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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义学活起来……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
宇文夫妇刚从位于波士顿坎布里奇的书斋走出来，他们的中国粉丝已在网上谈论开了，包括宇文所安亲手做过的一道中国菜，“蒜头鸡翅”。
宇文所安留着络腮胡子，烟斗不离身，眼睛里有一种明亮的东西。他有两个望向田晓菲的典型表情：当听妻子讲中文、努力捕捉那些词句时，他像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孩子，蹙眉，凝神，严肃；当上海同行或记者们提起田晓菲非凡的过去和今天出色的成绩，他面带喜色地转向她，眼睛里盛着许多内容，甚至有一点羞涩，好像被夸的是他自己。
夫妇俩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同事，共事7年。在那些从上古到当代的中国诗词、散文、小说中间，他们松土、播种、遍寻角角落落，像桑园里两个农夫。
勤奋是宇文所安的信条之一。多年以前，作为物理学家的父亲告诉过他“聪明不值钱。聪明人很多，但如果没有勤奋，最终仅仅靠聪明创造成就的人很少。”他通晓英、法、德、中、日、梵、拉丁、希腊、意大利及土耳其文，在旅游时也显优势：有一次在土耳其，他跟出租车司机讲了一通之后，车资一下子就降了下来。
喜欢“有一点过分”
这是宇文所安夫妇第一次来上海讲学。
在熟悉的资料里，我们也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新东西。我们开始对它们提出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也很明显、很简单。
我们很早就认识到，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是经历了现代口味和话语形式的调和中介的。中国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如果我们只从敦煌佚诗的角度考察唐诗，那么高适将成为最重要的唐代诗人，其次是王梵志，李白会有一些诗流传，而杜甫将完全不存在……”
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宇文所安讲述的唐代与田晓菲讲述的南北朝遥相呼应，共同指向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的评讯一个开拓性的新方向。
宇文所安正在主持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的编撰，涵盖上古到元代；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负责编辑第二卷，包括明清和现代文学部分。字文所安说，编写工作两三年前已经开始，目前第一卷各章均已到位，单等元代章节；第一卷希望在2009年出版。
谈唐诗，宇文所安以他独特的读法体察入微，“正是因为这些微妙之处，那些诗歌值得我们一读再读。”谈20世纪中国文学，字文所安说他喜欢郁达夫的作品，因为他“有一点过分”；中国菜里，他最喜欢川菜，因为它“有一点过分”。
他在中国有相当一批追随者。在上海、北京、苏州的一些大学里，有人正以他为课题作博士论文。他的两本新书正在来中国的路上，一本是《晚唐诗》，一本是《“汉魏”诗的生成》。
那些沿袭千百年的说法早贬值了
人物周刊：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运动盛行的时代。为什么金斯堡和凯鲁亚克没有影响到您，您却在巴尔的摩的公立图书馆里沉醉于另一种诗歌?
宇文所安：哈!这是偶然的。在那个年龄，我读金斯堡的诗和凯鲁亚克的散文，同时也开始喜欢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诗人站在一个特别的、与人群分离的地方讲话，譬如站在一个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中国古典诗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社会的、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关系。
人物周刊：还记得第一批接触到的中国诗是哪些吗?为什么会给你一种恋爱的感觉?
宇文所安：是英文版的中国诗集《白驹》，不记得第一首诗是什么了。喜欢上一首诗的原因有很多，而不同的年纪会喜欢上不同的诗。可能是因为它的意境、作者的个性，因为文字之美，有时也许只有两句美丽的诗，就足够了。
另一个值得珍视它们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匆匆忙忙，每一个瞬间出现又很快消失。诗歌可以抓住某个瞬间，让人们停顿下来，凝视它。中国古诗里有一些很日常性的东西，它抓住的那个瞬间也许忽然就会变得神奇而魔幻，它让生活值得流连。
人物周刊：您喜欢孟郊的诗。是因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日常性吗?
宇文所安：我喜欢孟郊，不是因为他展示美，而是丑，他的诗很“丑”。
人物周刊：古典诗歌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田晓菲：它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只是立志研究它们的研究生的事情。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去做律师，去当医生，但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古典诗歌离今天并不遥远。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学活起来，于是就需要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多说出一些什么来。
人物周刊：这一两年，我们这里比较流行学者在电视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向老百姓讲《论语》、《庄子》、《三国》什么的，不知道算不算“注入了新活力”。在美国、英国或别的地方，学者们上电视给大家讲莎士比亚吗?
宇文所安：(笑)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田晓菲：确实很少看到有一个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电视上讲……这似乎是不对等的。每一门学问背后要下许多苦功夫，如果学者上电视太多，变成一个新闻人物，会占去许多下苦功的时间，我觉得未免有些不值得。而且从长远来讲，要产生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不是突击几个月、几年，做几场演讲，卖几百万本畅销书就能奏效的。你要拿出新的观点，也不是拿些最时髦的理论就可以建构的，真的需要很深的学养做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人物周刊：在那篇评论北岛英文版诗集的文章里，您表达了一些观点，人们因此有这样的感觉——您觉得中国的现代诗不如古代诗歌。
宇文所安：(面部表情丰富，似乎很吃惊)我没有此意。你知道，在国外，一篇书评可以讲优点，也可以同时讲缺点；但在中国，似乎只能一个调子，要么好，要么坏。他们只是选取了我讲缺点的那部分。
人物周刊：有人把您、顾彬、马悦然。分别看作对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3个代表性人物，您觉得呢?
宇文所安：从翻译角度来讲，我译得最多的确实是中国古典诗歌。但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对元以后直到民国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兴趣。我对现代的东西也非常感兴趣。
人物周刊：前一阵。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您怎么看?宇文所安：我不觉得一个人可以要求其他人做什么事，或者发动一个运动，你只能从自己做起。
庄子的自我寻找自我
人物周刊：在《他山的石头记》里，有篇文章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 的“自我”是怎么产生的，非常有意思。
宇文所安：我想探讨的是：一个与身体脱离的“自我”概念的源头在哪里?我感兴趣的，不是人死后或者在巫祝降神时离体的那个灵魂，而是一个更加具有社会性的直觉意识，也就是说，在身体之内，还居住着一个与肉体分离的“人”。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最精彩的哲学思考。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段落。肉体有“百骸、九窍、六脏”，究竟哪一部分盛纳着那个“自我”呢?庄子非常喜欢这个自我寻找自我的吊诡游戏。
我所感兴趣的先秦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我不太喜欢人们在谈论先秦的时候总是说，这是儒家的，这是道家的，这是名家的，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混杂和多元的，我甚至觉得诸子百家的文本有时候会有意压抑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譬如暴力，譬如通过对身体的自残来实现一个完满的自我。
在美国教一些华侨学生时，会发现他们从父母那里接受一些观念，譬如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温良恭俭让的。但当他们读到这些古代文本时，会大吃一惊：这不是他们印象中的中国文化，而是有英雄主义，有暴力，很多和原先想象的中国不符合的东西。但是他们一旦得知这些东西，就十分入迷。
人物周刊：《庄子》里故意安排的那些先天残缺或受损的身体，是不是庄子他老人家当时就已经有了一种美学追求：残缺美?
宇文所安：身体残缺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人们看了《庄子》里的那些描写之后，意识到一个人不仅仅是由肉身构成，有另外的东西譬如精神，加上身体，构成了你的自我。庄子是通过游戏的、戏剧化的想象来寻找自我的，庄子的想象是哲学家的想象。
人物周刊：您谈论过一个很有容量的字——“怀”。现在人们还常用到它，譬如“胸怀”、“情怀”、“怀才不遇”、“虚怀若谷”等等，能给我们说说这个字吗?
宇文所安：战国时代流传的很多故事，是关于一些外表其貌不扬、内在蕴涵某种特异才能的人物。常用的一个字是“怀”。“怀”一般来说总是和隐藏有关：珍宝怀藏于内，用以献给合适的人，或者等待被合适的人发现。“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很强调表里如一，心里想的和外在行动要一致，这样才“诚”才“真”，但前提假定了人有一个内，一个外。人们认为内里的好与外在的好吻合时，才是好的。内、外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中国文化格外关怀这一问题。
没有一个简单的“过去的真面目”
人物周刊：您关注到五四一代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重新写作，能谈谈其中存在的问题吗?
宇文所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时，把中国古典文学一并国有化了。比方一个清朝的文人，可能觉得跟一个朝鲜诗人或者一个日本武士有共鸣，而不会跟一个中国农夫有共鸣，他是以阶级来决定身份认同，而没有国界的感觉，是泛文化的概念。而到20世纪时，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认定身份的方式发生变化，就有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叙事性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新意识紧密相连。这种叙述与“白话”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与“白话取代文言”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延续到今天。
人物周刊：最近新发现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跟他的《欧洲文学史》一样，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您怎么看这种带有明确意图或使命感的文学史写作?
宇文所安：这在周作人时代可能是好的目标，但是现在中国应该是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更活跃的参与者，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关注自身。人们应该学习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对全世界的公民都很重要，也非常引人入雕。欧洲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也一样。
人物周刊：您主持的新版《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叙述角度和方法来再现所谓“过去的真面目”?
宇文所安：如我在演讲里所说，没有一个简单的“过去的真面目”，我们找到的真实不是历史中的一个瞬间，而是那个瞬间如何生成和建构的过程。
人物周刊：您欣赏“春秋笔法”吗?
宇文所安：那只是一种看诗／阅读的方式。人物周刊：哈佛的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课感兴趣吗?您这几十年所做的学问有传人吗?
宇文所安：在过去，比较文学系做欧洲文学研究的人总是比做亚洲文学的多，我是反对这样的。哈佛的东亚系还比较大，有许多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不算太冷清；有些大学可能教中文的就一两个人，那可能是真寂寞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哈佛本科生想学汉语，可能也有一些实用的考虑；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也越来越多，但从选课的情况看，可能现当代文学对他们而言更容易进入一些。一般来说，我每年收1-2个研究生，有很多是非常优秀的。(现在全美以及加拿大很多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有宇文所安教过的学生；除了学术界，也有从事其他职业的，比如上海美领馆的副总领事也曾是宇文所安的学生。)
宇文夫妇刚从位于波士顿坎布里奇的书斋走出来，他们的中国粉丝已在网上谈论开了，包括宇文所安亲手做过的一道中国菜，“蒜头鸡翅”。
宇文所安留着络腮胡子，烟斗不离身，眼睛里有一种明亮的东西。他有两个望向田晓菲的典型表情：当听妻子讲中文、努力捕捉那些词句时，他像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孩子，蹙眉，凝神，严肃；当上海同行或记者们提起田晓菲非凡的过去和今天出色的成绩，他面带喜色地转向她，眼睛里盛着许多内容，甚至有一点羞涩，好像被夸的是他自己。
夫妇俩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同事，共事7年。在那些从上古到当代的中国诗词、散文、小说中间，他们松土、播种、遍寻角角落落，像桑园里两个农夫。
勤奋是宇文所安的信条之一。多年以前，作为物理学家的父亲告诉过他“聪明不值钱。聪明人很多，但如果没有勤奋，最终仅仅靠聪明创造成就的人很少。”他通晓英、法、德、中、日、梵、拉丁、希腊、意大利及土耳其文，在旅游时也显优势：有一次在土耳其，他跟出租车司机讲了一通之后，车资一下子就降了下来。
喜欢“有一点过分”
这是宇文所安夫妇第一次来上海讲学。
在熟悉的资料里，我们也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新东西。我们开始对它们提出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也很明显、很简单。
我们很早就认识到，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是经历了现代口味和话语形式的调和中介的。中国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如果我们只从敦煌佚诗的角度考察唐诗，那么高适将成为最重要的唐代诗人，其次是王梵志，李白会有一些诗流传，而杜甫将完全不存在……”
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宇文所安讲述的唐代与田晓菲讲述的南北朝遥相呼应，共同指向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的评讯一个开拓性的新方向。
宇文所安正在主持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的编撰，涵盖上古到元代；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负责编辑第二卷，包括明清和现代文学部分。字文所安说，编写工作两三年前已经开始，目前第一卷各章均已到位，单等元代章节；第一卷希望在2009年出版。
谈唐诗，宇文所安以他独特的读法体察入微，“正是因为这些微妙之处，那些诗歌值得我们一读再读。”谈20世纪中国文学，字文所安说他喜欢郁达夫的作品，因为他“有一点过分”；中国菜里，他最喜欢川菜，因为它“有一点过分”。
他在中国有相当一批追随者。在上海、北京、苏州的一些大学里，有人正以他为课题作博士论文。他的两本新书正在来中国的路上，一本是《晚唐诗》，一本是《“汉魏”诗的生成》。
那些沿袭千百年的说法早贬值了
人物周刊：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运动盛行的时代。为什么金斯堡和凯鲁亚克没有影响到您，您却在巴尔的摩的公立图书馆里沉醉于另一种诗歌?
宇文所安：哈!这是偶然的。在那个年龄，我读金斯堡的诗和凯鲁亚克的散文，同时也开始喜欢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诗人站在一个特别的、与人群分离的地方讲话，譬如站在一个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中国古典诗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社会的、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关系。
人物周刊：还记得第一批接触到的中国诗是哪些吗?为什么会给你一种恋爱的感觉?
宇文所安：是英文版的中国诗集《白驹》，不记得第一首诗是什么了。喜欢上一首诗的原因有很多，而不同的年纪会喜欢上不同的诗。可能是因为它的意境、作者的个性，因为文字之美，有时也许只有两句美丽的诗，就足够了。
另一个值得珍视它们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匆匆忙忙，每一个瞬间出现又很快消失。诗歌可以抓住某个瞬间，让人们停顿下来，凝视它。中国古诗里有一些很日常性的东西，它抓住的那个瞬间也许忽然就会变得神奇而魔幻，它让生活值得流连。
人物周刊：您喜欢孟郊的诗。是因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日常性吗?
宇文所安：我喜欢孟郊，不是因为他展示美，而是丑，他的诗很“丑”。
人物周刊：古典诗歌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田晓菲：它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只是立志研究它们的研究生的事情。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去做律师，去当医生，但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古典诗歌离今天并不遥远。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学活起来，于是就需要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多说出一些什么来。
人物周刊：这一两年，我们这里比较流行学者在电视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向老百姓讲《论语》、《庄子》、《三国》什么的，不知道算不算“注入了新活力”。在美国、英国或别的地方，学者们上电视给大家讲莎士比亚吗?
宇文所安：(笑)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田晓菲：确实很少看到有一个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电视上讲……这似乎是不对等的。每一门学问背后要下许多苦功夫，如果学者上电视太多，变成一个新闻人物，会占去许多下苦功的时间，我觉得未免有些不值得。而且从长远来讲，要产生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不是突击几个月、几年，做几场演讲，卖几百万本畅销书就能奏效的。你要拿出新的观点，也不是拿些最时髦的理论就可以建构的，真的需要很深的学养做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人物周刊：在那篇评论北岛英文版诗集的文章里，您表达了一些观点，人们因此有这样的感觉——您觉得中国的现代诗不如古代诗歌。
宇文所安：(面部表情丰富，似乎很吃惊)我没有此意。你知道，在国外，一篇书评可以讲优点，也可以同时讲缺点；但在中国，似乎只能一个调子，要么好，要么坏。他们只是选取了我讲缺点的那部分。
人物周刊：有人把您、顾彬、马悦然。分别看作对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3个代表性人物，您觉得呢?
宇文所安：从翻译角度来讲，我译得最多的确实是中国古典诗歌。但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对元以后直到民国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兴趣。我对现代的东西也非常感兴趣。
人物周刊：前一阵。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您怎么看?宇文所安：我不觉得一个人可以要求其他人做什么事，或者发动一个运动，你只能从自己做起。
庄子的自我寻找自我
人物周刊：在《他山的石头记》里，有篇文章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 的“自我”是怎么产生的，非常有意思。
宇文所安：我想探讨的是：一个与身体脱离的“自我”概念的源头在哪里?我感兴趣的，不是人死后或者在巫祝降神时离体的那个灵魂，而是一个更加具有社会性的直觉意识，也就是说，在身体之内，还居住着一个与肉体分离的“人”。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最精彩的哲学思考。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段落。肉体有“百骸、九窍、六脏”，究竟哪一部分盛纳着那个“自我”呢?庄子非常喜欢这个自我寻找自我的吊诡游戏。
我所感兴趣的先秦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我不太喜欢人们在谈论先秦的时候总是说，这是儒家的，这是道家的，这是名家的，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混杂和多元的，我甚至觉得诸子百家的文本有时候会有意压抑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譬如暴力，譬如通过对身体的自残来实现一个完满的自我。
在美国教一些华侨学生时，会发现他们从父母那里接受一些观念，譬如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温良恭俭让的。但当他们读到这些古代文本时，会大吃一惊：这不是他们印象中的中国文化，而是有英雄主义，有暴力，很多和原先想象的中国不符合的东西。但是他们一旦得知这些东西，就十分入迷。
人物周刊：《庄子》里故意安排的那些先天残缺或受损的身体，是不是庄子他老人家当时就已经有了一种美学追求：残缺美?
宇文所安：身体残缺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人们看了《庄子》里的那些描写之后，意识到一个人不仅仅是由肉身构成，有另外的东西譬如精神，加上身体，构成了你的自我。庄子是通过游戏的、戏剧化的想象来寻找自我的，庄子的想象是哲学家的想象。
人物周刊：您谈论过一个很有容量的字——“怀”。现在人们还常用到它，譬如“胸怀”、“情怀”、“怀才不遇”、“虚怀若谷”等等，能给我们说说这个字吗?
宇文所安：战国时代流传的很多故事，是关于一些外表其貌不扬、内在蕴涵某种特异才能的人物。常用的一个字是“怀”。“怀”一般来说总是和隐藏有关：珍宝怀藏于内，用以献给合适的人，或者等待被合适的人发现。“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很强调表里如一，心里想的和外在行动要一致，这样才“诚”才“真”，但前提假定了人有一个内，一个外。人们认为内里的好与外在的好吻合时，才是好的。内、外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中国文化格外关怀这一问题。
没有一个简单的“过去的真面目”
人物周刊：您关注到五四一代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重新写作，能谈谈其中存在的问题吗?
宇文所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时，把中国古典文学一并国有化了。比方一个清朝的文人，可能觉得跟一个朝鲜诗人或者一个日本武士有共鸣，而不会跟一个中国农夫有共鸣，他是以阶级来决定身份认同，而没有国界的感觉，是泛文化的概念。而到20世纪时，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认定身份的方式发生变化，就有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叙事性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新意识紧密相连。这种叙述与“白话”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与“白话取代文言”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延续到今天。
人物周刊：最近新发现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跟他的《欧洲文学史》一样，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您怎么看这种带有明确意图或使命感的文学史写作?
宇文所安：这在周作人时代可能是好的目标，但是现在中国应该是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更活跃的参与者，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关注自身。人们应该学习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对全世界的公民都很重要，也非常引人入雕。欧洲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也一样。
人物周刊：您主持的新版《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叙述角度和方法来再现所谓“过去的真面目”?
宇文所安：如我在演讲里所说，没有一个简单的“过去的真面目”，我们找到的真实不是历史中的一个瞬间，而是那个瞬间如何生成和建构的过程。
人物周刊：您欣赏“春秋笔法”吗?
宇文所安：那只是一种看诗／阅读的方式。人物周刊：哈佛的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课感兴趣吗?您这几十年所做的学问有传人吗?
宇文所安：在过去，比较文学系做欧洲文学研究的人总是比做亚洲文学的多，我是反对这样的。哈佛的东亚系还比较大，有许多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不算太冷清；有些大学可能教中文的就一两个人，那可能是真寂寞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哈佛本科生想学汉语，可能也有一些实用的考虑；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也越来越多，但从选课的情况看，可能现当代文学对他们而言更容易进入一些。一般来说，我每年收1-2个研究生，有很多是非常优秀的。(现在全美以及加拿大很多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有宇文所安教过的学生；除了学术界，也有从事其他职业的，比如上海美领馆的副总领事也曾是宇文所安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