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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人们的关注焦点都在高考上。这高度紧张的三天终于过去，冷静思考的时刻到了：倘以投资论，大多数家庭和孩子，在高考上的投资与回报，究竟如何？
当此之际，回看古今诸多实例，或将有利“高考后”诸君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高考成本：从鸡蛋到
4万元，投入无上限
为着特定目标而做事所投入的一切，均可视作投资。当今高考之投资成本，不可谓不大。
以备战高考的最后一学期来算，一个学生投入在复习资料、补课费、营养费等方面的综合费用，就十分可观了，而高考之前的各类小考，更是不计其数。简单算一下，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12年，要经历24次期中、期末考试，3次毕业考试，3次入学考，40次季考，120次月考，480次周考……可谓久经“考”场。
以年代变迁来看，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应考阵容也在扩张——从一个人的高考，到全家人的高考，再到全社会的高考，考前准备越来越丰富，考试配备越来越全面，各种投资也越来越高昂，高考成本一路攀升。
上世纪70年代下放农场的青年们上考场，揣个鸡蛋就感觉营养十足了。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考场如进课堂；到2000后起，补习课逐渐兴起，而今越发重视，补习班、营养餐成为风尚，考前住酒店，爹妈汽车送……阵容日趋庞大。
有人以2011年沈阳某考生为例算了一笔账，复习资料加补课费、营养食补、冲剌阶段就近租房之类，总投入就接近4万元了。
在高考投入不断升级的背后，是应考者身心状态的变化。
40年前的高考生，在生活中吃过很多的苦，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把学习当作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之不懈努力。而今日考生并无生活之忧，易产生“被动式学习”的心理，白天埋在大堆的学习资料里，晚上淹没在昏暗的灯光里，周末奔波在各类辅导班里。所以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能够不被学校与家长的压力打击信心，可焕发自身动力与学习热情的，堪称真正的成功者。
古人赶考：
拼了身家性命上路
與今人高考获得择业敲门砖不同的是，古人赶考直接奔的是功名利禄。以其性质论，颇类似于今日之考公务员。所以，古人赶考投入更为高昂。
以曾国藩为例，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他任职礼部右侍郎时曾在北京寓所给四位弟弟写信：李子山曾希六族伯托我捐功名，其伙计陈体元亦托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垅，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垅之钱，则丁酉万不能进京。渠来托我，不能不应，拟今岁为之办就。其银钱嘱渠送至我家，有便将执照付至家中，渠银钱一到，即发执照与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发也。丁酉年办进京盘费，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则曾陈二人岂不可感哉？
大意是，道光十七年（丁酉年），已经两次会试失败的曾国藩，准备第三次参加道光十八年的会试。尽管曾家在当地是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小地主，但前两次会试已经几乎花光了家中的钱，于是只能去族人和亲戚朋友家借贷。朱家、王家一分钱都不愿意借，他只好走到栗江找同族的伯叔辈曾希六。曾希六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他和自己的伙计陈体元将钱借给了曾国藩，曾国藩才得以进京赶考，并在第二年的会试中考取进士进了翰林院，从此平步青云。他37岁官至二品，成为大清开国两百多年来升官最快的湖南人。现在两位当年有恩于他的生意人让他帮着在朝廷捐一个官衔，类似于今天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曾国藩垫钱在京中替两人办理，办理完毕后将执照寄回家，并告诉弟弟们，即使曾、陈两人还给曾家捐官的钱不足额，曾家也应先将官职执照给两人。
由此信可知曾国藩对人情练达之娴熟，同时也可见当时举人进京会试之艰难，与应试成本之高。
所以，古代科举中江南士子的成绩最好，亦不难理解了——不只因为江南文化氛围好，经济发达，更因明清时期有江南贡院，大大节约了江南士子的时间与成本。云贵考生跑一次，够江南考生来回好几趟了。在自己的地盘上“主场决胜”，发挥优良亦属正常了。
投资还有应对考试的健康保障上，古往今来也都是一样高度重视且备受煎熬。
清人龚炜曾作《赴考》一文，描绘自己以孱弱之躯赴考，一路上中暑、晕船，最终无奈半途返回，甚至因此“绝意名场”。《名医类案》载：“许元公入京师赴省试，过桥坠马，右臂臼脱。”本已昏迷，幸遇一良医为之调治，“五日复常，遂得赴试。”虽是意外，可见长途跋涉之风云难测。
为应付恶劣的考场环境，古人会在临考时服用玉屏风散，以抵御寒邪。古时乡试多在农历八月举行，此时天气已凉。考生们常服人参、饮枣酒，以求益智强记、养血安神之效。
此外，古人为了防止考场上内急，还在廷试前煮食白果，即银杏果，取其缩尿之功效。与此相对应，今天一些参加高考的女生通过服药的方式将经期延迟，亦可算是“人为干预”自然周期，来保障考场上的精力与专注度了。
总而言之，用心良苦。
人生大考场，
持续学习是赢家
大考之后的焦头烂额，可谓古今一同。然而人生真正的赢家，并不必然是在一张卷子上答出高分的人。
若德行有亏，考上状元也可能会大难临头。比如陈世美，因中状元而成驸马，结果呢，因为不认贫贱之妻，竟被送上铡刀。
戏文故事与史实或有差距，但这故事的传播却表达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考取功名比起来，更重要的是做人要讲良心，重情义。
现当代的应考者中，亦有因为品德优良而收获意外惊喜的。有着“万婴之母”称号的林巧稚，于1921年7月前往上海参加北京协和医院的预科考试。在最后一场考英语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晕倒，林巧稚赶紧放下试卷，上前急救。结果，她最有把握的英语试卷，竟没有做完。
原以为这次应试要落榜了，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将她乐于助人的事迹写了一份报告附在试卷后面报了上去。北京协和医院认为，她的爱心与沉着冷静，具备了一名医生的优良品质。
果然，林巧稚所在那一届的学生中，只有18人顺利毕业，而她的成绩是第一名。
乐于助人是上德，勤学上进是美德。知名主持人孟非，高中毕业进厂当了工人，也不影响星途坦荡。
这是表面呈现的顺利与幸运。实际上，人家始终如一努力上进，才是成功的根本。而这些，并非考卷所能衡量。
已考上大学的学子中，亦不全是喜剧。因健康出状况而学业不继甚至威胁生命的，或进入高校后目标消失、焦虑困顿心理脆弱等酿悲剧的，时有发生。由是可知，高考所能检测的个人素养，它对于人一生的影响，需要被客观理性看待。
有时，人们会为着高考而牺牲了亲情——或是父母为了子女前程而送其到外地读书，亲情团聚减少，两头孤寂；或是家中有亲人重病乃至离世时，备战高考者被隐瞒。笔者曾从事临终关怀义工服务与培训工作，见过很多大学生来做义工，都是家中有长辈或父母重病离世时，自己因备战高考而全不知情。大考后亲人不在，满腹思念与感恩、愧悔之情，只好来向别家老人表达，以解心结。
由是可见，在子女前途与亲情维护的冲突之间，还有理性调和的空间。毕竟，人生幸福与否，与太多因素有关。高考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人生路上无数考试中的一环。真正具有检验能力的试卷，其实是每个人自己出题的——你想在哪个领域有收获，就可以选择在哪个领域给自己布置作业。
那些能持续保持学习动力，不断在身心健康、能力提升、情感滋养等方面提升完善自己，并将其作为日常训练内容的人，才能拥有更多的自由度与幸福感。
当此之际，回看古今诸多实例，或将有利“高考后”诸君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高考成本：从鸡蛋到
4万元，投入无上限
为着特定目标而做事所投入的一切，均可视作投资。当今高考之投资成本，不可谓不大。
以备战高考的最后一学期来算，一个学生投入在复习资料、补课费、营养费等方面的综合费用，就十分可观了，而高考之前的各类小考，更是不计其数。简单算一下，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12年，要经历24次期中、期末考试，3次毕业考试，3次入学考，40次季考，120次月考，480次周考……可谓久经“考”场。
以年代变迁来看，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应考阵容也在扩张——从一个人的高考，到全家人的高考，再到全社会的高考，考前准备越来越丰富，考试配备越来越全面，各种投资也越来越高昂，高考成本一路攀升。
上世纪70年代下放农场的青年们上考场，揣个鸡蛋就感觉营养十足了。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考场如进课堂；到2000后起，补习课逐渐兴起，而今越发重视，补习班、营养餐成为风尚，考前住酒店，爹妈汽车送……阵容日趋庞大。
有人以2011年沈阳某考生为例算了一笔账，复习资料加补课费、营养食补、冲剌阶段就近租房之类，总投入就接近4万元了。
在高考投入不断升级的背后，是应考者身心状态的变化。
40年前的高考生，在生活中吃过很多的苦，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把学习当作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之不懈努力。而今日考生并无生活之忧，易产生“被动式学习”的心理，白天埋在大堆的学习资料里，晚上淹没在昏暗的灯光里，周末奔波在各类辅导班里。所以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能够不被学校与家长的压力打击信心，可焕发自身动力与学习热情的，堪称真正的成功者。
古人赶考：
拼了身家性命上路
與今人高考获得择业敲门砖不同的是，古人赶考直接奔的是功名利禄。以其性质论，颇类似于今日之考公务员。所以，古人赶考投入更为高昂。
以曾国藩为例，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他任职礼部右侍郎时曾在北京寓所给四位弟弟写信：李子山曾希六族伯托我捐功名，其伙计陈体元亦托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垅，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垅之钱，则丁酉万不能进京。渠来托我，不能不应，拟今岁为之办就。其银钱嘱渠送至我家，有便将执照付至家中，渠银钱一到，即发执照与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发也。丁酉年办进京盘费，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则曾陈二人岂不可感哉？
大意是，道光十七年（丁酉年），已经两次会试失败的曾国藩，准备第三次参加道光十八年的会试。尽管曾家在当地是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小地主，但前两次会试已经几乎花光了家中的钱，于是只能去族人和亲戚朋友家借贷。朱家、王家一分钱都不愿意借，他只好走到栗江找同族的伯叔辈曾希六。曾希六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他和自己的伙计陈体元将钱借给了曾国藩，曾国藩才得以进京赶考，并在第二年的会试中考取进士进了翰林院，从此平步青云。他37岁官至二品，成为大清开国两百多年来升官最快的湖南人。现在两位当年有恩于他的生意人让他帮着在朝廷捐一个官衔，类似于今天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曾国藩垫钱在京中替两人办理，办理完毕后将执照寄回家，并告诉弟弟们，即使曾、陈两人还给曾家捐官的钱不足额，曾家也应先将官职执照给两人。
由此信可知曾国藩对人情练达之娴熟，同时也可见当时举人进京会试之艰难，与应试成本之高。
所以，古代科举中江南士子的成绩最好，亦不难理解了——不只因为江南文化氛围好，经济发达，更因明清时期有江南贡院，大大节约了江南士子的时间与成本。云贵考生跑一次，够江南考生来回好几趟了。在自己的地盘上“主场决胜”，发挥优良亦属正常了。
投资还有应对考试的健康保障上，古往今来也都是一样高度重视且备受煎熬。
清人龚炜曾作《赴考》一文，描绘自己以孱弱之躯赴考，一路上中暑、晕船，最终无奈半途返回，甚至因此“绝意名场”。《名医类案》载：“许元公入京师赴省试，过桥坠马，右臂臼脱。”本已昏迷，幸遇一良医为之调治，“五日复常，遂得赴试。”虽是意外，可见长途跋涉之风云难测。
为应付恶劣的考场环境，古人会在临考时服用玉屏风散，以抵御寒邪。古时乡试多在农历八月举行，此时天气已凉。考生们常服人参、饮枣酒，以求益智强记、养血安神之效。
此外，古人为了防止考场上内急，还在廷试前煮食白果，即银杏果，取其缩尿之功效。与此相对应，今天一些参加高考的女生通过服药的方式将经期延迟，亦可算是“人为干预”自然周期，来保障考场上的精力与专注度了。
总而言之，用心良苦。
人生大考场，
持续学习是赢家
大考之后的焦头烂额，可谓古今一同。然而人生真正的赢家，并不必然是在一张卷子上答出高分的人。
若德行有亏，考上状元也可能会大难临头。比如陈世美，因中状元而成驸马，结果呢，因为不认贫贱之妻，竟被送上铡刀。
戏文故事与史实或有差距，但这故事的传播却表达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考取功名比起来，更重要的是做人要讲良心，重情义。
现当代的应考者中，亦有因为品德优良而收获意外惊喜的。有着“万婴之母”称号的林巧稚，于1921年7月前往上海参加北京协和医院的预科考试。在最后一场考英语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晕倒，林巧稚赶紧放下试卷，上前急救。结果，她最有把握的英语试卷，竟没有做完。
原以为这次应试要落榜了，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将她乐于助人的事迹写了一份报告附在试卷后面报了上去。北京协和医院认为，她的爱心与沉着冷静，具备了一名医生的优良品质。
果然，林巧稚所在那一届的学生中，只有18人顺利毕业，而她的成绩是第一名。
乐于助人是上德，勤学上进是美德。知名主持人孟非，高中毕业进厂当了工人，也不影响星途坦荡。
这是表面呈现的顺利与幸运。实际上，人家始终如一努力上进，才是成功的根本。而这些，并非考卷所能衡量。
已考上大学的学子中，亦不全是喜剧。因健康出状况而学业不继甚至威胁生命的，或进入高校后目标消失、焦虑困顿心理脆弱等酿悲剧的，时有发生。由是可知，高考所能检测的个人素养，它对于人一生的影响，需要被客观理性看待。
有时，人们会为着高考而牺牲了亲情——或是父母为了子女前程而送其到外地读书，亲情团聚减少，两头孤寂；或是家中有亲人重病乃至离世时，备战高考者被隐瞒。笔者曾从事临终关怀义工服务与培训工作，见过很多大学生来做义工，都是家中有长辈或父母重病离世时，自己因备战高考而全不知情。大考后亲人不在，满腹思念与感恩、愧悔之情，只好来向别家老人表达，以解心结。
由是可见，在子女前途与亲情维护的冲突之间，还有理性调和的空间。毕竟，人生幸福与否，与太多因素有关。高考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人生路上无数考试中的一环。真正具有检验能力的试卷，其实是每个人自己出题的——你想在哪个领域有收获，就可以选择在哪个领域给自己布置作业。
那些能持续保持学习动力，不断在身心健康、能力提升、情感滋养等方面提升完善自己，并将其作为日常训练内容的人，才能拥有更多的自由度与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