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解析德国、日本与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教授特点，揭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如何通过历史教育来建构、形塑和传承，并涉及到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教育与政治的关联、战争与公民记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国际关系、宪法诉讼与宪政民主等广阔议题。作者们认为，教科书的争议是教科书叙事的竞争，而影响争议的深层因素主要是国家内部的社会变迁和在国际战略中的国家定位，“历史不是教科书讲述的那样，而是一个争论的过程”。
　　《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
　　作者：[美]劳拉·赫茵、[美]马克·塞尔登 译者：聂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
　　教育学者凯瑟琳·伍兹·马萨利斯基很喜欢在课堂上对比使用不同的地图。各种美国历史教科书通常会标示美国获得属地、托管地区或保护国的日期来表现本国的扩张，同时却用极具暗示意义的红色粗箭头来连接二战前的日本本土与其太平洋属地。
　　当马萨利斯基将这些日期和箭头互换时，她的学生们很快就明白了本应中立客观的教科书地图里蕴含着微妙的涵义：美化本国，暗贬对手。
　　无可否认，学校和教科书是当代社会藉以传播公民观念、讲述历史和未来的重要媒介，“它们提供权威的国家叙事，界定正确的公民行为，规划国家想象的边界”。历史和公民课本通常提供的只是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故事，“着重于塑造当代爱国主义的叙事”。正因为历史教育如此明显地关系到未来、如此深入社会并如此容易被国家主导，我们才有必要去观察历史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与现实、事实、真实之间的深深鸿沟。
　　《审查历史》以德国、日本和美国历史中尴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为焦点，集中讨论三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问题以及历史课教学问题，还涉及到日本的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教科书审查（核准）制度与家永三郎历时35年的教科书诉讼，德国学校教科书中的认同与超国家化以及统一后的大屠杀教育，美日教师如何讲述太平洋战争，日韩学者如何合作协调对日本殖民朝鲜时期历史的叙述等一系列热点和重点。
　　《审查历史》介绍了教科书对历史的种种扭曲、截断、打乱、错置、选择、阉割、伪造与遗忘，且并未简单地停留在讨论历史教科书中知识细节的真伪、对错、详略等技术层面，而是挖掘中学教科书的编写、审查和控制背后更为深入的议题，如：民主社会与审查制度问题，公民的身份认同与政治人格问题，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传承根基问题，等等。
　　事实上，历史教育并非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从来都是一种政治。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二战结束后，盟军在整肃和民主化改造德国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过程中对其历史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干预。盟军禁止使用纳粹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导致德国学校暂停历史课。在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一系列命令，清除战时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宣传内容，盟军司令部则有最后审查权。此前，日本全国的教师和学生在战败后更是已开始用墨水和剪刀删除战时教科书中“不适宜”的内容。
　　《审查历史》将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教科书审查制度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韩国等具有东亚传统的国家为代表的政府直接控制型，即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同一种或数种由国家编写发行的历史教科书；第二种是以德国和美国为代表的社会自主型，即“由当地的学校委员会、校长或教师个人自由选择教科书”；第三种则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间接控制型，按照家永三郎诉讼中的法官判词，政府可以纠正教科书中的明显错误，但绝不能要求修改教育内容，否则即属违宪。这样的划分方式提纲挈领，无论对阅读本书还是对了解政府直接监督和审查教科书的历史来说，都十分实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自主型情况下，编写和采用历史教科书虽然不受看得见的政府权力的直接控制，但也会受到家长、教师和图书馆人员、出版商、学术界、教会、老兵组织、反战组织等诸多社会隐性力量的影响。围绕教科书的争端体现为民间不同利益和观念的竞争，他们都成为教科书的审查者，对教科书的编写和选择也就成了社会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没有国家审查制度的美国，大多数教科书都自觉地遵循官方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式，其出发点仍然是将历史教育作为培养公民爱国意识的工具，不过，没有国家权力的直接干预也使美国的教科书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教科书如何编写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相关国家和民族的感情，也就是说，国际协商形成了教科书审查的国际机制。在这方面，德国走在了前面。在战后十几年间，德国也曾避免反思战争，前总理阿登纳更是相信德国“脆弱的民主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真实记忆”。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社会在反思纳粹历史上形成了共识，决定正视历史——哪怕是本民族不光彩的、丑恶的历史，以便培养新一代公民对国家政策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盲目地服从权威。
　　相应地，德国的教科书成了“德国人内部以及德国和邻国之间复杂而广泛协商的产物”，以适应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德国、法国、波兰和以色列等国建立的联合委员会以跨国讨论方式来规范有争议的历史，编写各方认同的教科书，以促进“旧敌”修好。德国教育官员对来自国外的批评也作出积极的反应，例如，在以色列政府抗议德国高中课本中对第三帝国的批评不够深刻后，德国重新编写了提纲。德国教科书不再强调培养民族优越感、促进德国的国家认同和责任、建设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目标，而是逐步强调了地方认同、超国家视角与超民族主义。可以说，德国成功地创造了“没有敌人的国家”这样一种战后叙事。
　　相比之下，日本在这方面则明显被动。在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受到亚洲邻国的尖锐批评后，日本文部省才修改教科书的标准，增加了“邻国条款”，要求教科书在涉及亚洲邻国的现、当代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必须体现出谅解与国际和谐。如今，几乎所有日本历史教科书都写上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朝鲜三一运动、慰安妇、冲绳岛大屠杀等内容，但叙述的分量和分析深度还显得不够。 　　日本民族主义者或许承认军国主义史实，但坚持认为历史教育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像国旗一样发挥意识形态的核心作用，所以不应传授那些让学生质疑和羞愧于自己的日本身份的知识以及反日本的、自虐和取悦于外国人的历史，它应该是培养国家意识所需的各种传说和故事集合而成的“光明的历史”。他们推出的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更是获得文部省批准发行，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
　　许多人都记得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经典论述：“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也就能控制过去”“全部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历史的迷人之处，或许正在于其细节与全貌往往难有定论，在于其争议性与交流过程，以及与“国家的、宏大的、教科书的叙事”明暗相照的各种反叙事、多元叙事。另一方面，历史教育并不等同于历史，而是一个民族“体制化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话恰恰证明了历史教科书编者和教育者的尴尬与无奈：“过去并没有死亡……甚至还没有过去”。
　　对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其实关系到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我们是否要让孩子们通过认知真实的历史来思考未来？或者说，我们需要用怎样的历史记忆去培养具有现代视野和道德价值观的、充分知情的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在沉重。
　　（作者为历史学者）
　　《什么改变中国》
　　作者：张维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7-1
　　聚焦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如何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逻辑，应对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他从三个方面叙述了这个主题，一是回顾了中国获得成功的路径和方法，二是阐述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改革以及怎么改革，三是对于未来改革方向的预测和判断。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
　　作者：华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0-1
　　以改革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反思了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指出改革下一步，应重拾求真务实的改革开放精神，继续坚持双轨战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并就党的建设、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等关乎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思路与方案。
　　《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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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朱新伟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1
　　英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特里·伊格尔顿力作，从哲学角度极深地切入人生意义问题，为这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提供启示。国内著名哲学学者邓晓芒作序力荐。
　　《庚子使馆被围记》
　　作者：（英）普特南·威尔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1
　　作者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以大量笔墨详细记录了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观察，不仅指正了涉及该事件前因后果的诸多关键点，而且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全面地认识了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