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皖南之后，那古色古香的宏村和西递就像是我前世的故乡，我更加喜欢安徽了。其实在去皖南之前，我就很喜欢安徽。当年诗歌的圣坛《诗歌报》也是安徽的，再说，我的诗歌就是被《诗歌报》一次又一次推出来的。人总是要有点私心的，对我来说，不喜欢安徽就是忘恩负义，不喜欢安徽人也算忘恩负义。再说，诗人海子就是安徽人。但我没有和一个安徽的小说家打过交道，原因很简单，我还没有开始写小说。2004年3月，因为写了小说的缘故，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班级的名字很长——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可人数不多，只有五十多人，就我一个江苏作家，但里面有三个安徽作家，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这肯定是和我的安徽情结分不开的。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秦老师，她是秦兆阳先生的女公子。秦老师对我们这批作家十分呵护（鲁迅文学院就我们一个班），可她忘记了开一个会，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相互认识一下（也许她是故意忘记的），所以一开始就发生了张冠李戴的情况。弄了好几次这样的事之后，大家渐渐地熟悉了。在三个安徽人中，我先是认识了家在北京的散文家徐迅，我们班的書记、小说家潘小平，很像大学博士生导师的曹多勇离我的房间最近，却是我最后一个认识的，还是徐迅介绍我们认识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小说家曹多勇在生活中根本不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应付自如，最起码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谦逊的人。
　　可就是这个曹多勇，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他，他先下手为强，说出了我的一篇小说《教兔子如何骂人》。那是我2002年发表的一个不足万字的短篇小说，安徽人就是不一样，我真是很不好意思，有点像是被老师指出我穿了什么颜色的内裤的感觉。我想我得加紧阅读曹多勇的小说，否则的话，我没有礼貌，也没有话语权——在北京的那半年，我充分体验到了话语权的厉害和能量。第二天，作为礼貌性的回访，我去了他背阴处的房间，想抖搂我昨天晚上在五楼电脑室阅读曹多勇小说的成果。可曹多勇却机敏地转移了话题，那就是我们共同喜欢的毕飞宇的小说《玉米》。我们从小说的开头说到最后，我们的面前并没有《玉米》这个作品，但里面的每一个精彩的细节都被我们说到了。那一个夜晚，虚荣心使我觉得我要成长为一个优秀小说家，最起码要超越面前的“《玉米》迷”曹多勇。
　　可一个星期后，我就放弃了我那可笑的想法。曹多勇如何能够超越？他每天的静坐，几乎是我们几个的总和。我们在鲁迅文学院几乎没有完成一个作品，旅游，喝酒，吹牛，看欧锦赛，打乒乓球，唯独文学上可以说是歉收。而在那个春天里，在那个背阴的房间里，闷头耕耘的曹多勇注定是要在秋天收获的。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一直想念着鲁迅文学院的日子，唯一的方法就是阅读同学们的作品。五十多人的新作品、好作品令我也感到有收获一般兴奋。其中肯定有一个名字是安徽人曹多勇，一个在河边写作的曹多勇，一个非常珍惜自己的曹多勇，文学也因为他的自我珍惜，更大的河面向他敞开。
　　从《人羊》开始，到上了小说排行榜的《幸福花儿开》，铺天盖地；从《中国作家》到《红岩》，从《小说选刊》到《小说月报》，几乎到处都是曹多勇。他似乎就像淮南不能穷尽的煤，一锹，一锹，再一锹。有底气的、忠诚的文学矿工曹多勇，像他小说所写的，那是“拥抱炉火的煤”，生活在他的小说中演绎为各色各样的幸福花。尤其是那些乡村女人，曹多勇如同一名出色的男妇女主任，能够把大河湾村的每一位女人安慰得妥妥帖帖。曹多勇是導演，也是场记，她们在他面前争吵，偷情，欢乐和痛苦，申辩和表白，没有一个对，也没有一个错，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坏人，女人陶秀也就是女人王兰花，曹多勇是如何走到她们内心深处的呢？
　　我和曹多勇通过许多次电话，每一次电话都是谈小说。每一次谈完，我都会下决心痛改前非，可生活的惰性永远让你迎着惯性向前，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到了下一次和曹多勇通电话，他的一副只争朝夕的神态又浮现在我面前了，让我感到我皮囊下的渺小。
　　安徽满山遍野都是桃树，桃花灿烂，我真的很羡慕曹多勇源源不断如桃花般的创作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