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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的李炜，声音压得很低，不知是因为当天身体不适，还是由于先前媒体曾总结过的“低调害羞”的性格所致。虽然夹杂着一口美国混合台湾的奇妙腔调，但李炜口齿清晰，思维敏捷，全然不像他一再谦虚地表示抱歉时所说的，“中文水平有限，说出来的话莫名其妙”。这位15岁就离开台湾，远赴美国读书的作家，虽然在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几乎没有再接触过中文，中文水平甚至退化到将“母鸡”说成是“母的公鸡”，但或许骨子里的联系不会因为时间或地点而断裂，中文终究是李炜的母语，说起来也能够很快就运用自如。
类似的联系，还体现在了写作这件事情上。李炜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母亲——已过世的台湾著名女作家曹又方。说不上是来自母亲的遗传，还是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虽然李炜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他的兴趣爱好却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畴，并且最终将各种兴趣爱好化作了“写作”。问起他是否尝试过写作以外的诸如音乐、美术等其他领域的事情，他说，“这些我都有做过啊。我大学时候学过作曲，也弹了大概八年的吉他，早些时候还学过其他乐器；我也正式学过绘画。对于我的兴趣，我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了解，也因为都曾经尝试过，所以我知道自己最擅长的还是写作。”在李炜眼中，写作是能够“仅靠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创作”，而因为自己独来独往的个性，写作应该是最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
与绝大多数作家二代一样，李炜在刚“出道”之时，也是顶着“知名作家曹又方之子”的头衔。但或许任何一位创作者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个体，而不是附庸在其他任何名人身上，相信李炜也不例外，即使所附之人是自己最亲爱的母亲。经过了多年孜孜不倦的写作，李炜以取材新颖、角度独特、通俗流畅的七部作品，逐渐被越来越多人知道，也将自己的名字以越来越独立的状态呈现。
所以在多数读者看来，现在的李炜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是另一位知名作家的儿子。
坚持自己的路
拥有一位作家母亲，李炜的写作不可避免会受到其影响。自从事写作以来，母亲曹又方给予了他极大的鼓励，而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更大收获，则是“知道了自己不该做什么”——“我母亲的那个时代写纯文学，其实蛮难的，因为读者圈很少。我母亲为了谋生，也为了养我，供我念很贵的私立大学，不得不放弃文学，改头换面，变成了畅销作家，后来就再也没能回到纯文学的创作中去。其实她后来非常后悔，一直到她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才重新开始写文学，但是已经太晚了。”李炜目睹了母亲迫于生计放弃文学后的煎熬，从而也更有勇气，坚决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李炜的新书《嫉俗》中的一篇文章，写到布勒东的一句总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艺术家和作家最珍贵的财富就是独立。一旦失去它，就无可弥补了。”这也是李炜非常赞同和喜欢的一句话，“我确实认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作家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不会为了追求时尚，迎合大众的品味，而背叛自己、出卖自己。也就是说，他不会为了赚钱，或是赢得大家注目，而故意说某一句话，出某一本书，或是拍某一部电影。”
李炜也想成为这样一个“独立”的创作者，因此即使深知自己的作品可能有点曲高和寡，但他还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虽然我的文字、写法都不算很难懂，也不是学术派的写法，可还是很少人知道我是谁，或是读过我的书。可是我觉得不需要去担心自己作品的理想对象、读者有多少个，哪怕只有一个两个也就够了，只要相信自己，就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写下去。”于是，李炜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书中书》《碎心曲》《4444》《反调》《嫉俗》等多部虽然不一定畅销，但读过者一定会大呼过瘾的作品。“我本来就比较排斥畅销作品，因为多数畅销作品都去掉了一个人的特点，变成了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类似自来水一样的东西。可是生活有时候需要不一样的味道。”
特立独行，不喜重复
台湾的余光中说李炜是“一位才学出众的书痴”，美国的夏志清也曾被其“读书之广博通达所惊奇”。读过李炜的文章，更能对这两位文坛前辈的反应感同身受。翻开任何一本李炜作品，在惊讶于其所涉内容之广、人物之多、资料之繁的同时，更让人赞叹的是西方文学、哲学、音乐、美术等各类名人轶事，在李炜笔下都如数家珍般的信手拈来。知识渊博之人很多，但能将如此繁杂的知识化作如此平易近人的语言之人却极少，李炜便是一个。能有如此“功力”，或许在于“随性”二字。
“我发现如果一开始准备大量资料，到头来也不可能把所有资料都写进去，不管那本书有多厚。所以我就选择我了解的，我觉得自己能够写好的，当然最重要的，还包括我觉得别人也会感兴趣的内容。”李炜大学毕业后没有继续在研究院专门研究某一学科，此外工作时间也比较灵活，能够自主分配，因此就拥有大量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研究自己想研究的东西，“我并不想成为某一个学科的专家，所以我不属于学术派，不像学者那样写得很详细，而是比较随性。”
除了所涉资料的广博之外，李炜的文章在结构编排上也颇具创意，有的是按照电影剧本或话剧的格式呈现，有的是以阿拉伯数字的顺序排列，有的文章编排则像是论文的一个个论点/分论点，可谓五花八门。采用各式各样的文章格式，并不只是李炜心血来潮的写作尝试，而是为了更突出地体现所写人物的性格，“比如我写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我就按照他拍电影的方式来写他，用到的场景也是模仿他电影里的场景；我写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是用他的一本哲学著作的方式来写，所以会有阿拉伯数字，因为他就是那样写作的。”
通常的人物传记，不外乎是依照时间顺序，介绍此人的出生、童年、学生时代、成年后的成就等等，但就是因为多数人都这么写，所以李炜觉得这样的写法“蛮枯燥的”，“而且我不是就一个人写一本500页的书，而只是写一篇散文，所以我希望挑选最精彩的部分。而一个人最精彩的经历往往都不是在他念书的时候，所以我需要跳过那些阶段，既然如此，我就更无需被时间顺序局限住。”跳脱出了时间的束缚，李炜写起人物来就更加挥洒自如，比如《反调》里的一篇《死胡同里的冷幽默家》，讲的是法国作曲家萨提，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从萨提的死亡写起，以萨提的出生为结束，“我觉得这样的写法蛮适合这位法国作曲家的，因为他很叛逆，或许他也会赞同我这样写他。” 写别人的时候别出心裁，写自己的母亲，李炜更是煞费苦心。《4444》，这一本以母亲曹又方为主角的人物传记，由120篇短文组成，其中除了写母亲之外，还提到了艺文界的200多位人物，所以这是一本传记，也是一部世界文学艺术史，母子的感情与各种故事交错在一起，造就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传记书写。选择如此特别的写作方式，是因为李炜觉得母亲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向世人呈现了各种不同的方面，她写出来的东西也各不一样，我这么写也是为了反映这一点。”
所以，李炜的每一本书，读起来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结构上，每一部作品甚至每一篇文章的结构、内容都不太一样，我不想重复讲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我觉得那样还挺无聊的。”
创作是为了与他人分享
我们常会听到某个作家或艺术家说，创作是很私人的事情，写作、画画或作曲只是为了自己，李炜却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根本就不必出版，不需要找人演奏，不需要办展览了，是不是？只要自己在家里创作就好了嘛。我觉得创作还是需要观众的，不管有几个。”所以李炜的写作，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或文采，而是“希望通过我的书写，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一个人，让读者能够欣赏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或事。所以我更多是希望和读者分享。”
为了真正达到与读者分享的目的，李炜的几本作品，像是《嫉俗》《反调》的末尾都有附录，详细列出书中内容相关的进一步的参考资料。“我希望大家不要我说什么就相信什么，而是可以根据那些参考资料进一步考证一下，比如读读那些作家的作品，看一些导演的电影，或是听听他们的音乐，自己尝试去解读这些创作者的思想。”
虽然文章的主角多是西方文化界的顶尖人物，但李炜的文字读起来全然没有艰深刻板的意味，也没有丝毫“掉书袋”的嫌疑，反而给人一种轻松风趣的阅读感受，好似传奇故事般的让人欲罢不能。李炜认为，对于写作来讲，把一件事情写得非常高深莫测并不难，相反，最难的是把一件很难理解的事写得非常简单，让大家都能够看懂，“其实包括很深奥的哲学、很难听懂的音乐，都有很丰富的内涵，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如果能把它们以平易近人的文字讲给大家听，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
突破语言的界限
除了知识面之广令人赞叹不已之外，精通八国语言也是李炜引人注目的一个标签。之所以会学习这么多种外语，也跟他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关。
李炜在阅读中常常会对某一位作家/艺术家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时候我就会想特别去了解他，可是最后我发现语言永远是我了解他的一个障碍，除非我跟他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李炜相信，语言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因为人的想法到头来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比如同样一篇文章，法国人、德国人、古希腊人或是俄国人来写，他们的方式都会不同。为什么？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各不相同，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人的语言会让他的思想，让他形容一件事情的方式，跟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人大不相同。”语言的重要性在文学作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虽然很多文学作品翻译得很好，但毕竟跟原作还是有区别，有时往往区别非常大。”这也是李炜坚持参与自己作品的中文翻译的原因，“我想把自己原来的感受、想法，在中文中也能确切地表达出来。”
在李炜看来，除了文学作品之外，甚而绘画、音乐，其基础依然是语言。“像我最近刚写完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十五世纪的一位荷兰画家，他的很多画表达的是当时荷兰语中的成语。但因为荷兰语不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所以后来研究他的画的人，都没看懂他在画什么，对他的解读完全就是错误的。”如果研究这位画家的人懂得荷兰语，或许早就能看懂他的画，就能在研究上少走很多弯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李炜要去学习各种语言的原因。不过学习外语是一件费神费时间的事，为了写作李炜还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所以他不会因为对一两个人物感兴趣就去学习那门语言，而是有所取舍，“首先会去学足够多的一流作家、艺术家所讲的那种语言，如果使用那门语言的作家太少，那我暂时还不会去学，因为相较之下我的收获不算太大。”目前他正在学习俄语，“因为俄国一流的作家、艺术家实在是太多了。”
在写作中，李炜也不希望语言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虽然作品多数是面向华文读者出版，但他依然坚持用英文写作，“我也可以用中文写作，但这样真的很吃力，相反用英文对我来说很顺畅，我不用担心是否会有语法上的错误，所以可以花更多心思把句子写得优美，写得平易近人，写得更加有文学意味。可是如果用中文写的话，我目前还没办法达到同样的境界。”英文作品完成之后，再请人翻译成中文，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李炜也会参与修改，“大概30%到50%是我自己翻译的中文文字，每个不懂的字或词我都会查字典，如果翻译错了，或是不太贴近我原先的意思，我就会想办法把它改成我想要的那个意思。”正因为如此，李炜的每本书，不管译者是谁，读起来都比较像是作者本人在说话，“要不然可能每本书都会变成译者自己的文笔了”。
现在李炜定居在国内，是一名自由作家。与原先的上班族生活不同，自由作家意味着所有的时间都能够由自己来支配，但李炜觉得压力比上班时更大。关于时间，李炜有一套有点戏谑却不无道理的理论，“在公司里你给别人打工，那工作的过程中浪费掉的时间就是老板的时间；但当你在给自己做事的时候，浪费的时间全都是你自己的时间，这么一来时间就变得更宝贵了。”
李炜说自己以前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不时会溜掉一个下午，去书店逛逛，去街上走走，甚是惬意，可自从当了自由作家之后，就不愿意这样做了，“因为每天都是我自己的时间，不敢去浪费，反而会给自己一定的限制。应该一年就写完的东西，不要离谱地花五年去写；一个应该用十万字就写完的话题或书，不要让它变成五十万字。”李炜不想成为那种一辈子只有一部作品的人，所以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每一点时间，花在创作或是与创作相关的事情上，“因为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所以我舍不得花在我没有兴趣的方面。比如现实生活中，哪家超市的东西比较便宜，或是怎么投资，怎么算税，这些我都没有时间去了解。我更注重的是自己心灵、思想上的生活。”
类似的联系，还体现在了写作这件事情上。李炜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母亲——已过世的台湾著名女作家曹又方。说不上是来自母亲的遗传，还是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虽然李炜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他的兴趣爱好却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畴，并且最终将各种兴趣爱好化作了“写作”。问起他是否尝试过写作以外的诸如音乐、美术等其他领域的事情，他说，“这些我都有做过啊。我大学时候学过作曲，也弹了大概八年的吉他，早些时候还学过其他乐器；我也正式学过绘画。对于我的兴趣，我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了解，也因为都曾经尝试过，所以我知道自己最擅长的还是写作。”在李炜眼中，写作是能够“仅靠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创作”，而因为自己独来独往的个性，写作应该是最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
与绝大多数作家二代一样，李炜在刚“出道”之时，也是顶着“知名作家曹又方之子”的头衔。但或许任何一位创作者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个体，而不是附庸在其他任何名人身上，相信李炜也不例外，即使所附之人是自己最亲爱的母亲。经过了多年孜孜不倦的写作，李炜以取材新颖、角度独特、通俗流畅的七部作品，逐渐被越来越多人知道，也将自己的名字以越来越独立的状态呈现。
所以在多数读者看来，现在的李炜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是另一位知名作家的儿子。
坚持自己的路
拥有一位作家母亲，李炜的写作不可避免会受到其影响。自从事写作以来，母亲曹又方给予了他极大的鼓励，而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更大收获，则是“知道了自己不该做什么”——“我母亲的那个时代写纯文学，其实蛮难的，因为读者圈很少。我母亲为了谋生，也为了养我，供我念很贵的私立大学，不得不放弃文学，改头换面，变成了畅销作家，后来就再也没能回到纯文学的创作中去。其实她后来非常后悔，一直到她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才重新开始写文学，但是已经太晚了。”李炜目睹了母亲迫于生计放弃文学后的煎熬，从而也更有勇气，坚决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李炜的新书《嫉俗》中的一篇文章，写到布勒东的一句总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艺术家和作家最珍贵的财富就是独立。一旦失去它，就无可弥补了。”这也是李炜非常赞同和喜欢的一句话，“我确实认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作家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不会为了追求时尚，迎合大众的品味，而背叛自己、出卖自己。也就是说，他不会为了赚钱，或是赢得大家注目，而故意说某一句话，出某一本书，或是拍某一部电影。”
李炜也想成为这样一个“独立”的创作者，因此即使深知自己的作品可能有点曲高和寡，但他还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虽然我的文字、写法都不算很难懂，也不是学术派的写法，可还是很少人知道我是谁，或是读过我的书。可是我觉得不需要去担心自己作品的理想对象、读者有多少个，哪怕只有一个两个也就够了，只要相信自己，就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写下去。”于是，李炜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书中书》《碎心曲》《4444》《反调》《嫉俗》等多部虽然不一定畅销，但读过者一定会大呼过瘾的作品。“我本来就比较排斥畅销作品，因为多数畅销作品都去掉了一个人的特点，变成了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类似自来水一样的东西。可是生活有时候需要不一样的味道。”
特立独行，不喜重复
台湾的余光中说李炜是“一位才学出众的书痴”，美国的夏志清也曾被其“读书之广博通达所惊奇”。读过李炜的文章，更能对这两位文坛前辈的反应感同身受。翻开任何一本李炜作品，在惊讶于其所涉内容之广、人物之多、资料之繁的同时，更让人赞叹的是西方文学、哲学、音乐、美术等各类名人轶事，在李炜笔下都如数家珍般的信手拈来。知识渊博之人很多，但能将如此繁杂的知识化作如此平易近人的语言之人却极少，李炜便是一个。能有如此“功力”，或许在于“随性”二字。
“我发现如果一开始准备大量资料，到头来也不可能把所有资料都写进去，不管那本书有多厚。所以我就选择我了解的，我觉得自己能够写好的，当然最重要的，还包括我觉得别人也会感兴趣的内容。”李炜大学毕业后没有继续在研究院专门研究某一学科，此外工作时间也比较灵活，能够自主分配，因此就拥有大量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研究自己想研究的东西，“我并不想成为某一个学科的专家，所以我不属于学术派，不像学者那样写得很详细，而是比较随性。”
除了所涉资料的广博之外，李炜的文章在结构编排上也颇具创意，有的是按照电影剧本或话剧的格式呈现，有的是以阿拉伯数字的顺序排列，有的文章编排则像是论文的一个个论点/分论点，可谓五花八门。采用各式各样的文章格式，并不只是李炜心血来潮的写作尝试，而是为了更突出地体现所写人物的性格，“比如我写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我就按照他拍电影的方式来写他，用到的场景也是模仿他电影里的场景；我写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是用他的一本哲学著作的方式来写，所以会有阿拉伯数字，因为他就是那样写作的。”
通常的人物传记，不外乎是依照时间顺序，介绍此人的出生、童年、学生时代、成年后的成就等等，但就是因为多数人都这么写，所以李炜觉得这样的写法“蛮枯燥的”，“而且我不是就一个人写一本500页的书，而只是写一篇散文，所以我希望挑选最精彩的部分。而一个人最精彩的经历往往都不是在他念书的时候，所以我需要跳过那些阶段，既然如此，我就更无需被时间顺序局限住。”跳脱出了时间的束缚，李炜写起人物来就更加挥洒自如，比如《反调》里的一篇《死胡同里的冷幽默家》，讲的是法国作曲家萨提，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从萨提的死亡写起，以萨提的出生为结束，“我觉得这样的写法蛮适合这位法国作曲家的，因为他很叛逆，或许他也会赞同我这样写他。” 写别人的时候别出心裁，写自己的母亲，李炜更是煞费苦心。《4444》，这一本以母亲曹又方为主角的人物传记，由120篇短文组成，其中除了写母亲之外，还提到了艺文界的200多位人物，所以这是一本传记，也是一部世界文学艺术史，母子的感情与各种故事交错在一起，造就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传记书写。选择如此特别的写作方式，是因为李炜觉得母亲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向世人呈现了各种不同的方面，她写出来的东西也各不一样，我这么写也是为了反映这一点。”
所以，李炜的每一本书，读起来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结构上，每一部作品甚至每一篇文章的结构、内容都不太一样，我不想重复讲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我觉得那样还挺无聊的。”
创作是为了与他人分享
我们常会听到某个作家或艺术家说，创作是很私人的事情，写作、画画或作曲只是为了自己，李炜却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根本就不必出版，不需要找人演奏，不需要办展览了，是不是？只要自己在家里创作就好了嘛。我觉得创作还是需要观众的，不管有几个。”所以李炜的写作，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或文采，而是“希望通过我的书写，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一个人，让读者能够欣赏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或事。所以我更多是希望和读者分享。”
为了真正达到与读者分享的目的，李炜的几本作品，像是《嫉俗》《反调》的末尾都有附录，详细列出书中内容相关的进一步的参考资料。“我希望大家不要我说什么就相信什么，而是可以根据那些参考资料进一步考证一下，比如读读那些作家的作品，看一些导演的电影，或是听听他们的音乐，自己尝试去解读这些创作者的思想。”
虽然文章的主角多是西方文化界的顶尖人物，但李炜的文字读起来全然没有艰深刻板的意味，也没有丝毫“掉书袋”的嫌疑，反而给人一种轻松风趣的阅读感受，好似传奇故事般的让人欲罢不能。李炜认为，对于写作来讲，把一件事情写得非常高深莫测并不难，相反，最难的是把一件很难理解的事写得非常简单，让大家都能够看懂，“其实包括很深奥的哲学、很难听懂的音乐，都有很丰富的内涵，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如果能把它们以平易近人的文字讲给大家听，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
突破语言的界限
除了知识面之广令人赞叹不已之外，精通八国语言也是李炜引人注目的一个标签。之所以会学习这么多种外语，也跟他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关。
李炜在阅读中常常会对某一位作家/艺术家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时候我就会想特别去了解他，可是最后我发现语言永远是我了解他的一个障碍，除非我跟他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李炜相信，语言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因为人的想法到头来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比如同样一篇文章，法国人、德国人、古希腊人或是俄国人来写，他们的方式都会不同。为什么？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各不相同，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人的语言会让他的思想，让他形容一件事情的方式，跟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人大不相同。”语言的重要性在文学作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虽然很多文学作品翻译得很好，但毕竟跟原作还是有区别，有时往往区别非常大。”这也是李炜坚持参与自己作品的中文翻译的原因，“我想把自己原来的感受、想法，在中文中也能确切地表达出来。”
在李炜看来，除了文学作品之外，甚而绘画、音乐，其基础依然是语言。“像我最近刚写完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十五世纪的一位荷兰画家，他的很多画表达的是当时荷兰语中的成语。但因为荷兰语不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所以后来研究他的画的人，都没看懂他在画什么，对他的解读完全就是错误的。”如果研究这位画家的人懂得荷兰语，或许早就能看懂他的画，就能在研究上少走很多弯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李炜要去学习各种语言的原因。不过学习外语是一件费神费时间的事，为了写作李炜还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所以他不会因为对一两个人物感兴趣就去学习那门语言，而是有所取舍，“首先会去学足够多的一流作家、艺术家所讲的那种语言，如果使用那门语言的作家太少，那我暂时还不会去学，因为相较之下我的收获不算太大。”目前他正在学习俄语，“因为俄国一流的作家、艺术家实在是太多了。”
在写作中，李炜也不希望语言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虽然作品多数是面向华文读者出版，但他依然坚持用英文写作，“我也可以用中文写作，但这样真的很吃力，相反用英文对我来说很顺畅，我不用担心是否会有语法上的错误，所以可以花更多心思把句子写得优美，写得平易近人，写得更加有文学意味。可是如果用中文写的话，我目前还没办法达到同样的境界。”英文作品完成之后，再请人翻译成中文，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李炜也会参与修改，“大概30%到50%是我自己翻译的中文文字，每个不懂的字或词我都会查字典，如果翻译错了，或是不太贴近我原先的意思，我就会想办法把它改成我想要的那个意思。”正因为如此，李炜的每本书，不管译者是谁，读起来都比较像是作者本人在说话，“要不然可能每本书都会变成译者自己的文笔了”。
现在李炜定居在国内，是一名自由作家。与原先的上班族生活不同，自由作家意味着所有的时间都能够由自己来支配，但李炜觉得压力比上班时更大。关于时间，李炜有一套有点戏谑却不无道理的理论，“在公司里你给别人打工，那工作的过程中浪费掉的时间就是老板的时间；但当你在给自己做事的时候，浪费的时间全都是你自己的时间，这么一来时间就变得更宝贵了。”
李炜说自己以前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不时会溜掉一个下午，去书店逛逛，去街上走走，甚是惬意，可自从当了自由作家之后，就不愿意这样做了，“因为每天都是我自己的时间，不敢去浪费，反而会给自己一定的限制。应该一年就写完的东西，不要离谱地花五年去写；一个应该用十万字就写完的话题或书，不要让它变成五十万字。”李炜不想成为那种一辈子只有一部作品的人，所以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每一点时间，花在创作或是与创作相关的事情上，“因为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所以我舍不得花在我没有兴趣的方面。比如现实生活中，哪家超市的东西比较便宜，或是怎么投资，怎么算税，这些我都没有时间去了解。我更注重的是自己心灵、思想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