红绸控制的身体，并不是当代人的身体面临的修饰和伤害。 如果说30年前，我们的身体被集体主义与国家意志所异化，被视为生产的身体和政治的身体，男性的身体被革命化、集体化，女性的身体被中性化、肌肉化。那么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身体面临的已经不再是来自集体主义与国家意志的异化。当代人的身体面临的修饰与伤害来自消费文化的物化。
新时代的工业化使得企业拥有大量生产的能力，资本需要构建消费者，引导消费者产生无穷无尽的欲望并沉迷其中，营造出不断的消费欲望。
资本通过无处不在的各种图像和影像，对女性“理想美”的形态的不断强化，形成一种标准，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于是女性不断地通过减肥、美容、整容来修正身体，不断地通过化妆、美图秀秀来提升自己的颜值，在改造的过程中，不停地消费各种商品。消费主义把女性身体包装成消费品，身体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获得自由、独立与解放。真实的身体与“理想”的身体之间的差距，就是焦虑与自卑的噩梦。所有的这些对身体的改造，背后都是消费文化之手在引导。
男性的身体同样被消费文化所改造。商业文化打造的价值观、幸福观告诉我们：身体不再是天生的宿命，身体就像衣服，可以随时改变。身体与自我一样，永远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需要一步步修正、修饰，以接近完美，以接近社会的期待与认同。商业文化不断给予我们标准，我们通过对运动、美容、整容来不断地修整身体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而贯穿整个身体修整过程的就是不停的消费。
任何时代的权力和文化都要控制和改造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对当代人而言，真正让我们的身体屈服与驯服的是消费文化与商业文化，而不是《一轮红日》中的红色文化与国家意志。
《一轮红日》是一件及格的作品，但是与各方评论中普遍认为的“一部关于人类劳动、创造与分享的现代史诗”相去甚远。因为艺术家对于《一轮红日》中涉及的劳动、身体、规训、权力、消费、主体性等等这些概念，没有任何新的认识，没有站在这个时代中去理解这些概念，象征单调而苍白，寓意直接而直白。《一轮红日》只是中国过去30年的行为艺术的延续，而不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行为艺术。
狂欢的马尔代夫
几乎与刮子的《一轮红日》同时爆红的还有一件行为作品——《只要心中有沙，哪儿都是马尔代夫》。成都艺术家何利平冒着酷暑扛着沙子，来到成都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的街边，然后将沙子撒在路边，接下来身穿泳裤、手捧橙汁的艺术家，悠然躺倒在路边的沙堆上，仿佛身处马尔代夫的休闲沙滩。
何利平身穿泳裤的“街头沙滩照”瞬间传遍各大网络社交媒体和平台。随后闻风而来的各种商家纷纷模仿《马尔代夫》的创意，在各种厂房、楼盘里铺起沙子，举着酒杯躺倒在地。网友也恶搞着各种“心中有沙体”。
同一时间走红的两件作品，相比起《一轮红日》的沉重和悲壮，《马尔代夫》呈现出的是游戏与轻松。80年代的行为艺术家把自己当作文化的拯救者，90年代的行为艺术家把自己当作权力的对抗者。而今天的年轻行为艺术家，他们不再背负沉重的文化负疚感和历史使命感。新青年成长于经济崛起、世风万变的网络时代，他们缺少英雄主义，对集体没有归属感，也从来没有迷信权威偶像。他们更自由、更开放、表达的欲望更强烈，对价值观和使命感并不看重。
《马尔代夫》这件作品算是新一代行为艺术家的一件典型之作。他们无意与西方艺术青年一样，宣称自己是艺术体制的终结者，也无意与中国的前辈一样，站在文化与权力的对立面成为对抗者。新一代的艺术家更关注自我的世界，他们的压抑与焦虑更加个人化，他们与60后、70后把个人的焦虑建立在传统、集体与体制的宏大背景上不同，新青年不愿意把个人摆放在宏大历史和文化背景当中。新时代的镜像投影在艺术家身上，行为艺术的底色发生了改变。
《马尔代夫》有屌丝的自嘲，也有中产阶级的无奈，还有老庄精神的随意随性和一丝犬儒主义的味道，更是娱乐恶搞自黑的时代精神的投影。遗憾的是，艺术家没有在作品中表达出对娱乐时代的质疑与反思，事实上，这个作品本身就是消费与娱乐的一部分。
如果说《一轮红日》观念陈旧、立场坚定，那么《马尔代夫》则是观念新潮、立场没有。何利平说：“这件作品符合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像‘属丝’、‘萌萌哒’、‘二逼’这些词一样，就有这个时代的气质。”——但是艺术家要做的不是迎合时代，而是批判时代。《马尔代夫》的走红，就是一场从街头沙滩蔓延到社交网络的全民狂欢。
娱乐统治一切？
娱乐至死是商业文化结出的无味果实，也是原始欲望和贪婪的投影。当代的娱乐成为一切文化的外衣，并且成为文化的内核，成为话语权的象征，娱乐统治着一切。就像书籍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统治社会运行一样，今天的娱乐统治着一切。互联网的娱乐化与碎片化，削弱了我们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段子手成为人人模仿的对象，娱乐装饰着世界，直到我们心中的世界也只剩下娱乐。娱乐其实对文化没有威胁，对文化有威胁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这个世界只有娱乐与欢笑。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我们的文化不是死于奥威尔的《1984》，而是死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我们的文化将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娱乐中消亡，而不是在专制的哀歌中戴上镣铐。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加入这场狂欢，而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对立面，凝视和批判狂欢的群众。
艺术史越来越厚，艺术语言的突破越来越难，无论欧美还是中国，行为艺术近年来也难出精品。倘若我们不得不重复前人的艺术语言，那么至少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和精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文化内涵。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剥光了自虐或赤裸着狂欢都不能切中这个消费娱乐大时代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