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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两位得主之一的托马斯·萨金特尤为引人关注。萨金特于194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于1964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文学学古学位；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目前任教于纽约大学。
萨金特一直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新古典经济学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相信市场力量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解决失业、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对市场干预是有害的，因为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私人经济是可以自己稳定的。
新古典经济学派也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它产生于凯恩斯主义由于西方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滞涨”的上世纪70年代。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一批经济学家打出了“理性预期”的口号，对凯恩斯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评。理性预期是相对于适应性预期而言的。适应性预期指的是人们对未来会发生的预期是基于过去历史的经验而做出的判断，通过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理性预期则与此不同，它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这种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即使市场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人们也可以事先通过计算该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从而选出最优的行动方案。萨金特曾经用林肯的一句名言对理性预期做出解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当各国政府与央行手忙脚乱地推出各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用以拯救经济时，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恰恰是：对于经济，要减少干预。该学派认为，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回顾历史，二战之后，只要碰到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被视为医治不景气的良方。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主张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这也正是各国政府、央行应对金融危机所做的。美国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多次发文呼吁果断地推出包括量化宽松在内的各项拯救经济的举措，促进就业和经济复苏，建议美国政府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同时美联储及全球央行不适宜启动加息周期。可事实却是，两轮量化宽松的强心针注入之后，美国经济又濒临衰退，凯恩斯的药方似乎收效甚微。同样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四万亿投资也未能将中国经济带入健康的轨道，相反，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时期，目前“硬着陆”的风险仍未排除。
对上面提到的问题，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可以做出解释。反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有在未被预测到的情况下才会影响实际的产出和就业。即使家庭和企业对政策毫无防备，产出的增加和失业的下降也只是暂时性的，家庭和企业会调整他们的预期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萨金特表明，这种调整可以相当迅速。萨金特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验证理性预期学派的判断。比如1976年的《美国的古典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他设定并检验了一个模型，证明了政府管理货币或者财政变量对于就业、产出和利率没有任何预期效果，政府拯救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它只会让该来的萧条变得更加漫长。无论对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萨金特的思想和判断更有意义，因为他已经用一生的智力证明了激进的政策无法改善经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对此十分赞同，他认为：“对任何一项政策，理性经济人都会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调整应对的结果是使政策失效，即中国人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腾、无为而治，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中国发改委价格管制都是无用的瞎折腾。”
英国评论家尼尔·弗格森在《毫无长进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一文中写道：“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写了一篇题为《四次大通胀的终结》的开创性论文。从许多方面看，本文可谓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西方政府历尽磨难方才明白，赤字救不了他们。面临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的攀升，唯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通胀预期。”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后，《福布斯》载文评论说：“诺贝尔委员会再次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位帮助破除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经济学家。现在，我们可以把托马斯·萨金特的名字加入一个不断增长的名单—获得过诺贝尔桂冠的凯恩斯主义怀疑者。按统计，现在有8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对凯恩斯模型提出质疑，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因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而获奖。”
萨金特一直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新古典经济学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相信市场力量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解决失业、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对市场干预是有害的，因为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私人经济是可以自己稳定的。
新古典经济学派也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它产生于凯恩斯主义由于西方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滞涨”的上世纪70年代。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一批经济学家打出了“理性预期”的口号，对凯恩斯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评。理性预期是相对于适应性预期而言的。适应性预期指的是人们对未来会发生的预期是基于过去历史的经验而做出的判断，通过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理性预期则与此不同，它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这种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即使市场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人们也可以事先通过计算该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从而选出最优的行动方案。萨金特曾经用林肯的一句名言对理性预期做出解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当各国政府与央行手忙脚乱地推出各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用以拯救经济时，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恰恰是：对于经济，要减少干预。该学派认为，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回顾历史，二战之后，只要碰到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被视为医治不景气的良方。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主张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这也正是各国政府、央行应对金融危机所做的。美国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多次发文呼吁果断地推出包括量化宽松在内的各项拯救经济的举措，促进就业和经济复苏，建议美国政府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同时美联储及全球央行不适宜启动加息周期。可事实却是，两轮量化宽松的强心针注入之后，美国经济又濒临衰退，凯恩斯的药方似乎收效甚微。同样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四万亿投资也未能将中国经济带入健康的轨道，相反，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时期，目前“硬着陆”的风险仍未排除。
对上面提到的问题，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可以做出解释。反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有在未被预测到的情况下才会影响实际的产出和就业。即使家庭和企业对政策毫无防备，产出的增加和失业的下降也只是暂时性的，家庭和企业会调整他们的预期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萨金特表明，这种调整可以相当迅速。萨金特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验证理性预期学派的判断。比如1976年的《美国的古典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他设定并检验了一个模型，证明了政府管理货币或者财政变量对于就业、产出和利率没有任何预期效果，政府拯救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它只会让该来的萧条变得更加漫长。无论对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萨金特的思想和判断更有意义，因为他已经用一生的智力证明了激进的政策无法改善经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对此十分赞同，他认为：“对任何一项政策，理性经济人都会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调整应对的结果是使政策失效，即中国人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腾、无为而治，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中国发改委价格管制都是无用的瞎折腾。”
英国评论家尼尔·弗格森在《毫无长进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一文中写道：“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写了一篇题为《四次大通胀的终结》的开创性论文。从许多方面看，本文可谓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西方政府历尽磨难方才明白，赤字救不了他们。面临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的攀升，唯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通胀预期。”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后，《福布斯》载文评论说：“诺贝尔委员会再次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位帮助破除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经济学家。现在，我们可以把托马斯·萨金特的名字加入一个不断增长的名单—获得过诺贝尔桂冠的凯恩斯主义怀疑者。按统计，现在有8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对凯恩斯模型提出质疑，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因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而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