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中国文化比方为一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而中文乃其半径，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的大圆就有多广。身为作家，我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延长半径。”
　　今夜暂无乡愁。
　　华灯初上的时候，被尊为中国“诗坛祭酒”的大诗人余光中携着夫人范我存陶然信步在上海“恒隆广场”一带的流光溢彩中。
　　他满头华发。须眉皆白。因为出席ＳＭＧ“艺术人文频道”的开播庆典仪式，与罗大佑、焦晃合作朗诵《乡愁》，老诗人再度成为关注热点。
　　在这么一个诗快被忘却的年代，人们突然记起了《乡愁》，记起了拥有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和翻译集13种的台湾文豪余光中。
　　那一晚，我们促膝而谈。如先生所说，能回到大陆，与大陆后生细论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汉语言，该是多大的快慰——
　　
　　国学是山，我等只是蚍蜉而已
　　
　　大概是出访的优化组合，2008年1月10日前后，余光中先生频频往返京沪两地，除了出席ＳＭＧ的庆典活动，他时而设帐，开讲“美学灵感”于复旦；时而赏乐，研讨“乡愁”音乐于北京，所到之处，据说有四个字“耳朵已经听出茧来”，那就是“国学复兴”。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国学复兴”入手——
　　新民周刊：余老，50余年来，您集诗、散文、翻译、评论甚至戏剧艺术于一身，今天请您谈谈大陆“国学复兴”现象，大概也可以去去您的“茧”吧。
　　余光中：是啊，“惟陈言之务去”；陈言者，“老茧”也，去茧总是快事，可我断断不敢以“国学祭酒”自居啊（众笑），首先应该搞清“国学概念”吧？据说这里的说法是：满大街三国明清，纸浆打剩的，一看还是三国明清？这就是“国学热”啊。最好不要一哄而上。
　　明清白话小说（《水浒》、《三国》、《红楼》类）和现代历史通俗本的什么“帝国”，什么“演义”，什么“品”啊，“评”啊，都只能算是国学的“附骥之蝇”吧？千万不要开成“附骥”大会了……
　　谈国学，近代绕不过章太炎，到他手里，国学的范畴划定没有争议了，狭义地说，就是：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
　　记得好像是1935年9月，“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讲，对象都是大学讲师、中学语文老师以及大学专科学生，当时称为“中等水平的人”，讲的是“国学略说”——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历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
　　“明清白话小说（《水浒》、《三国》、《红楼》类）和现代历史通俗本”什么“评品”的，是不是国学呢？
　　我看可以归入国学中的“文学”类，章太炎活着，文学类也不让归，还是胡适之好说话，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
　　所以，就算“满大街”的文学——国学概念的文学——也只“复兴”了一支啊，你“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四大类，碰都没碰呢，每一类，都是一座山。
　　我很想求教一些自封为“国学大师”的先生：您，自己读过经书吗？看过《清经解》、《续清经解》吗？能说明白古文家、今文家、宋学、汉学的异同得失吗？您做过朴学考证功夫吗？知道宋明理学的脉理吗？研究过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么？知道近九十年来的古史研究途径么……
　　除了前面所说的五个“略说”（还只是‘略说’而已），章太炎当年开出的国学学程还有：音学五书、通鉴纪事本末、金石例、文心雕龙、尔雅、三礼……
　　新民周刊：据我所知，仅仅“金石学”，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就研究了一辈子……您的意思，现在的人是否有能力去“复兴”国学？
　　余光中：有壮志宏愿，是好事。也要量力而行。好比一个重病人，良医徐图，当有起色；如果是莽医，妄动根本，患者即令不死，也是半瘫……复兴者，推陈出新也！你没有吃透的东西，在对大众普及以前，已先被自己扭曲误解了，还不如不要推广，以免将来再花几代人的时间纠偏——革故鼎新，不该“革”的“革”了怎么办？老聃贵柔，孔丘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最近到处可见《左》、《国》、《史》、《汉》，《语》、《孟》，这也是好事，但解读不宜随意，其中《语》——《论语》居然被说成一锅“最终让人快乐的鸡汤”！唉，我怀疑很多毛病都出在出版社，什么资质的人在审稿？什么比方不能做？！孔孟本“内圣而外王，仁方而智圆”，乃“致君尧舜”，矢志收拾人心，打造天下君子的悲壮伟人，现在成了“快乐鸡汤”的“厨子”，老一辈人只能徒叹“悲夫”。
　　是的，“仁者无忧”，但那是源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无上境界呀，现在物质化如此严重，上下交征利，去仁何止千万里，怎么能如此娱乐化孔子呢？你妄动根本了！
　　新民周刊：您的意思，与其妄动，不如休眠？
　　余光中：休眠不必。要动。但要慎重。不能始乱终弃，要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的国民工程，国家要干预，要群彦毕集，缜密筹划，儒家著作，推一本是一本。必须看到，就国学基础来看，过去一个三家村的学究都比现在大学的教授强，又要说章太炎了，他晚年那本《国学略说》说是为当时“中等文化程度读者”写的，已经极尽通俗之能事，但现在高等程度的大学教授也不一定看得懂，你且想一想，当时人的国学基准和现在人的差距！六十年前，一个米店老板也能对对子，你现在叫一个博士生来对对看！
　　都断裂了几代人了。
　　说诗吧。我读书时，外语是我的主课和强项，但是我知道中国古诗应该怎么诵读——那是一定要唱的，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唱（作唱诗状，如昆腔念白），无论唐诗还是宋词，不唱读，就无法通晓和传递它的三昧，这就是“味道”，是淳厚的“卤汁”，古诗一旦不唱不吟，那就是朗诵新闻稿，酱油汤罢了。
　　我小时候读书，先生还能“唱”，也就是“吟”，1949年以后的语文老师据说都不能“吟”了。
　　新民周刊：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断裂”从1949年以前就开始了。
　　余光中：呵呵，你的意思，论因果，还得提“新文化运动”是吧。它的确伟大，但也实在过激。记得吴稚晖老先生当时说了，把古书统统扔进茅坑，过三十年再读也不迟。事实上呢，古书扔进茅坑，仍然光焰万丈长，而吴稚晖先生呢，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他？就拿鲁迅先生来说，他也是主张彻底废掉古汉语的，结果呢，他的汉语写作比谁都杰出……国学是一座山，我等都是蚍蜉罢了，想废掉它、矮化它、糟蹋它，谈何容易！包括陈独秀、钱玄同在内的一代激进青年，当时都为劈了孔圣人的牌位而兴高采烈，其实呢，他们到了晚年都有所省悟，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什么“三纲五常”都和孔夫子没有一点点关系！都是宋儒明儒的歪曲阉割，你“新文化运动”胡萝卜上蜡烛账，简直就是“连坐”嘛。
　　比如对待暴君的态度，孔子要求“勿欺而犯之”！一个“犯”字，正面冲撞，足见其政治人格光明磊落，而孟子呢，更厉害，要“鸣鼓而攻之”，诸侯和他过招，辩论汤武“弑君”的问题，他的回答：只听说（汤武）杀了一个独夫（夏桀），没听说他弑君。
　　所以“复兴”的前提是“平反”，把长期被扭曲了的人物和学说还原，才谈得上推陈出新。
　　
　　诗人的自杀率最低
　　
　　因为刚刚结束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灵感与主题》（副题：美感经验之转化），我们的话题几乎无限广阔，老诗人说话虽然慢条斯理，但是机锋频频，敏锐通透。
　　
　　新民周刊：复旦的学生给您印象如何？“难缠”吗？
　　余光中：还不错吧，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
　　新民周刊：您通常怎样判断听讲学生的质地和素养？
　　余光中：看他们眼神和提问的关联性。痴痴的眼神看似专注，其实并不佳，因为那通常表示他自己没有东西；斜乜和上下打量的眼神也大好不妙，那表明排斥你或者关注你演讲内容以外的东西，你的服饰和风度等；提问过于刁薄，则器小，提问如果过于迂阔，则空疏。
　　新民周刊：您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人文感性了，就是艺术；艺术知性了，就是人文”，这句话在校园内引起广泛关注，能不能再具体解释一下？似乎也涉及某种“转化”？
　　余光中：人文环境是什么呢？范围很广，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文化变量包括共同体的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等。人文环境是社会本体中隐藏的无形环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族灵魂，比较高级的类分是哲学、宗教、历史、民俗文化……如果我们把信仰和哲学变成绘画了，变成诗了，变成电影了，那就是人文“感性”了，变成艺术。比如楚汉相争的历史属于人文范畴，但只有把“力拔山兮”的悲剧英雄项羽搬上银幕，这段历史才能“艺术”，否则历史是没有表情的。
　　然而艺术又怎么知性了呢？一幅画、一首诗、一部电影具备了思想和精神特质，并且卓有成效地向大众传播它的思想和感悟，比如梵高的画《星光夜》、艾略特的诗《荒原》、电影《沉默的羔羊》……当它们用形象生动地向我们传递某种哲学的思考和宗教的深邃时，它知性了；而当它们的传播被普遍接受，形成新的信仰系统和认知环境，从而影响社会潮流，那么艺术就“人文”了。
　　新民周刊：您解释得很清楚了。听说有学生提问，为什么诗人自杀那么多？在大陆，有戈麦、海子、余地，最近还有一位叫余虹的，您怎么看？
　　余光中：诗人自杀恰恰是最少的！开张名单吧：司马相如、左思、曹植、王勃、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李清照、陆游……除了屈原，说说看，有几个诗人是自杀的？
　　外国也一样，嘴上都说着“抒情诗人最好不要活过三十岁”，事实上一查，都活到了高龄，有多少是自杀的？
　　如果大家觉得诗人自杀的多，其实是这种说法迎合了大家对诗人性格的预期，总觉得他们感情丰富而且脆弱，疯疯癫癫地容易死，诗人呢又喜欢把死挂在嘴上，海涅啊叶芝啊拜伦啊普希金啊波特莱尔啊，嚷着死，晃来晃去地不知多少回了，公众的印象很深，而且附丽着浪漫和想象，一旦一个诗人死了，而且是自杀的，尽管概率低，大家却热衷议论他，于是加重了这种感觉。
　　新民周刊：大家觉得您诗风多变。实说吧，有没有觉得江郎才尽的时候？
　　余光中：诗风多变，实在是因为活得太长了……呵呵呵，写诗、译诗、评诗、讲诗——一辈子捣腾诗，一直不变也对不住读者啊。关于“才”是不是“尽”了，首先，我已经不是江郎，而是“江翁”了，仍然没有“才尽”之感，我相信文学灵感不会拜访懒惰的人，而我一直很勤快。
　　当然，一般地说，写诗能力和年龄有点关系，激情不是始终能够保持的，常人是越老激情越少，但是诗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请别以常理度之。
　　新民周刊：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上世纪“朦胧诗”的时代热衷过诗歌，曾经都很疯狂。后来嘛，由于种种原因——不知您是否注意到，由于物质化泛滥，“写诗”在大陆，有时候成了揶揄人的话头，对此，您怎么看？
　　余光中：我对大陆“朦胧诗”的提法一直保留看法。诗既称“朦胧”，眼下之意，是不是有直喉的诗？搞文学的都知道，诗一旦直喉，就死。这是这种体裁的规定性。与此相反的是口号和标语，口号和标语一旦“朦胧”，就死。同理。
　　诗贵含蓄贵朦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之所以有“朦胧诗”的提法，我想，一定是出于对特殊时代的口号标语式的诗歌的颠覆，我看过50年代末的口号式诗歌，那不是诗。不能自己给自己贴个标签，说，这是诗，就成了诗，朗朗乾坤，清平世界，文学社会，自有公论。
　　大陆有好诗人。数量不多。都是写诗的，不便风评。北岛，我很喜欢。
　　诗歌现在的确陷入低谷。说“荒芜”，也不为过。网络上很热闹，我从来不上网读诗。宁可没有，诗，也应该是精致典雅的，它不该那么“草”。以前官窑烧瓷器，有点瑕疵就坚决砸了，为什么？就是不能让谬种流传！劣诗一旦流传，好诗就难以繁盛。这东西敏感得很。说大了，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劫”，民心如果好欲，诗就应该休息。
　　不过，我看好中国未来的诗。因为汉语不死。
　　
　　有华人处，就有“乡愁”
　　余光中先生诗歌的代表作无疑是《乡愁》——
　　1970年，在离开家乡20年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乡之苦也越来越浓，越来越烈。长久积蓄的乡情终于凝结成一首《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先生告诉记者说：“当时是7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离开大陆已经有20多年，看不出任何迹象，还可以回到故乡去，当时情况看来是蛮绝望的。”
　　有意思的是余先生写这首诗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他说，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了20年了。有那么深厚的感觉，所以到时候不怕言之无物，我只要把架子打好了，一段段写下去自然就出来了。
　　《乡愁》让余光中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温家宝总理在一次演讲中的引用，又让《乡愁》传遍了整个世界。他也因此被世界文坛称为“乡愁诗人”。
　　但是余光中生平所作的900首诗中不止于乡愁，他所著上百部的作品也不止于诗歌。他的译著《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的几代人。他的散文集《左手的掌纹》也在海峡两岸赢得了众多知音。在高雄，人们甚至把他的诗印在茶杯或纪念品上。不过文坛的成功并不能代替他对家乡的眷恋。为解乡愁，1974年余光中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从此11年“每依北斗望京华”。
　　他说：“因为我是南方人，生于南京，而我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江南人，所以我少年时候想象的故乡就是江南，多水多桥，多藕多莲的江南，所以纯粹是一个南方的一种回忆。”
　　在写下《乡愁》22年后的1992年，余光中的双脚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这一天，他阔别祖国大陆已经42年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未解乡愁，因为他觉得，乡愁是地理、时间和人文背景构成的，他说，恐怕每个人都回不到童年的故乡了，比如说上海人如果去美国留学若干年再回到上海，他以前的很多记忆也改变了，所以“乡愁”有一部分是时间造成的，还不完全是空间的转移，在这种意义之下，每个人都有乡愁。
　　今年1月初，光中先生特意从高雄打来电话，盛邀记者在1月15日这天到北京和他一起参加保利集团为他举行的乡愁作品音乐会。在那天的会场上，当人们再次吟诵起那首脍炙人口的《乡愁》时，余先生则悄悄地对记者说：“未来啊，乡愁是一座长长的桥梁，我去那头，你来这头。”
　　
　　《乡愁》，有了新篇。
　　八十高龄的诗人，身材“娇小”，嗓音温厚，和他接触的时间长了，初时的严肃便会化为年轻人的顽皮，更有老来的慧黠。与人交往，话不投机，他会“相敬如冰”，冷冷地，大礼不亏，点到为止；而遇到故知，他会“终夜畅谈不觉累”。若逢对手，你来我往，妙语如珠，众人大噱，而他却悠然平淡，从而赢得“冷面笑将”称号。这次来沪，记者曾请他在一家素菜馆就餐，当他获知店家的消费貌似便宜，其实暗藏杀机时，便悠悠地冒出一句：“这个手段很荤噢！”还有一次，一位擅长散文的朋友获奖请客吃饭，面对菜单说了一句：“菜单如诗歌！”光中先生利落地回答：“账单如散文。”举座大笑。
　　他认为，高度的幽默往往源自高度的严肃。说的人灵光一闪，秀口一开，听的人也要反应敏捷，才能接个正着，这种场合，听者的悟性接近禅的顿悟。
　　余光中先生通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但是一直认为中文是最美的。我们的谈话于是依然围绕着汉语。
　　新民周刊：在上一轮的谈话中，你说你继续看好中国的诗歌，因为汉语不死。希望听听您对汉语的深度议论。
　　余光中：中文是探索中国文化宝藏重要的线索，若把中国文化比方为一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而中文乃其半径，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的大圆就有多广。身为作家，我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延长半径。
　　但现实是严峻的。当太多的中文传人的灵魂“日渐肥硕、香软、黏腻、猥琐、霉湿、浮薄、枯涩、势利、贪婪、善于卑鄙而又善于‘优雅’”的时候，我们应该找回中文的天性和天良，复活汉语精神天空中的自由和创造，还原每一个汉字的骨血、灵性、品质和尊严。
　　新民周刊：古往今来，已有几千种语言灭绝，而汉语还活泛着。古希腊、罗马、西班牙、德意志，凡用衍音文字的，都已衰亡，唯独坚持表意功能的中国文字却能“风景这边独好”，能脱离口语而存在，甚至安然融入“ＩＴ时代”，生命力之强，您以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余光中：文化。汉语承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其保持生生不息活力的本源。
　　它的象形的成分看似累赘，其实暗含超稳定的遗传因子，所以譬如你写个雨字，中间四点就好像有那个感觉，你看到笑字，好像有一个人的笑脸，哭好像有一个哭的脸，所以鲁迅可以打一个谜语，双雁归来细雨中，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两两三三的“两”，因为“两”字，是“雨”里面的四点变成双雁，两个人字，这种趣味是西方文字不可能来领略的，汉语传人至今可以读懂两千年前的先秦两汉之书，而英、法、德、意的文字传人，却难以看懂两百年前的文章。
　　而且，汉语传人，再怎么南腔北调，却因为文字的定型，仍可以超越时空进行交流。甚至，汉语“书同文”的高度稳定，还是中华民族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重要文化原因——尽管中国的面积和欧洲相差无几。
　　汉语生动、传神、形象、富有乐感和神韵，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它高度成熟，重复资讯甚少，文字有涯，却可以遣词无限，我呵，可算是一辈子鼓捣外文，比较了一生，还是要说一句：中文最美！中文最善！
　　新民周刊：但是它曾经遭遇重创。至今还是元气大伤，隐患重重。
　　余光中：我们似乎回到了开头——我在这里提几位名人的言论，大家就知道它曾经遭到的重创。
　　鲁迅——“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以为要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中国国粹……等于放屁。”
　　鲁迅先生显然过激；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更厉害，公开声称：“汉语，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瞿秋白先生也直白得可爱：“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要根本废除汉字……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如果你们知道这些人当时的影响和分量，就可以知道对青年的影响之大，我40年代在重庆和南京读书，校园里都是鄙薄文言文的风气，现在回头一看，真是沧海茫茫啊。
　　幸好，我以为1949年以后，大陆还是务实的，清醒的，不但没有沿着偏激的道路走下去，一定程度上还保护了汉语环境，乃至有今天的成果，应该是值得庆幸的，否则我的诗如果全部被译成拼音在大陆出版，真要呜呼哀哉！
　　新民周刊：据语言学家估计，世界现存语言6800种，其中50％至90％可能会在本世纪末消亡。目前，据说每15天便有一种语言消失，速度惊人。若以这样的速度下去，汉语会受到灭绝的威胁吗。
　　余光中：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大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制衡机制，所有危机，都不会让它走得太远，南极臭氧空洞，重视它是对的，但前几年渲染得过头，好像末日来临似的；上海滩“塌陷”的说法也嚷了好几年，几十年前就开始嚷了，结果还好好的，地铁要造十几条；人类末日的“预言”也屡屡说起，“千禧年”那年还有一群人据说等着灭亡……
　　但人类毕竟向前走着，汉语的前景呢，我曾有一首诗《昨夜你对我一笑》赠我夫人，都已经快五十六年了，现在，且转赠我心中的汉语吧——
　　昨夜你对我一笑，
　　到如今余音袅袅，
　　我化作一叶小舟，随音波上下飘摇。
　　…………
　　昨夜你对我一笑，
　　啊！
　　我开始有了骄傲：
　　打开记忆的盒子，
　　守财奴似的，
　　又数了一遍财宝！
　　这是一个暖和的冬夜。谈话时，先生的夫人范存我静静地坐着、听着，偶尔会插上几句佛门趣闻和博物学逸事。
　　今夜暂无乡愁。
　　但有井水处，就有《乡愁》。
　　
　　余光中
　　192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母亲原籍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ＬＯＷＡ）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1985年至今，任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