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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民族地区高职教育，是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技能人才，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广东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为例，在梳理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现状与世界背景的基础上，剖析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探索性新思路和相关对策建议，力求为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进行有益探索。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途径，探索
【作 者】刘鹏丽，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广州，510510
【中图分类号】G7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165 - 0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与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有着较大差距。当前，国家实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扩大了开发建设区域，把民族地区由后发地区、边远地区推向了前沿地带、关键区域，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区域要发展，教育需先行。因此，发展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技能人才，对中国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市场经济与产业发展相对成熟，在高职教育建设方面也走在前列。广东省内有3个民族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方面面临与其他民族地区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和问题。因此，本文以广东为例，剖析近年来广东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创新发展途径，也就具有相当的研究意义。
一、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现状与世界背景
（一）世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异常激烈，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养，以此作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各国都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以德国为例。德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诞生了2300个世界品牌，其原因便在于其依托基础科学的雄厚实力，注重科学理论与工业实践之间的联系，科学有效地将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和技术工人队伍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德国工业经济依靠科技获得了跳跃式发展，“德国制造”成为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这其间，既有德国人追求产品质量的品牌意识，也有德国人注重创新的高新技术，而技术工人则是将这种品牌意识和高新技术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德国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在全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1世纪以来，德国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发动“职业教育攻势国家行动”，设立全国“职业教育日”，并于2005年修订实施新的《职业教育法》，用法律保障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1 ]5-6，以此推动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有序建设。据统计，早在1980年，德国各级政府支付的职业教育经费就已经高达19.7亿马克；到1995年，仅在德国西部，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总投入就已经达到102亿马克（约460亿元人民币）[2 ]。德国的职业教育使许多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年轻人获得特定的职业能力并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形成了高等教育以职业教育为后盾，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智力产品的开发以高素质的产业技术工人为支撑，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状态 [3 ]，推动了德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同样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建设。从1960年代开始发展劳工密集产业，到1970年代转型发展技能密集产业，到1980年代再度转型发展科技密集工业，职业教育建设始终贯穿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1992年南洋理工学院设立，标志着职业教育建设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国家战略，并由“应用型”向“创新型”发展。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关注点是协助企业解决问题和提高竞争力，为国家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人力发展作出贡献。它注重对在职员工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岗位技能培训），避免结构性失业。可以说，职业教育建设的历史就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史的缩影[4 ]397-410。据统计，1978年，新加坡的教育经费为52300万新元；1995年，达到36.6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20%。由此也可见新加坡对教育的重视！
实际上，欧盟、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并把职业教育作为确保经济正常运作、稳定就业形势、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二）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状况及对民族地区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第二、三产业比重进一步加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过去10年中，中国高职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截至2007年，中国有高职院校1168所，高职在校生人数860万人，分别占普通高校总数和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生总数的61%和46%，是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5 ]可以说，在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高职教育承担着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把中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历史重任。
中国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地处偏远，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财政收入有限，高职教育建设受到较大限制。不管是学校发展规划还是办学定位，不管是学科专业建设还是人才储备，都无法真正面对市场，聚焦地区，服务区域发展需要。发展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其现实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接地区支柱产业建设，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依附理论指出，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依赖，虽然能带来短期发展，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发达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抑制落后地区的发展力量，而对发达地区市场的生产和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使落后地区的经济产生结构性畸变。落后地区的发展必须有赖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①。同样，也只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力增强，才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因此，在地区政府科学规划发展方向、明确阶段发展定位的基础上，高职教育通过建设特定专业和培养专门人才，无缝对接地区发展支柱产业，既有利于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社会服务工作；也有利于当地群众掌握实用技术和专业技能，实现有效就业和自主创业，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二是促进地区科技创新，有效提升研发能力。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转型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新业态、新产业、新产品的研发。民族地区作为经济后发区域，可以通过加大高职教育建设力度，提升科技研发能力，摆脱传统发展路径束缚，降低经济转型升级成本，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切实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承载着“最大内需所在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是产业发展推动的人口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新型城镇化还代表了经济结构转换、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新型城镇化是普惠民生、促进就业的一条战略主线①。如果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能够覆盖到县一级区域，扶持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培训当地群众实用技术和岗位技能，通过农业科技和技术研发等方式帮助群众实现自主创业，那么，县一级区域将能够吸引并聚集较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而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当前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存在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面对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民族地区发挥后发优势跨越发展的迫切需求，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一）空间布局不甚合理，办学经费普遍不足
以经济大省广东为例。截至2013年底，广东共有79所独立设置并实际招生的高职院校。然而，其中68所位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而在从属于民族地区的清远、韶关两市，仅各有1所高职院校[6 ]。这种空间布局，使得珠三角地区高素质技能人才聚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达，而民族地区却因相应人才缺乏，无法支撑产业布局与转型发展。由此导致的人才培养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两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
在办学经费方面，由于高职教育偏重实践教学、重视学生技术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往往需要建设与先进产业相匹配的实验室或实训中心，其经济投入甚至比普通本科院校还要高。据澳大利亚教育部门统计表明，高职教育的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的2.64倍 [7 ]。这种高投入是民族地区财政难以支撑的。同样以广东为例。2012年，从属民族地区的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经费总收入19844.75万元，其中财政拨入经常性经费3400万元，而从属发达地区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经费总收入85239万元，其中财政经常性补助收入52123.6万元。两所高职院校之间办学经费差距巨大，这种经费投入上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硬件设施相对滞后，专业建设有待完善
由于地区财政支持有限，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硬件设施也相对滞后。其中，最突出的是实训基地建设。目前，大多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都缺乏实训基地建设的能力和条件，技能性实训基地规模小，设施不健全，实践训练功能有限，难以满足教学要求，不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操作能力；生产性实训基地往往只能以仿真教学为主，无法使学生在校内获得较强的实践技能和综合能力，从而胜任企业生产一线需要。对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而言，一旦无法获得中央或省财政的资金扶持，那么实训基地建设往往就只能停留在简单模拟阶段，难以做到产学研深度结合，为区域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8 ]。
在专业建设方面，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囿于经费投入和硬件设施等制约，专业建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校往往倾向于开办经贸管理、财会文秘、外语外贸、计算机等专业，这些专业开办资金不需太多、筹备时间可以较短、师资力量容易聘请、一般没有实训要求，也受较多社会大众欢迎，但对于地区发展真正急需的工科专业，如数控机械、交通工程、生物制药、建工材料等，却往往无法开办或难以有效开办；二是一些学校是由原来的中职学校升格而成，或者由原来的教育学院等合并而成，存在着沿袭先前办学思路或重基础理论教学、轻实践技能训练等问题；一些学校在设置专业时，没有面向市场需求，只是简单参照本科院校设置，成了本科“压缩版”，技术技能应用特征无法体现，既影响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一定程度浪费了教育资源。
（三）人才队伍储备不足，实践经验相对缺乏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人才队伍建设窘迫。一是地区急需专业、紧缺专业、新兴专业等学科缺乏领军人才和攻坚团队，无法通过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坚，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比如数控机械专业，目前高水平教师和高技能人才几乎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难以聘请到相应人才。二是教师队伍年龄梯队与职称结构不够合理。目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教师大多为年轻教师，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教师较少，“双师型”教师缺口较大；这些教师大多为初、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比例小，拥有丰富企业工作经验的高素质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不多。三是年轻教师大多毕业不久，理论知识较为丰富，但企业实践经验相对缺乏，难以满足教学要求，同时，又因为承担较多教学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深入企业顶岗实践，容易与社会发展脱节，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此外，一些年轻教师，把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作为一块跳板，一旦完成高学历学习并获得相应学位，或通过职称评审取得高级职称，就有可能选择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对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而言，人才引进与人才队伍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比重流向存在失衡
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对薄弱，与发达地区学生相比，民族地区学生的高考成绩明显缺乏竞争力；一些学生因为家庭因素，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或回家务农；此外，一些群众受“重学轻工”传统观念影响，不认可高职教育 [9 ]。这些因素使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在招生比重和就业流向方面，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也存在失衡现象。同样以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作比。2013年，清远职业技术学院计划招生6000人，实际报到4460人，其中，本地生源仅占11.80%；就业方面，该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仅18%，而周边发达城市就业率高达58% [10 ]。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计划招生7700人，实际报到7634人，其中，本地生源占65.67%；就业方面，该校本地就业率高达89.4% [11 ]。具体到民族地区生源，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有60个民族地区生源名额，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每年安排330个民族地区生源名额，是从属民族地区的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的5倍有余。从本地人才培养和服务区域发展角度看，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都是相差甚大。这种失衡状况直接导致民族地区本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难以有效蓄积人力资源优势；地区发展所需人才流失严重，无法形成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五）社会服务仍需拓展，区域支撑有待提升
对于一个高职院校而言，人才培养与技能培训、校企合作与横向项目、重点实验室与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区域战略合作与推动作用是衡量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及贡献的重要指标。受制于办学经费、设施设备、人才队伍等因素，目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还难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是无法急地区发展之所急，难以及时开展急需专业和紧缺专业相关技能培训，培养手段也相对单一；二是校企合作大部分还停留在依托企业解决学生实训实习的阶段，合作方式单一，层次较低，既无法解决校企双主体联合培养人才这一本质问题，也无法在合作过程中通过技术研发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管理中的难题，横向应用项目成果有限；三是无法立足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实际，契合有关部门工作，通过自身研发力量，搭建重点实验室与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载体，主动承担起区域应用研究及开放服务等职责；四是与县级以下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深度合作，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大多还处于探索状态，还难以为县级以下地区的产业科技发展进行较为全面的人才培训和技术支撑。 三、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新思路
（一）政校行企四位一体发展
有学者提出大学—政府—企业三重螺旋理论，认为政府、企业和大学是知识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个要素，根据市场要求而联系起来，互相配合，彼此协作，从而在竞争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2 ]4。目前，宁波市等发达地区在大学—政府—企业三重因素上探索组建政校行企四位一体的职业教育集团，力求通过整合优质资源，深化校企合作，系统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更好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一定成绩。对民族地区而言，应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院校主体、行业指点、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有效对接区域发展支柱产业，打造契合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应用型人才集群，实现自身健康快速发展。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
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节约技术市场交易费用、解决技术市场信息损失和信息失真问题、促进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形成产学研“经济聚集”、分散科技投入风险、形成内生激励机制等重要作用 [13 ]5-11。目前，国内先进高职院校都以产学研结合为抓手，着力推动学校与地区的创新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以借鉴这些发展经验，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支柱产业与特色产业，政校企合作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走科技开发研究的后发跨越发展道路。
（三）地区发展与教育建设有机结合
支柱产业与特色专业无缝对接，才能急地区所需，培养出契合现实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有效衔接，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分层次教学，打造人才进阶深造途径。反之，则会出现本地人才外流、急需人才难觅的尴尬局面。民族地区必须汲取经验教训，有效整合区域内职业教育资源，构建面向地区产业体系的专业体系和集中、高职衔接（包括学历教有、成人教有、岗前和在岗人员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最大程度支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四）教育因素与民族因素综合考量
要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通过财政倾斜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方式，扶持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建设契合地区发展的急需专业和品牌专业；在地区录取分数和录取比例方面予以政策支持，保障每年均有一定比重的本地生源能够入读地区高职院校；通过省（部）市共建形式，切实提高生均定额拨款额度，扶持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发展。
（五）行政引领与考核机制相互结合
构建区域高职教育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一种学校行为，也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必须从观念、需求、治理、规划、投资和督导等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岗位配置及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等探索实现了学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及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相对滞后，政府主导作用更显重要，可借鉴先进院校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把地区高职教育建设情况纳入有关领导考核的机制做法，进一步推动高职教育发展。
四、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职教育的本质是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应用人才，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必须切实做好自身建设，有效服务区域发展。
（一）加大财政投入，提高生均拨款，建立扶持机制
民族地区发展滞后，财政紧张，要独力支撑地区高职教育发展难度很大。一是省一级政府要加大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提高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标准。以广东为例。2014年，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生均拨款3500元，此项经费还是在市政府特别支持下才达到①；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生均拨款则为1.65万元 [14 ]，而东莞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达到2.3万-2.5万元 [15 ]，经费之间差距甚大。二是参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机制，设立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基金，扶持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建设较大规模的实训中心，开办与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相适用的专业。三是建立省一级区域内示范性高职院校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对口帮扶机制，在发展经验、人才交流、专业建设、硬件设施、项目经费等方面开展资源共享和相应扶持。四是省一级政府设立专项补贴，对就读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民族学生给予特定补助，积极实施国家助学金和贫困家庭学生学费减免政策，有效解决民族地区贫困学生就读难问题，切实探索民族地区发展特需专业学生减免学费机制，有效保障地区发展所需人才。
（二）立足地区实际，明确办学定位，凸显区域特色
学校建设是百年大计，必须立足实际，明确定位，凸显特色，科学规划，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将建立起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特色经济结构体系时，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迅速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大力发展与海南国际旅游岛重点发展产业相对接的专业群，从而实现为海南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提升服务海南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 [16 ]。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必须主动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变化，大力发展与特色产业相对接的专业群，凸显区域特色，切实有效为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以广东清远地区为例，该市辖内连南、连山两个民族自治县，民族民俗风情旅游资源丰富，有关项目已经被列入市发展规划，但是目前相关专业人才紧缺，严重制约了两县旅游业发展。如果清远职业技术学院能够根据区域发展需要培养相关人才，提供技术研发创新，那么对学校和地区发展而言，既是相互促进，又可共享成果。
（三）强化师资力量，完善人才队伍，丰富办学手段
要加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由省级财政支持，通过地区补贴或其他专项基金，使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教师工资水平接近经济发达地区；二是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对重点专业采取特定措施引进学科带头人，重点建设民族地区发展所需特色专业、特需专业；三是建立教师进修机制，丰富教师培训方式，鼓励教师深入企业顶岗实践，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四是学校要培养自身骨干力量，形成人才引进与培养相促进的良好局面。 在办学手段方面，目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多还停留在全日制学生培养这一层面。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根据区域实际，通过短期集中培训，解决特定问题；通过继续教育培训，解决阶段性发展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教育。从而实现民族地区教育培训、技术传播、信息共享的一体化 [9 ]。
（四）深化校企合作，搭建科研平台，推进地区建设
一是深化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主动与企业接轨，校企双主体共同培养企业所需要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模式，是一种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运行机制。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借鉴先进院校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创新校企合作平台，探索与相关企业合作成立“校中厂”“厂中校”“厂校合一”等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与相关行业及区域经济共生共长。二是合作共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公共建设的重要载体，具有应用研究、技能培训和开放服务等功能。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借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深圳市经信委合作共建“深圳创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业人才培养支撑平台”、与发改委合作共建“深圳数字创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成功经验，既有效培养高技能应用人才，同时也为地区公共服务建设作贡献。三是探索与县一级政府的校地创新发展战略合作，为地区的人才培养和产业科技等提供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特别是如果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能够配合地区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改变农村缺少农技员、科技难以真正入户这一普遍问题，那么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将是巨大的。
（五）加强舆论宣传，转化社会观念，引导多元兴学
目前，民族地区一些群众还存在“重学轻工”的固有观念，大部分家长和学生仍然把高职院校作为上不了普通高校的不得已选择。这些观念，既使群众失去学习专业技术技能的机会，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职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要切实发挥舆论导向功能，通过多种形式，使群众充分了解高职教育的办学定位、发展空间和就业前景，特别是高职教育对地区建设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作用，使群众转变观念，进而认可、支持地区高职院校发展。可以说，“民族地区群众在接受高职教育的同时，也即是在推广职业教育，在学习发展生产、发家致富技能的同时，也即是在完成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的人才储备”[9 ]。
另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也可通过政策扶持和舆论宣传等方式，积极发动、有效引导社会团体、热心人士等民间力量到民族地区兴办高职教育，逐渐形成多元办学、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此外，针对当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状，也可以针对性引导有关高职院校扩大民族地区生源比例，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合作办学或到民族地区开办分校，同时引导鼓励有关企业到民族地区开展校企合作、开办培训班等，促进多方共同发展。
（六）创新培养机制，探索组团模式，实现跨越发展
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在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应具有探索创新、力求开拓、跨越发展的信念与魄力。2014年以来，教育部切实推进“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专项工作，并出台了相关文件。“现代学徒制”在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一些高职院校已在探索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有关合作单位在校企双元育人实践后表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了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选、育、用、留问题，实现了企业、院校和员工的“三赢”：企业在员工提升素质的同时提升了综合竞争力，赢得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院校在职业教育竞争中得以开疆拓土，更好地实现服务社会的功能；员工在学习中提升技能、提升学历，实现自我增值。” [17 ]对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来说，“现代学徒制”或许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有效机制。
在整合区域教育资源、实现跨越发展方面，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或许可以借鉴广州教育城的建设理念。广州教育城立足于占领职业教育高地，其建设结构以板块组团模式呈现，每个组团由相关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组成。例如，一期入驻的交通运输组团由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中职）、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技工学校）组成，其特点是节约建设成本，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发挥职业教育集群优势，有效衔接中、高职教育，打造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实训、研发、职业指导、创业孵化于一体的国际一流教育服务集聚区。目前，一期规划已经广州市规委会审议通过 [18 ]。无独有偶，有研究者也指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圆心位置，建设一定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基地和实验实训中心，辅以相关配套建设，使周边地区的高职院校和职业中学能够实现资源共享[7 ]。或许，对民族地区来说，选准圆心位置，通过组团模式，整合优势资源，建立共享机制，是实现人才高地建设、后发跨越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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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ESE MINORITY REGIONS： TAKING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Liu Pengl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significant measur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and accelerat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region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minority regions of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urseof development and to put forward some explorative new idea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Key Words： minority reg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ath of construction； study
﹝责任编辑：付广华﹞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途径，探索
【作 者】刘鹏丽，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广州，510510
【中图分类号】G7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165 - 0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与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有着较大差距。当前，国家实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扩大了开发建设区域，把民族地区由后发地区、边远地区推向了前沿地带、关键区域，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区域要发展，教育需先行。因此，发展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技能人才，对中国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市场经济与产业发展相对成熟，在高职教育建设方面也走在前列。广东省内有3个民族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方面面临与其他民族地区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和问题。因此，本文以广东为例，剖析近年来广东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创新发展途径，也就具有相当的研究意义。
一、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现状与世界背景
（一）世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异常激烈，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养，以此作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各国都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以德国为例。德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诞生了2300个世界品牌，其原因便在于其依托基础科学的雄厚实力，注重科学理论与工业实践之间的联系，科学有效地将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和技术工人队伍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德国工业经济依靠科技获得了跳跃式发展，“德国制造”成为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这其间，既有德国人追求产品质量的品牌意识，也有德国人注重创新的高新技术，而技术工人则是将这种品牌意识和高新技术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德国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在全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1世纪以来，德国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发动“职业教育攻势国家行动”，设立全国“职业教育日”，并于2005年修订实施新的《职业教育法》，用法律保障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1 ]5-6，以此推动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有序建设。据统计，早在1980年，德国各级政府支付的职业教育经费就已经高达19.7亿马克；到1995年，仅在德国西部，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总投入就已经达到102亿马克（约460亿元人民币）[2 ]。德国的职业教育使许多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年轻人获得特定的职业能力并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形成了高等教育以职业教育为后盾，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智力产品的开发以高素质的产业技术工人为支撑，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状态 [3 ]，推动了德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同样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建设。从1960年代开始发展劳工密集产业，到1970年代转型发展技能密集产业，到1980年代再度转型发展科技密集工业，职业教育建设始终贯穿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1992年南洋理工学院设立，标志着职业教育建设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国家战略，并由“应用型”向“创新型”发展。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关注点是协助企业解决问题和提高竞争力，为国家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人力发展作出贡献。它注重对在职员工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岗位技能培训），避免结构性失业。可以说，职业教育建设的历史就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史的缩影[4 ]397-410。据统计，1978年，新加坡的教育经费为52300万新元；1995年，达到36.6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20%。由此也可见新加坡对教育的重视！
实际上，欧盟、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并把职业教育作为确保经济正常运作、稳定就业形势、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二）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状况及对民族地区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第二、三产业比重进一步加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过去10年中，中国高职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截至2007年，中国有高职院校1168所，高职在校生人数860万人，分别占普通高校总数和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生总数的61%和46%，是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5 ]可以说，在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高职教育承担着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把中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历史重任。
中国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地处偏远，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财政收入有限，高职教育建设受到较大限制。不管是学校发展规划还是办学定位，不管是学科专业建设还是人才储备，都无法真正面对市场，聚焦地区，服务区域发展需要。发展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其现实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接地区支柱产业建设，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依附理论指出，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依赖，虽然能带来短期发展，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发达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抑制落后地区的发展力量，而对发达地区市场的生产和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使落后地区的经济产生结构性畸变。落后地区的发展必须有赖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①。同样，也只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力增强，才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因此，在地区政府科学规划发展方向、明确阶段发展定位的基础上，高职教育通过建设特定专业和培养专门人才，无缝对接地区发展支柱产业，既有利于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社会服务工作；也有利于当地群众掌握实用技术和专业技能，实现有效就业和自主创业，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二是促进地区科技创新，有效提升研发能力。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转型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新业态、新产业、新产品的研发。民族地区作为经济后发区域，可以通过加大高职教育建设力度，提升科技研发能力，摆脱传统发展路径束缚，降低经济转型升级成本，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切实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承载着“最大内需所在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是产业发展推动的人口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新型城镇化还代表了经济结构转换、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新型城镇化是普惠民生、促进就业的一条战略主线①。如果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能够覆盖到县一级区域，扶持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培训当地群众实用技术和岗位技能，通过农业科技和技术研发等方式帮助群众实现自主创业，那么，县一级区域将能够吸引并聚集较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而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当前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存在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面对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民族地区发挥后发优势跨越发展的迫切需求，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一）空间布局不甚合理，办学经费普遍不足
以经济大省广东为例。截至2013年底，广东共有79所独立设置并实际招生的高职院校。然而，其中68所位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而在从属于民族地区的清远、韶关两市，仅各有1所高职院校[6 ]。这种空间布局，使得珠三角地区高素质技能人才聚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达，而民族地区却因相应人才缺乏，无法支撑产业布局与转型发展。由此导致的人才培养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两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
在办学经费方面，由于高职教育偏重实践教学、重视学生技术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往往需要建设与先进产业相匹配的实验室或实训中心，其经济投入甚至比普通本科院校还要高。据澳大利亚教育部门统计表明，高职教育的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的2.64倍 [7 ]。这种高投入是民族地区财政难以支撑的。同样以广东为例。2012年，从属民族地区的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经费总收入19844.75万元，其中财政拨入经常性经费3400万元，而从属发达地区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经费总收入85239万元，其中财政经常性补助收入52123.6万元。两所高职院校之间办学经费差距巨大，这种经费投入上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硬件设施相对滞后，专业建设有待完善
由于地区财政支持有限，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硬件设施也相对滞后。其中，最突出的是实训基地建设。目前，大多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都缺乏实训基地建设的能力和条件，技能性实训基地规模小，设施不健全，实践训练功能有限，难以满足教学要求，不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操作能力；生产性实训基地往往只能以仿真教学为主，无法使学生在校内获得较强的实践技能和综合能力，从而胜任企业生产一线需要。对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而言，一旦无法获得中央或省财政的资金扶持，那么实训基地建设往往就只能停留在简单模拟阶段，难以做到产学研深度结合，为区域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8 ]。
在专业建设方面，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囿于经费投入和硬件设施等制约，专业建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校往往倾向于开办经贸管理、财会文秘、外语外贸、计算机等专业，这些专业开办资金不需太多、筹备时间可以较短、师资力量容易聘请、一般没有实训要求，也受较多社会大众欢迎，但对于地区发展真正急需的工科专业，如数控机械、交通工程、生物制药、建工材料等，却往往无法开办或难以有效开办；二是一些学校是由原来的中职学校升格而成，或者由原来的教育学院等合并而成，存在着沿袭先前办学思路或重基础理论教学、轻实践技能训练等问题；一些学校在设置专业时，没有面向市场需求，只是简单参照本科院校设置，成了本科“压缩版”，技术技能应用特征无法体现，既影响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一定程度浪费了教育资源。
（三）人才队伍储备不足，实践经验相对缺乏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人才队伍建设窘迫。一是地区急需专业、紧缺专业、新兴专业等学科缺乏领军人才和攻坚团队，无法通过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坚，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比如数控机械专业，目前高水平教师和高技能人才几乎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难以聘请到相应人才。二是教师队伍年龄梯队与职称结构不够合理。目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教师大多为年轻教师，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教师较少，“双师型”教师缺口较大；这些教师大多为初、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比例小，拥有丰富企业工作经验的高素质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不多。三是年轻教师大多毕业不久，理论知识较为丰富，但企业实践经验相对缺乏，难以满足教学要求，同时，又因为承担较多教学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深入企业顶岗实践，容易与社会发展脱节，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此外，一些年轻教师，把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作为一块跳板，一旦完成高学历学习并获得相应学位，或通过职称评审取得高级职称，就有可能选择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对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而言，人才引进与人才队伍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比重流向存在失衡
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对薄弱，与发达地区学生相比，民族地区学生的高考成绩明显缺乏竞争力；一些学生因为家庭因素，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或回家务农；此外，一些群众受“重学轻工”传统观念影响，不认可高职教育 [9 ]。这些因素使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在招生比重和就业流向方面，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也存在失衡现象。同样以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作比。2013年，清远职业技术学院计划招生6000人，实际报到4460人，其中，本地生源仅占11.80%；就业方面，该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仅18%，而周边发达城市就业率高达58% [10 ]。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计划招生7700人，实际报到7634人，其中，本地生源占65.67%；就业方面，该校本地就业率高达89.4% [11 ]。具体到民族地区生源，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有60个民族地区生源名额，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每年安排330个民族地区生源名额，是从属民族地区的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的5倍有余。从本地人才培养和服务区域发展角度看，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都是相差甚大。这种失衡状况直接导致民族地区本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难以有效蓄积人力资源优势；地区发展所需人才流失严重，无法形成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五）社会服务仍需拓展，区域支撑有待提升
对于一个高职院校而言，人才培养与技能培训、校企合作与横向项目、重点实验室与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区域战略合作与推动作用是衡量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及贡献的重要指标。受制于办学经费、设施设备、人才队伍等因素，目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还难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是无法急地区发展之所急，难以及时开展急需专业和紧缺专业相关技能培训，培养手段也相对单一；二是校企合作大部分还停留在依托企业解决学生实训实习的阶段，合作方式单一，层次较低，既无法解决校企双主体联合培养人才这一本质问题，也无法在合作过程中通过技术研发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管理中的难题，横向应用项目成果有限；三是无法立足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实际，契合有关部门工作，通过自身研发力量，搭建重点实验室与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载体，主动承担起区域应用研究及开放服务等职责；四是与县级以下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深度合作，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大多还处于探索状态，还难以为县级以下地区的产业科技发展进行较为全面的人才培训和技术支撑。 三、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新思路
（一）政校行企四位一体发展
有学者提出大学—政府—企业三重螺旋理论，认为政府、企业和大学是知识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个要素，根据市场要求而联系起来，互相配合，彼此协作，从而在竞争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2 ]4。目前，宁波市等发达地区在大学—政府—企业三重因素上探索组建政校行企四位一体的职业教育集团，力求通过整合优质资源，深化校企合作，系统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更好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一定成绩。对民族地区而言，应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院校主体、行业指点、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有效对接区域发展支柱产业，打造契合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应用型人才集群，实现自身健康快速发展。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
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节约技术市场交易费用、解决技术市场信息损失和信息失真问题、促进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形成产学研“经济聚集”、分散科技投入风险、形成内生激励机制等重要作用 [13 ]5-11。目前，国内先进高职院校都以产学研结合为抓手，着力推动学校与地区的创新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以借鉴这些发展经验，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支柱产业与特色产业，政校企合作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走科技开发研究的后发跨越发展道路。
（三）地区发展与教育建设有机结合
支柱产业与特色专业无缝对接，才能急地区所需，培养出契合现实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有效衔接，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分层次教学，打造人才进阶深造途径。反之，则会出现本地人才外流、急需人才难觅的尴尬局面。民族地区必须汲取经验教训，有效整合区域内职业教育资源，构建面向地区产业体系的专业体系和集中、高职衔接（包括学历教有、成人教有、岗前和在岗人员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最大程度支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四）教育因素与民族因素综合考量
要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通过财政倾斜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方式，扶持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建设契合地区发展的急需专业和品牌专业；在地区录取分数和录取比例方面予以政策支持，保障每年均有一定比重的本地生源能够入读地区高职院校；通过省（部）市共建形式，切实提高生均定额拨款额度，扶持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发展。
（五）行政引领与考核机制相互结合
构建区域高职教育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一种学校行为，也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必须从观念、需求、治理、规划、投资和督导等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岗位配置及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等探索实现了学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及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相对滞后，政府主导作用更显重要，可借鉴先进院校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把地区高职教育建设情况纳入有关领导考核的机制做法，进一步推动高职教育发展。
四、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职教育的本质是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应用人才，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必须切实做好自身建设，有效服务区域发展。
（一）加大财政投入，提高生均拨款，建立扶持机制
民族地区发展滞后，财政紧张，要独力支撑地区高职教育发展难度很大。一是省一级政府要加大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提高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标准。以广东为例。2014年，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生均拨款3500元，此项经费还是在市政府特别支持下才达到①；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生均拨款则为1.65万元 [14 ]，而东莞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达到2.3万-2.5万元 [15 ]，经费之间差距甚大。二是参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机制，设立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基金，扶持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建设较大规模的实训中心，开办与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相适用的专业。三是建立省一级区域内示范性高职院校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对口帮扶机制，在发展经验、人才交流、专业建设、硬件设施、项目经费等方面开展资源共享和相应扶持。四是省一级政府设立专项补贴，对就读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民族学生给予特定补助，积极实施国家助学金和贫困家庭学生学费减免政策，有效解决民族地区贫困学生就读难问题，切实探索民族地区发展特需专业学生减免学费机制，有效保障地区发展所需人才。
（二）立足地区实际，明确办学定位，凸显区域特色
学校建设是百年大计，必须立足实际，明确定位，凸显特色，科学规划，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将建立起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特色经济结构体系时，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迅速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大力发展与海南国际旅游岛重点发展产业相对接的专业群，从而实现为海南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提升服务海南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 [16 ]。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必须主动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变化，大力发展与特色产业相对接的专业群，凸显区域特色，切实有效为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以广东清远地区为例，该市辖内连南、连山两个民族自治县，民族民俗风情旅游资源丰富，有关项目已经被列入市发展规划，但是目前相关专业人才紧缺，严重制约了两县旅游业发展。如果清远职业技术学院能够根据区域发展需要培养相关人才，提供技术研发创新，那么对学校和地区发展而言，既是相互促进，又可共享成果。
（三）强化师资力量，完善人才队伍，丰富办学手段
要加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由省级财政支持，通过地区补贴或其他专项基金，使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教师工资水平接近经济发达地区；二是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对重点专业采取特定措施引进学科带头人，重点建设民族地区发展所需特色专业、特需专业；三是建立教师进修机制，丰富教师培训方式，鼓励教师深入企业顶岗实践，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四是学校要培养自身骨干力量，形成人才引进与培养相促进的良好局面。 在办学手段方面，目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多还停留在全日制学生培养这一层面。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根据区域实际，通过短期集中培训，解决特定问题；通过继续教育培训，解决阶段性发展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教育。从而实现民族地区教育培训、技术传播、信息共享的一体化 [9 ]。
（四）深化校企合作，搭建科研平台，推进地区建设
一是深化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主动与企业接轨，校企双主体共同培养企业所需要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模式，是一种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运行机制。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借鉴先进院校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创新校企合作平台，探索与相关企业合作成立“校中厂”“厂中校”“厂校合一”等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与相关行业及区域经济共生共长。二是合作共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公共建设的重要载体，具有应用研究、技能培训和开放服务等功能。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借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深圳市经信委合作共建“深圳创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业人才培养支撑平台”、与发改委合作共建“深圳数字创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成功经验，既有效培养高技能应用人才，同时也为地区公共服务建设作贡献。三是探索与县一级政府的校地创新发展战略合作，为地区的人才培养和产业科技等提供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特别是如果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能够配合地区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改变农村缺少农技员、科技难以真正入户这一普遍问题，那么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将是巨大的。
（五）加强舆论宣传，转化社会观念，引导多元兴学
目前，民族地区一些群众还存在“重学轻工”的固有观念，大部分家长和学生仍然把高职院校作为上不了普通高校的不得已选择。这些观念，既使群众失去学习专业技术技能的机会，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职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要切实发挥舆论导向功能，通过多种形式，使群众充分了解高职教育的办学定位、发展空间和就业前景，特别是高职教育对地区建设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作用，使群众转变观念，进而认可、支持地区高职院校发展。可以说，“民族地区群众在接受高职教育的同时，也即是在推广职业教育，在学习发展生产、发家致富技能的同时，也即是在完成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的人才储备”[9 ]。
另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也可通过政策扶持和舆论宣传等方式，积极发动、有效引导社会团体、热心人士等民间力量到民族地区兴办高职教育，逐渐形成多元办学、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此外，针对当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状，也可以针对性引导有关高职院校扩大民族地区生源比例，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合作办学或到民族地区开办分校，同时引导鼓励有关企业到民族地区开展校企合作、开办培训班等，促进多方共同发展。
（六）创新培养机制，探索组团模式，实现跨越发展
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在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应具有探索创新、力求开拓、跨越发展的信念与魄力。2014年以来，教育部切实推进“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专项工作，并出台了相关文件。“现代学徒制”在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一些高职院校已在探索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有关合作单位在校企双元育人实践后表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了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选、育、用、留问题，实现了企业、院校和员工的“三赢”：企业在员工提升素质的同时提升了综合竞争力，赢得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院校在职业教育竞争中得以开疆拓土，更好地实现服务社会的功能；员工在学习中提升技能、提升学历，实现自我增值。” [17 ]对于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来说，“现代学徒制”或许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有效机制。
在整合区域教育资源、实现跨越发展方面，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或许可以借鉴广州教育城的建设理念。广州教育城立足于占领职业教育高地，其建设结构以板块组团模式呈现，每个组团由相关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组成。例如，一期入驻的交通运输组团由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中职）、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技工学校）组成，其特点是节约建设成本，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发挥职业教育集群优势，有效衔接中、高职教育，打造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实训、研发、职业指导、创业孵化于一体的国际一流教育服务集聚区。目前，一期规划已经广州市规委会审议通过 [18 ]。无独有偶，有研究者也指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圆心位置，建设一定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基地和实验实训中心，辅以相关配套建设，使周边地区的高职院校和职业中学能够实现资源共享[7 ]。或许，对民族地区来说，选准圆心位置，通过组团模式，整合优势资源，建立共享机制，是实现人才高地建设、后发跨越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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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ESE MINORITY REGIONS： TAKING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Liu Pengl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significant measur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and accelerat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region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minority regions of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urseof development and to put forward some explorative new idea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Key Words： minority reg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ath of construction； study
﹝责任编辑：付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