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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一帶一路”的自然延展
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而在2014年7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亞出席中拉領導人會晤時發表了題為《努力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的主旨講話。他指出：“讓我們抓住機遇，開拓進取，努力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共創中拉關係的美好未來！”在在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也再次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拉美是發展中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舞臺上處於不容低估的地位。足以可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拉美地區也應該成為重點合作發展的對象之一，因此，將拉美視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有利於擴大“一帶一路”的覆蓋面，有利於提升“一帶一路”的國際地位，有利於調動拉美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事實上，根據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在2015年3月28日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願景與行動》）的介紹，“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由此可見，當時《願景與行動》並未將大洋彼岸的拉美包括在內。
直到近兩年，尤其是2018年年初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閉幕後，會議通過了《聖地牙哥宣言》、《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優先領域）共同行動計畫（2019-2021）》，並專門通過併發表了《“一帶一路”特別聲明》，表明中拉雙方在本次會議上就“一帶一路”形成政治共識，擘畫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新藍圖，開啟了中拉整體合作的新篇章。
而《願景與行動》本身指出，“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是“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因此，拉美被確定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後，如何使中拉雙方從中受益，就成為“一帶一路”戰略落地拉美地區的重要思考議題，結合“五通”的重點導引，中拉可以更加深入發展，全面合作。
多面溝通，強化倡議落地
以政策溝通為例來看，加強政策溝通無疑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在《願景與行動》中可以看出，中國願意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政府間合作，積極構建多層次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深化利益融合，促進政治互信，達成合作新共識。沿線各國可以就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進行充分交流對接，共同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協商解決合作中的問題，共同為務實合作及大型專案實施提供政策支持。”
而在“一帶一路”倡議問世以前，中國就已同許多拉美國家建立了政策溝通機制，其中最常見的是：政府間常設委員會、高層協調與合作委員會、外交部政治磋商制度、外長級全面戰略對話機制、經貿混合委員會以及科技混合委員會，等等。
此外，在多邊層面上，中國與拉美之間最重要的政策溝通機制就是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以下簡稱拉共體）論壇部長級會議。其規格較高也由來已久，同時覆蓋面更廣，涉及了政治、外交、經貿和科技等領域。
而除了機制化的政策溝通以外，中國與拉美之間還有一些非機制化的對話。例如，中國外交部官員經常性地與拉美國家駐華使節進行工作交流。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中國與拉美之間的政策溝通必然會進一步完善。但總結“一帶一路”在其他幾個區域的執行效果與經驗來看，要使得中拉之間的政策溝通富有成效，應該首先關注如何落實“對接”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發展戰略的對接、發展規劃的對接、機制與平臺的對接以及具體專案的對接，其中最重要的是發展戰略的對接和發展規劃的對接。但是，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缺乏明確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因此，在落實上述四個層面的對接時，必須考慮到這一不利因素。
此外如何正確處理雙邊與多邊的關係也是應該慎重處理的議題。在中國與拉美之間現有的政策溝通機制中，只有中國-拉共體的部長級會議、中國-拉共體“四駕馬車”外長對話和國家協調員會議是在多邊層面上進行的，其他都是雙邊的。誠然，多邊層面上的政策溝通既能節省雙方的外交資源，又能推動中國與拉美的整體合作，既能討論全球性的重大問題，也能討論區域性的和次區域性的問題。但是，拉共體正處於不斷完善和成熟的初級階段，在拉美事務中的作用不大，因此，中拉關係主體依然是雙邊關係。換言之，中國與拉美在各個領域展開的合作，最終還是應該在雙邊層面上加以落實。
同時，也必須思考如何使雙方的智庫為政策溝通作出更大的貢獻。如要使政策溝通事半功倍，就應該向對方展示深思熟慮的、正確的、切實可行的和義利兼顧的政策。中國和拉美國家的外交部門的外交藝術越來越高超，決策能力越來越強。但這並不意味著智庫的作用是可有可無的。事實上，智庫能從學術的角度出發，為參與政策對話的政府官員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
在五通之中，“貿易暢通”也是被重點關注的面向之一，主要指中拉之間的投資貿易合作，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
雙邊貿易一直以來是中拉經貿關係的主體。在2000年，雙邊貿易額僅為126億美元，2007年突破1000億美元，2014年達到前所未有的2632億美元。但此後開始連續下降，2016年下降到2170億美元，2017年有望終止負增長。如果2017年的雙邊貿易額增長的態勢能夠維持，2025年中拉雙邊貿易額達到5000億美元的目標是有望實現的。 當然，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貿易暢通不僅包括貿易，而且還涉及投資。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截至2016年，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存量已高達2071.5 億美元，占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直接投資總量的15.3%。目前，國家開始將拉美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必然會有力地促進中拉經貿關係。
從現實的成果來看，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一方面，中方希望與拉美努力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共創中拉關係的美好未來；另一方面，拉美已被確定為“一帶一路”之一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必將使“百尺竿頭”的中拉關係更上一層樓。
當然，在落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時，還應該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過程中採取多種多樣的有效措施。
澳門參與，擇優再出發
而回歸到國家與澳門特區的層面來看“一帶一路”，過去的五年中，澳門表示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決心也有近五年之久。毫無疑問，“一帶一路”在澳門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戶曉。這五年來，澳門的成果、經驗、教訓是什麼，也到了認真思考的關鍵階段。
近來，尤其是今年，在澳門各界都在積極舉辦與“一帶一路”有關的研討活動、商業活動，澳門的學者也陸續發表多篇文章，表達自己對於澳門與“一帶一路”倡議關係的看法，對政府提出各種建議，毫無疑問，下一個五年，澳門如何在“一帶一路”框架之下，把握機會走出去，走向更大的區域與國際，都是大家關心的議題。
但在構建澳門與“一帶一路”的願景時，澳門特區政府、工商界、學術界和媒體應該好好地總結一下近五年來的早期收穫。換言之，澳門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近五年內，澳門為參與“一帶一路”採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麼樣的早期收穫，哪些措施成效顯著，哪些措施未見成效，問題何在。只有回頭看看走過的路，才能知道前方的路如何走。只有實事求是地盤點一下早期收穫，才能揚長避短，為未來參與“一帶一路”譜寫更好的路線圖。
在推動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學術界理應發揮重要的作用。誠然，舉辦各種形式的熱熱鬧鬧的、高大上的論壇或研討會固然是必要的，因為這樣的會議至少可以吸引媒體和公眾的“眼球”。但是，學術界的作用不能局限於舉辦形式多於內容的會議，也不必繼續論述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是要腳踏實地地為澳門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提供更有力的學術支撐，提出更為高明的、可操作性強的決策諮詢。習近平主席多次說過，空談誤國。
眾所周知，“一帶一路”的本質是“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的方式方法，就是如何實現這個“五通”。
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在“五通”中應該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例如，政策溝通主要是在中國政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府之間進行的。這意味著，澳門在主權國家中央政府之間開展的政策溝通中的地位是從屬的。
當然，承認這一點並不意味著澳門在政府溝通中的作用可有可無。事實上，澳門完全可以將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作為“抓手”，與葡語國家的地方政府開展一些實實在在的政策溝通，發揮自身的語言、歷史與平臺優勢。
事實證明，設施聯通能提升澳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和交流。受地理條件的限制，鐵路線在澳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設施聯通中的地位不高。這意味著，澳門在推動設施聯通的過程中，必須重視空中航線和海上航線。除了改善澳門機場的硬體設施和開設新航線以外，澳門還應該設法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深水港。
而作為不斷完善的區域商貿服務平臺，澳門的貿易暢通成績斐然。但它不應該滿足於現狀，而是要帶動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大力發揮該經濟區的整體優勢，使其從“一帶一路”的貿易暢通中獲得更多的收益。
通常被外界認為富得“流油”的澳門，同樣在“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中大有用武之地。一方面，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為澳門參與資金融通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另一方面，澳門力圖將自己打造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願望早已有之。因此，澳門有必要利用中央政府推進“一帶一路”的良機，使這一中心早已成型。
此外，為了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澳門還應該重視人才。正所謂事在人為，澳門的人才短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澳門政府吸引人才的一些政策規定，未必是恰如其分的。所以應該根據現有實際需要，適時調整相關政策，勇於探索。
眾所周知，澳門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是溝通東西方的橋樑，也是世界休閒旅遊中心之一。這兩張靚麗的名片使其在推動民心相通的過程中發揮著得天獨厚的作用。除了繼續努力吸引外國遊客以外，澳門還應該拓寬思路，採取一些非傳統措施。例如，澳門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經濟實力，招收更多的留學生。又如，澳門應該進一步強化對外傳播能力，為打消或減少國際上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作出貢獻。
綜上所述，為了從“一帶一路”中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澳門特區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澳門的學術界應該多提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政策建議，澳門的企業界應該提升自己的責任感和參與感。
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而在2014年7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亞出席中拉領導人會晤時發表了題為《努力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的主旨講話。他指出：“讓我們抓住機遇，開拓進取，努力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共創中拉關係的美好未來！”在在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也再次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拉美是發展中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舞臺上處於不容低估的地位。足以可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拉美地區也應該成為重點合作發展的對象之一，因此，將拉美視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有利於擴大“一帶一路”的覆蓋面，有利於提升“一帶一路”的國際地位，有利於調動拉美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事實上，根據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在2015年3月28日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願景與行動》）的介紹，“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由此可見，當時《願景與行動》並未將大洋彼岸的拉美包括在內。
直到近兩年，尤其是2018年年初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閉幕後，會議通過了《聖地牙哥宣言》、《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優先領域）共同行動計畫（2019-2021）》，並專門通過併發表了《“一帶一路”特別聲明》，表明中拉雙方在本次會議上就“一帶一路”形成政治共識，擘畫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新藍圖，開啟了中拉整體合作的新篇章。
而《願景與行動》本身指出，“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是“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因此，拉美被確定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後，如何使中拉雙方從中受益，就成為“一帶一路”戰略落地拉美地區的重要思考議題，結合“五通”的重點導引，中拉可以更加深入發展，全面合作。
多面溝通，強化倡議落地
以政策溝通為例來看，加強政策溝通無疑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在《願景與行動》中可以看出，中國願意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政府間合作，積極構建多層次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深化利益融合，促進政治互信，達成合作新共識。沿線各國可以就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進行充分交流對接，共同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協商解決合作中的問題，共同為務實合作及大型專案實施提供政策支持。”
而在“一帶一路”倡議問世以前，中國就已同許多拉美國家建立了政策溝通機制，其中最常見的是：政府間常設委員會、高層協調與合作委員會、外交部政治磋商制度、外長級全面戰略對話機制、經貿混合委員會以及科技混合委員會，等等。
此外，在多邊層面上，中國與拉美之間最重要的政策溝通機制就是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以下簡稱拉共體）論壇部長級會議。其規格較高也由來已久，同時覆蓋面更廣，涉及了政治、外交、經貿和科技等領域。
而除了機制化的政策溝通以外，中國與拉美之間還有一些非機制化的對話。例如，中國外交部官員經常性地與拉美國家駐華使節進行工作交流。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中國與拉美之間的政策溝通必然會進一步完善。但總結“一帶一路”在其他幾個區域的執行效果與經驗來看，要使得中拉之間的政策溝通富有成效，應該首先關注如何落實“對接”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發展戰略的對接、發展規劃的對接、機制與平臺的對接以及具體專案的對接，其中最重要的是發展戰略的對接和發展規劃的對接。但是，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缺乏明確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因此，在落實上述四個層面的對接時，必須考慮到這一不利因素。
此外如何正確處理雙邊與多邊的關係也是應該慎重處理的議題。在中國與拉美之間現有的政策溝通機制中，只有中國-拉共體的部長級會議、中國-拉共體“四駕馬車”外長對話和國家協調員會議是在多邊層面上進行的，其他都是雙邊的。誠然，多邊層面上的政策溝通既能節省雙方的外交資源，又能推動中國與拉美的整體合作，既能討論全球性的重大問題，也能討論區域性的和次區域性的問題。但是，拉共體正處於不斷完善和成熟的初級階段，在拉美事務中的作用不大，因此，中拉關係主體依然是雙邊關係。換言之，中國與拉美在各個領域展開的合作，最終還是應該在雙邊層面上加以落實。
同時，也必須思考如何使雙方的智庫為政策溝通作出更大的貢獻。如要使政策溝通事半功倍，就應該向對方展示深思熟慮的、正確的、切實可行的和義利兼顧的政策。中國和拉美國家的外交部門的外交藝術越來越高超，決策能力越來越強。但這並不意味著智庫的作用是可有可無的。事實上，智庫能從學術的角度出發，為參與政策對話的政府官員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
在五通之中，“貿易暢通”也是被重點關注的面向之一，主要指中拉之間的投資貿易合作，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
雙邊貿易一直以來是中拉經貿關係的主體。在2000年，雙邊貿易額僅為126億美元，2007年突破1000億美元，2014年達到前所未有的2632億美元。但此後開始連續下降，2016年下降到2170億美元，2017年有望終止負增長。如果2017年的雙邊貿易額增長的態勢能夠維持，2025年中拉雙邊貿易額達到5000億美元的目標是有望實現的。 當然，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貿易暢通不僅包括貿易，而且還涉及投資。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截至2016年，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存量已高達2071.5 億美元，占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直接投資總量的15.3%。目前，國家開始將拉美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必然會有力地促進中拉經貿關係。
從現實的成果來看，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一方面，中方希望與拉美努力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共創中拉關係的美好未來；另一方面，拉美已被確定為“一帶一路”之一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必將使“百尺竿頭”的中拉關係更上一層樓。
當然，在落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時，還應該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過程中採取多種多樣的有效措施。
澳門參與，擇優再出發
而回歸到國家與澳門特區的層面來看“一帶一路”，過去的五年中，澳門表示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決心也有近五年之久。毫無疑問，“一帶一路”在澳門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戶曉。這五年來，澳門的成果、經驗、教訓是什麼，也到了認真思考的關鍵階段。
近來，尤其是今年，在澳門各界都在積極舉辦與“一帶一路”有關的研討活動、商業活動，澳門的學者也陸續發表多篇文章，表達自己對於澳門與“一帶一路”倡議關係的看法，對政府提出各種建議，毫無疑問，下一個五年，澳門如何在“一帶一路”框架之下，把握機會走出去，走向更大的區域與國際，都是大家關心的議題。
但在構建澳門與“一帶一路”的願景時，澳門特區政府、工商界、學術界和媒體應該好好地總結一下近五年來的早期收穫。換言之，澳門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近五年內，澳門為參與“一帶一路”採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麼樣的早期收穫，哪些措施成效顯著，哪些措施未見成效，問題何在。只有回頭看看走過的路，才能知道前方的路如何走。只有實事求是地盤點一下早期收穫，才能揚長避短，為未來參與“一帶一路”譜寫更好的路線圖。
在推動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學術界理應發揮重要的作用。誠然，舉辦各種形式的熱熱鬧鬧的、高大上的論壇或研討會固然是必要的，因為這樣的會議至少可以吸引媒體和公眾的“眼球”。但是，學術界的作用不能局限於舉辦形式多於內容的會議，也不必繼續論述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是要腳踏實地地為澳門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提供更有力的學術支撐，提出更為高明的、可操作性強的決策諮詢。習近平主席多次說過，空談誤國。
眾所周知，“一帶一路”的本質是“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的方式方法，就是如何實現這個“五通”。
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在“五通”中應該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例如，政策溝通主要是在中國政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府之間進行的。這意味著，澳門在主權國家中央政府之間開展的政策溝通中的地位是從屬的。
當然，承認這一點並不意味著澳門在政府溝通中的作用可有可無。事實上，澳門完全可以將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作為“抓手”，與葡語國家的地方政府開展一些實實在在的政策溝通，發揮自身的語言、歷史與平臺優勢。
事實證明，設施聯通能提升澳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和交流。受地理條件的限制，鐵路線在澳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設施聯通中的地位不高。這意味著，澳門在推動設施聯通的過程中，必須重視空中航線和海上航線。除了改善澳門機場的硬體設施和開設新航線以外，澳門還應該設法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深水港。
而作為不斷完善的區域商貿服務平臺，澳門的貿易暢通成績斐然。但它不應該滿足於現狀，而是要帶動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大力發揮該經濟區的整體優勢，使其從“一帶一路”的貿易暢通中獲得更多的收益。
通常被外界認為富得“流油”的澳門，同樣在“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中大有用武之地。一方面，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為澳門參與資金融通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另一方面，澳門力圖將自己打造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願望早已有之。因此，澳門有必要利用中央政府推進“一帶一路”的良機，使這一中心早已成型。
此外，為了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澳門還應該重視人才。正所謂事在人為，澳門的人才短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澳門政府吸引人才的一些政策規定，未必是恰如其分的。所以應該根據現有實際需要，適時調整相關政策，勇於探索。
眾所周知，澳門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是溝通東西方的橋樑，也是世界休閒旅遊中心之一。這兩張靚麗的名片使其在推動民心相通的過程中發揮著得天獨厚的作用。除了繼續努力吸引外國遊客以外，澳門還應該拓寬思路，採取一些非傳統措施。例如，澳門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經濟實力，招收更多的留學生。又如，澳門應該進一步強化對外傳播能力，為打消或減少國際上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作出貢獻。
綜上所述，為了從“一帶一路”中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澳門特區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澳門的學術界應該多提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政策建議，澳門的企業界應該提升自己的責任感和參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