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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附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理论。中国作为发展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在“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中对自身的经济发展策略进行妥当处理。
关键词依附论中华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依附论形成后曾经盛极一时,被第三世界学者广泛接受,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以自己的立场探讨自己的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然而,依附论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加之依附论学者的主要战略设想在实践中效果不够理想,依附论的局限性更多地暴露出来。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依附论的意义和局限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无论是依附论的意义还是局限都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很多有益的启示。
1 依附论的意义与发展
依附论在拉美兴起,其原本的提出便是为解决拉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尽管依附论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理论解释和走出不发达状态的政策处方,已受到多方的质疑和否定,并已被拉美各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和新区域主义的实践抛在一边。然而,作为一种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理论范式,依附论仍然不失其直达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质的理论生命力。
依附论自从19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就有多种流派,但依附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结构主义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一批拉美本地学者提出了结构主义理论,它是依附论的前身。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外围对中心的结构性经济依附,导致外围国家持续的不发达;外围的出路是以改良的办法改变不合理的国内及国际经济结构。其二是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赖托等人。他们基本采纳了结构主义的中心—外围概念,但已不局限于依附的经济层面,而是构建了一个关于依附的总的社会政治理论。他们认为,拉美经济发展被外部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资本主义的扩张尤其是美国的扩张总是对被扩张国有害,经济依附对拉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均产生深刻影响。结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的区别尤其体现在关于外围国家的出路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拒绝改良办法,倡导激进的社会革命。在拉美,依附论涉及许多学科领域:从经济学到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
目前世界形势下,研究“中心—边缘”理论仍有其现实意义。与其开始提出时的背景所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更多的呈现的是面面的形式。
2 依附论与中国
在19世纪80年代,缘由一场鸦片战争,中华民族封闭的大国之门被当时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敲开,自此,中华民族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轨。因为处于世界经济边缘,中华民族当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回顾鸦片战争后的百年中国,始终存在着不甘民族沉沦,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力求索、英勇拼搏的一代一代志士仁人。无论是哪一次的运动,无不闪现着民族复兴的影子。然而应该承认,虽然各次运动都有其巨大的特有的历史意义,但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衡量,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中华民族的复兴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自从2008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这个超级强国的中心地位有所动摇,而发展中国家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却在此次危机中显示出蓬勃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了该四国。中国更是在此次危机中展示了自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华民族如何重返世界经济的中心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命题。如前所述,现时代的世界中心与边缘地带均是面的结合,中国要进入该中心并不意味着中国能成为独一的中心,恰恰相反,中国应与其他能联合的国家携手一起进入世界的中心地带。如果将现代世界体系与古代地区性世界体系向比较,我们会发现,除了范围或量的差别外,最根本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具有质的区别,即前者文化明显超前于后者文化,并霸占着统治地位;二是体系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总是企图侵略、支配“边缘”国家。显而易见,中华民族要重新返回“中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并非易事,将受到现有“中心”国家的重重阻扰,因而我国在走向复兴的道路上不仅要定位准确,还需充分准备好处理与现有发达国家的关系。
3 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战略
在全球化的现状下,中国必须以负责任的正确态度与战略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中去。在完善国内各项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能否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国际战略是实现中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首先,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需找准目标: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国际战略的定位。需要明确认识到的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将受到多方面的阻扰,原因在于中国加入世界中心,将对现有的世界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次,现行的发达国家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现行体系中心。历史实践证明落后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要真正实现发展只能延着向世界体系“中心”方向的路径前进。这条发展路径在全球化条件下显得更加清晰。另外,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大国(如印度、巴西)成长为国际政治的区域“权力中心”不难,难的是上升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
根据实证经验,中国发展不能仅仅以追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为目标,必须积极的以负责任的姿态融入世界体系并从“边缘”上升为“中心”国家,否则即使成为第二个前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也终将陷入发展异化而重蹈覆辙。因此,中国既要成为国际政治的“权力中心”又要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由于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应特别强调以进入世界体系“中心”为基本方向,它包括两方面的目标,一方面要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技术分工的等级中跻身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要使中国社会结构的先进性和开放性达到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水平。为此,中国要本着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的理念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强化自身的技术自主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第二,中国应正视现有的全球体制,并积极参与到当中去,首要的一点便是需要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面对现有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现有规范,要妥善处理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目前对世界体系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大国特别是少数西方大国。全球化背景下,处于强势的“中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本质没有改变,“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继续维持,然而由于作为大国的中国迅速发展使得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开始在相当程度上接纳中国。中国与“中心”国家的关系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出现了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使这些利益交汇点增多。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更是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理应从现存国际体制外和反体制的力量转变为体制的参与者。既然与世界体系“脱钩”的道路行不通,那么不参与进去也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改造,参与的过程其实也是逐步改造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八国集团展开对话等举措都是明智之举。
第三,中华民族要积极巩固和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在共有利益方面与其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提升其政治经济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我国外交工作一直以来的基础,在现在更是中华民族实现走向体系中心的关键所在。
此次金融危机中,“金砖四国”,“金融20国峰会”展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好时机。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实现大发展、大跨越的最佳时机,正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相吻合。中国只要在现行的制度下继续向前,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走入“中心”国家,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关键词依附论中华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依附论形成后曾经盛极一时,被第三世界学者广泛接受,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以自己的立场探讨自己的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然而,依附论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加之依附论学者的主要战略设想在实践中效果不够理想,依附论的局限性更多地暴露出来。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依附论的意义和局限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无论是依附论的意义还是局限都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很多有益的启示。
1 依附论的意义与发展
依附论在拉美兴起,其原本的提出便是为解决拉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尽管依附论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理论解释和走出不发达状态的政策处方,已受到多方的质疑和否定,并已被拉美各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和新区域主义的实践抛在一边。然而,作为一种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理论范式,依附论仍然不失其直达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质的理论生命力。
依附论自从19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就有多种流派,但依附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结构主义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一批拉美本地学者提出了结构主义理论,它是依附论的前身。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外围对中心的结构性经济依附,导致外围国家持续的不发达;外围的出路是以改良的办法改变不合理的国内及国际经济结构。其二是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赖托等人。他们基本采纳了结构主义的中心—外围概念,但已不局限于依附的经济层面,而是构建了一个关于依附的总的社会政治理论。他们认为,拉美经济发展被外部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资本主义的扩张尤其是美国的扩张总是对被扩张国有害,经济依附对拉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均产生深刻影响。结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的区别尤其体现在关于外围国家的出路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拒绝改良办法,倡导激进的社会革命。在拉美,依附论涉及许多学科领域:从经济学到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
目前世界形势下,研究“中心—边缘”理论仍有其现实意义。与其开始提出时的背景所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更多的呈现的是面面的形式。
2 依附论与中国
在19世纪80年代,缘由一场鸦片战争,中华民族封闭的大国之门被当时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敲开,自此,中华民族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轨。因为处于世界经济边缘,中华民族当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回顾鸦片战争后的百年中国,始终存在着不甘民族沉沦,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力求索、英勇拼搏的一代一代志士仁人。无论是哪一次的运动,无不闪现着民族复兴的影子。然而应该承认,虽然各次运动都有其巨大的特有的历史意义,但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衡量,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中华民族的复兴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自从2008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这个超级强国的中心地位有所动摇,而发展中国家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却在此次危机中显示出蓬勃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了该四国。中国更是在此次危机中展示了自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华民族如何重返世界经济的中心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命题。如前所述,现时代的世界中心与边缘地带均是面的结合,中国要进入该中心并不意味着中国能成为独一的中心,恰恰相反,中国应与其他能联合的国家携手一起进入世界的中心地带。如果将现代世界体系与古代地区性世界体系向比较,我们会发现,除了范围或量的差别外,最根本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具有质的区别,即前者文化明显超前于后者文化,并霸占着统治地位;二是体系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总是企图侵略、支配“边缘”国家。显而易见,中华民族要重新返回“中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并非易事,将受到现有“中心”国家的重重阻扰,因而我国在走向复兴的道路上不仅要定位准确,还需充分准备好处理与现有发达国家的关系。
3 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战略
在全球化的现状下,中国必须以负责任的正确态度与战略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中去。在完善国内各项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能否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国际战略是实现中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首先,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需找准目标: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国际战略的定位。需要明确认识到的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将受到多方面的阻扰,原因在于中国加入世界中心,将对现有的世界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次,现行的发达国家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现行体系中心。历史实践证明落后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要真正实现发展只能延着向世界体系“中心”方向的路径前进。这条发展路径在全球化条件下显得更加清晰。另外,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大国(如印度、巴西)成长为国际政治的区域“权力中心”不难,难的是上升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
根据实证经验,中国发展不能仅仅以追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为目标,必须积极的以负责任的姿态融入世界体系并从“边缘”上升为“中心”国家,否则即使成为第二个前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也终将陷入发展异化而重蹈覆辙。因此,中国既要成为国际政治的“权力中心”又要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由于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应特别强调以进入世界体系“中心”为基本方向,它包括两方面的目标,一方面要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技术分工的等级中跻身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要使中国社会结构的先进性和开放性达到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水平。为此,中国要本着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的理念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强化自身的技术自主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第二,中国应正视现有的全球体制,并积极参与到当中去,首要的一点便是需要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面对现有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现有规范,要妥善处理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目前对世界体系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大国特别是少数西方大国。全球化背景下,处于强势的“中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本质没有改变,“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继续维持,然而由于作为大国的中国迅速发展使得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开始在相当程度上接纳中国。中国与“中心”国家的关系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出现了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使这些利益交汇点增多。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更是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理应从现存国际体制外和反体制的力量转变为体制的参与者。既然与世界体系“脱钩”的道路行不通,那么不参与进去也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改造,参与的过程其实也是逐步改造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八国集团展开对话等举措都是明智之举。
第三,中华民族要积极巩固和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在共有利益方面与其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提升其政治经济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我国外交工作一直以来的基础,在现在更是中华民族实现走向体系中心的关键所在。
此次金融危机中,“金砖四国”,“金融20国峰会”展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好时机。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实现大发展、大跨越的最佳时机,正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相吻合。中国只要在现行的制度下继续向前,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走入“中心”国家,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