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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燕萍（1990-），女，汉族，福建泉州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摘要：基于国民经济分类标准三位码水平，测量我国29个省市2003-2012年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提升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金融效率相反，区域间差异较大。研发资本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影响较大，人力资本、资本劳动比、自然资源、加工贸易和基础设施也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关键词：出口复杂度；高技术产业；金融发展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凭借着资源比较优势和强大的劳动力基础在贸易规模上取得飞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也逐渐上升，从2000年的3396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49285亿元，增长了13.5倍，这对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结构产生积极影响。为了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变，我国必须实现从基于廉价劳动力和資源比较优势的以低价竞争为主的出口，向以自主创新和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变，因而一国的出口复杂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近几年来，金融发展和出口复杂度的交叉领域成为研究热点。目前有不少文献表明，一国的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内资本禀赋，影响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优化贸易结构和提升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对我国实现外贸结构优化有重大意义。
一、文献综述
Hausman和Rodrik（2005）认为产品的出口复杂度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优劣性和产品技术含量的综合表现。随着中国的出口结构和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围绕着中国出口复杂度展开以下研究：首先，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是否存在“异常性”。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出口复杂度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出口复杂度实际上是由大量的加工贸易推动的；其次，出口复杂度的演进因素。如祝树金等（2010）认为一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带动其口技术含量水平的变迁。李坤望和王有鑫（2013）解释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微观机制，认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中FDI流入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其他影响因素包括：R&D强度、加工贸易和进口贸易（Jarreau&Poncet，2012）、基础设施（王永进，2010）等。齐俊妍等（2011）首次从逆向选择角度出发，提出金融发展能解决研发生产产生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使得高复杂度产品拥有比较优势，出口复杂度得到提升。顾国达等（2013）基于内生产品种类扩张五部门模型，研究金融发展的资金筹措功能、信息不对称下下的激励功能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郭亦玮等（2013）对2002-2008年31个省市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市场化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对西部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受的影响最小。
总体来看，学者们对于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在以下方面还有待深入：首先，较少基于某个具体的产业对中国省际的出口复杂度进行研究分析；其次，目前学者主要从金融发展规模角度出发，忽略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影响，无法体现我国的实际现状。
二、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测量
本文基于Rodrik和Hausman（2005）所提出的指标来测度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首先，计算每种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水平指数PRODYn。本文以k表示k省，以n代表第n种产品，Yk表示k省人均GDP。因此，k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Xk=∑kXkn，产品n出口复杂度水平为
PRODYn=∑xkn/Xk∑k（xkn/Xk）Yk
权数分子为k省产品n的出口额占该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母为出口商品n的所有省份的出口额占所有省的出口总额的比重；接着，计算k省的总体出口复杂度EXTSk。以k省出口第n种商品的出口额与其总出口的比值作为权重，则k省的出口复杂度为
EXTSk=∑xknXk）PRODYk
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某个具体产业的出口复杂度，因此借鉴郭亦玮（2013）的做法，将计算EXTSk权重中的总出口额换成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出口额。
基于此，本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航空航天器、电子及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等五个子行业。在计算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时，首先，根据分类目录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三位码进行对照归类，分别归结到高技术产业五个子行业；其次，计算每一行业产品的国家层面出口复杂度；最后，根据每一细分行业来计算各省市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三位码行业出口额来源于国研网工业经济统计数据库，各省人均GDP来自2013年各省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基于出口复杂度演进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inExtsit=β0+β1Finit+β2inCVit+λi+γt+εit
用i和t表示省份和年份，inExtsit表示i省在t年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Finit表示金融发展变量，inCVit表示加入的控制变量。λi和γt表示地区效应和年度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和数据处理
根据已有的文献，本文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规模得到扩张，金融部门的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和扩充，金融中介效率不断得到提高的动态过程。本文选取六个变量：银行发展规模FIN1，即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GDP比值；中长期贷占总贷款的比例FIN2；融资结构FIN3，用地区股票筹资额/贷款总额表示。预期地区直接融资比例越高，市场能为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和发展提供更多的风险资金融资；股票市场规模FIN4，即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股票交易总额与GDP比值FIN5，衡量股票市场活跃程度；储蓄投资转化率、私企信贷占比、资本配置效率三者乘积表示金融中介运行效率。其中，FIN1、FIN4和FIN5为规模指标，FIN2和FIN3表示结构指标，FIN6为效率指标。 控制变量。人力资本Human用地区高技术产业R&D研发人员全时量来表示；研发能力RD用各地区高技术产业R&D资本存量表示。借鉴刘焕鹏和严太华（2014）的方法，对研发资本存量进行测算；人均物质资本Cap用各省物质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比表示。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物质资本，借鉴张军等人（2005）的研究，基期物质资本存量以2000年为基期，折旧率5%，固定资产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外商投资技术溢出FDI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示；加工贸易出口JG和进口贸易IMP分别用加工贸易出口额与GDP比、进口额与GDP比表示；基础设施Infra的测算用地区的铁路营业里程的4.27倍、内河航运里程的1.06倍、公路里程三者总和除以地区土地面积表示；地区要素禀赋land以地区陆地面积与年末人口数比表示。
本文选取2003-2012年度全国29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新疆）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发展相关数据。金融发展六个变量由2003-2013《金融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计算而得；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数据来自2003-2013《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FDI、加工贸易出口额和进口贸易的原始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人均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和地区要素禀赋的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为减小实证过程的异方差，对除金融发展外的各变量取对数引入模型，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下。
从表1来看，省际间的金融发展指标差距角度，如银行发展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以及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省际间金融发展不平衡现状。
（三）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并用F统计量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考虑残差自相关和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结合white-period方法校正误差。由于篇幅有限，此部分结果省略。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金融发展的六个变量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显著，但不同变量差异较大。首先，信贷规模和结构、股市规模和活力、融资结构产生积极影响，金融效率存在显著负影响；其次，金融发展指标在加入相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是稳健的，反应模型构建的稳健性；最后，控制变量中，研发资本和FDI技术溢出对全国层面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最大。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加工贸易出口、进口贸易、基础设施发展均对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有正向驱动作用，而以人均陆地面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负。
为了对比三个区域金融发展影响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将回归结果中的金融变量总结如表3。结果表明：第一，银行业的信贷对三大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为正，但是在东部不显著。说明我国中西部高技术产业以直接融资为主，而股票市场的融资对东部影响更大；第二，中长期贷款占信贷比率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为正，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受的影响最大；第三，东部和中部融资结构回归系数为0.04和0.01，而西部系数为-0.003。高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收益的特性，更能享受我国的资本市场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带来的福利；第四，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复杂度影响为负，其中以西部的影响最大，中部次之，东部影响较小。虽然只有西部地区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也反映出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较低。
四、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29个省市2003-2012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进行测算，从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和结构角度出发，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建议如下：第一，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支持体系，重视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和风险分散机制，为高技术产业融资提供更多便利；第二，完善金融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金融服务的质量。比如发挥证券市场、保险和信托行业等自身优势，强化它们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和服务；第三，加强有区别的金融发展政策，重视中部和西部的金融发展；第四，继续加大高技术产业中人才队伍的建设和R&D研发强度的作用发挥；第五，要重视外商投资的引资质量，强化高新技術园区的建设。（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5，12（1）：1-25.
[2]祝树金，戢璇，傅晓岚.出口品技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0，04：28-46.
[3]李坤望，王有鑫.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J].界经济研究，2013，05：60-66+89.
[4]Joachim Jarreau，SandraPoncet.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972：.
[5]顾国达，方园，方晨靓.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109-117.
[6]郭亦玮，郭晶，王磊.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11：151-160.
[7]王永进，盛丹，施炳展，李坤望.基础设施如何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J].经济研究，2010，07：103-115.
[8]齐俊妍，王永进，施炳展，盛丹.金融发展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世界经济，2011，07：91-118.
[9]刘焕鹏，严太华.我国高技术产业R&D能力、技术引进与创新绩效——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08：42-49.
摘要：基于国民经济分类标准三位码水平，测量我国29个省市2003-2012年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提升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金融效率相反，区域间差异较大。研发资本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影响较大，人力资本、资本劳动比、自然资源、加工贸易和基础设施也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关键词：出口复杂度；高技术产业；金融发展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凭借着资源比较优势和强大的劳动力基础在贸易规模上取得飞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也逐渐上升，从2000年的3396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49285亿元，增长了13.5倍，这对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结构产生积极影响。为了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变，我国必须实现从基于廉价劳动力和資源比较优势的以低价竞争为主的出口，向以自主创新和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变，因而一国的出口复杂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近几年来，金融发展和出口复杂度的交叉领域成为研究热点。目前有不少文献表明，一国的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内资本禀赋，影响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优化贸易结构和提升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对我国实现外贸结构优化有重大意义。
一、文献综述
Hausman和Rodrik（2005）认为产品的出口复杂度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优劣性和产品技术含量的综合表现。随着中国的出口结构和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围绕着中国出口复杂度展开以下研究：首先，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是否存在“异常性”。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出口复杂度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出口复杂度实际上是由大量的加工贸易推动的；其次，出口复杂度的演进因素。如祝树金等（2010）认为一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带动其口技术含量水平的变迁。李坤望和王有鑫（2013）解释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微观机制，认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中FDI流入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其他影响因素包括：R&D强度、加工贸易和进口贸易（Jarreau&Poncet，2012）、基础设施（王永进，2010）等。齐俊妍等（2011）首次从逆向选择角度出发，提出金融发展能解决研发生产产生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使得高复杂度产品拥有比较优势，出口复杂度得到提升。顾国达等（2013）基于内生产品种类扩张五部门模型，研究金融发展的资金筹措功能、信息不对称下下的激励功能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郭亦玮等（2013）对2002-2008年31个省市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市场化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对西部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受的影响最小。
总体来看，学者们对于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在以下方面还有待深入：首先，较少基于某个具体的产业对中国省际的出口复杂度进行研究分析；其次，目前学者主要从金融发展规模角度出发，忽略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影响，无法体现我国的实际现状。
二、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测量
本文基于Rodrik和Hausman（2005）所提出的指标来测度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首先，计算每种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水平指数PRODYn。本文以k表示k省，以n代表第n种产品，Yk表示k省人均GDP。因此，k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Xk=∑kXkn，产品n出口复杂度水平为
PRODYn=∑xkn/Xk∑k（xkn/Xk）Yk
权数分子为k省产品n的出口额占该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母为出口商品n的所有省份的出口额占所有省的出口总额的比重；接着，计算k省的总体出口复杂度EXTSk。以k省出口第n种商品的出口额与其总出口的比值作为权重，则k省的出口复杂度为
EXTSk=∑xknXk）PRODYk
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某个具体产业的出口复杂度，因此借鉴郭亦玮（2013）的做法，将计算EXTSk权重中的总出口额换成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出口额。
基于此，本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航空航天器、电子及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等五个子行业。在计算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时，首先，根据分类目录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三位码进行对照归类，分别归结到高技术产业五个子行业；其次，计算每一行业产品的国家层面出口复杂度；最后，根据每一细分行业来计算各省市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三位码行业出口额来源于国研网工业经济统计数据库，各省人均GDP来自2013年各省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基于出口复杂度演进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inExtsit=β0+β1Finit+β2inCVit+λi+γt+εit
用i和t表示省份和年份，inExtsit表示i省在t年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Finit表示金融发展变量，inCVit表示加入的控制变量。λi和γt表示地区效应和年度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和数据处理
根据已有的文献，本文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规模得到扩张，金融部门的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和扩充，金融中介效率不断得到提高的动态过程。本文选取六个变量：银行发展规模FIN1，即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GDP比值；中长期贷占总贷款的比例FIN2；融资结构FIN3，用地区股票筹资额/贷款总额表示。预期地区直接融资比例越高，市场能为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和发展提供更多的风险资金融资；股票市场规模FIN4，即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股票交易总额与GDP比值FIN5，衡量股票市场活跃程度；储蓄投资转化率、私企信贷占比、资本配置效率三者乘积表示金融中介运行效率。其中，FIN1、FIN4和FIN5为规模指标，FIN2和FIN3表示结构指标，FIN6为效率指标。 控制变量。人力资本Human用地区高技术产业R&D研发人员全时量来表示；研发能力RD用各地区高技术产业R&D资本存量表示。借鉴刘焕鹏和严太华（2014）的方法，对研发资本存量进行测算；人均物质资本Cap用各省物质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比表示。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物质资本，借鉴张军等人（2005）的研究，基期物质资本存量以2000年为基期，折旧率5%，固定资产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外商投资技术溢出FDI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示；加工贸易出口JG和进口贸易IMP分别用加工贸易出口额与GDP比、进口额与GDP比表示；基础设施Infra的测算用地区的铁路营业里程的4.27倍、内河航运里程的1.06倍、公路里程三者总和除以地区土地面积表示；地区要素禀赋land以地区陆地面积与年末人口数比表示。
本文选取2003-2012年度全国29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新疆）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发展相关数据。金融发展六个变量由2003-2013《金融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计算而得；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数据来自2003-2013《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FDI、加工贸易出口额和进口贸易的原始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人均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和地区要素禀赋的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为减小实证过程的异方差，对除金融发展外的各变量取对数引入模型，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下。
从表1来看，省际间的金融发展指标差距角度，如银行发展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以及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省际间金融发展不平衡现状。
（三）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并用F统计量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考虑残差自相关和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结合white-period方法校正误差。由于篇幅有限，此部分结果省略。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金融发展的六个变量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显著，但不同变量差异较大。首先，信贷规模和结构、股市规模和活力、融资结构产生积极影响，金融效率存在显著负影响；其次，金融发展指标在加入相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是稳健的，反应模型构建的稳健性；最后，控制变量中，研发资本和FDI技术溢出对全国层面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最大。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加工贸易出口、进口贸易、基础设施发展均对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有正向驱动作用，而以人均陆地面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负。
为了对比三个区域金融发展影响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将回归结果中的金融变量总结如表3。结果表明：第一，银行业的信贷对三大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为正，但是在东部不显著。说明我国中西部高技术产业以直接融资为主，而股票市场的融资对东部影响更大；第二，中长期贷款占信贷比率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为正，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受的影响最大；第三，东部和中部融资结构回归系数为0.04和0.01，而西部系数为-0.003。高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收益的特性，更能享受我国的资本市场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带来的福利；第四，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复杂度影响为负，其中以西部的影响最大，中部次之，东部影响较小。虽然只有西部地区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也反映出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较低。
四、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29个省市2003-2012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进行测算，从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和结构角度出发，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建议如下：第一，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支持体系，重视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和风险分散机制，为高技术产业融资提供更多便利；第二，完善金融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金融服务的质量。比如发挥证券市场、保险和信托行业等自身优势，强化它们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和服务；第三，加强有区别的金融发展政策，重视中部和西部的金融发展；第四，继续加大高技术产业中人才队伍的建设和R&D研发强度的作用发挥；第五，要重视外商投资的引资质量，强化高新技術园区的建设。（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5，12（1）：1-25.
[2]祝树金，戢璇，傅晓岚.出口品技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0，04：28-46.
[3]李坤望，王有鑫.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J].界经济研究，2013，05：60-66+89.
[4]Joachim Jarreau，SandraPoncet.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972：.
[5]顾国达，方园，方晨靓.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109-117.
[6]郭亦玮，郭晶，王磊.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11：151-160.
[7]王永进，盛丹，施炳展，李坤望.基础设施如何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J].经济研究，2010，07：103-115.
[8]齐俊妍，王永进，施炳展，盛丹.金融发展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世界经济，2011，07：91-118.
[9]刘焕鹏，严太华.我国高技术产业R&D能力、技术引进与创新绩效——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08：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