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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辑的《一寸丹心图报国——口述上海（统战卷）》，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期刊登《1985年在全国首创海联会》一文。该文口述者毛经权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本文刊载时，对原文标题作了改动，文字有所删节。
上海有丰富的“侨”资源
我是1985年5月从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调到市委统战部担任部长的，历时将近8年。我刚到统战部工作的时候，仍然面临大量的落实政策的任务。那时，平反“文革”中发生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已经不多了，主要是落实房产的工作，包括不少海外人士的房产。例如当时为从海外来沪的蓝妮女士落实玫瑰别墅的产权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还有在美国加州大学担任校长的田长霖先生，以及在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等等，都有房产落实政策的问题。市委常委会对这些落实房产问题专题讨论了几次，江泽民同志也很关心。通过这些政策的落实，我们团结了一批人，使一些原来对中国共产党有各种看法的人，甚至是持反对意见的人，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对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也使我看到，上海“侨”的资源比较多，海外统战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这里讲几件我印象比较深的事。记得我调到统战部不久，9月份正好遇上纪念荣德生诞辰110周年，荣氏家族100多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上海，后又到无锡进行祭奠。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组织他们参观，把这次活动安排得十分周全。荣毅仁海外的亲戚看到他们在国内受到这样高度的尊重很是欣慰，荣毅仁本人也很高兴。
1987年，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到上海来参观访问。当时芮杏文和江泽民两位领导都正好有重要公务活动脱不开身，于是由胡立教和黄菊同志设晚宴招待邵逸夫。邵逸夫离开上海时，我到机场送行。因为没有见到上海的主要领导，邵逸夫在言语中表露出一些遗憾。我把有关情况向江泽民同志作了汇报，并建议江泽民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再请邵逸夫访问上海。1988年3月，江泽民同志亲自写信邀请邵逸夫访问上海，共商振兴上海大计。邵逸夫接到邀请后非常感动，欣然而至。在会见时，他为上海的开发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如采用土地批租的办法加速浦东开发等等。
1988年，董建华先生的母亲患肺癌，香港医生说3个月后就要生命垂危，董建华非常着急，于是找到上海市委统战部。我们帮他找了上海治疗这方面疾病最好的中医，并为这位医生办理了往来香港的特别通行证。这位医生半个月去一次香港，带好了药，为董建华母亲诊疗。由于上海医生的精心治疗，董母的病情得到缓解和改善，维持了两年多，董建华先生对此很是感激。
1990年后，朱镕基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他提出要邀请香港的广东籍人士来上海参观访问。因为当时来上海的香港朋友大多是上海籍人士，而在香港商界，占重要地位的多为广东籍人士，像李兆基、郑裕彤这些人都是。于是，我通过香港日本劝业角丸证券（亚洲）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毛玉亭先生请恒生银行的董事长利国伟出面，邀请李兆基、郑裕彤等相聚。在宴会上，我正式代表朱镕基市长邀请他们访问上海。李兆基、郑裕彤等人来上海后，朱镕基同志在新锦江大酒店宴请了他们。记得那次宴席上他们还带了翻译，因为不会讲上海话和普通话，又担心上海人比较“精”，怕语言不通做生意会吃亏。那次上海之行，朱镕基同志与他们谈得很好，在上海参观访问后，还到苏州去打高尔夫。此后，他们就频繁往来上海，投资了不少项目。朱镕基同志后来还带队到香港访问，也受到他们非常隆重热情的接待。
总之，这些事情使我对上海的“侨”的资源、“侨”的作用，以及做好海外统战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在胡耀邦提出大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
要求后，上海海联会应运而生
我到统战部不久，中央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胡耀邦同志一个讲话，提到要大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他说海外有几千万华侨，还有港澳同胞、台湾同胞，都是很重要的资源，现在我们改革开放需要利用这些海外的资源，所以必须大力地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我认为，耀邦同志提出不光要开展海外统战，还要大力开展，那么我们就要花大力气去做这项工作。
1993年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1月22日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共度除夕。在交谈时说，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
当时的上海，正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从原来改革开放的后卫逐渐转向前锋。当时的统战工作，也已经明确了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当然也要为改革开放服务。那么怎么去做呢？怎么会想起要成立海外联谊会呢？这里头还有个故事。在1985年的七八月间，董建华的夫人董赵洪娉女士，率领了一个香港妇女代表团到内地旅游，参观丝绸之路。经过上海的时候，我代表市委统战部宴请她们。席间，董夫人跟我说：“你们是统战部（她讲的是广东普通话，把‘统战’说成‘统jian ’），我们对‘统战’的这个‘战’很害怕，能不能不用‘战’啊？”因为她们对我们共产党还不了解。她的话，反映了当时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一部分人的想法。当然，她还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仔细思考了。我想，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是不能丢的，统一战线这个名称也是不能改的。但是在海外，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中，确实有的人对“统战”两个字暂时还不能理解，存在一些疑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外用一个他们更容易能够接受，更有利于我们做统战工作的名称呢？所以我就想怎样才能既不改动“统战”这个名称，又能使海外人士乐意接受。我大胆地设想，能不能建立一个团体，一套班子，挂两块牌子呢？我把这个团体取名为“上海海外联谊会”，这个名称听上去比较柔性，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我想，不但港澳同胞能接受，台湾同胞也能够接受，海外侨胞，当然也会接受。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跟其他的部长们一起商量，大家一致赞成。于是我们就把建立上海海外联谊会的建议报市委，市委很快同意了。我又提出来请江泽民同志做我们的名誉会长，当时江泽民同志是市长，他欣然同意。这样一来，我们信心更足了。就这样，在1985年的12月24日，上海海外联谊会正式对外宣布成立。成立那天，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周谷城、刘靖基、苏步青、李国豪、张承宗、冯德培、刘海粟、董寅初、徐以枋、刘振元等和海内外四百余位朋友济济一堂，还请了著名电影明星王丹凤作主持，场面十分喜庆热闹。
海联会的成立在全国是首创。应邀担任名誉会长的江泽民同志热情撰文对这一新事物予以充分肯定，他还多次参加海联会举办的重要活动。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非常重视统战工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在当时，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对统战工作人们更多地还是习惯于传统思维和方式方法，如果没有江泽民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很难有这样的尝试和突破，即便有，也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上海海外联谊会成立，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各个省市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了海外联谊会。当时只有广东省没有成立，因为他们统战部跟香港方面联系较多，关系很熟，彼此间很了解，但是过了几年也成立了广东海外联谊会。
上海成立海外联谊会后报告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开始的时候不反对，但是也没有明确表态赞成这个事情。过了若干年后，中央统战部在一个工作报告里面肯定了海外联谊会。之后不久，中央统战部成立了中华海外联谊会，成立以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海联会，当时还成立了联谊俱乐部。我们的想法是，联谊要有手段，有载体，有一个具体的平台，使大家能够交流沟通，联络友谊，除了开会以外，大家也能够有个地方，经常有机会聚聚。市委统战部原来在南京西路的办公地点是旧上海的犹太人俱乐部，舞厅是上海少有的弹簧地板。我们因陋就简，添置了一些简单的设备，成立了联谊俱乐部。联谊俱乐部确实起了广交朋友、联络友谊的作用。当时有不少海内外朋友，像周谷城先生、著名画家刘海粟，还有海外著名的桥梁专家林同炎先生等都是喜欢跳舞的。以舞会友，大家关系变得亲密融洽。有一次江泽民同志也来了，与民同乐，气氛非常活跃。
一个轴心 两把扇子
海联会不仅是个名称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它为抓手，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平台，广泛、深入地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我们把统战部比喻为一个轴心，海联会比喻为两把扇子。一把扇子是港澳台海外华侨华人资源。凡是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还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华侨华人，我们利用海联会这个组织来拓宽对外开放、联络的局面，把工作面做大。另一把扇子是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我们做海外统战工作，要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开展文化交流等等，光统战部说了不算，还要依靠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如外经贸委、科委、商委、教委、外办等等很多部门来参与，我们把有关部门的领导都请来当理事、常务理事，把这些资源也吸收到海联会来。有了两把扇子以后，事情就好办了，统战部这个轴心就可以起到组织、沟通、协调、落实作用。
海联会是上海与海外经济合作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平台。海联会成功地引进大批海外投资项目，引进了大量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记得江泽民同志初到上海工作，上任伊始就遇上“七五计划”的项目落实问题，而最大难题是资金缺口大。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引进资金有很多阻力，外国人都要观望，不大会来上海投资。要引进资金，首先要把“三胞”吸引进来，他们终究是中国人，对中国还是有感情，比较容易把他们先请进来，到国内来投资。我们这块工作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经我们介绍，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合资企业，成功地批租了第一块土地，在列入全国首批经济区之一的闵行开发区引进了第一个港资项目。作为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浦东开发开放，也是与海联会团结联络海外华侨华人分不开的。浦东开发开放启动之初，海联会组织上百批次海外考察团考察浦东开发区，成功促成了一批投资项目。
在服务于上海经济建设过程中，海联会尤其注重引进海外先进的发展理念，邀请海内外著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举办各种研讨会，为上海发展提供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在海联会成立的同时，我们曾向市委打了个报告，准备举行一个上海对外友好合作讨论会，主要是介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探索上海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海联会如何与港澳台、海外华人社团扩大合作的渠道和方法。我们请了一些港澳和海外侨胞当中的知名人士，大部分是知名的企业家。江泽民同志亲自出席了研讨会闭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讲到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要怎么样引进外资，他还说我们上海人有些事做得精明不高明，非常坦诚地跟海外的企业家们交流意见。企业家们听了以后也很感动，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信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比如怎样简化审批“三资企业”项目的手续、怎样开发开放房地产市场等等，这些建议在当时非常具有前瞻性。
除了促进上海与海外开展经济合作交流，海联会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早是1988年举办“龙之夏”演唱会，请张学友等香港的四大天王一起来，在虹口开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推动了沪港文化交流。我们还举办过费翔的演唱会。还有也是在1988年，办了全球梅派京剧大会，请全世界的梅派京剧的票友都集中到上海进行交流。当时中央的有关部门也很重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领导宋任穷亲自写了题签，他和习仲勋、汪道涵等领导还担任了顾问。梅葆玖等很多重量级人物都是亲自来参加汇演。这种世界性高水平的大汇演吸引了众多海外票友。在国外华侨当中，有的票友，实际上是很大的企业家，平时请他来他不一定来，但是作为票友，他喜欢京剧，那个时候邀请他来，他就来了。当时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也有台湾的，很多华侨当中很有实力的人都来了。所以经过这样一个活动以后，我们就得出来一个道理：统战就是要广交朋友，交朋友要有一个载体，我们以戏会友，他就很高兴跟你交友，容易融洽感情。还有以画会友，当年我们跟台湾著名画家李奇茂就是以画为媒成为朋友的。我们在上海举办了李奇茂先生的画展，后来就促成上海著名画家谢稚柳、刘旦宅回访台湾，那是两岸隔离几十年以来的大陆画家第一次访问台湾，推动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我们还推动一些上海的文化团体走出去，帮助上海歌舞团、评弹团、越剧团等等到外国和港澳地区去演出，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记得丹麦有一个华侨叫范岁久，人称春卷大王。他是上海沪江大学的校友，在上海海外联谊会联谊俱乐部参加校友会活动，知道上海海外联谊会后，就经常来。有一次看到我们这里有一台戏叫《金舞银饰》，他觉得很好，就邀请他们去国外演出。通过海联会，推动了不少文艺团体到国外去演出。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海联会还是推动上海社会事业发展的积极力量和管道。海联会出面和介绍的海外同胞捐赠的大项目达近百个之多，其中文化教育项目数亿元，体育基金近亿元，慈善基金数千万元。海联会的海外朋友还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捐赠项目遍及图书馆、教学楼、体育场、幼儿园、老人活动中心、中小学校等，设立各类奖学金、奖教金更是不胜枚举。
最后，我再讲讲海联会开展海外联谊工作的情况。海联会不仅同海外的商界朋友加强联系，同海外的教育界、文艺界、文化界等等各界也建立起了联系。我们的海外统战工作，从香港、澳门，扩大到了台湾。原来，台湾的不少人士怕同中共接触，怕被我们“统战”了。有了海联会，他们到大陆来，到上海来，就方便多了。不少从台湾政界退下来的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到上海来。海联会成立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都加强了联系。泰国等东南亚的华人，本来不来的，后来也陆续来了。20多年来，上海海外联谊会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华人社团建立了联系，如法国的上海联谊会、加拿大的上海联谊会、澳大利亚的上海联谊会、美国的苏浙同乡会、中国联谊会、香港的上海总会、苏浙同乡会等等。
作为服务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海外人士之家”，海联会在“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以人为本、以诚相待、热情服务”的宗旨下，团结了大批有影响的海外代表性人士。其中近百人担任了海联会名誉顾问和理事，一批海外朋友经过海联会推荐，担任了上海各级政协委员、有关人民团体的重要社会职务。海联会还为海外朋友做了大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交口称赞。
20多年过去了，我很高兴地看到海联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团结面越来越广，凝聚力越来越强了。我认为不光统战工作，其实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现在我们党不是提出来要创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吗？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责任编辑 殷之俊
上海有丰富的“侨”资源
我是1985年5月从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调到市委统战部担任部长的，历时将近8年。我刚到统战部工作的时候，仍然面临大量的落实政策的任务。那时，平反“文革”中发生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已经不多了，主要是落实房产的工作，包括不少海外人士的房产。例如当时为从海外来沪的蓝妮女士落实玫瑰别墅的产权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还有在美国加州大学担任校长的田长霖先生，以及在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等等，都有房产落实政策的问题。市委常委会对这些落实房产问题专题讨论了几次，江泽民同志也很关心。通过这些政策的落实，我们团结了一批人，使一些原来对中国共产党有各种看法的人，甚至是持反对意见的人，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对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也使我看到，上海“侨”的资源比较多，海外统战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这里讲几件我印象比较深的事。记得我调到统战部不久，9月份正好遇上纪念荣德生诞辰110周年，荣氏家族100多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上海，后又到无锡进行祭奠。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组织他们参观，把这次活动安排得十分周全。荣毅仁海外的亲戚看到他们在国内受到这样高度的尊重很是欣慰，荣毅仁本人也很高兴。
1987年，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到上海来参观访问。当时芮杏文和江泽民两位领导都正好有重要公务活动脱不开身，于是由胡立教和黄菊同志设晚宴招待邵逸夫。邵逸夫离开上海时，我到机场送行。因为没有见到上海的主要领导，邵逸夫在言语中表露出一些遗憾。我把有关情况向江泽民同志作了汇报，并建议江泽民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再请邵逸夫访问上海。1988年3月，江泽民同志亲自写信邀请邵逸夫访问上海，共商振兴上海大计。邵逸夫接到邀请后非常感动，欣然而至。在会见时，他为上海的开发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如采用土地批租的办法加速浦东开发等等。
1988年，董建华先生的母亲患肺癌，香港医生说3个月后就要生命垂危，董建华非常着急，于是找到上海市委统战部。我们帮他找了上海治疗这方面疾病最好的中医，并为这位医生办理了往来香港的特别通行证。这位医生半个月去一次香港，带好了药，为董建华母亲诊疗。由于上海医生的精心治疗，董母的病情得到缓解和改善，维持了两年多，董建华先生对此很是感激。
1990年后，朱镕基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他提出要邀请香港的广东籍人士来上海参观访问。因为当时来上海的香港朋友大多是上海籍人士，而在香港商界，占重要地位的多为广东籍人士，像李兆基、郑裕彤这些人都是。于是，我通过香港日本劝业角丸证券（亚洲）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毛玉亭先生请恒生银行的董事长利国伟出面，邀请李兆基、郑裕彤等相聚。在宴会上，我正式代表朱镕基市长邀请他们访问上海。李兆基、郑裕彤等人来上海后，朱镕基同志在新锦江大酒店宴请了他们。记得那次宴席上他们还带了翻译，因为不会讲上海话和普通话，又担心上海人比较“精”，怕语言不通做生意会吃亏。那次上海之行，朱镕基同志与他们谈得很好，在上海参观访问后，还到苏州去打高尔夫。此后，他们就频繁往来上海，投资了不少项目。朱镕基同志后来还带队到香港访问，也受到他们非常隆重热情的接待。
总之，这些事情使我对上海的“侨”的资源、“侨”的作用，以及做好海外统战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在胡耀邦提出大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
要求后，上海海联会应运而生
我到统战部不久，中央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胡耀邦同志一个讲话，提到要大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他说海外有几千万华侨，还有港澳同胞、台湾同胞，都是很重要的资源，现在我们改革开放需要利用这些海外的资源，所以必须大力地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我认为，耀邦同志提出不光要开展海外统战，还要大力开展，那么我们就要花大力气去做这项工作。
1993年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1月22日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共度除夕。在交谈时说，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
当时的上海，正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从原来改革开放的后卫逐渐转向前锋。当时的统战工作，也已经明确了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当然也要为改革开放服务。那么怎么去做呢？怎么会想起要成立海外联谊会呢？这里头还有个故事。在1985年的七八月间，董建华的夫人董赵洪娉女士，率领了一个香港妇女代表团到内地旅游，参观丝绸之路。经过上海的时候，我代表市委统战部宴请她们。席间，董夫人跟我说：“你们是统战部（她讲的是广东普通话，把‘统战’说成‘统jian ’），我们对‘统战’的这个‘战’很害怕，能不能不用‘战’啊？”因为她们对我们共产党还不了解。她的话，反映了当时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一部分人的想法。当然，她还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仔细思考了。我想，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是不能丢的，统一战线这个名称也是不能改的。但是在海外，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中，确实有的人对“统战”两个字暂时还不能理解，存在一些疑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外用一个他们更容易能够接受，更有利于我们做统战工作的名称呢？所以我就想怎样才能既不改动“统战”这个名称，又能使海外人士乐意接受。我大胆地设想，能不能建立一个团体，一套班子，挂两块牌子呢？我把这个团体取名为“上海海外联谊会”，这个名称听上去比较柔性，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我想，不但港澳同胞能接受，台湾同胞也能够接受，海外侨胞，当然也会接受。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跟其他的部长们一起商量，大家一致赞成。于是我们就把建立上海海外联谊会的建议报市委，市委很快同意了。我又提出来请江泽民同志做我们的名誉会长，当时江泽民同志是市长，他欣然同意。这样一来，我们信心更足了。就这样，在1985年的12月24日，上海海外联谊会正式对外宣布成立。成立那天，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周谷城、刘靖基、苏步青、李国豪、张承宗、冯德培、刘海粟、董寅初、徐以枋、刘振元等和海内外四百余位朋友济济一堂，还请了著名电影明星王丹凤作主持，场面十分喜庆热闹。
海联会的成立在全国是首创。应邀担任名誉会长的江泽民同志热情撰文对这一新事物予以充分肯定，他还多次参加海联会举办的重要活动。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非常重视统战工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在当时，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对统战工作人们更多地还是习惯于传统思维和方式方法，如果没有江泽民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很难有这样的尝试和突破，即便有，也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上海海外联谊会成立，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各个省市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了海外联谊会。当时只有广东省没有成立，因为他们统战部跟香港方面联系较多，关系很熟，彼此间很了解，但是过了几年也成立了广东海外联谊会。
上海成立海外联谊会后报告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开始的时候不反对，但是也没有明确表态赞成这个事情。过了若干年后，中央统战部在一个工作报告里面肯定了海外联谊会。之后不久，中央统战部成立了中华海外联谊会，成立以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海联会，当时还成立了联谊俱乐部。我们的想法是，联谊要有手段，有载体，有一个具体的平台，使大家能够交流沟通，联络友谊，除了开会以外，大家也能够有个地方，经常有机会聚聚。市委统战部原来在南京西路的办公地点是旧上海的犹太人俱乐部，舞厅是上海少有的弹簧地板。我们因陋就简，添置了一些简单的设备，成立了联谊俱乐部。联谊俱乐部确实起了广交朋友、联络友谊的作用。当时有不少海内外朋友，像周谷城先生、著名画家刘海粟，还有海外著名的桥梁专家林同炎先生等都是喜欢跳舞的。以舞会友，大家关系变得亲密融洽。有一次江泽民同志也来了，与民同乐，气氛非常活跃。
一个轴心 两把扇子
海联会不仅是个名称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它为抓手，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平台，广泛、深入地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我们把统战部比喻为一个轴心，海联会比喻为两把扇子。一把扇子是港澳台海外华侨华人资源。凡是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还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华侨华人，我们利用海联会这个组织来拓宽对外开放、联络的局面，把工作面做大。另一把扇子是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我们做海外统战工作，要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开展文化交流等等，光统战部说了不算，还要依靠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如外经贸委、科委、商委、教委、外办等等很多部门来参与，我们把有关部门的领导都请来当理事、常务理事，把这些资源也吸收到海联会来。有了两把扇子以后，事情就好办了，统战部这个轴心就可以起到组织、沟通、协调、落实作用。
海联会是上海与海外经济合作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平台。海联会成功地引进大批海外投资项目，引进了大量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记得江泽民同志初到上海工作，上任伊始就遇上“七五计划”的项目落实问题，而最大难题是资金缺口大。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引进资金有很多阻力，外国人都要观望，不大会来上海投资。要引进资金，首先要把“三胞”吸引进来，他们终究是中国人，对中国还是有感情，比较容易把他们先请进来，到国内来投资。我们这块工作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经我们介绍，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合资企业，成功地批租了第一块土地，在列入全国首批经济区之一的闵行开发区引进了第一个港资项目。作为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浦东开发开放，也是与海联会团结联络海外华侨华人分不开的。浦东开发开放启动之初，海联会组织上百批次海外考察团考察浦东开发区，成功促成了一批投资项目。
在服务于上海经济建设过程中，海联会尤其注重引进海外先进的发展理念，邀请海内外著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举办各种研讨会，为上海发展提供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在海联会成立的同时，我们曾向市委打了个报告，准备举行一个上海对外友好合作讨论会，主要是介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探索上海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海联会如何与港澳台、海外华人社团扩大合作的渠道和方法。我们请了一些港澳和海外侨胞当中的知名人士，大部分是知名的企业家。江泽民同志亲自出席了研讨会闭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讲到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要怎么样引进外资，他还说我们上海人有些事做得精明不高明，非常坦诚地跟海外的企业家们交流意见。企业家们听了以后也很感动，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信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比如怎样简化审批“三资企业”项目的手续、怎样开发开放房地产市场等等，这些建议在当时非常具有前瞻性。
除了促进上海与海外开展经济合作交流，海联会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早是1988年举办“龙之夏”演唱会，请张学友等香港的四大天王一起来，在虹口开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推动了沪港文化交流。我们还举办过费翔的演唱会。还有也是在1988年，办了全球梅派京剧大会，请全世界的梅派京剧的票友都集中到上海进行交流。当时中央的有关部门也很重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领导宋任穷亲自写了题签，他和习仲勋、汪道涵等领导还担任了顾问。梅葆玖等很多重量级人物都是亲自来参加汇演。这种世界性高水平的大汇演吸引了众多海外票友。在国外华侨当中，有的票友，实际上是很大的企业家，平时请他来他不一定来，但是作为票友，他喜欢京剧，那个时候邀请他来，他就来了。当时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也有台湾的，很多华侨当中很有实力的人都来了。所以经过这样一个活动以后，我们就得出来一个道理：统战就是要广交朋友，交朋友要有一个载体，我们以戏会友，他就很高兴跟你交友，容易融洽感情。还有以画会友，当年我们跟台湾著名画家李奇茂就是以画为媒成为朋友的。我们在上海举办了李奇茂先生的画展，后来就促成上海著名画家谢稚柳、刘旦宅回访台湾，那是两岸隔离几十年以来的大陆画家第一次访问台湾，推动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我们还推动一些上海的文化团体走出去，帮助上海歌舞团、评弹团、越剧团等等到外国和港澳地区去演出，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记得丹麦有一个华侨叫范岁久，人称春卷大王。他是上海沪江大学的校友，在上海海外联谊会联谊俱乐部参加校友会活动，知道上海海外联谊会后，就经常来。有一次看到我们这里有一台戏叫《金舞银饰》，他觉得很好，就邀请他们去国外演出。通过海联会，推动了不少文艺团体到国外去演出。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海联会还是推动上海社会事业发展的积极力量和管道。海联会出面和介绍的海外同胞捐赠的大项目达近百个之多，其中文化教育项目数亿元，体育基金近亿元，慈善基金数千万元。海联会的海外朋友还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捐赠项目遍及图书馆、教学楼、体育场、幼儿园、老人活动中心、中小学校等，设立各类奖学金、奖教金更是不胜枚举。
最后，我再讲讲海联会开展海外联谊工作的情况。海联会不仅同海外的商界朋友加强联系，同海外的教育界、文艺界、文化界等等各界也建立起了联系。我们的海外统战工作，从香港、澳门，扩大到了台湾。原来，台湾的不少人士怕同中共接触，怕被我们“统战”了。有了海联会，他们到大陆来，到上海来，就方便多了。不少从台湾政界退下来的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到上海来。海联会成立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都加强了联系。泰国等东南亚的华人，本来不来的，后来也陆续来了。20多年来，上海海外联谊会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华人社团建立了联系，如法国的上海联谊会、加拿大的上海联谊会、澳大利亚的上海联谊会、美国的苏浙同乡会、中国联谊会、香港的上海总会、苏浙同乡会等等。
作为服务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海外人士之家”，海联会在“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以人为本、以诚相待、热情服务”的宗旨下，团结了大批有影响的海外代表性人士。其中近百人担任了海联会名誉顾问和理事，一批海外朋友经过海联会推荐，担任了上海各级政协委员、有关人民团体的重要社会职务。海联会还为海外朋友做了大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交口称赞。
20多年过去了，我很高兴地看到海联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团结面越来越广，凝聚力越来越强了。我认为不光统战工作，其实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现在我们党不是提出来要创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吗？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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