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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新全球化时代使国际政治格局、资本的空间结构和本体形态以及人的存在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创新，既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又有助于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还有助于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各国间的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本质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关键词：一带一路；蕴含；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浅析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3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洞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一战略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一、“一带一路”深化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新时期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各阶段性特征，我们先后提出了“三个开放”“走出去”战略等开放发展政策。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1]。在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的对外开放时期，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这篇文章做得很好，而其他两个方面的开放则相对逊色。这种特征的形成取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与现实逻辑。1997年12月，中央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2]。中央“走出去”“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3]。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走出去”的领域、途径、方式等进行了新谋划，大力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十八大以来，为全面提升“三个开放”“走出去”的质量与水平，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对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进行了部署，提出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新开放模式”“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4]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5]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6]这是习近平首次倡议“一带一路”。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高度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进行顶层设计，提出要“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习近平就推进“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提出了中国方案，在主持召开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倡导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一带一路”战略列为2015年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务实合作进入新阶段。3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顺利签署。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进展顺利并取得初步成效。
二、“一带一路”体现了唯物主义发展观
（一）经济新常态的需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頭’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我国融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呈现出以开放促发展的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跌入谷底，一些国家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严重受挫，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谋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从谋求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高度，将我国的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打开新空间。
（二）现实国情的需要。
我国的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从规模和数量来看，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不愧为一个大国。从人均水平来看，我国很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土地的人均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水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8%，煤炭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0%，原油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5%，森林覆盖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因此我国又是一个小国。我国用7%的世界耕地养活19%的世界人口，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资源能源日渐紧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基于上述事实，习近平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需要更多利用国际资源。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实矛盾也需要向国外转移和依靠国际市场消化。” （三）历史使命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列为自身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1982年9月，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建共享为原则，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的联合体.当前，正处于完成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接续奋斗的重要阶段，更需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也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三、“一带一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
“一带一路”战略为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全球治理体系，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当前，从国际条件来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复苏乏力。“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丰富的内容，其精髓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市场运作。“一带一路”战略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力。
（一）共商共建共享。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所谓共商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使“一带一路”建设重视相关国家的利益与关切，体现相关国家的智慧与创意。所谓共建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各施所长，各尽所能，相关国家要把自身的优势和潜能都充分发挥出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所谓共享就是要使“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成果更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相关国家和人民，打造“一带一路”战略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在加强设施建设规划与技术标准体系对接的基础上。
（二）互利共赢。
所谓互利共赢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兼顾相关国家的利益需求与重大关切，找到各方的利益契合点与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地体现各方的智慧与创意，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各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一带一路”域内国家人口超过40亿，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但贸易壁垒多、投资成本高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域内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域内国家需要在共商的基础上提出消除贸易壁垒和降低投资成本的有效政策，尽早实现投资便利和贸易畅通，需要在道路、能源、通信的互联互通方面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建设，逐步形成“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网络，为各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增强各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造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三）开放包容。
所谓开放包容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尊重相关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发展道路、制度选择，倡导不同文明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对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须得到相关国家人民的鼎力支持，可以通过科技合作、学术往来、人才交流、旅游合作、文化交流、媒体合作、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人民认知认同，为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倡导相关国家既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兼容并蓄，又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谋发展、共创繁荣。
（四）市场运作。
政府在谋划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实施中，必须充分发挥好市场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谓市场运作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性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書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我国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进过程中，自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行动的指南、以制度为保障，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一带一路”必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有利于我国与各国之间的相互开放，有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代旭（1991-），汉族，山东人，石河子大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新全球化时代使国际政治格局、资本的空间结构和本体形态以及人的存在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创新，既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又有助于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还有助于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各国间的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本质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关键词：一带一路；蕴含；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浅析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3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洞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一战略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一、“一带一路”深化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新时期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各阶段性特征，我们先后提出了“三个开放”“走出去”战略等开放发展政策。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1]。在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的对外开放时期，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这篇文章做得很好，而其他两个方面的开放则相对逊色。这种特征的形成取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与现实逻辑。1997年12月，中央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2]。中央“走出去”“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3]。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走出去”的领域、途径、方式等进行了新谋划，大力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十八大以来，为全面提升“三个开放”“走出去”的质量与水平，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对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进行了部署，提出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新开放模式”“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4]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5]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6]这是习近平首次倡议“一带一路”。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高度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进行顶层设计，提出要“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习近平就推进“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提出了中国方案，在主持召开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倡导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一带一路”战略列为2015年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务实合作进入新阶段。3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顺利签署。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进展顺利并取得初步成效。
二、“一带一路”体现了唯物主义发展观
（一）经济新常态的需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頭’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我国融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呈现出以开放促发展的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跌入谷底，一些国家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严重受挫，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谋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从谋求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高度，将我国的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打开新空间。
（二）现实国情的需要。
我国的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从规模和数量来看，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不愧为一个大国。从人均水平来看，我国很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土地的人均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水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8%，煤炭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0%，原油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5%，森林覆盖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因此我国又是一个小国。我国用7%的世界耕地养活19%的世界人口，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资源能源日渐紧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基于上述事实，习近平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需要更多利用国际资源。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实矛盾也需要向国外转移和依靠国际市场消化。” （三）历史使命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列为自身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1982年9月，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建共享为原则，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的联合体.当前，正处于完成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接续奋斗的重要阶段，更需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也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三、“一带一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
“一带一路”战略为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全球治理体系，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当前，从国际条件来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复苏乏力。“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丰富的内容，其精髓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市场运作。“一带一路”战略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力。
（一）共商共建共享。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所谓共商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使“一带一路”建设重视相关国家的利益与关切，体现相关国家的智慧与创意。所谓共建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各施所长，各尽所能，相关国家要把自身的优势和潜能都充分发挥出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所谓共享就是要使“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成果更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相关国家和人民，打造“一带一路”战略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在加强设施建设规划与技术标准体系对接的基础上。
（二）互利共赢。
所谓互利共赢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兼顾相关国家的利益需求与重大关切，找到各方的利益契合点与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地体现各方的智慧与创意，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各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一带一路”域内国家人口超过40亿，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但贸易壁垒多、投资成本高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域内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域内国家需要在共商的基础上提出消除贸易壁垒和降低投资成本的有效政策，尽早实现投资便利和贸易畅通，需要在道路、能源、通信的互联互通方面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建设，逐步形成“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网络，为各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增强各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造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三）开放包容。
所谓开放包容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尊重相关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发展道路、制度选择，倡导不同文明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对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须得到相关国家人民的鼎力支持，可以通过科技合作、学术往来、人才交流、旅游合作、文化交流、媒体合作、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人民认知认同，为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倡导相关国家既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兼容并蓄，又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谋发展、共创繁荣。
（四）市场运作。
政府在谋划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实施中，必须充分发挥好市场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谓市场运作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要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性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書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我国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进过程中，自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行动的指南、以制度为保障，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一带一路”必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有利于我国与各国之间的相互开放，有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代旭（1991-），汉族，山东人，石河子大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