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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尔斯泰是俄国的一位伟大作家，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曾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论，并提出了以“镜子说”为核心的文学反映理论。《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在《复活》中作者为我们成功塑造了聂赫留朵夫这样一个通过身体力行使灵魂得到救赎的主人公形象。聂赫留朵夫是托翁极力追寻和宣扬的托尔斯泰主义实践者的代表，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集中体现者。
【关键词】聂赫留朵夫；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天才作品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对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描写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命题，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1〕列宁以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文学知识在1908至1910年间撰写了多篇论述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的文章，对这位文学巨匠做出了精辟的解读，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文艺理论。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的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也不过意味着破产、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2〕《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经典作品，较为充分和深刻地展现了“托尔斯泰主义”，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因此，对《复活》主人翁聂赫留朵夫的再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复活》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从而深入认识“托尔斯泰主义”的消极作用与积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列宁文学反映论的精神实质，丰富和发展新文艺理论。
1. 聂赫留朵夫是《复活》的男主人公，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也正以为如此，他有较多的机会接受教育和关注生活的意义 他自幼受到宗教教誨，少年时便笃信基督，热切地追求生活的真谛。十四岁时，他就经常“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对他揭示真理”。他道德纯洁并极具追求自我完善的精神品质，“为道德的要求所作的牺牲在他就是最高的精神快乐”。大学时代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单纯、热情，对生活和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当时的他毫不怀疑一个人可以达到自我超越的可能，社会也会不断的得到丰富和完善。他深入阅读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和亨利·乔治的作品，逐渐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和残忍。他决定把自己占有的土地分给农民，从自己做起来促进社会的改善。为此，他把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送给了农民。此时的聂赫留朵夫具有善良的本性，他充满朝气、热情向上，关心社会进步，积极探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此时他已结识了玛丝洛娃并且二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但那也只能说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简单纯洁的爱慕，和罪恶还扯不上边儿。可是我们也应看到，此时的聂赫留朵夫是非常单纯的，尽管他相信真理的存在但是他的相信是脆弱的，因为良好的教育和简单的生活环境使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更深刻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他还没有真正地步入社会，这也为他以后经历的曲折和救赎埋下了伏笔。
聂赫留朵夫的道德滑坡从他进入军队开始，托尔斯泰将聂赫留朵的堕落安排在军队之中也许就有他主观上“反对暴力、反对战争”的意愿，只不过他没有做出具体的揭示。进入军队之后的聂赫留朵夫由于受到贵族社会环境和腐朽放荡生活的浸染，开始一味追求享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成天喝酒、打牌、玩女人。他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相反为摆脱了道德的约束而高兴。这时，他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他已经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工具”。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诱奸了纯洁的少女玛丝洛娃。托尔斯泰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人：“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也就是说，在这时的聂赫留道夫身上，“兽性的人”压倒了“精神的人”。对聂赫留朵夫道德滑坡的描写在全书而言似乎不过是仅仅为了给其以后漫长的道德救赎做铺垫，实际上却是作者对世人最大的警示。能够做出像聂赫留朵夫那样的寻求“复活”举动的人更多的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道德理想，但促使聂赫留朵夫由一个热情纯洁的青年蜕变为一个道德败坏的贵族军官的内外因素却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其内因我们可以归结为聂赫留朵夫道德立场的不坚定，对虚荣的盲目追求，大家都这样做，并且这样做确实带来了物质方面的欲望满足，“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3〕 ；其外部因素則是由于军队与社会之中普遍存在的腐朽衰败风气，他们像一张令人难以自拔的网，稍不自持就可能陷入深渊，还有就是人性难以克服的好逸恶劳等恶习。 “托尔斯泰主义”也许有其消极成分，但对人类危险的道德处境的展现与揭露却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现实意义。
小说的大量篇幅主要集中在聂赫留朵夫漫漫的“复活”历程中，法庭上的意外相见，引发了聂赫留朵夫的赎罪忏悔之心。当然，聂赫留朵夫的忏悔与不安是基于他在少年与青年时期良好道德自觉的觉醒。此时的聂赫留朵夫已经不是盲目从众的贵族青年军官了，尽管见到了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本能地希望玛丝洛娃和她的辩护人不要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使他当众出丑。然而面对可怜的受害者，他又不能不在良心深处有所触动，心中交织着震惊、怜悯与悔恨等各种复杂的情感。丑事外扬、脸面丢尽的恐惧与强烈的负罪感越来越强烈地在他的心中斗争，他在内心里竭力为自己开脱，悔恨的情绪也不断上升。最终毫无公正性可言的法庭错判玛丝洛娃服4年苦役，严酷的事实加剧了他的负罪，使他丢掉了种种卑劣的情感，决心替她申冤。从法庭归来的聂赫留朵夫开始感到周围的一切的可憎，他下决心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过，这时的他有着较多的自怜自爱、孤芳自赏的成分，忏悔的动机并不是十分纯洁的。第二次探监玛丝洛娃的话使他真正明白了他忏悔行为的自怜自爱是自私与低劣的，也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全部罪孽和这种罪孽的深重。这一新的认识，使他的责任感和行动的决心大大加强。以后，随着他视野和活动足迹的不断扩大，他的忏悔活动也从对个人罪恶的认识扩大到对整个阶层、整个社会罪恶的认识与批判。经过艰难痛苦的灵魂净化过程，“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4〕这种良知最终促使聂赫留朵夫从一个有深重罪恶的人，变成一个博爱的得到灵魂拯救的人，实现了灵魂的“复活”。 2.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性著作 它以其严谨生动的文学书写与深重的道德关怀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不朽巨著，同时它也寄托了作者穷其一生不断思考与追寻的自我超越的理想，堪称托尔斯泰思想探索最集中的艺术表现，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完美阐释。聂赫留朵夫是一个追求道德救赎的典型形象，在他的身上既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也有作者所处时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青年典型的思想特征，是寄寓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文学典型形象。
托尔斯泰主义是在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说，他集中了托尔斯泰对人生追求与世界秩序的思考。一般来说，我们所讲的托尔斯泰主义指的是精神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以及博爱等思想，它具有浓厚基督教思想的影子。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出身于图拉省克拉皮县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一个贵族伯爵家庭。但是，富裕的家庭只是给了托尔斯泰富足的生活，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在姑母的监护下长大。托尔斯泰小小年纪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而且他的一生都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对生命的敬畏无疑促进了他更多地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
聂赫留朵夫身上就有着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他身上的某些经历、性格特征与气质都包含着托尔斯泰的经历与内心体验，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聂赫留道夫看作是托尔斯泰的化身，但说《复活》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色彩则是有道理的。小说中聂赫留朵夫不断地进行着道德的自我完善，不贪财，不纵欲，与人亲善，这种爱的宗教，正是晚年托尔斯泰的精神投射。但是我们不应就此把聂赫留朵夫形象简单化，恰恰相反，托尔斯泰塑造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聂赫留朵夫身上的腐朽性与邪恶性是在每一个平常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影子的。托尔斯泰不仅令人信服地刻画了聂赫留朵夫的双重人格，揭露和批判了贵族腐朽生活对人性的戕害，而且深刻挖掘了人自身具有的性恶本质，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危害。在少年和读书时期，聂赫留朵夫是正直、纯洁、善良的，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善自己、改善社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种美好品质在那个虚荣腐朽的贵族圈子里是难以立足的。聂赫留朵夫的善良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奚落，甚至被认为是荒唐和可笑的。而在他一步步的随波逐流的时候，他却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当然，在《复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对罪恶的揭示，作者的重点显然在对罪恶的救赎。也正是因为聂赫留朵夫在面对自身所处阶层和社会的强大阻力仍然不断地努力实践灵魂的补偿，才使得他成为与世界文学中于连、冉阿让等经典形象所不同的一个独特的探索者。有许多的评论家因为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显然有作家的自传性质、聂赫留朵夫最后在《福音书》中寻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宗教出路的结局等因素认为小说的说教性质太严重，因而认为聂赫留朵夫形象是作者的道德传声筒，不够真实、典型。其实，道德说教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至少，聂赫留朵夫的“传教士”特色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人始终具有道德完善的责任，哪怕它的实现还很遥远。另外，小说的视野还是很广阔的，高尔基曾深刻地指出： “六十年来，聂赫留朵夫公爵驰骋于俄罗斯，到处看看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的俄羅斯生活几乎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聂赫留朵夫的道德实践具有极大的空想性与狭隘性，聂赫留朵夫所奉行的“要永远宽恕一切人”，人人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心向善，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病，“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托尔斯泰所安排的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是一种宗教理想国式的假想。列宁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几篇有关托尔斯泰的文论中多处论及托尔斯泰主义。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列宁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 〔6〕“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7〕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又指出：“托尔斯泰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8〕从列宁的这一系列论述中，我们看到列宁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的伟大的文学艺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对“托尔斯泰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讽刺。
《复活》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是托尔斯泰一生思想探索的总结，是作家世界观矛盾的集中体现。聂赫留朵夫公爵是俄国贵族阶层的叛逆者、抗议者、批判者，更是一个贵族忏悔的典型，集中体现了作家的痛苦、失败和希望，他的行动是践行“托尔斯泰主义”的艺术图解。和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就对社会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而言，小说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它未能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有正确和科学的认识，把爱与善作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唯一良方，必然导致批判力量的自我削弱。再由于他们对社会罪恶的批判仅仅停留在个性被压抑、被损害，未能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同时也就是对下层人民有了欺骗和麻痹的倾向。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不断进行精神追寻的一生，他追求个人与社会、宗教信仰与世俗生命、道德批判与自我超越的某种和谐，直到死在自我放逐的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托尔斯泰和矛盾的托尔斯泰。我们可以从托尔斯泰主义中看到人类思想闪烁的光芒，也能够看到一个基督徒内心无休止的追问与困惑。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 《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2.
[2]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2.
[3]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复活》吴君丽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
[4]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新文艺出版社，1956.
[5]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马、恩、列、斯论文学与艺术》 河北师大内部编
[6]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马、恩、列、斯论文学与艺术》.河北师大内部编
[7] 李伟昉.《试析渥伦斯基的情感世界外国文学研究》〔J〕； 1994年04期
[8] 赵宁.《恶魔主题在俄国文学中的嬗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3
[9] 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第245页
【关键词】聂赫留朵夫；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天才作品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对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描写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命题，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1〕列宁以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文学知识在1908至1910年间撰写了多篇论述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的文章，对这位文学巨匠做出了精辟的解读，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文艺理论。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的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也不过意味着破产、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2〕《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经典作品，较为充分和深刻地展现了“托尔斯泰主义”，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因此，对《复活》主人翁聂赫留朵夫的再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复活》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从而深入认识“托尔斯泰主义”的消极作用与积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列宁文学反映论的精神实质，丰富和发展新文艺理论。
1. 聂赫留朵夫是《复活》的男主人公，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也正以为如此，他有较多的机会接受教育和关注生活的意义 他自幼受到宗教教誨，少年时便笃信基督，热切地追求生活的真谛。十四岁时，他就经常“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对他揭示真理”。他道德纯洁并极具追求自我完善的精神品质，“为道德的要求所作的牺牲在他就是最高的精神快乐”。大学时代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单纯、热情，对生活和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当时的他毫不怀疑一个人可以达到自我超越的可能，社会也会不断的得到丰富和完善。他深入阅读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和亨利·乔治的作品，逐渐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和残忍。他决定把自己占有的土地分给农民，从自己做起来促进社会的改善。为此，他把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送给了农民。此时的聂赫留朵夫具有善良的本性，他充满朝气、热情向上，关心社会进步，积极探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此时他已结识了玛丝洛娃并且二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但那也只能说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简单纯洁的爱慕，和罪恶还扯不上边儿。可是我们也应看到，此时的聂赫留朵夫是非常单纯的，尽管他相信真理的存在但是他的相信是脆弱的，因为良好的教育和简单的生活环境使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更深刻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他还没有真正地步入社会，这也为他以后经历的曲折和救赎埋下了伏笔。
聂赫留朵夫的道德滑坡从他进入军队开始，托尔斯泰将聂赫留朵的堕落安排在军队之中也许就有他主观上“反对暴力、反对战争”的意愿，只不过他没有做出具体的揭示。进入军队之后的聂赫留朵夫由于受到贵族社会环境和腐朽放荡生活的浸染，开始一味追求享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成天喝酒、打牌、玩女人。他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相反为摆脱了道德的约束而高兴。这时，他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他已经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工具”。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诱奸了纯洁的少女玛丝洛娃。托尔斯泰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人：“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也就是说，在这时的聂赫留道夫身上，“兽性的人”压倒了“精神的人”。对聂赫留朵夫道德滑坡的描写在全书而言似乎不过是仅仅为了给其以后漫长的道德救赎做铺垫，实际上却是作者对世人最大的警示。能够做出像聂赫留朵夫那样的寻求“复活”举动的人更多的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道德理想，但促使聂赫留朵夫由一个热情纯洁的青年蜕变为一个道德败坏的贵族军官的内外因素却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其内因我们可以归结为聂赫留朵夫道德立场的不坚定，对虚荣的盲目追求，大家都这样做，并且这样做确实带来了物质方面的欲望满足，“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3〕 ；其外部因素則是由于军队与社会之中普遍存在的腐朽衰败风气，他们像一张令人难以自拔的网，稍不自持就可能陷入深渊，还有就是人性难以克服的好逸恶劳等恶习。 “托尔斯泰主义”也许有其消极成分，但对人类危险的道德处境的展现与揭露却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现实意义。
小说的大量篇幅主要集中在聂赫留朵夫漫漫的“复活”历程中，法庭上的意外相见，引发了聂赫留朵夫的赎罪忏悔之心。当然，聂赫留朵夫的忏悔与不安是基于他在少年与青年时期良好道德自觉的觉醒。此时的聂赫留朵夫已经不是盲目从众的贵族青年军官了，尽管见到了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本能地希望玛丝洛娃和她的辩护人不要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使他当众出丑。然而面对可怜的受害者，他又不能不在良心深处有所触动，心中交织着震惊、怜悯与悔恨等各种复杂的情感。丑事外扬、脸面丢尽的恐惧与强烈的负罪感越来越强烈地在他的心中斗争，他在内心里竭力为自己开脱，悔恨的情绪也不断上升。最终毫无公正性可言的法庭错判玛丝洛娃服4年苦役，严酷的事实加剧了他的负罪，使他丢掉了种种卑劣的情感，决心替她申冤。从法庭归来的聂赫留朵夫开始感到周围的一切的可憎，他下决心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过，这时的他有着较多的自怜自爱、孤芳自赏的成分，忏悔的动机并不是十分纯洁的。第二次探监玛丝洛娃的话使他真正明白了他忏悔行为的自怜自爱是自私与低劣的，也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全部罪孽和这种罪孽的深重。这一新的认识，使他的责任感和行动的决心大大加强。以后，随着他视野和活动足迹的不断扩大，他的忏悔活动也从对个人罪恶的认识扩大到对整个阶层、整个社会罪恶的认识与批判。经过艰难痛苦的灵魂净化过程，“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4〕这种良知最终促使聂赫留朵夫从一个有深重罪恶的人，变成一个博爱的得到灵魂拯救的人，实现了灵魂的“复活”。 2.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性著作 它以其严谨生动的文学书写与深重的道德关怀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不朽巨著，同时它也寄托了作者穷其一生不断思考与追寻的自我超越的理想，堪称托尔斯泰思想探索最集中的艺术表现，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完美阐释。聂赫留朵夫是一个追求道德救赎的典型形象，在他的身上既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也有作者所处时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青年典型的思想特征，是寄寓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文学典型形象。
托尔斯泰主义是在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说，他集中了托尔斯泰对人生追求与世界秩序的思考。一般来说，我们所讲的托尔斯泰主义指的是精神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以及博爱等思想，它具有浓厚基督教思想的影子。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出身于图拉省克拉皮县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一个贵族伯爵家庭。但是，富裕的家庭只是给了托尔斯泰富足的生活，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在姑母的监护下长大。托尔斯泰小小年纪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而且他的一生都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对生命的敬畏无疑促进了他更多地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
聂赫留朵夫身上就有着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他身上的某些经历、性格特征与气质都包含着托尔斯泰的经历与内心体验，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聂赫留道夫看作是托尔斯泰的化身，但说《复活》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色彩则是有道理的。小说中聂赫留朵夫不断地进行着道德的自我完善，不贪财，不纵欲，与人亲善，这种爱的宗教，正是晚年托尔斯泰的精神投射。但是我们不应就此把聂赫留朵夫形象简单化，恰恰相反，托尔斯泰塑造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聂赫留朵夫身上的腐朽性与邪恶性是在每一个平常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影子的。托尔斯泰不仅令人信服地刻画了聂赫留朵夫的双重人格，揭露和批判了贵族腐朽生活对人性的戕害，而且深刻挖掘了人自身具有的性恶本质，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危害。在少年和读书时期，聂赫留朵夫是正直、纯洁、善良的，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善自己、改善社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种美好品质在那个虚荣腐朽的贵族圈子里是难以立足的。聂赫留朵夫的善良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奚落，甚至被认为是荒唐和可笑的。而在他一步步的随波逐流的时候，他却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当然，在《复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对罪恶的揭示，作者的重点显然在对罪恶的救赎。也正是因为聂赫留朵夫在面对自身所处阶层和社会的强大阻力仍然不断地努力实践灵魂的补偿，才使得他成为与世界文学中于连、冉阿让等经典形象所不同的一个独特的探索者。有许多的评论家因为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显然有作家的自传性质、聂赫留朵夫最后在《福音书》中寻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宗教出路的结局等因素认为小说的说教性质太严重，因而认为聂赫留朵夫形象是作者的道德传声筒，不够真实、典型。其实，道德说教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至少，聂赫留朵夫的“传教士”特色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人始终具有道德完善的责任，哪怕它的实现还很遥远。另外，小说的视野还是很广阔的，高尔基曾深刻地指出： “六十年来，聂赫留朵夫公爵驰骋于俄罗斯，到处看看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的俄羅斯生活几乎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聂赫留朵夫的道德实践具有极大的空想性与狭隘性，聂赫留朵夫所奉行的“要永远宽恕一切人”，人人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心向善，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病，“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托尔斯泰所安排的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是一种宗教理想国式的假想。列宁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几篇有关托尔斯泰的文论中多处论及托尔斯泰主义。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列宁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 〔6〕“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7〕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又指出：“托尔斯泰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8〕从列宁的这一系列论述中，我们看到列宁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的伟大的文学艺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对“托尔斯泰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讽刺。
《复活》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是托尔斯泰一生思想探索的总结，是作家世界观矛盾的集中体现。聂赫留朵夫公爵是俄国贵族阶层的叛逆者、抗议者、批判者，更是一个贵族忏悔的典型，集中体现了作家的痛苦、失败和希望，他的行动是践行“托尔斯泰主义”的艺术图解。和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就对社会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而言，小说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它未能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有正确和科学的认识，把爱与善作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唯一良方，必然导致批判力量的自我削弱。再由于他们对社会罪恶的批判仅仅停留在个性被压抑、被损害，未能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同时也就是对下层人民有了欺骗和麻痹的倾向。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不断进行精神追寻的一生，他追求个人与社会、宗教信仰与世俗生命、道德批判与自我超越的某种和谐，直到死在自我放逐的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托尔斯泰和矛盾的托尔斯泰。我们可以从托尔斯泰主义中看到人类思想闪烁的光芒，也能够看到一个基督徒内心无休止的追问与困惑。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 《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2.
[2]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2.
[3]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复活》吴君丽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
[4]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新文艺出版社，1956.
[5]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马、恩、列、斯论文学与艺术》 河北师大内部编
[6]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马、恩、列、斯论文学与艺术》.河北师大内部编
[7] 李伟昉.《试析渥伦斯基的情感世界外国文学研究》〔J〕； 1994年04期
[8] 赵宁.《恶魔主题在俄国文学中的嬗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3
[9] 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