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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学良，蒋介石，对日策略，对抗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3－0064－05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计划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事变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关东军于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国当局的“不抵抗”命令和政策随即刊登在各大报刊杂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及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张学良因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那么，究竟谁应该为“不抵抗”命令责任呢？
一、谁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张学良重获自由前，到底是谁下达了“不抵抗”命令，真相一直扑朔迷离。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这种说法的证据很多，其中最为传神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1] （p.46）仿佛他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他的身份也让人更加相信张学良是为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受过。
20世纪90年代初张学良重获自由后，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当事人，张学良在接受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访谈中，谈到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命令时，郑重表示：“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2] （pp.431~435）之后，他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在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他再次提到，“（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3] （pp.71~72）
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表白，完全没有为蒋介石洗污的必要。第一，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正如张学良在蒋介石逝世时所送挽联中的描述——“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因西安事变，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了近50年，说张学良对蒋介石没有丝毫的抱怨之心是不真实的。重获自由的张学良不可能把本来是蒋介石的过错揽到自己的头上。第二，张学良这时的回忆据蒋介石去世已近20年，台湾已开放民主，张学良也没有必要为尊者讳。
要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不能只凭当事一方的说法，还需要分析事件的另一个主角蒋介石，在事变爆发时他身处何方？作为最高统帅他做出了什么指示？
根据史料，1931年9月18日上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随后他参加了国民政府会议。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蒋介石登上永绥舰前往江西南昌，实施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在当晚10点左右爆发，按照蒋介石没有万不得已的事会正常就寝的作息习惯，事变爆发时，他应正在睡梦中。
那么，蒋介石是什么时候知道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呢？永绥号军舰于19日上午到达江西湖口，军舰刚停泊，蒋介石就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爆发。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到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9时左右，在南昌的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出了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1] （p.46）也就是说，蒋介石直到19日上午才得知事变爆发的消息，但是对具体情况还不了解，所以他给张学良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是希望张学良能将“近情盼时刻电告”。电文中并没有出现“不抵抗”的指示，作为一名有作战经验的统帅，蒋介石不可能在对事变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做出太过具体的指示。
根据以上史料的比对可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但是，这是否就说明实施“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单方面的个人决定呢？答案是否定的。
二、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策略
1931年9 月19日当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紧急抗议，要求日军撤出东北。9月20日，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第二次抗议，并电告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立即向国联报告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情况，要求国联让日本立即撤军。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写到：“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9月21日，蒋介石由南昌坐飞机火速赶回南京，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商讨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方法。会议提出几项具体措施：一应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二派出蔡元培等人去广州呼吁广东国民党统一团结，抵御外侮。三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4] （pp.417~471）。
9月22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电，提出对日方略：“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
9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同时，蒋介石对张学良做出对日方略的进一步指示：“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骄横，速之不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当日，南京国民政府第三次对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撤军。
10月3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准备迁都洛阳，中央军开赴东北对日军开战，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10月5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蒋介石：“如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同日，蒋介石回电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10月6日，蒋介石手拟对日开战之宣战宗旨，希望各国元首共负公约责任，共同保护世界和平。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余决心与倭寇一战，此心反觉安定无事也。”
11月17日，蒋介石日记记载：“晚召集各同志谈话，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12月15日，因为国民党各方不和产生利益争斗，蒋介石被迫发表了《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原由其负责得带兵北上计划也随之取消[5] （pp.76~460）。直到1932年3月6日，蒋介石再次复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时东三省已全部陷落。
三、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策略
作为东北军的最高将领，事变后张学良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9月18日事变爆发当晚，张学良立即召集张学铭、万福麟、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议对日方针，当即用电话向南京政府说明情况并请示应付办法。同时又和在北平的国民党高官吴铁城、张继、李石曾等商议，他们都主张对日军侵略持“不抵抗”策略。
9月19日上午，张学良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开会商谈对日办法，同时接见新闻记者，说明九一八事变真相。9月20日，张学良召集学者、名流、政客胡适、吴达铨、周作民、张志谭、鲍文樾等，商讨九一八事变形势及对策，会上达成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
9月24日，张学良赴英、美、法三国公使馆、向各公使通报九一八事变详细情况。9月25日，张学良在北平接见各界人士及东北抗日救国代表团，保证不卖国，但表示目前对日仍以“不抵抗”政策为宜。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张学良资助30万元，并多次通过救国会以军火援助东北义勇军。10月5日，根据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派张作相、王树常为接收东北失地专员。10月14日，张学良派他的俄人顾问钟喊秘密赴莫斯科，了解苏联对北满政策。10月15日，张学良电令黑龙江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7日又电令马占山代理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除原黑龙江省各军队归其节制外，所有临近部队，亦归马调度，支持马占山的抗击日军行动。
11月6日，张学良发表全国通电称，日军违反国联限期撤兵决议，自10月31日至今，日军在东北各地继续扩大侵略之事实，并还在继续增派军队，面对此紧急悄况，现已饬各部正当自卫。11月22日，张致电马占山，饬就地整理军队，坚决抵抗日军进逼。12月3日，电令王树常调兵集中天津戒备，指出今后如日军采取军事行动，对之不得让步。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1月7日，张学良致电退据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令其坚守滦州，拼死防日。荣复电：我军尊令集结滦榆，高垒深壕，誓死抵抗[6] （pp.403~423）。
四、九一八事变国民党高层的对日政策分析
从上面蒋张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应对，以及20世纪30年代国际国内局势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之所以下达“不抵抗”命令，并不是他单方面个人的作为，实际上反映了事变前后国民党高层处理对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是当时国民党高层的主流决策。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策略，实际上是对当时中日冲突的一种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从1928年北伐至九一八事变前，国内局势动荡，内战频繁、灾害不断。在此期间，爆发了蒋石战争、蒋唐战争、蒋桂战争、两次蒋冯战争等多次内战，九一八事变前，中原大战刚刚平息，伤亡十几万人。南京和广州又面临着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事变前夕，蒋介石正准备亲率十余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1931年长江又爆发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大量灾民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日本为摆脱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对中国步步紧逼，中日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不断。以1931年事变前10个月为例，1月，日满铁理事与张学良开始满蒙路交涉。3月，沈阳日军越界演习与华警冲突，日军包围警所，缴枪10多支。4月，日轮在安徽安庆撞沉招商局“江裕”轮。6月，日本关东军制订征服满蒙方案，经陆军部修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吉林长春发生万宝山事件，长春日军警武力驱逐万宝山农民，保护朝鲜人继续开渠。8月，青岛日人因小事与民众冲突，刀伤百姓数10人。在东北，中日冲突更加频繁激烈。张学良后来回忆说：“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见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2] （p.431）
第二，国民党高层对日实行的方针，并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采取的不放一枪一弹的完全“不抵抗”，至东北沦陷于不顾的策略。东北沦陷不是“不抵抗”政策惹的祸，而是张学良在执行这项政策时出现了失误，这个结果是张学良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蒋张的来往电文以及国民党高层对中日关系问题的表态可以看到，国民党高层包括蒋张关于对日的方针是“力避冲突”。1931年7月初，张学良接到“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的报告，于6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认为：“日本诚狡猾阴险，现非抗日之时，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向张学良建议：“目前以平定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
8月16日，受万宝村事件和中村事件的影响，东北形势日益紧张，蒋介石又一次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铣电”，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主要证据。9月6日，从各方情报来看，东北形势一触即发之际，张学良又一次密电东北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同日，张拒绝了阎宝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甚至内定，牺牲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关玉衡团长，以尽可能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6] （pp.394~402）。
这些资料说明，20世纪30年代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对日本侵略实行的是“力避冲突”的策略，这个政策的核心是避免与日本冲突，目的是不要给日本侵略以任何借口，所用方法是“应予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也是本着这个原则下达命令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2] （p.432）目的是力避冲突，不给日军侵略以借口，但是张学良采用了一种偏激的方法，即一味力避冲突、完全不抵抗，最后酿成4个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的惨痛后果。
五、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完全“不抵抗”策略原因分析
张学良为什么在执行政府“不抵抗”政策时出现了失误呢？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九一八事变时，）我当时没有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和平解决……我想日本是不会使事件扩大的……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3] （pp.71~72）实际上，导致张学良采取完全不抵抗策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基于对中日实力差距的认识。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国内安定团结，经济军事实力发展较快，当时已是世界强国。陆海空军队所使用武器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和训练体系。反观中国，自从清朝灭亡以来，国内连年混战，自然灾害频发。这一点不仅张学良看得很清楚，国民党高层对中日之间的差距也是有共识的。张学良自己曾于1921年去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对于新兴东亚强国日本的国势和军力的强盛有很深的体会。1928年8月9日，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出：“对于日方如此态度……强硬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6] （p.212）。因此，中日之间应该尽量避免冲突，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正面对抗。所以这也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背负不抵抗的骂名时不反驳的原因。因为这种对日妥协的战略，不仅符合蒋张的利益，也是当时国民党高层共同的既定战略。
第二，1929年中苏“中东路”冲突对张学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9年中苏“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后，蒋介石问张学良，是否需要中央出兵协助东北军作战，遭到张学良的婉拒：“对俄具有十分兵力，此时可无劳中央军之必要，所希望者，务在接济军费弹药。”[6] （p.282）这也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东北军和自己实力充满信心。可是中东路冲突的结果是惨痛的。东北军旅长韩光第战死，所部第17旅全军覆没。在满洲里被围困时，东北守军梁忠甲所部数千人，包括梁忠甲本人在内全部被俘。据估计，在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伤亡总人数大约在1万人以上。冲突中，苏联军队深入东北腹地，使东北许多地方经济、社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东北的工商业，尤其是哈尔滨地区的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据统计，东北地方及人民损失约5亿美元之多[7] （pp.66~71）。
受这一事件的沉重打击，血气方刚的年轻少帅张学良在以后处理与日、苏的冲突时，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妥协，不再采取硬碰硬的方式，而更多地运用柔性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中日、中苏冲突。这本来是处理当时复杂国际政治环境的一个合理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年轻的少帅选择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对日策略上由完全的积极进取转向完全的委曲求全。
在中苏中东路事件，中方的惨败也让日本军阀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弱点，产生了轻视中国军队的想法，认为中国军队实力很弱，不堪一击。
第三，张学良对形势估计错误，对日本侵略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可以采取拖延战术。1928年皇姑屯事件，1929年东北易帜，和后来的南满铁路交涉等问题，面对日军的威胁和挑衅，张学良都采用了不正面对抗的方式应付过去了。“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这么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2] （p.431）。所谓的这样处理，就是采用不正面对抗，拖延的战术。因此张学良认为，这次日本的进攻不过仍然是挑衅，目的不是占领东北，抵抗后可以获得好的名声，但是会有较大损失，特别是和强国日本正面对抗，不抵抗反而可以获得弱者的同情，可以通过国际斡旋解决问题。“绝没有想到会大规模来侵犯，同时，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因此既没有应变的计划，更无应变的准备。”[8] （p.47）但是，这一次张学良判断失误了。这次日本进攻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在战胜后夺取更多特殊的权益，它的目的是要占领整个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等张学良反应过来时，东北三省已经全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作者简介】全骜颉，男，1983年生，湖北黄冈人，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工程机械文摘》编辑部。
【责任编辑：任世江】
参考文献：
[1]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2][美]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日]NHK采访组、臼井胜美著.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4]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1年7月至12月）[M].台北：国史馆，1991.
[5]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初版）：事略稿本12[M].台北：国史馆，2004.
[6]张友坤等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王玉祥.试论“中东路事件”与“九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3－0064－05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计划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事变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关东军于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国当局的“不抵抗”命令和政策随即刊登在各大报刊杂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及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张学良因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那么，究竟谁应该为“不抵抗”命令责任呢？
一、谁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张学良重获自由前，到底是谁下达了“不抵抗”命令，真相一直扑朔迷离。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这种说法的证据很多，其中最为传神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1] （p.46）仿佛他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他的身份也让人更加相信张学良是为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受过。
20世纪90年代初张学良重获自由后，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当事人，张学良在接受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访谈中，谈到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命令时，郑重表示：“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2] （pp.431~435）之后，他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在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他再次提到，“（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3] （pp.71~72）
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表白，完全没有为蒋介石洗污的必要。第一，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正如张学良在蒋介石逝世时所送挽联中的描述——“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因西安事变，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了近50年，说张学良对蒋介石没有丝毫的抱怨之心是不真实的。重获自由的张学良不可能把本来是蒋介石的过错揽到自己的头上。第二，张学良这时的回忆据蒋介石去世已近20年，台湾已开放民主，张学良也没有必要为尊者讳。
要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不能只凭当事一方的说法，还需要分析事件的另一个主角蒋介石，在事变爆发时他身处何方？作为最高统帅他做出了什么指示？
根据史料，1931年9月18日上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随后他参加了国民政府会议。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蒋介石登上永绥舰前往江西南昌，实施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在当晚10点左右爆发，按照蒋介石没有万不得已的事会正常就寝的作息习惯，事变爆发时，他应正在睡梦中。
那么，蒋介石是什么时候知道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呢？永绥号军舰于19日上午到达江西湖口，军舰刚停泊，蒋介石就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爆发。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到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9时左右，在南昌的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出了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1] （p.46）也就是说，蒋介石直到19日上午才得知事变爆发的消息，但是对具体情况还不了解，所以他给张学良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是希望张学良能将“近情盼时刻电告”。电文中并没有出现“不抵抗”的指示，作为一名有作战经验的统帅，蒋介石不可能在对事变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做出太过具体的指示。
根据以上史料的比对可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但是，这是否就说明实施“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单方面的个人决定呢？答案是否定的。
二、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策略
1931年9 月19日当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紧急抗议，要求日军撤出东北。9月20日，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第二次抗议，并电告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立即向国联报告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情况，要求国联让日本立即撤军。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写到：“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9月21日，蒋介石由南昌坐飞机火速赶回南京，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商讨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方法。会议提出几项具体措施：一应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二派出蔡元培等人去广州呼吁广东国民党统一团结，抵御外侮。三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4] （pp.417~471）。
9月22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电，提出对日方略：“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
9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同时，蒋介石对张学良做出对日方略的进一步指示：“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骄横，速之不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当日，南京国民政府第三次对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撤军。
10月3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准备迁都洛阳，中央军开赴东北对日军开战，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10月5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蒋介石：“如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同日，蒋介石回电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10月6日，蒋介石手拟对日开战之宣战宗旨，希望各国元首共负公约责任，共同保护世界和平。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余决心与倭寇一战，此心反觉安定无事也。”
11月17日，蒋介石日记记载：“晚召集各同志谈话，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12月15日，因为国民党各方不和产生利益争斗，蒋介石被迫发表了《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原由其负责得带兵北上计划也随之取消[5] （pp.76~460）。直到1932年3月6日，蒋介石再次复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时东三省已全部陷落。
三、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策略
作为东北军的最高将领，事变后张学良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9月18日事变爆发当晚，张学良立即召集张学铭、万福麟、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议对日方针，当即用电话向南京政府说明情况并请示应付办法。同时又和在北平的国民党高官吴铁城、张继、李石曾等商议，他们都主张对日军侵略持“不抵抗”策略。
9月19日上午，张学良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开会商谈对日办法，同时接见新闻记者，说明九一八事变真相。9月20日，张学良召集学者、名流、政客胡适、吴达铨、周作民、张志谭、鲍文樾等，商讨九一八事变形势及对策，会上达成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
9月24日，张学良赴英、美、法三国公使馆、向各公使通报九一八事变详细情况。9月25日，张学良在北平接见各界人士及东北抗日救国代表团，保证不卖国，但表示目前对日仍以“不抵抗”政策为宜。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张学良资助30万元，并多次通过救国会以军火援助东北义勇军。10月5日，根据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派张作相、王树常为接收东北失地专员。10月14日，张学良派他的俄人顾问钟喊秘密赴莫斯科，了解苏联对北满政策。10月15日，张学良电令黑龙江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7日又电令马占山代理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除原黑龙江省各军队归其节制外，所有临近部队，亦归马调度，支持马占山的抗击日军行动。
11月6日，张学良发表全国通电称，日军违反国联限期撤兵决议，自10月31日至今，日军在东北各地继续扩大侵略之事实，并还在继续增派军队，面对此紧急悄况，现已饬各部正当自卫。11月22日，张致电马占山，饬就地整理军队，坚决抵抗日军进逼。12月3日，电令王树常调兵集中天津戒备，指出今后如日军采取军事行动，对之不得让步。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1月7日，张学良致电退据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令其坚守滦州，拼死防日。荣复电：我军尊令集结滦榆，高垒深壕，誓死抵抗[6] （pp.403~423）。
四、九一八事变国民党高层的对日政策分析
从上面蒋张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应对，以及20世纪30年代国际国内局势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之所以下达“不抵抗”命令，并不是他单方面个人的作为，实际上反映了事变前后国民党高层处理对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是当时国民党高层的主流决策。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策略，实际上是对当时中日冲突的一种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从1928年北伐至九一八事变前，国内局势动荡，内战频繁、灾害不断。在此期间，爆发了蒋石战争、蒋唐战争、蒋桂战争、两次蒋冯战争等多次内战，九一八事变前，中原大战刚刚平息，伤亡十几万人。南京和广州又面临着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事变前夕，蒋介石正准备亲率十余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1931年长江又爆发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大量灾民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日本为摆脱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对中国步步紧逼，中日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不断。以1931年事变前10个月为例，1月，日满铁理事与张学良开始满蒙路交涉。3月，沈阳日军越界演习与华警冲突，日军包围警所，缴枪10多支。4月，日轮在安徽安庆撞沉招商局“江裕”轮。6月，日本关东军制订征服满蒙方案，经陆军部修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吉林长春发生万宝山事件，长春日军警武力驱逐万宝山农民，保护朝鲜人继续开渠。8月，青岛日人因小事与民众冲突，刀伤百姓数10人。在东北，中日冲突更加频繁激烈。张学良后来回忆说：“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见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2] （p.431）
第二，国民党高层对日实行的方针，并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采取的不放一枪一弹的完全“不抵抗”，至东北沦陷于不顾的策略。东北沦陷不是“不抵抗”政策惹的祸，而是张学良在执行这项政策时出现了失误，这个结果是张学良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蒋张的来往电文以及国民党高层对中日关系问题的表态可以看到，国民党高层包括蒋张关于对日的方针是“力避冲突”。1931年7月初，张学良接到“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的报告，于6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认为：“日本诚狡猾阴险，现非抗日之时，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向张学良建议：“目前以平定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
8月16日，受万宝村事件和中村事件的影响，东北形势日益紧张，蒋介石又一次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铣电”，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主要证据。9月6日，从各方情报来看，东北形势一触即发之际，张学良又一次密电东北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同日，张拒绝了阎宝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甚至内定，牺牲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关玉衡团长，以尽可能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6] （pp.394~402）。
这些资料说明，20世纪30年代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对日本侵略实行的是“力避冲突”的策略，这个政策的核心是避免与日本冲突，目的是不要给日本侵略以任何借口，所用方法是“应予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也是本着这个原则下达命令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2] （p.432）目的是力避冲突，不给日军侵略以借口，但是张学良采用了一种偏激的方法，即一味力避冲突、完全不抵抗，最后酿成4个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的惨痛后果。
五、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完全“不抵抗”策略原因分析
张学良为什么在执行政府“不抵抗”政策时出现了失误呢？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九一八事变时，）我当时没有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和平解决……我想日本是不会使事件扩大的……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3] （pp.71~72）实际上，导致张学良采取完全不抵抗策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基于对中日实力差距的认识。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国内安定团结，经济军事实力发展较快，当时已是世界强国。陆海空军队所使用武器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和训练体系。反观中国，自从清朝灭亡以来，国内连年混战，自然灾害频发。这一点不仅张学良看得很清楚，国民党高层对中日之间的差距也是有共识的。张学良自己曾于1921年去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对于新兴东亚强国日本的国势和军力的强盛有很深的体会。1928年8月9日，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出：“对于日方如此态度……强硬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6] （p.212）。因此，中日之间应该尽量避免冲突，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正面对抗。所以这也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背负不抵抗的骂名时不反驳的原因。因为这种对日妥协的战略，不仅符合蒋张的利益，也是当时国民党高层共同的既定战略。
第二，1929年中苏“中东路”冲突对张学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9年中苏“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后，蒋介石问张学良，是否需要中央出兵协助东北军作战，遭到张学良的婉拒：“对俄具有十分兵力，此时可无劳中央军之必要，所希望者，务在接济军费弹药。”[6] （p.282）这也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东北军和自己实力充满信心。可是中东路冲突的结果是惨痛的。东北军旅长韩光第战死，所部第17旅全军覆没。在满洲里被围困时，东北守军梁忠甲所部数千人，包括梁忠甲本人在内全部被俘。据估计，在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伤亡总人数大约在1万人以上。冲突中，苏联军队深入东北腹地，使东北许多地方经济、社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东北的工商业，尤其是哈尔滨地区的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据统计，东北地方及人民损失约5亿美元之多[7] （pp.66~71）。
受这一事件的沉重打击，血气方刚的年轻少帅张学良在以后处理与日、苏的冲突时，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妥协，不再采取硬碰硬的方式，而更多地运用柔性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中日、中苏冲突。这本来是处理当时复杂国际政治环境的一个合理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年轻的少帅选择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对日策略上由完全的积极进取转向完全的委曲求全。
在中苏中东路事件，中方的惨败也让日本军阀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弱点，产生了轻视中国军队的想法，认为中国军队实力很弱，不堪一击。
第三，张学良对形势估计错误，对日本侵略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可以采取拖延战术。1928年皇姑屯事件，1929年东北易帜，和后来的南满铁路交涉等问题，面对日军的威胁和挑衅，张学良都采用了不正面对抗的方式应付过去了。“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这么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2] （p.431）。所谓的这样处理，就是采用不正面对抗，拖延的战术。因此张学良认为，这次日本的进攻不过仍然是挑衅，目的不是占领东北，抵抗后可以获得好的名声，但是会有较大损失，特别是和强国日本正面对抗，不抵抗反而可以获得弱者的同情，可以通过国际斡旋解决问题。“绝没有想到会大规模来侵犯，同时，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因此既没有应变的计划，更无应变的准备。”[8] （p.47）但是，这一次张学良判断失误了。这次日本进攻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在战胜后夺取更多特殊的权益，它的目的是要占领整个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等张学良反应过来时，东北三省已经全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作者简介】全骜颉，男，1983年生，湖北黄冈人，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工程机械文摘》编辑部。
【责任编辑：任世江】
参考文献：
[1]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2][美]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日]NHK采访组、臼井胜美著.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4]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1年7月至12月）[M].台北：国史馆，1991.
[5]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初版）：事略稿本12[M].台北：国史馆，2004.
[6]张友坤等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王玉祥.试论“中东路事件”与“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