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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是职业演员，有的身在商界，有的击浪传媒，有的还是知名学者。他们是邓丽君的粉丝。这群戏剧爱好者聚在一起，要演绎的剧本，正是著名剧作家沙叶新的新作：《邓丽君》，这是他最得意的一部作品。
堂为君立
邓丽君的纪念演出在共识堂是首次戏剧汇演，这里聚集了商界、政界和学界的一些高人，邓丽君只是一个符号，他们要用这个符号，抒发自己的胸臆，表达自己的感怀。
余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连续两天的彩排，化了装也掩不去她脸上的倦容，不过，倦容之下，仍掩盖不了职业女性的光彩。余进并不是专业演员，在这场演出中，她身兼数职。看到妈妈演邓丽君，余进的小孩显得兴奋异常，妈妈在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骄傲。
余进是一个职业女性。从普通职员干到全球董事合伙人，余进在麦肯锡的奋斗史可谓平凡而不普通，她现在任麦肯锡北京办公室董事总经理，也是该公司大中华地区首位女性总经理。善于工作和生活的调节，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做到尽心工作，同时也享受生活，是她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态度。
邓丽君的一号扮演者，是国佳。职场、家庭、生活，这是国佳给自己定的平衡法则。她宁愿牺牲某种角色的绝对拥有时间，也不会让它们在同一环境里混乱不堪。国佳在沃尔沃任政府事务总监，公司所有与中央政府有关的事务，都是她的部门管理分内之事。和从事的职业性质有关，国佳长了一张明星脸，宽圆的脸庞还带着几分孩童般稚气，邓丽君式的短发，发间一枝粉红色的鲜花，如此扮相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就是今天的主角—邓丽君的扮演者。
与职业风范更为浓郁的余进相比，国佳显得更为娇媚。沃尔沃被吉利收购后，国佳才进入这个团队，虽然身在外企的圈子里，国佳还是感觉到自己是在为中国的企业服务，她见证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逐渐壮大的过程。对于吉利收购沃尔沃，“好比一个中国农村小伙娶了一个瑞典公主。”国佳的心中颇觉自豪。
共识堂的活动被国佳当做自己的分内事儿，这里聚集着中国的一批改革和商界精英。提起共识堂，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关敬如也是常客，他不仅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常常接受堂主喻杉和周志兴的邀请，商界人士聚会和改革共识话题的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关敬如是喻杉的校友，他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走出来的优秀学子。喻杉比关敬如小三届，一部《女大学生宿舍》，让喻杉火遍中国，在1980年代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引起轰动，从此，武大才女的桂冠，被喻杉摘得，共识堂的杉园，也取自她的名字。大学毕业后，喻杉的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作协、全国人大、中央办公厅，她选择了中央办公厅，从此，她参与并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诸多大事，改革与共识，成为她与丈夫周志兴毕生追求的梦想。
1980年代的改革红红火火，关敬如也是那个年代进入国家机关的，先后在黄金时代的国家体改委任副处长、处长等职务。国家体改委，也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这里走出了很多社会名流，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弃政、从商、治学，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力。
共识堂的活动包罗万象，这里通常聚集着三类人，一是企业高层，二是学者，三是政府官员。共识堂堂主喻杉和周志兴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穿梭其间，攒聚资源，希望借此塑造一种共识氛围，同时，也为自己的共识传媒积攒人气，拓展空间。而与各界特别是跨国公司高层接触，也为共识传媒带来了市场和广告效应。这是一种媒体拓展方式，思想性、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结合，已经成为共识堂的品牌效应。关敬如更是将共识堂视为一种物理性和空间性的存在，更重要的，这里还是一个思想性的共识平台。
“共识堂已经成为大家集聚的地方，这里的活动都是研讨性的、思想性的，更多的是关注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这批做企业的，很多都是体制内出来的，除了自己的公司，我们也很关心社会的前途，而通过这个场子，我们也能认识更多的社会精英。”在关敬如看来，在共识堂的收获是全方位的。
人为君集
邓丽君演出剧组的组成人员，虽不是出身戏剧专业，排练和演出，却有专业演员的认真和投入，每一句对白，每一个表情，都凝聚了创作者的心血和表演者的真情。
事实上，国佳被邀请进入这个圈子，也是得益于她的工作有极强的公关性质。国佳和共识堂周志兴的第一次认识，直接源于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原在美国商会，商会有一个政府事务圈，领导希望能请到接触高层的人士来讲时事，为这个圈子的工作人员充电蓄能。后来，商会请到了周志兴。通过这次活动，国佳与周志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她也时常受邀参加共识堂活动，“那里有各界的名人和朋友，大家聚一聚，唱唱歌，开开心。”
国佳进入沃尔沃政府事务部后，她经历了很多，2012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访问瑞典哥德堡，到沃尔沃的工厂参观汽车碰撞试验，给工人发表讲话，温家宝把吉利和沃尔沃的结合比作是“一个很好的联姻”；在莱茵河畔的美丽小城根特，沃尔沃建有工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还特别去那考察；2013年年6月，俞正声访问瑞典斯德哥尔摩沃尔沃总部。高层的频繁关注，让国佳把自己的事业和中国梦联系在一起。
和关敬如这样的50后相比，国佳是80后，这代人没有经历过太艰苦的日子，在改革的大潮中成长，她觉得这一代人很多福利都没赶上。比如上大学的时候就不包分配了，毕业以后不分房子了，房价又涨了。虽然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但国佳仍然热血沸腾地去奋斗。在跨国公司耳濡目染，她相信中国未来十年到二十年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自己现正值三十几岁的黄金年龄，她要让自己的能力也同步达到一个峰值。共识堂就是为国佳实现梦想的一个地方，在喻杉和周志兴夫妇组建的邓丽君的微信群里，她被邀请为女一号，“这足足让我兴奋了好几个晚上”。
余进也是在这个群里收到邀请的。喻杉在朋友圈子里发布了一条消息：圣诞节要在杉园以邓丽君为主题开一个party，欢迎大家来。余进立即报名参加，她觉得自己可以唱邓丽君的歌。于是，群里的朋友一起约饭局，准备大干一场。饭局上，大家各自领了任务。 从此以后，大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只是因为一起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彼此间的关系比见见面、吃吃饭更近了，很多隔阂也没有了。“我觉得周志兴和喻杉都是很有意思的人，他们这个圈子的人也都是爱玩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很活跃。”余进说。
余进最早认识喻杉，是在一个女企业家的圈子—木兰汇，这个圈子的女性被称为商界木兰，要么是大企业高管，要么是民企创始人。
正是在木兰汇的一次出游活动中，余进认识了喻杉，一行人马去了云南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由于地方偏僻，那里连通讯信号都没有，大家早晚都在一起，所以一下子走得很近。经过这次演邓丽君，大家走得更近了，彼此之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很快都成了朋友。”余进回忆说。
在共识堂的舞台上，余进演唱了《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这是她最喜欢的歌。上世纪90年代，她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那个时候纯真、奔放，她一改在国内好静的习惯，泡起卡拉OK来。唱歌是余进在海外生活主要的娱乐和消遣，她记得有一盘很大的卡拉OK光碟，封底红色，封面有蓝色，上面有王菲、邓丽君等人的歌曲。那是余进接触的第一张光碟，她把里面的经典歌曲都学得烂熟，其中，就有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虽然已经是商界女强人，余进看上去并不是一副拉着面孔、一脸严肃的职业女性的样子，享受生活，结交圈子是她生活和职业的一部分。提到邓丽君，余进痴迷，不仅是因为邓丽君的歌好听，更重要的是她的歌跟自己人生的某个阶段，跟自己的很多经历是密切相连的，“一首歌，总能给人带来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天在共识堂演出，余进的先生也在台下坐着，和观众们一起为这场演出感动，为邓丽君流泪。
泪为君流
这群人爱玩，也会玩，他们可以在一起撮合一门生意，可以为一个问题的争论互不相让，也能为一个共同的偶像放歌泪奔。文化商人，也谈感情，讲情怀。平时，生意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聚会，也能缩短生意造成的隔阂。
和余进一样，也是在喻杉的那个群里，国佳看到自己的名字居然出现在演员名单里，紧张、诧异和高兴之下，她并不知道自己演什么，也不知道共识堂要干什么。就在演出的两周前，她才和其他演职人员坐在一起，商量角色分工。
国佳是一个爱玩也会玩的人，她接触过不同的俱乐部，也就是一些不同的圈子，她感觉共识堂最大的特点是有思想火花的碰撞，这里让她见到了各种有想法的人，大家为了谋求共识走在一起。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周志兴把共识堂的小圈子取名为“同趣会”，国佳就是其中一员，邓丽君的纪念演唱会，也是以共识堂“同趣会·杉园”的名义组织起来的。
“大家觉得‘同趣会’又有谐音，代表了大家志趣相同，又代表不同的背景、文化和个性的人都在一起，非常好玩。”周志兴也对这个圈子非常满意，他说：“这个圈子是所有群里面最欢乐、开心的。”周志兴回忆，那天去共识堂看演出的人超过120人，演出结束后留下来吃饭的也有80多人，“这个微信群这几天像疯了一样，每天关于邓丽君这场演出的消息就有500多条”。
实际上，周志兴把邓丽君搬到自己的场子里演出，并非完全出自自己的创意，而是受了何力等人的“蛊惑”。何力也是媒体人，1989年进入《中华工商时报》，做到总编助理，后来又在《经济观察报》、阳光媒体投资集团、《第一财经周刊》、《财经》杂志等媒体任高层职务。何力扮演为邓丽君主持晚会的田文仲，他一直对沙叶新的邓丽君剧本怀着特殊的感情，他拿富有磁性的嗓音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去年10月份，沙叶新的《邓丽君》在香港演出，何力提前一个月参加了在深圳和广州举办的剧本朗读会，“听者泪奔，心有戚戚，沙叶新先生谦和纯净，可爱。”他有媒体人典型的文艺素养，情感丰富，容易动容。
实际上，周志兴只是场地的提供者，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邓迷”，而是一直醉心于做共识堂。“我谁都不迷，我们现在做的是共识网，我们这个堂叫共识堂，我要是迷某一个人，或者迷某几个人，就没有共识了。”
为了壮大声势，周志兴请来了上将李克农的孙女李戈美，以及中共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二人一南一北，一个安徽巢湖人，一个陕西子洲人，在晚宴上，她们登台献艺颇受观众瞩目。马晓力一首蒙古歌曲，高亢明亮的嗓音，赢得台下掌声雷动，李戈美是李克农长子李治长女，她演唱了一首江南风味浓郁的《太湖美》，声音宛若年轻女子的甜美清纯。
为这两位革命后人的演唱伴舞的，除了何力，还有共识网的作者柳红。柳红曾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助理，因为一本《吴敬琏传》，她一纸诉状将作者吴晓波告上法庭，称对方剽窃自己的作品并索赔50万。现在，她称自己是独立学者，共识网是她发表论著的重要场所，共识堂，自然成为柳红常来常往的地方，她的名气，也和共识传媒一起互动、跃升。
在共识堂的表演，柳红感觉尽心、尽力，也尽情了，带给她的，是一份感动。回想起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邓丽君陪伴那一代的大学生度过了青春时光，带给这代人前所未有的温情、声音和曲调，对柳红来说，这既是精神享受，也是思想启蒙。
柳红的表演赢得台下的阵阵掌声，宴会后她又上台自由表演，她的一字步劈腿颇有专业演员的风范。柳红从小就爱好文艺，5岁开始学跳舞，上学后一直在宣传队做文艺骨干，是北京东城区少年宫朗诵组和北京市少年宫话剧组成员。大学时代的柳红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艺爱好，大学文工团和广播台都有她的露脸。日常繁重的工作让柳红少有参与文艺活动了，但是作为共识网的作者，她表示不能不来参加共识堂的这场演出。“我和共识网的关系是作者和媒体的关系，参加过的共识堂的活动都是聚会讨论问题。没有过娱乐活动。两个月前，听周志兴说起沙叶新《邓丽君》剧本的表演，出于对朗诵的喜爱，当时毫不犹豫就报名参加了”。谈到活动观感，柳红用了“美妙”二字。
“美妙”的背后，还有一位演唱者，她叫艾鑫，声音酷似邓丽君，她的一首《水上人》，足以以假乱真。艾鑫在北京开了家餐饮公司，她是通过餐饮连锁企业嘉和一品的刘京京认识了周志兴的，而共识堂上的朋友，也是艾鑫现实和潜在的食客。 演员如此真情，剧本如此动人，这些，都源自创作者心力。沙叶新，终于在他的有生之年为邓丽君写出剧本。经过7年砥砺，沙叶新辗转台湾、香港、日本、法国，探访邓丽君的足迹，终于7年妊娠，一朝分娩，完成了一代歌后《邓丽君》的剧本。
为邓丽君作传，是多少文人墨客的梦想。沙叶新曾在邓丽君墓前发誓：“邓小姐，我写你，请放心，我一定呕心沥血、情深一往，绝不让你失望。”一部《邓丽君》，让沙叶新收获了清名。
流泪的不仅是观众和演员，在共识堂观看非专业演员们演绎着自己的剧本，沙叶新两眼潸然。
沙叶新笔下塑造的人物上至达官显贵，下达百姓庶民，他写过宋庆龄、陈毅、江青，还将孔子、耶稣和披头士糅在一起，正面、反面人物，他都猎及。邓丽君的写作，沙叶新承认是受人之托，“反正是多年前，我接受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邀请，让我写邓丽君的连续剧。”
很快，沙叶新和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签约了，但他没有拿定金，他决定写完初稿，等对方认可以后再说。2008年7月，邓长禧在上海去世，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面临停业。这场突来的变故并没有影响沙叶新的创作。沙叶新说自己不是爱钱的人，他爱邓丽君，虽然后来剧本出来了，定金却因为基金会的变故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不要了，人都死了，我都忘了这件事了。钱对我来讲不是不需要，我要钱，但是要看是什么，只是在邓丽君这件事上我不要钱。”
对沙叶新来说，写邓丽君与写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样，他看到的并不是钱。蔡元培一直是沙叶新心目中的英雄，能有机会为蔡元培写剧本，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1998年，北京大学派人找到沙叶新，请他写一部蔡元培的剧本，来人问他要多少钱，沙叶新用手指比划了一下，说“1”，来人误以为他要10万。其实，沙叶新并不是要钱。“写蔡元培是何等光荣，我也没有答应他们因为写一个剧本就去做北大的名誉教授，如果因为一个剧本就做了名誉教授，那就很不‘名誉’了。我1957年没能考上北大，我也不要北大的名誉教授，假如有幸能再踏进北大校园，哪怕就做一个旁听生，我也心满意足了。”
没有人能拒绝名利，沙叶新也不是完全不要报酬，名与利，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又是相互矛盾的。在沙叶新这里，有时候放弃了一点利，收获的或许是更多的清名。
“我这样做不是显示自己多么高雅，多么清高，戏曲在我心目中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戏曲对教育、对人心、对自由的呼唤有其他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沙叶新就是这样一个在适当时候能够做到淡泊名利的人。
陈懿，文化项目投资人，上海大盈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演出结束后，她身着红色礼服上台主持，请沙叶新舞台居中安坐，二人开始了一段对话。陈懿专门选读了沙叶新的一段微博：“昨去文化广场看《妈妈再爱我一次》，场外久候，未见持票之友，懊丧返家。9时友突致电，说快来，便风驰电掣，重返剧场，戏已尾声，无所观矣，但我爱剧场爱观众，仍大有可看。剧场美轮美奂，设施现代；观众或歌或泪，‘痴呆’可爱。剧场我生命，观众我挚爱。若有来世，我仍献身戏剧，忠实于观众和舞台！”
陈懿是70后，她是看着沙叶新剧本长大的文艺青年，《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等作品，伴随着她的成长，也影响着她的足迹。
将沙叶新的剧本搬上共识堂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陈懿的撺掇，陈懿目前在周志兴的地产公司任职，他们之间算是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陈懿和沙叶新都是上海人，彼此也都认识。2013年年初，陈懿陪沙叶新去合肥看韩再芬的黄梅戏，两人在火车上开始商量怎么把邓丽君的剧本搬上大陆的舞台上演出。陈懿参加过王巍的金融书院，这种形式给了她启发，她跟沙叶新说，“咱们能不能以剧本朗读会的形演绎您的作品。”后来，她跟学者陈浩武，还有何力、周志兴等人一起聊起这个事儿。开始大家觉得有难度，找不到地方演出，当周志兴答应道共识堂所在的杉园来演的时候，事情很快迎刃而解了。
“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共识堂的活动中，这种演艺类型的是最少的。周志兴看来，沙叶新的剧本成功落幕，代表了共识堂的一个新的方向，“虽然共识堂没有幕，但是共识堂开始演出邓丽君这场话剧，就是拉开了一道幕，这个幕，实质上是共识堂今后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要表达的一个情愫。”
堂为君立
邓丽君的纪念演出在共识堂是首次戏剧汇演，这里聚集了商界、政界和学界的一些高人，邓丽君只是一个符号，他们要用这个符号，抒发自己的胸臆，表达自己的感怀。
余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连续两天的彩排，化了装也掩不去她脸上的倦容，不过，倦容之下，仍掩盖不了职业女性的光彩。余进并不是专业演员，在这场演出中，她身兼数职。看到妈妈演邓丽君，余进的小孩显得兴奋异常，妈妈在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骄傲。
余进是一个职业女性。从普通职员干到全球董事合伙人，余进在麦肯锡的奋斗史可谓平凡而不普通，她现在任麦肯锡北京办公室董事总经理，也是该公司大中华地区首位女性总经理。善于工作和生活的调节，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做到尽心工作，同时也享受生活，是她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态度。
邓丽君的一号扮演者，是国佳。职场、家庭、生活，这是国佳给自己定的平衡法则。她宁愿牺牲某种角色的绝对拥有时间，也不会让它们在同一环境里混乱不堪。国佳在沃尔沃任政府事务总监，公司所有与中央政府有关的事务，都是她的部门管理分内之事。和从事的职业性质有关，国佳长了一张明星脸，宽圆的脸庞还带着几分孩童般稚气，邓丽君式的短发，发间一枝粉红色的鲜花，如此扮相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就是今天的主角—邓丽君的扮演者。
与职业风范更为浓郁的余进相比，国佳显得更为娇媚。沃尔沃被吉利收购后，国佳才进入这个团队，虽然身在外企的圈子里，国佳还是感觉到自己是在为中国的企业服务，她见证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逐渐壮大的过程。对于吉利收购沃尔沃，“好比一个中国农村小伙娶了一个瑞典公主。”国佳的心中颇觉自豪。
共识堂的活动被国佳当做自己的分内事儿，这里聚集着中国的一批改革和商界精英。提起共识堂，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关敬如也是常客，他不仅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常常接受堂主喻杉和周志兴的邀请，商界人士聚会和改革共识话题的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关敬如是喻杉的校友，他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走出来的优秀学子。喻杉比关敬如小三届，一部《女大学生宿舍》，让喻杉火遍中国，在1980年代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引起轰动，从此，武大才女的桂冠，被喻杉摘得，共识堂的杉园，也取自她的名字。大学毕业后，喻杉的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作协、全国人大、中央办公厅，她选择了中央办公厅，从此，她参与并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诸多大事，改革与共识，成为她与丈夫周志兴毕生追求的梦想。
1980年代的改革红红火火，关敬如也是那个年代进入国家机关的，先后在黄金时代的国家体改委任副处长、处长等职务。国家体改委，也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这里走出了很多社会名流，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弃政、从商、治学，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力。
共识堂的活动包罗万象，这里通常聚集着三类人，一是企业高层，二是学者，三是政府官员。共识堂堂主喻杉和周志兴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穿梭其间，攒聚资源，希望借此塑造一种共识氛围，同时，也为自己的共识传媒积攒人气，拓展空间。而与各界特别是跨国公司高层接触，也为共识传媒带来了市场和广告效应。这是一种媒体拓展方式，思想性、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结合，已经成为共识堂的品牌效应。关敬如更是将共识堂视为一种物理性和空间性的存在，更重要的，这里还是一个思想性的共识平台。
“共识堂已经成为大家集聚的地方，这里的活动都是研讨性的、思想性的，更多的是关注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这批做企业的，很多都是体制内出来的，除了自己的公司，我们也很关心社会的前途，而通过这个场子，我们也能认识更多的社会精英。”在关敬如看来，在共识堂的收获是全方位的。
人为君集
邓丽君演出剧组的组成人员，虽不是出身戏剧专业，排练和演出，却有专业演员的认真和投入，每一句对白，每一个表情，都凝聚了创作者的心血和表演者的真情。
事实上，国佳被邀请进入这个圈子，也是得益于她的工作有极强的公关性质。国佳和共识堂周志兴的第一次认识，直接源于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原在美国商会，商会有一个政府事务圈，领导希望能请到接触高层的人士来讲时事，为这个圈子的工作人员充电蓄能。后来，商会请到了周志兴。通过这次活动，国佳与周志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她也时常受邀参加共识堂活动，“那里有各界的名人和朋友，大家聚一聚，唱唱歌，开开心。”
国佳进入沃尔沃政府事务部后，她经历了很多，2012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访问瑞典哥德堡，到沃尔沃的工厂参观汽车碰撞试验，给工人发表讲话，温家宝把吉利和沃尔沃的结合比作是“一个很好的联姻”；在莱茵河畔的美丽小城根特，沃尔沃建有工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还特别去那考察；2013年年6月，俞正声访问瑞典斯德哥尔摩沃尔沃总部。高层的频繁关注，让国佳把自己的事业和中国梦联系在一起。
和关敬如这样的50后相比，国佳是80后，这代人没有经历过太艰苦的日子，在改革的大潮中成长，她觉得这一代人很多福利都没赶上。比如上大学的时候就不包分配了，毕业以后不分房子了，房价又涨了。虽然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但国佳仍然热血沸腾地去奋斗。在跨国公司耳濡目染，她相信中国未来十年到二十年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自己现正值三十几岁的黄金年龄，她要让自己的能力也同步达到一个峰值。共识堂就是为国佳实现梦想的一个地方，在喻杉和周志兴夫妇组建的邓丽君的微信群里，她被邀请为女一号，“这足足让我兴奋了好几个晚上”。
余进也是在这个群里收到邀请的。喻杉在朋友圈子里发布了一条消息：圣诞节要在杉园以邓丽君为主题开一个party，欢迎大家来。余进立即报名参加，她觉得自己可以唱邓丽君的歌。于是，群里的朋友一起约饭局，准备大干一场。饭局上，大家各自领了任务。 从此以后，大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只是因为一起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彼此间的关系比见见面、吃吃饭更近了，很多隔阂也没有了。“我觉得周志兴和喻杉都是很有意思的人，他们这个圈子的人也都是爱玩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很活跃。”余进说。
余进最早认识喻杉，是在一个女企业家的圈子—木兰汇，这个圈子的女性被称为商界木兰，要么是大企业高管，要么是民企创始人。
正是在木兰汇的一次出游活动中，余进认识了喻杉，一行人马去了云南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由于地方偏僻，那里连通讯信号都没有，大家早晚都在一起，所以一下子走得很近。经过这次演邓丽君，大家走得更近了，彼此之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很快都成了朋友。”余进回忆说。
在共识堂的舞台上，余进演唱了《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这是她最喜欢的歌。上世纪90年代，她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那个时候纯真、奔放，她一改在国内好静的习惯，泡起卡拉OK来。唱歌是余进在海外生活主要的娱乐和消遣，她记得有一盘很大的卡拉OK光碟，封底红色，封面有蓝色，上面有王菲、邓丽君等人的歌曲。那是余进接触的第一张光碟，她把里面的经典歌曲都学得烂熟，其中，就有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虽然已经是商界女强人，余进看上去并不是一副拉着面孔、一脸严肃的职业女性的样子，享受生活，结交圈子是她生活和职业的一部分。提到邓丽君，余进痴迷，不仅是因为邓丽君的歌好听，更重要的是她的歌跟自己人生的某个阶段，跟自己的很多经历是密切相连的，“一首歌，总能给人带来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天在共识堂演出，余进的先生也在台下坐着，和观众们一起为这场演出感动，为邓丽君流泪。
泪为君流
这群人爱玩，也会玩，他们可以在一起撮合一门生意，可以为一个问题的争论互不相让，也能为一个共同的偶像放歌泪奔。文化商人，也谈感情，讲情怀。平时，生意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聚会，也能缩短生意造成的隔阂。
和余进一样，也是在喻杉的那个群里，国佳看到自己的名字居然出现在演员名单里，紧张、诧异和高兴之下，她并不知道自己演什么，也不知道共识堂要干什么。就在演出的两周前，她才和其他演职人员坐在一起，商量角色分工。
国佳是一个爱玩也会玩的人，她接触过不同的俱乐部，也就是一些不同的圈子，她感觉共识堂最大的特点是有思想火花的碰撞，这里让她见到了各种有想法的人，大家为了谋求共识走在一起。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周志兴把共识堂的小圈子取名为“同趣会”，国佳就是其中一员，邓丽君的纪念演唱会，也是以共识堂“同趣会·杉园”的名义组织起来的。
“大家觉得‘同趣会’又有谐音，代表了大家志趣相同，又代表不同的背景、文化和个性的人都在一起，非常好玩。”周志兴也对这个圈子非常满意，他说：“这个圈子是所有群里面最欢乐、开心的。”周志兴回忆，那天去共识堂看演出的人超过120人，演出结束后留下来吃饭的也有80多人，“这个微信群这几天像疯了一样，每天关于邓丽君这场演出的消息就有500多条”。
实际上，周志兴把邓丽君搬到自己的场子里演出，并非完全出自自己的创意，而是受了何力等人的“蛊惑”。何力也是媒体人，1989年进入《中华工商时报》，做到总编助理，后来又在《经济观察报》、阳光媒体投资集团、《第一财经周刊》、《财经》杂志等媒体任高层职务。何力扮演为邓丽君主持晚会的田文仲，他一直对沙叶新的邓丽君剧本怀着特殊的感情，他拿富有磁性的嗓音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去年10月份，沙叶新的《邓丽君》在香港演出，何力提前一个月参加了在深圳和广州举办的剧本朗读会，“听者泪奔，心有戚戚，沙叶新先生谦和纯净，可爱。”他有媒体人典型的文艺素养，情感丰富，容易动容。
实际上，周志兴只是场地的提供者，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邓迷”，而是一直醉心于做共识堂。“我谁都不迷，我们现在做的是共识网，我们这个堂叫共识堂，我要是迷某一个人，或者迷某几个人，就没有共识了。”
为了壮大声势，周志兴请来了上将李克农的孙女李戈美，以及中共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二人一南一北，一个安徽巢湖人，一个陕西子洲人，在晚宴上，她们登台献艺颇受观众瞩目。马晓力一首蒙古歌曲，高亢明亮的嗓音，赢得台下掌声雷动，李戈美是李克农长子李治长女，她演唱了一首江南风味浓郁的《太湖美》，声音宛若年轻女子的甜美清纯。
为这两位革命后人的演唱伴舞的，除了何力，还有共识网的作者柳红。柳红曾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助理，因为一本《吴敬琏传》，她一纸诉状将作者吴晓波告上法庭，称对方剽窃自己的作品并索赔50万。现在，她称自己是独立学者，共识网是她发表论著的重要场所，共识堂，自然成为柳红常来常往的地方，她的名气，也和共识传媒一起互动、跃升。
在共识堂的表演，柳红感觉尽心、尽力，也尽情了，带给她的，是一份感动。回想起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邓丽君陪伴那一代的大学生度过了青春时光，带给这代人前所未有的温情、声音和曲调，对柳红来说，这既是精神享受，也是思想启蒙。
柳红的表演赢得台下的阵阵掌声，宴会后她又上台自由表演，她的一字步劈腿颇有专业演员的风范。柳红从小就爱好文艺，5岁开始学跳舞，上学后一直在宣传队做文艺骨干，是北京东城区少年宫朗诵组和北京市少年宫话剧组成员。大学时代的柳红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艺爱好，大学文工团和广播台都有她的露脸。日常繁重的工作让柳红少有参与文艺活动了，但是作为共识网的作者，她表示不能不来参加共识堂的这场演出。“我和共识网的关系是作者和媒体的关系，参加过的共识堂的活动都是聚会讨论问题。没有过娱乐活动。两个月前，听周志兴说起沙叶新《邓丽君》剧本的表演，出于对朗诵的喜爱，当时毫不犹豫就报名参加了”。谈到活动观感，柳红用了“美妙”二字。
“美妙”的背后，还有一位演唱者，她叫艾鑫，声音酷似邓丽君，她的一首《水上人》，足以以假乱真。艾鑫在北京开了家餐饮公司，她是通过餐饮连锁企业嘉和一品的刘京京认识了周志兴的，而共识堂上的朋友，也是艾鑫现实和潜在的食客。 演员如此真情，剧本如此动人，这些，都源自创作者心力。沙叶新，终于在他的有生之年为邓丽君写出剧本。经过7年砥砺，沙叶新辗转台湾、香港、日本、法国，探访邓丽君的足迹，终于7年妊娠，一朝分娩，完成了一代歌后《邓丽君》的剧本。
为邓丽君作传，是多少文人墨客的梦想。沙叶新曾在邓丽君墓前发誓：“邓小姐，我写你，请放心，我一定呕心沥血、情深一往，绝不让你失望。”一部《邓丽君》，让沙叶新收获了清名。
流泪的不仅是观众和演员，在共识堂观看非专业演员们演绎着自己的剧本，沙叶新两眼潸然。
沙叶新笔下塑造的人物上至达官显贵，下达百姓庶民，他写过宋庆龄、陈毅、江青，还将孔子、耶稣和披头士糅在一起，正面、反面人物，他都猎及。邓丽君的写作，沙叶新承认是受人之托，“反正是多年前，我接受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邀请，让我写邓丽君的连续剧。”
很快，沙叶新和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签约了，但他没有拿定金，他决定写完初稿，等对方认可以后再说。2008年7月，邓长禧在上海去世，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面临停业。这场突来的变故并没有影响沙叶新的创作。沙叶新说自己不是爱钱的人，他爱邓丽君，虽然后来剧本出来了，定金却因为基金会的变故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不要了，人都死了，我都忘了这件事了。钱对我来讲不是不需要，我要钱，但是要看是什么，只是在邓丽君这件事上我不要钱。”
对沙叶新来说，写邓丽君与写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样，他看到的并不是钱。蔡元培一直是沙叶新心目中的英雄，能有机会为蔡元培写剧本，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1998年，北京大学派人找到沙叶新，请他写一部蔡元培的剧本，来人问他要多少钱，沙叶新用手指比划了一下，说“1”，来人误以为他要10万。其实，沙叶新并不是要钱。“写蔡元培是何等光荣，我也没有答应他们因为写一个剧本就去做北大的名誉教授，如果因为一个剧本就做了名誉教授，那就很不‘名誉’了。我1957年没能考上北大，我也不要北大的名誉教授，假如有幸能再踏进北大校园，哪怕就做一个旁听生，我也心满意足了。”
没有人能拒绝名利，沙叶新也不是完全不要报酬，名与利，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又是相互矛盾的。在沙叶新这里，有时候放弃了一点利，收获的或许是更多的清名。
“我这样做不是显示自己多么高雅，多么清高，戏曲在我心目中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戏曲对教育、对人心、对自由的呼唤有其他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沙叶新就是这样一个在适当时候能够做到淡泊名利的人。
陈懿，文化项目投资人，上海大盈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演出结束后，她身着红色礼服上台主持，请沙叶新舞台居中安坐，二人开始了一段对话。陈懿专门选读了沙叶新的一段微博：“昨去文化广场看《妈妈再爱我一次》，场外久候，未见持票之友，懊丧返家。9时友突致电，说快来，便风驰电掣，重返剧场，戏已尾声，无所观矣，但我爱剧场爱观众，仍大有可看。剧场美轮美奂，设施现代；观众或歌或泪，‘痴呆’可爱。剧场我生命，观众我挚爱。若有来世，我仍献身戏剧，忠实于观众和舞台！”
陈懿是70后，她是看着沙叶新剧本长大的文艺青年，《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等作品，伴随着她的成长，也影响着她的足迹。
将沙叶新的剧本搬上共识堂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陈懿的撺掇，陈懿目前在周志兴的地产公司任职，他们之间算是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陈懿和沙叶新都是上海人，彼此也都认识。2013年年初，陈懿陪沙叶新去合肥看韩再芬的黄梅戏，两人在火车上开始商量怎么把邓丽君的剧本搬上大陆的舞台上演出。陈懿参加过王巍的金融书院，这种形式给了她启发，她跟沙叶新说，“咱们能不能以剧本朗读会的形演绎您的作品。”后来，她跟学者陈浩武，还有何力、周志兴等人一起聊起这个事儿。开始大家觉得有难度，找不到地方演出，当周志兴答应道共识堂所在的杉园来演的时候，事情很快迎刃而解了。
“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共识堂的活动中，这种演艺类型的是最少的。周志兴看来，沙叶新的剧本成功落幕，代表了共识堂的一个新的方向，“虽然共识堂没有幕，但是共识堂开始演出邓丽君这场话剧，就是拉开了一道幕，这个幕，实质上是共识堂今后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要表达的一个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