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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李克农是个大特务，只不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特务。”战争年代，他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出生入死，冒险犯难，保卫了党中央。他与钱壮飞、胡底一起被誉为“龙潭三杰”。
预警白崇禧：日本人要对你动手了
1937年8月27日，李克农带着几位助手匆匆地离开了上海，去往南京，准备出任陆军第18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代表秦邦宪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17路军驻沪军需主任”。当时，淞沪战役还在打着，日机频颇空袭南京。
李克农到南京以后，住进了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这是一栋西式的小洋楼，原为南开大学校长、中华民国体育协进总会主席张伯苓的公馆，系周恩来利用与张的师生关系，租下来的。
由于李克农平时很少穿军装，因此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到南京后，很快就办起了《金陵日报》，并借此平台，全力宣传抗日，鼓舞军民士气。他还非常注意收集各种情报，当他看到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情报时，心情也愈发沉重起来：这几年来，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屡遭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破坏，损失相当严重。现如今国共合作，但被保释出来的中共党团员尚不足两百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对日谍和汉奸的打击却是很不得力。由此不难看出，国民党在当前局势下，仍在处心积虑地“限共反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也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种局面令李克农感到十分气愤和痛心，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他和战友们还是沉住气，继续开展抗日情报工作。
这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三人应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参观高射炮阵地。这儿的高射炮都是刚从德国进口的，十分先进。应邀前来的，还有一些苏、美、英、法等国的外交官。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老汉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李克农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于是，他悄悄地捡起小纸团，摊开一看，上面有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速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李克农很惊讶，这个神秘的老汉又是什么人呢?他为何要向我传递情报?莫非他认识我?回到傅厚岗小楼，李克农苦苦地思索着，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此事不便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告诉白崇禧。这时，李克农想到了一个人——在白崇禧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于是，他立刻派手下的情报分析员刘纪夫设法与谢和赓接上头。
谢和赓是广西人，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父亲与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曾同在北伐东路军共事，情同手足，而且，谢和赓的妻子俞漪云还和白崇禧沾点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谢和赓一直很受白崇禧的信任。谢和赓大学毕业后，即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他去热河参加了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负责战地宣传工作，后经宣侠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察北抗日同盟军在日伪军与蒋介石“中央军”的前后夹击下，以失败告终。谢和赓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经党组织批准，进入桂系军中，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七七事变”后，白崇禧奉调南京，出任副参谋总长，协助蒋介石指挥华北、东南的抗战，但蒋介石又一向痛恨桂系，他们内部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即便是大敌当前，军统特务也没有放松对白崇禧的暗中监视。对此，白崇禧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白崇禧十分信任谢和赓，每次参加高层作战会议都会把他带在身边。7月中旬，白崇禧还叫谢和赓担任了最高国防会议的速记员。当时，谢和赓就坐在陈布雷、黄浚(行政院机要秘书)两人的身边。
谢和赓曾向李克农忙报过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曾特别指示他：以后如无特殊情况，切不可来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这次，谢和赓在和李克农派来的联络员刘纪夫接上关系后，立即向白祟禧作了汇报。白崇禧听后很受感动，他深知自己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他没有想到中共方面为顾全抗战大局，会向他发出这样的警告。接到警告后，白崇禧更加小心了：他不仅加强了个人的警卫力量，还不定期地更换住所，让日谍无从掌握他的行踪。
白崇禧在南京有两个住处：一处是雍园9号；一处是清凉山1号。他有时住在雍园公馆，有时住在清凉山别墅。这种变化是毫无规律可循的。他还谢绝了宪兵司令谷正伦要为他加派一个排宪兵保护他的“好心”，因为他已从谢和赓口中听说，谷正伦与以南造云子为首的日军间谍组织有着“暧昧”关系。这样的人他不能不防。
9月19日晚上，夜色浓重，下着小雨，清凉古寺的山门已经关上，寺内的灯火还亮着。广州路方向的路灯不知为何都熄灭了，夜色中，七八个人影分两路逼进清凉山别墅，试图翻墙进入，不想惊动了护院的狼狗，于是犬吠不止。紧接着，这些不速之客就扑向了别墅，结果遇到卫兵的顽强抵抗，双方都有人员伤亡。这些偷袭者正是日军间谍。他们发现别墅内有防卫，不敢恋战，在卫戍司令部巡逻部队赶到之前，就迅速逃离了。
其实，在这次袭击事件发生的当晚，白崇禧的确曾驱车去过清凉山别墅，但他对几名卫兵作了一番交代后，就悄悄地从后门离开了。那天，白崇禧在离开清凉山别墅后，去了位于升州路上的净觉寺，那里是中国伊斯兰教协进会的驻地。净觉寺的几位教长都和身兼伊斯兰教协进会主席的白崇禧十分熟悉，此前白崇禧曾不止一次借宿在这里。次日，当他得知日谍果然动手刺杀他的消息，在庆幸逃过一劫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刻提醒了他的李克农等共产党人。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农后来查清，那个给他送情报的老汉名叫“罩瑞义”，广西人，早年曾参加过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到了上海，并充当了同情中共的租界巡捕房探长杨登瀛(即鲍君甫)的线人。1934年，杨登瀛奉调南京，出任了中央反省院副院长，与中共中断了联系，覃瑞义也离开杨登瀛，来到南京谋生。他时常混迹于茶楼、酒馆，所以消息十分灵通。后来，他从为日谍效劳的城西青帮大头子缪凤池口中得知：日谍要对白崇禧下毒手了。他深感此事关系重大，想给白祟禧递话。可是，他自己又无法与白崇禧取得联系。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李克农等共产党人才值得信任。于是，他便乔装改扮向李克农传递了这个情报。李克农十分感谢覃瑞义对自己的信任，也很关心他的安全。事后，李克农曾专门派人送钱给他，并嘱咐他最好离开南京，以躲避日谍的报复，但被覃瑞义谢绝了。 调查军火轮爆炸案
1937年11月15日晚，安徽芜湖江面上一艘满载军火的1500吨级货船突然发生了大爆炸。由于事发突然，船员及押运的官兵们来不及逃生，死伤惨烈。爆炸的货船也沉入了江底。一时间，从芜湖到南京，流言四起，议论纷纷。特别是芜湖的百姓们人心慌慌，纷纷扶老携幼，欲逃往皖南山区。军警在全城戒严，当局张贴告示，告诉市民，无须惊慌。军火轮爆炸沉江原因尚待查明。初步判断当因船员大意，点火取暖引致大爆炸，并称国军精锐已从四方调集首都(南京)，城防固若金汤。上海前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胜利当指日可待，云云。但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战火正日益逼近南京。
爆炸案发生后的当务之急，是打击疯狂活动的日谍和汉奸，绥靖后方，保障安全。可是国民党军政当局却束手无策，消极应对。芜湖城防司令部只抓了几个趁乱抢劫的无业流氓顶罪，不经审判就押到江边，公开处决。这显然无法平息民众对爆炸案的恐慌和怀疑。
李克农从南京报纸上读到芜湖江面军火轮爆炸的报道后，心情沉重，连连摇头叹息。他是安徽巢县人，曾长期住在芜湖，他的父母现在就住在芜湖，故而他对皖江的情况很熟悉。他很早就关注对日情报工作，收集过不少重要情报。据他所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蓄谋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派出了大批间谍潜入上海、南京、汉口、芜湖、沙市等长江中下游城市，开展间谍活动。这些日谍都以汉口的乐善堂诊所和眼药店为中心，芜湖亦是长江间谍网中的一个大据点。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日谍还和在芜湖的几家天主教堂的一些意大利、法国籍神父狼狈为奸，让他们为自己收集情报，领取犒赏。面对日谍的猖狂活动，国民党当局居然视若无睹。
就在几个月前，全面抗战爆发，李克农曾从上海去武汉处理一些秘密事务。他最先发现汉口滨江路日清贸易公司的日本商人、职员及侨民亲属竟一个不剩地全都紧急撤离了，桌上的饭菜居然还是热的。而且，码头上的几艘日本商船，包括日本驻汉口海军陆战队的一艘炮舰均已生火起锚。显然，日本方面已得到中国最高当局在封锁江阴要塞的绝密情报，抢先一步搭船舰东撤，令我方作战计划落空。
震惊之余，李克农处理完在武汉的事务立即东下，水陆兼程。途经芜湖码头，他发现住在芜湖的日商及日侨百余人也已秩序井然地在排队登船，由日本海军舰艇担任警戒，码头上竟有一些当地人点头哈腰地在向他们致意。从中可知，日本军方在长江中下游早已有组织严密的谍报网。想到这些，李克农忧心忡忡、夜不能眠，他立即写出有关建议材料派人送给当局军事情报部门。材料上，他列举了江城芜湖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和敌我态势，要求当局在芜湖、当涂两城实行宵禁、封锁交通、加强卫戍力量，将玩忽职守的军政官员撤职查办，并立即投入军力，设立江防巡查大队，盘查江上过往船只，严厉打击日谍和汉奸的破坏活动。
可惜的是，李克农的建议大多未被国民党当局采纳。许多官员不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抗战，而是在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准备开溜。李克农还派了两位情报员迅速赶往芜湖，与川军21旅旅长张勋武联系，请他加强芜湖的保护工作和锄奸反特工作。张勋武是川军名将刘湘的老部下，骁勇善战，有爱国心和正义感。这一办法还真收到了一点效果。张旅长果然采取了措施，抓捕并处死了几个通敌有据的汉奸。在那两名中共党员协助下，追查军火轮爆炸案也有了些头绪，证实确系日本海军驻芜湖及贵池的两个谍报小组配合所为，船上有两名水手充当内应，将两枚定时炸弹偷弄上船。可惜的是，战火很快就烧到了芜湖。
12月8日，日寇第六师团已经由太湖南岸迂回广德、朗溪，包抄了芜湖。张勋武旅长战死，另一个旅长和几个团长、营长都弃城而逃了。当地驻军中一个团长竟还通敌，守军很快被击溃。日寇在芜湖屠杀军民好几千人，并从南面包围了南京……当然这都已是李克农从南京撤离几天后发生的事了。
抗战初期的南京，发生了一件最令抗日军民愤慨和不可理解的事：被关押在市中老虎侨监狱西一排囚室的13名日本间谍，除两人因生重病不治而亡外，其余11人竟然都神秘地“失踪”了。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有“帝国之花”之誉的风流女谍南造云子。她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五六年里，给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几天后，她居然出现在上海虹口侵华日本海军电台，并发表“圣战”演说，气焰极为嚣张。很显然，这是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宪兵司令部内部上层有些人可耻地充当了内应，放走了敌特分子。
李克农和战友们对发生这种事非常愤慨。他们都认为最高当局应当对此负责，正因为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长期以来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媚日妥协，才使得国民党高层亲日派半明半暗地活动，并一直有市场，大量至关重要的军政情报泄密。国都南京几乎成了情报领域不设防的城市。
1937年12月1日，李克农指示电台向延安中共中央发送了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了战局动态。而后，中共驻南京办和八路军驻南京办着手准备撤离。在做好了善后安排后，12月4日凌晨，李克农、叶剑英、童小鹏、钱之光、赖祖烈，以及原在广州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共七位同志最后一批撤离，他们搭乘办事处的两辆小汽车出城西行，告别了战云弥空的南京，结束了三个半月惊心动魄的谍战工作。
张宁据《党史纵横》整理
预警白崇禧：日本人要对你动手了
1937年8月27日，李克农带着几位助手匆匆地离开了上海，去往南京，准备出任陆军第18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代表秦邦宪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17路军驻沪军需主任”。当时，淞沪战役还在打着，日机频颇空袭南京。
李克农到南京以后，住进了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这是一栋西式的小洋楼，原为南开大学校长、中华民国体育协进总会主席张伯苓的公馆，系周恩来利用与张的师生关系，租下来的。
由于李克农平时很少穿军装，因此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到南京后，很快就办起了《金陵日报》，并借此平台，全力宣传抗日，鼓舞军民士气。他还非常注意收集各种情报，当他看到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情报时，心情也愈发沉重起来：这几年来，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屡遭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破坏，损失相当严重。现如今国共合作，但被保释出来的中共党团员尚不足两百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对日谍和汉奸的打击却是很不得力。由此不难看出，国民党在当前局势下，仍在处心积虑地“限共反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也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种局面令李克农感到十分气愤和痛心，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他和战友们还是沉住气，继续开展抗日情报工作。
这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三人应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参观高射炮阵地。这儿的高射炮都是刚从德国进口的，十分先进。应邀前来的，还有一些苏、美、英、法等国的外交官。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老汉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李克农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于是，他悄悄地捡起小纸团，摊开一看，上面有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速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李克农很惊讶，这个神秘的老汉又是什么人呢?他为何要向我传递情报?莫非他认识我?回到傅厚岗小楼，李克农苦苦地思索着，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此事不便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告诉白崇禧。这时，李克农想到了一个人——在白崇禧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于是，他立刻派手下的情报分析员刘纪夫设法与谢和赓接上头。
谢和赓是广西人，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父亲与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曾同在北伐东路军共事，情同手足，而且，谢和赓的妻子俞漪云还和白崇禧沾点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谢和赓一直很受白崇禧的信任。谢和赓大学毕业后，即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他去热河参加了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负责战地宣传工作，后经宣侠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察北抗日同盟军在日伪军与蒋介石“中央军”的前后夹击下，以失败告终。谢和赓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经党组织批准，进入桂系军中，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七七事变”后，白崇禧奉调南京，出任副参谋总长，协助蒋介石指挥华北、东南的抗战，但蒋介石又一向痛恨桂系，他们内部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即便是大敌当前，军统特务也没有放松对白崇禧的暗中监视。对此，白崇禧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白崇禧十分信任谢和赓，每次参加高层作战会议都会把他带在身边。7月中旬，白崇禧还叫谢和赓担任了最高国防会议的速记员。当时，谢和赓就坐在陈布雷、黄浚(行政院机要秘书)两人的身边。
谢和赓曾向李克农忙报过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曾特别指示他：以后如无特殊情况，切不可来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这次，谢和赓在和李克农派来的联络员刘纪夫接上关系后，立即向白祟禧作了汇报。白崇禧听后很受感动，他深知自己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他没有想到中共方面为顾全抗战大局，会向他发出这样的警告。接到警告后，白崇禧更加小心了：他不仅加强了个人的警卫力量，还不定期地更换住所，让日谍无从掌握他的行踪。
白崇禧在南京有两个住处：一处是雍园9号；一处是清凉山1号。他有时住在雍园公馆，有时住在清凉山别墅。这种变化是毫无规律可循的。他还谢绝了宪兵司令谷正伦要为他加派一个排宪兵保护他的“好心”，因为他已从谢和赓口中听说，谷正伦与以南造云子为首的日军间谍组织有着“暧昧”关系。这样的人他不能不防。
9月19日晚上，夜色浓重，下着小雨，清凉古寺的山门已经关上，寺内的灯火还亮着。广州路方向的路灯不知为何都熄灭了，夜色中，七八个人影分两路逼进清凉山别墅，试图翻墙进入，不想惊动了护院的狼狗，于是犬吠不止。紧接着，这些不速之客就扑向了别墅，结果遇到卫兵的顽强抵抗，双方都有人员伤亡。这些偷袭者正是日军间谍。他们发现别墅内有防卫，不敢恋战，在卫戍司令部巡逻部队赶到之前，就迅速逃离了。
其实，在这次袭击事件发生的当晚，白崇禧的确曾驱车去过清凉山别墅，但他对几名卫兵作了一番交代后，就悄悄地从后门离开了。那天，白崇禧在离开清凉山别墅后，去了位于升州路上的净觉寺，那里是中国伊斯兰教协进会的驻地。净觉寺的几位教长都和身兼伊斯兰教协进会主席的白崇禧十分熟悉，此前白崇禧曾不止一次借宿在这里。次日，当他得知日谍果然动手刺杀他的消息，在庆幸逃过一劫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刻提醒了他的李克农等共产党人。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农后来查清，那个给他送情报的老汉名叫“罩瑞义”，广西人，早年曾参加过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到了上海，并充当了同情中共的租界巡捕房探长杨登瀛(即鲍君甫)的线人。1934年，杨登瀛奉调南京，出任了中央反省院副院长，与中共中断了联系，覃瑞义也离开杨登瀛，来到南京谋生。他时常混迹于茶楼、酒馆，所以消息十分灵通。后来，他从为日谍效劳的城西青帮大头子缪凤池口中得知：日谍要对白崇禧下毒手了。他深感此事关系重大，想给白祟禧递话。可是，他自己又无法与白崇禧取得联系。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李克农等共产党人才值得信任。于是，他便乔装改扮向李克农传递了这个情报。李克农十分感谢覃瑞义对自己的信任，也很关心他的安全。事后，李克农曾专门派人送钱给他，并嘱咐他最好离开南京，以躲避日谍的报复，但被覃瑞义谢绝了。 调查军火轮爆炸案
1937年11月15日晚，安徽芜湖江面上一艘满载军火的1500吨级货船突然发生了大爆炸。由于事发突然，船员及押运的官兵们来不及逃生，死伤惨烈。爆炸的货船也沉入了江底。一时间，从芜湖到南京，流言四起，议论纷纷。特别是芜湖的百姓们人心慌慌，纷纷扶老携幼，欲逃往皖南山区。军警在全城戒严，当局张贴告示，告诉市民，无须惊慌。军火轮爆炸沉江原因尚待查明。初步判断当因船员大意，点火取暖引致大爆炸，并称国军精锐已从四方调集首都(南京)，城防固若金汤。上海前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胜利当指日可待，云云。但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战火正日益逼近南京。
爆炸案发生后的当务之急，是打击疯狂活动的日谍和汉奸，绥靖后方，保障安全。可是国民党军政当局却束手无策，消极应对。芜湖城防司令部只抓了几个趁乱抢劫的无业流氓顶罪，不经审判就押到江边，公开处决。这显然无法平息民众对爆炸案的恐慌和怀疑。
李克农从南京报纸上读到芜湖江面军火轮爆炸的报道后，心情沉重，连连摇头叹息。他是安徽巢县人，曾长期住在芜湖，他的父母现在就住在芜湖，故而他对皖江的情况很熟悉。他很早就关注对日情报工作，收集过不少重要情报。据他所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蓄谋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派出了大批间谍潜入上海、南京、汉口、芜湖、沙市等长江中下游城市，开展间谍活动。这些日谍都以汉口的乐善堂诊所和眼药店为中心，芜湖亦是长江间谍网中的一个大据点。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日谍还和在芜湖的几家天主教堂的一些意大利、法国籍神父狼狈为奸，让他们为自己收集情报，领取犒赏。面对日谍的猖狂活动，国民党当局居然视若无睹。
就在几个月前，全面抗战爆发，李克农曾从上海去武汉处理一些秘密事务。他最先发现汉口滨江路日清贸易公司的日本商人、职员及侨民亲属竟一个不剩地全都紧急撤离了，桌上的饭菜居然还是热的。而且，码头上的几艘日本商船，包括日本驻汉口海军陆战队的一艘炮舰均已生火起锚。显然，日本方面已得到中国最高当局在封锁江阴要塞的绝密情报，抢先一步搭船舰东撤，令我方作战计划落空。
震惊之余，李克农处理完在武汉的事务立即东下，水陆兼程。途经芜湖码头，他发现住在芜湖的日商及日侨百余人也已秩序井然地在排队登船，由日本海军舰艇担任警戒，码头上竟有一些当地人点头哈腰地在向他们致意。从中可知，日本军方在长江中下游早已有组织严密的谍报网。想到这些，李克农忧心忡忡、夜不能眠，他立即写出有关建议材料派人送给当局军事情报部门。材料上，他列举了江城芜湖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和敌我态势，要求当局在芜湖、当涂两城实行宵禁、封锁交通、加强卫戍力量，将玩忽职守的军政官员撤职查办，并立即投入军力，设立江防巡查大队，盘查江上过往船只，严厉打击日谍和汉奸的破坏活动。
可惜的是，李克农的建议大多未被国民党当局采纳。许多官员不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抗战，而是在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准备开溜。李克农还派了两位情报员迅速赶往芜湖，与川军21旅旅长张勋武联系，请他加强芜湖的保护工作和锄奸反特工作。张勋武是川军名将刘湘的老部下，骁勇善战，有爱国心和正义感。这一办法还真收到了一点效果。张旅长果然采取了措施，抓捕并处死了几个通敌有据的汉奸。在那两名中共党员协助下，追查军火轮爆炸案也有了些头绪，证实确系日本海军驻芜湖及贵池的两个谍报小组配合所为，船上有两名水手充当内应，将两枚定时炸弹偷弄上船。可惜的是，战火很快就烧到了芜湖。
12月8日，日寇第六师团已经由太湖南岸迂回广德、朗溪，包抄了芜湖。张勋武旅长战死，另一个旅长和几个团长、营长都弃城而逃了。当地驻军中一个团长竟还通敌，守军很快被击溃。日寇在芜湖屠杀军民好几千人，并从南面包围了南京……当然这都已是李克农从南京撤离几天后发生的事了。
抗战初期的南京，发生了一件最令抗日军民愤慨和不可理解的事：被关押在市中老虎侨监狱西一排囚室的13名日本间谍，除两人因生重病不治而亡外，其余11人竟然都神秘地“失踪”了。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有“帝国之花”之誉的风流女谍南造云子。她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五六年里，给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几天后，她居然出现在上海虹口侵华日本海军电台，并发表“圣战”演说，气焰极为嚣张。很显然，这是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宪兵司令部内部上层有些人可耻地充当了内应，放走了敌特分子。
李克农和战友们对发生这种事非常愤慨。他们都认为最高当局应当对此负责，正因为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长期以来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媚日妥协，才使得国民党高层亲日派半明半暗地活动，并一直有市场，大量至关重要的军政情报泄密。国都南京几乎成了情报领域不设防的城市。
1937年12月1日，李克农指示电台向延安中共中央发送了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了战局动态。而后，中共驻南京办和八路军驻南京办着手准备撤离。在做好了善后安排后，12月4日凌晨，李克农、叶剑英、童小鹏、钱之光、赖祖烈，以及原在广州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共七位同志最后一批撤离，他们搭乘办事处的两辆小汽车出城西行，告别了战云弥空的南京，结束了三个半月惊心动魄的谍战工作。
张宁据《党史纵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