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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录：断臂的维纳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有两位来自“南昌路老年拳术协会”（确切单位名称已经不详）的客人到音乐学系找我，希望我为太极拳谱写伴奏。我本想说音乐学系并不是搞作曲的，但见他们如此热情迫切，便说很愿意帮助挑选伴奏曲目，不过想先请他们打几招，以便控制好时间、节拍和小节。他们欣然答应，立刻在阳台上舞动起来。
我虽然从事艺术教学已经很久了，但确实从未重视过太极拳，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有了这个偶然的机会身临目睹，才发现太极拳是多么美好的中国“艺术”。他们两人身手非凡，毫无疑问，都是高手。步步流畅、气韵舒展、风骨清朗，这何止是拳术，更是“舞术”。本以为他们和我同辈（那时我还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没想到临别时，他们告诉我，一位已经八十岁，另一位八十一岁，却依旧银发红颜，声情爽朗。那美妙的“舞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都没有忘记。
2012年夏天，我摔了一跤以至鼻梁骨骨折，一直在徐汇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开春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我曾经的硕士研究生、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在政协会议的间隙赶来看我，说要送我一件礼物——一张贝多芬《F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春天”》的CD片，原来是他在1986年的学生年代和洛秦先生（当时夏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的演奏录音。当时音乐学院的礼堂（贺绿汀音乐厅前身）并不对学生开放，他们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溜进去，还偷偷推出了学校唯一的一架施坦威九尺大钢琴，杨燕迪弹钢琴，洛秦拉小提琴。为了抢时间，他们只合奏了一遍，就录下了二十多分钟的整部奏鸣曲。使用的设备是借来的AIWA牌小型磁带录音机，录音机的主人赵小红是当时钢琴系的学生，她也是杨燕迪日后的夫人。
录音中虽有关窗的杂音，最后还有管理员要关门时的催赶声，却留下了两个年轻人最真实的“春天”。我听过很多大师演奏的《春天奏鸣曲》，但从没有一个版本让我如此感动。他们当年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学生，却能把“春天”的味道处理得天衣无缝，未经排练，就一气呵成，流露着自然优美的青春气息。
我把这个录音送给了医院的徐伟民和席蓓莉主任。虽然这不是他们熟悉的音乐，但他们听过后都非常赞赏。年轻的主治医生徐蓉赞叹道他们在年轻时代就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准，怪不得现在能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指杨燕迪先生）和上海音乐学院学院出版社的社长（指洛秦先生）。有一位护士王芸芸还把这个录音拿给她八岁的儿子听：那天她下班回到家，电视机里正放着她儿子每天必看的动漫卡通，同时播放“贝多芬”的音乐会很吵，因此王护士希望儿子关掉一个；让她十分意外的是，她本以为他会把“贝多芬”关掉，没想到他关掉的却是卡通片。还有一位护士魏芬，她听过之后和丈夫说，准备把这部作品作为胎教曲目。
更仔细听这首曲子，尤其是听到第二乐章的慢板时，我的脑海中自然浮现出当年那两位老前辈打太极拳的优美画面，便遗憾当初怎么没有想到把这么好的作品推荐给他们作为伴奏。后来发现我在院中有两位病友都喜爱太极拳，便“异想天开”地让他们跟着“春天”的第二乐章打几招。一位老先生名叫陈维镛，他说现在年纪太大身体吃不消，但是可以做几个基本的“云手”动作。虽然他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此时是2013年，现在陈先生已辞世），但音乐一起，却立刻像春风一样自然地舞动起来。陈老年轻时不但是位名医，而且还是京剧和舞蹈的高手，他觉得跟着这套作品打太极拳，感觉就像跳芭蕾舞一样。另一位同房病友程应航老先生，尽管从来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但是一听就随着节奏自然“起舞”。除了完成了第二乐章，他还想调整自己的节奏，努力地计算节拍和时间，想要跟着音乐从头到尾完成二十多分钟的动作——他也八十七岁高龄了。
我把我的尝试告诉了医生，医生哈哈大笑，问我是不是想拿这个来治病。我说我正有此意，还想拍摄下来。医生们非常支持，席蓓莉医生还主动把一盆开得茂盛的蝴蝶兰作为我们的装饰。录制当天，护士帮我摆好了蝴蝶兰，我又把房间整理了一下，在床头柜放了我的奖杯和一些书。可是没想到，我们病房突然加进了新病号，辛亏护士长董香莲帮忙安排到一间应急病房拍摄，但这里床位的方向正好相反，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本来设想好三拍子慢板音乐开始时要拍摄饱满端庄的蝴蝶兰的镜头，但我忘记告诉负责摄像的韩丽文女士。录制开始时，老程起拍乱了手脚，摸不着节拍。虽然有些突然，但是一瞬间，病房内就充满了《春天奏鸣曲》的青春气息，大家都投入了进来。就像那二十多年前的录音一样，八十七岁的老程跟着音乐一遍就录完了。虽然开头并不那么完美，但还是记录了这中西艺术结合的动人画面。
2004年我曾经到巴黎，在卢浮宫楼梯的拐角处见到了著名的断臂维纳斯雕像。社会上一向有关于它如何修复的各种争论，但是最后都感到就是这样才是最美的。艺术就是艺术，不是为了追求完美。
两百多年前贝多芬谱写的《春天奏鸣曲》感动了两位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他们偶然录下了这份感动。今天，在平平淡淡的住院生活里，“春天”又感动了我，感动了医生、护士，感动了护士爱看卡通片的八岁儿子，感动了老人，自然地舞起了他热爱的太极拳。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实在是普及音乐最适合的范本，不被更多人听到，是多么遗憾。
虽然录音中有杂音，虽然老人的太极拳身手不如当年，但好的东西无论放在哪儿，都会被人们热爱，永远都不够。这就是断臂维纳斯的美。
刘亮后记：
这份稿件写好后，我交给谭先生过目。修改数次后，他又口述了一些补充内容：“那位程老先生说他更喜欢第一乐章，还用较慢的动作打下来了。第二乐章开头的引子和结尾也练好了。后面两乐章，也在用自编的动作增增减减快练习好了……”然后他又沉思片刻，略有倦意地对我说：“可惜那盆蝴蝶兰快谢尽，只剩下片叶子了，否则……”我担心他太累，会影响身体（那时他已经八十九岁高龄），终于忍不住开玩笑说：“改得再完美，就不是‘断臂维纳斯’，是‘维纳斯’访问徐汇中心医院了。”他本来戴着眼镜，一副认真无邪的样子，听了这话，突然朝我做了一个“鬼脸”，拍了拍我，我们一起放声大笑。 二录：旭日在这圣殿重放光芒
我所住的徐汇中心医院，东南朝向，环境雅致。冬日的朝阳洒在大厅里，让人忘记病痛和寒冷。从十九楼大厅的阳台放眼望去，能看见在花园饭店和老锦江饭店的高楼之间，有一座伫立在街角的老建筑，那就是我一直牵挂的兰心剧院。如果不是老上海人，并不会知晓这座小小的剧院所经历的上百年的波澜起伏。我心中的兰心始终停留在意大利指挥家梅·帕器（Mario Pacci，1878-1946）引领的光辉时代。那时的兰心不断上演各类大型交响乐、歌剧、舞剧、室内乐以及独奏、独唱等几乎所有古典音乐的表演形式。从这里，古典音乐在上海生根发芽，并在全中国燎原，甚至影响亚洲。现在，二楼的环形平台隐约可见，可是对我而言却是黯淡无光。
在我还是一个大男孩的时候，对音乐的认识仅有自己弹奏的《一百零一首歌曲集》（收录了南北战争期间的英美歌曲），还有一本由大曲改编成的钢琴小品。我的一位姑妈是留法归来的画家，颇有音乐素养，她送给我一本《音乐的法则及其演进》（La musique， ses lois， son évolution），作者是孔巴略（Jules Combarieu，1859-1916），其中有一句话说：“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用声音去思维的艺术（Music is the art of thinking in sounds）。这句话随我一路走来，而我也越来越能理解那“思维”就是人类的喜怒哀乐，是触动人心的大爱。
姑妈知道我热爱音乐，为我买了在兰心的音乐会定期票，观看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的演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听到整个交响乐团，第一次见到指挥家梅·帕器和他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第一次受到古典音乐的感动，尤其是一位老者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的摧残，硝烟四起，危难重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指挥家梅·帕器带领着工部局交响乐团走向全盛。梅·帕器先生本来是有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徒孙。在他执棒之前，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几近解散，富有远见的梅·帕器接过指挥棒，重新组建乐团，吸纳了二战动荡期间一大批迁入上海的各国音乐家，他们来自俄罗斯、捷克、波兰、德国等，各有不同的出身和遭遇，甚至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具备高超的专业技巧。当时，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的年轻小提琴家阿里戈·富华（Arrigo Foa，1900-1981）刚在欧洲崭露头角，就受到梅·帕器的邀请，来沪担任乐团首席小提琴一职。音乐让这些演奏家融合在一起，在梅·帕器的带领下，二十多年如一日，按照正规演出季演出，曲目甚至与欧美同步，工部局交响乐团迅速成为高规格的交响乐团。
这些外国音乐家在台下又是老师，向中国学生授课。工部局乐团的主管原本排斥华人，而梅·帕器先生则积极吸收中国乐师加入，并向意大利政府游说，获得专款用于雇佣中国乐师。谭抒真（1907-2002）先生成为首位加入乐团的中国乐师，后来又有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等中国音乐家正式加入乐团，成为了上海交响乐团历史上首批中国演奏员。梅·帕器先生也同样扶植新作品，上演中国作曲家的新曲目和外国作曲家描写中国的作品。
在最为矛盾和贫瘠的年代，一个意大利指挥家打破阻碍，从未让音乐在这片土地上停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乐队，梅·帕器不得不辞别乐队。法西斯联盟解体后，世界重归和平。1946年，没有离开中国的梅·帕器先生在上海家中逝世。
当年我还有幸在兰心观看过苏联歌唱家苏石林（1896-1978）的歌剧表演，其中一部就是《游吟诗人》。苏石林早年在哈尔滨发展，在俄侨创办的格拉祖诺夫音乐学校任教，两年间演出过上百场音乐会。后来他游历亚洲，于1929年来到上海，发现这座大都市如此繁荣，但音乐氛围却黯淡无光。他在触目伤情的同时，组织歌剧团在沪演出，亲历亲为，普及提高上海的音乐事业。1930年春，苏石林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进行了独唱演出，赞誉一片。萧友梅先生（1884 -1940）听闻，立即亲自上门诚聘苏石林任教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于是从1930年9月起，苏石林正式开始了在上海长达二十六年的职业声乐教学生涯，并与萧友梅和黄自先生共同商议中国音乐的发展，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说在黄自先生（1904-1938）的追悼会上，苏石林还演唱了一曲《圣母玛利亚颂》，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苏石林与他的一位学生周慕西女士结为伉俪。1956年受赫鲁晓夫力邀，苏石林带着这位中国妻子回到苏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我曾经在一本手册里看到他说：“我是一个Cosmopolitan。”意为四海为家的艺人。这位Cosmopolitan来中国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归去时已两鬓斑白。他带来了正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和俄罗斯的声乐艺术，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声乐大家。他怀着大爱，把音乐洒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成了Cosmopolitan的另一个家。
2011年，我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歌剧沙龙，遇到了徐嘉生老师，她是钢琴家范继森的夫人，曾师从苏石林先生学习声乐。在重庆期间，他是女高音中的“四大名旦”之一，演唱过高难度的《铃歌》（歌剧《拉克美》里的咏叹调），也曾登上过兰心的舞台演唱。但是这位优秀的歌唱家在遭遇了“文革”的劫难和家庭的不幸后，停止了热爱的歌唱。那一次相见，她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还告诉我很希望再练习一下歌唱，和我的沙龙合作，一起登上兰心的舞台。遗憾的是，这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已于2013年年末过世。她那封存了半个世纪的美妙《铃歌》，终究没有在人间重放光芒。我想以后也只能和她在天堂相见，再听一曲《铃歌》了。
1945到1946年间，我再次来到上海。短短几年间，整个世界都已发生剧变。此时我考入了国立音专。再一次去兰心，梅·帕器大师早已离开工部局交响乐团，但是工部局交响乐团从未间断过演出，还培养了一批中国音乐家。这些成熟的音乐家离开工部局乐团后又组建了更多的乐团，其中有中国交响乐团、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等。更多音乐的种子在中国播撒开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天，谭抒真先生派给我一个任务，请我代劳去接一位老教师。当时我们学校在江湾飞机场旁，公共汽车停在五角场，下车后都用自行车代步，唯一能用于接待的工具就是三轮车，在上面加个凳子就是一部“专车”了。见到那位老教师，我就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正是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兰心观看演出时见到的那位小提琴家。谭先生告诉我他叫威登堡（Alfred Wittenberg），是一位犹太人，还是约阿希姆（1831-1907）的关门弟子，演奏及研究巴赫作品的专家，曾经在欧洲乐坛名噪一时。法西斯统治期间，他流亡到中国避难，后来就扎根上海，从事演奏和教学。虽然他曾受到去美国发展的邀请，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上海，并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据说他是在练琴时辞世的，走的时候还抱着心爱的小提琴和乐谱。那次接他，竟然是我见这位大师的最后一面。
威登堡在上海的十多年里默默地培养了无数音乐家。小提琴家谭抒真、杨秉荪、毛楚恩、司徒海城和钢琴家范继森、杨体烈、李名强等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人物都是这位大师的学生。他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名字叫章国灵，当时章国灵十分年轻，我曾经在宿舍里听过他演奏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这著名的旋律要求在一根G弦上完成，他做到了，一音既出，就抓住人心，我当即把我珍藏的精装小提琴曲集送给他。
当上海刚解放一半（苏州河以南地区）时，人们似乎都相安无事。有天章国灵接到了一个去高级饭店演奏的任务，那饭店里的客人都围坐在八仙桌旁磕着瓜子花生。他好几次尝试开始演奏，都难以继续，那本来可以深入人心的G弦音符，在嘈杂声中单薄无助。年轻的章国灵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奏音乐，于是他收起琴，关上琴盖就走了。结果他被客人指责为傲慢无理，也受到了学校的批评。后来他找我倾诉此事，说也许难以在上海立足，决意出国深造。他去了法国，可不久就传来了噩耗：他因为车祸，在异乡丧生。当时的他虽然年轻，但对音乐有着很深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他无法在音乐面前妥协。这一定得益于威登堡先生的言传身教，遗憾的是他的艺术天赋没能绽放光芒。这让我意识到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要让我们热爱的东西被群众接受，除了艺术上的勤修苦练以外，还要承担传递艺术的艰苦使命。
和其他大歌剧院比起来，兰心剧院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也只能容纳七八百人，但却按照欧洲中型话剧、歌剧院的规格建立，所以有着非凡的音响效果。当时我作为学生会负责人，曾接待过一位捷克女高音歌唱家来兰心演出。我担心她着凉，好心帮她找来一条羊毛围巾，但她说只用丝质围巾，拒绝我的好意。我当时很生气，她凭什么如此娇贵？我们中国的歌唱家走南闯北，天寒酷暑，都是张口就来，因此我还真想见识一下她的演唱到底如何了得。结果她在兰心剧院演出当晚，一开口就让我惊讶了。这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好声音，当她演唱歌剧《水仙女》片段的最后一句时，高音稳稳地翻了上去，以强烈的戏剧性歌声结束了全曲。我特别站到剧院最后方听当晚的演出，那优美的嗓音依然吟游在我耳边，我本来的一肚子气就这样打消了。
还有一次，谭抒真先生叫我去看他与钢琴家李翠珍排练弗朗克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我一个人坐在兰心的观众席里，钢琴和小提琴声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声声入心。尤其是第三乐章，和德奥风格惯用的谐谑曲不同，它创新地采用“宣叙调风格的幻想曲”。钢琴和小提琴展开了梦幻般的对话，自由的回旋曲不断发展，华彩不绝，情感丰富，热情洋溢又归于哀伤。到了第四乐章，循环主题不断地被加强推进，那声音仿佛让这舞台变得更加宽广。我如此渺小，如同置身在无限的空间里，两股坚定而热烈的力量，牵住我的心，把我带向从未去过的地方，点亮一盏盏沿途的灯，打开一道道的大门，眼前就是神圣辉煌的未来图景。
然而后来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两位老师最终没有在兰心上演这一作品。不久以前，我去看我的世侄常林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演出地点在徐汇区的社区文化中心，演奏曲目也是弗朗克的这部奏鸣曲。常林的老师是俞丽拿，俞丽拿的老师是谭抒真，当时我就浮想联翩，如果常林能在兰心的舞台上演奏这部作品，延续那激动人心的回旋曲调，兰心的舞台一定会再次蓬荜生辉。
回想那个全世界都在经历不安和变动的年代，兰心剧院就像一轮艺术的旭日，凝聚了一批批音乐家。他们或受邀而来，或避难相聚，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们千方百计地维系着音乐演出，把欧洲最进步的古典音乐介绍到中国来。在台上，他们是具备世界水准的音乐家；在台下，他们心怀艺术家的使命，尽心教授了很多学生，堪称老师们的老师。
他们都是以音乐为家的Cosmopolitan。
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时候，百废待兴，柴米油盐都要靠银元换。我们学校为了渡过这一难关，特别是为了让外地的同学能留在上海，就通过开音乐会的形式筹集资金。但在那样的特殊时期，校方不会允许学生随便借场所演出。当时我是学生会主席，私下和几位同学商量绕开学校组织，邀请几位外籍老师举办一场音乐会。这个想法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并期望能在兰心上演。但是紧张的资金并不能负担兰心的场租费，负责学生工作的沈知白老师想到一个大胆的方法：请这些老师去一个新建的警察俱乐部礼堂演出。这个提议引起了同学的争论，担心是否会对学生不利，因为在解放前期，国民党士兵一直对我们江湾新建的教学楼虎视眈眈，想要侵占。然而这些外籍老师并没有否定这个方案，当时钢琴系主任马格林斯基和一位叫菲利普斯波恩的男中音不仅一口答应，还说：“你们学生要是有困难请告诉我，音乐会筹集的钱不够，我们还能再多开几场。”在老师们的支持下，音乐会相当成功。没过多久，法西斯垮台了，他们也陆续回了国，也就失去了联系。
我至今仍感激这些外籍教师，他们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却愿意为了我们这些穷学生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演出。
2013年春节，一个朋友驾车带我去杨树浦路看看当年外侨居住的地方。沿途看到一个犹太纪念馆，就在提篮桥监狱的对面，我心血来潮，想去参观一下。管理人员知道我的来意后，特地为我播放了一段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片尾播放了曾在此居住的人员名单。我很惊喜地看到了“菲利普斯波恩”的名字，可是同姓的家族和个人有很多，不能确定是不是那位男中音。后来我委托音乐学院查找相关资料，院长亲自找到了一张当年菲利普斯波恩签署的工资单，但是字迹潦草，无法识别全名。也许我再也找不到这位先生的全名，并追溯他后来的故事了。
在一部关于英国著名舞蹈家玛戈特·芳婷（Margot Fonteyn）的纪录片中，她曾提到童年时代在上海度过的岁月，片子的开头就是在草坪衬托下的兰心剧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很多顶级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在这里演出，毫无疑问，这里的表演激起了她的舞蹈梦，她在上海跟随俄籍老师乔治·冈查洛夫（George Goncharov）开始了早期的学习，踏上了专业舞蹈表演的生涯，直到十四岁才离开上海。后来在英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被封爵位，四十岁还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和苏联的舞蹈家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结成搭档，被称为英国的芭蕾舞女皇，享誉世界。
这样的故事在兰心也许不计其数。就像我曾经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时第一次听到交响乐那样，有多少人到过兰心，留下了足迹，带走了芳香。他们中有些人的人生轨迹在此改变，之后走向世界，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有些人把一生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有些人默默无闻地爱着音乐，传递着音乐……
每个熟悉兰心的人都会对她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而我心中的那个兰心就是古典音乐的殿堂。我真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家走上兰心大剧院的舞台，有更多的观众来到这里，在音乐中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和人间的“大爱”，让古典音乐的光辉重放光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有两位来自“南昌路老年拳术协会”（确切单位名称已经不详）的客人到音乐学系找我，希望我为太极拳谱写伴奏。我本想说音乐学系并不是搞作曲的，但见他们如此热情迫切，便说很愿意帮助挑选伴奏曲目，不过想先请他们打几招，以便控制好时间、节拍和小节。他们欣然答应，立刻在阳台上舞动起来。
我虽然从事艺术教学已经很久了，但确实从未重视过太极拳，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有了这个偶然的机会身临目睹，才发现太极拳是多么美好的中国“艺术”。他们两人身手非凡，毫无疑问，都是高手。步步流畅、气韵舒展、风骨清朗，这何止是拳术，更是“舞术”。本以为他们和我同辈（那时我还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没想到临别时，他们告诉我，一位已经八十岁，另一位八十一岁，却依旧银发红颜，声情爽朗。那美妙的“舞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都没有忘记。
2012年夏天，我摔了一跤以至鼻梁骨骨折，一直在徐汇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开春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我曾经的硕士研究生、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在政协会议的间隙赶来看我，说要送我一件礼物——一张贝多芬《F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春天”》的CD片，原来是他在1986年的学生年代和洛秦先生（当时夏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的演奏录音。当时音乐学院的礼堂（贺绿汀音乐厅前身）并不对学生开放，他们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溜进去，还偷偷推出了学校唯一的一架施坦威九尺大钢琴，杨燕迪弹钢琴，洛秦拉小提琴。为了抢时间，他们只合奏了一遍，就录下了二十多分钟的整部奏鸣曲。使用的设备是借来的AIWA牌小型磁带录音机，录音机的主人赵小红是当时钢琴系的学生，她也是杨燕迪日后的夫人。
录音中虽有关窗的杂音，最后还有管理员要关门时的催赶声，却留下了两个年轻人最真实的“春天”。我听过很多大师演奏的《春天奏鸣曲》，但从没有一个版本让我如此感动。他们当年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学生，却能把“春天”的味道处理得天衣无缝，未经排练，就一气呵成，流露着自然优美的青春气息。
我把这个录音送给了医院的徐伟民和席蓓莉主任。虽然这不是他们熟悉的音乐，但他们听过后都非常赞赏。年轻的主治医生徐蓉赞叹道他们在年轻时代就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准，怪不得现在能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指杨燕迪先生）和上海音乐学院学院出版社的社长（指洛秦先生）。有一位护士王芸芸还把这个录音拿给她八岁的儿子听：那天她下班回到家，电视机里正放着她儿子每天必看的动漫卡通，同时播放“贝多芬”的音乐会很吵，因此王护士希望儿子关掉一个；让她十分意外的是，她本以为他会把“贝多芬”关掉，没想到他关掉的却是卡通片。还有一位护士魏芬，她听过之后和丈夫说，准备把这部作品作为胎教曲目。
更仔细听这首曲子，尤其是听到第二乐章的慢板时，我的脑海中自然浮现出当年那两位老前辈打太极拳的优美画面，便遗憾当初怎么没有想到把这么好的作品推荐给他们作为伴奏。后来发现我在院中有两位病友都喜爱太极拳，便“异想天开”地让他们跟着“春天”的第二乐章打几招。一位老先生名叫陈维镛，他说现在年纪太大身体吃不消，但是可以做几个基本的“云手”动作。虽然他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此时是2013年，现在陈先生已辞世），但音乐一起，却立刻像春风一样自然地舞动起来。陈老年轻时不但是位名医，而且还是京剧和舞蹈的高手，他觉得跟着这套作品打太极拳，感觉就像跳芭蕾舞一样。另一位同房病友程应航老先生，尽管从来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但是一听就随着节奏自然“起舞”。除了完成了第二乐章，他还想调整自己的节奏，努力地计算节拍和时间，想要跟着音乐从头到尾完成二十多分钟的动作——他也八十七岁高龄了。
我把我的尝试告诉了医生，医生哈哈大笑，问我是不是想拿这个来治病。我说我正有此意，还想拍摄下来。医生们非常支持，席蓓莉医生还主动把一盆开得茂盛的蝴蝶兰作为我们的装饰。录制当天，护士帮我摆好了蝴蝶兰，我又把房间整理了一下，在床头柜放了我的奖杯和一些书。可是没想到，我们病房突然加进了新病号，辛亏护士长董香莲帮忙安排到一间应急病房拍摄，但这里床位的方向正好相反，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本来设想好三拍子慢板音乐开始时要拍摄饱满端庄的蝴蝶兰的镜头，但我忘记告诉负责摄像的韩丽文女士。录制开始时，老程起拍乱了手脚，摸不着节拍。虽然有些突然，但是一瞬间，病房内就充满了《春天奏鸣曲》的青春气息，大家都投入了进来。就像那二十多年前的录音一样，八十七岁的老程跟着音乐一遍就录完了。虽然开头并不那么完美，但还是记录了这中西艺术结合的动人画面。
2004年我曾经到巴黎，在卢浮宫楼梯的拐角处见到了著名的断臂维纳斯雕像。社会上一向有关于它如何修复的各种争论，但是最后都感到就是这样才是最美的。艺术就是艺术，不是为了追求完美。
两百多年前贝多芬谱写的《春天奏鸣曲》感动了两位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他们偶然录下了这份感动。今天，在平平淡淡的住院生活里，“春天”又感动了我，感动了医生、护士，感动了护士爱看卡通片的八岁儿子，感动了老人，自然地舞起了他热爱的太极拳。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实在是普及音乐最适合的范本，不被更多人听到，是多么遗憾。
虽然录音中有杂音，虽然老人的太极拳身手不如当年，但好的东西无论放在哪儿，都会被人们热爱，永远都不够。这就是断臂维纳斯的美。
刘亮后记：
这份稿件写好后，我交给谭先生过目。修改数次后，他又口述了一些补充内容：“那位程老先生说他更喜欢第一乐章，还用较慢的动作打下来了。第二乐章开头的引子和结尾也练好了。后面两乐章，也在用自编的动作增增减减快练习好了……”然后他又沉思片刻，略有倦意地对我说：“可惜那盆蝴蝶兰快谢尽，只剩下片叶子了，否则……”我担心他太累，会影响身体（那时他已经八十九岁高龄），终于忍不住开玩笑说：“改得再完美，就不是‘断臂维纳斯’，是‘维纳斯’访问徐汇中心医院了。”他本来戴着眼镜，一副认真无邪的样子，听了这话，突然朝我做了一个“鬼脸”，拍了拍我，我们一起放声大笑。 二录：旭日在这圣殿重放光芒
我所住的徐汇中心医院，东南朝向，环境雅致。冬日的朝阳洒在大厅里，让人忘记病痛和寒冷。从十九楼大厅的阳台放眼望去，能看见在花园饭店和老锦江饭店的高楼之间，有一座伫立在街角的老建筑，那就是我一直牵挂的兰心剧院。如果不是老上海人，并不会知晓这座小小的剧院所经历的上百年的波澜起伏。我心中的兰心始终停留在意大利指挥家梅·帕器（Mario Pacci，1878-1946）引领的光辉时代。那时的兰心不断上演各类大型交响乐、歌剧、舞剧、室内乐以及独奏、独唱等几乎所有古典音乐的表演形式。从这里，古典音乐在上海生根发芽，并在全中国燎原，甚至影响亚洲。现在，二楼的环形平台隐约可见，可是对我而言却是黯淡无光。
在我还是一个大男孩的时候，对音乐的认识仅有自己弹奏的《一百零一首歌曲集》（收录了南北战争期间的英美歌曲），还有一本由大曲改编成的钢琴小品。我的一位姑妈是留法归来的画家，颇有音乐素养，她送给我一本《音乐的法则及其演进》（La musique， ses lois， son évolution），作者是孔巴略（Jules Combarieu，1859-1916），其中有一句话说：“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用声音去思维的艺术（Music is the art of thinking in sounds）。这句话随我一路走来，而我也越来越能理解那“思维”就是人类的喜怒哀乐，是触动人心的大爱。
姑妈知道我热爱音乐，为我买了在兰心的音乐会定期票，观看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的演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听到整个交响乐团，第一次见到指挥家梅·帕器和他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第一次受到古典音乐的感动，尤其是一位老者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的摧残，硝烟四起，危难重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指挥家梅·帕器带领着工部局交响乐团走向全盛。梅·帕器先生本来是有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徒孙。在他执棒之前，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几近解散，富有远见的梅·帕器接过指挥棒，重新组建乐团，吸纳了二战动荡期间一大批迁入上海的各国音乐家，他们来自俄罗斯、捷克、波兰、德国等，各有不同的出身和遭遇，甚至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具备高超的专业技巧。当时，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的年轻小提琴家阿里戈·富华（Arrigo Foa，1900-1981）刚在欧洲崭露头角，就受到梅·帕器的邀请，来沪担任乐团首席小提琴一职。音乐让这些演奏家融合在一起，在梅·帕器的带领下，二十多年如一日，按照正规演出季演出，曲目甚至与欧美同步，工部局交响乐团迅速成为高规格的交响乐团。
这些外国音乐家在台下又是老师，向中国学生授课。工部局乐团的主管原本排斥华人，而梅·帕器先生则积极吸收中国乐师加入，并向意大利政府游说，获得专款用于雇佣中国乐师。谭抒真（1907-2002）先生成为首位加入乐团的中国乐师，后来又有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等中国音乐家正式加入乐团，成为了上海交响乐团历史上首批中国演奏员。梅·帕器先生也同样扶植新作品，上演中国作曲家的新曲目和外国作曲家描写中国的作品。
在最为矛盾和贫瘠的年代，一个意大利指挥家打破阻碍，从未让音乐在这片土地上停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乐队，梅·帕器不得不辞别乐队。法西斯联盟解体后，世界重归和平。1946年，没有离开中国的梅·帕器先生在上海家中逝世。
当年我还有幸在兰心观看过苏联歌唱家苏石林（1896-1978）的歌剧表演，其中一部就是《游吟诗人》。苏石林早年在哈尔滨发展，在俄侨创办的格拉祖诺夫音乐学校任教，两年间演出过上百场音乐会。后来他游历亚洲，于1929年来到上海，发现这座大都市如此繁荣，但音乐氛围却黯淡无光。他在触目伤情的同时，组织歌剧团在沪演出，亲历亲为，普及提高上海的音乐事业。1930年春，苏石林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进行了独唱演出，赞誉一片。萧友梅先生（1884 -1940）听闻，立即亲自上门诚聘苏石林任教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于是从1930年9月起，苏石林正式开始了在上海长达二十六年的职业声乐教学生涯，并与萧友梅和黄自先生共同商议中国音乐的发展，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说在黄自先生（1904-1938）的追悼会上，苏石林还演唱了一曲《圣母玛利亚颂》，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苏石林与他的一位学生周慕西女士结为伉俪。1956年受赫鲁晓夫力邀，苏石林带着这位中国妻子回到苏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我曾经在一本手册里看到他说：“我是一个Cosmopolitan。”意为四海为家的艺人。这位Cosmopolitan来中国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归去时已两鬓斑白。他带来了正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和俄罗斯的声乐艺术，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声乐大家。他怀着大爱，把音乐洒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成了Cosmopolitan的另一个家。
2011年，我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歌剧沙龙，遇到了徐嘉生老师，她是钢琴家范继森的夫人，曾师从苏石林先生学习声乐。在重庆期间，他是女高音中的“四大名旦”之一，演唱过高难度的《铃歌》（歌剧《拉克美》里的咏叹调），也曾登上过兰心的舞台演唱。但是这位优秀的歌唱家在遭遇了“文革”的劫难和家庭的不幸后，停止了热爱的歌唱。那一次相见，她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还告诉我很希望再练习一下歌唱，和我的沙龙合作，一起登上兰心的舞台。遗憾的是，这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已于2013年年末过世。她那封存了半个世纪的美妙《铃歌》，终究没有在人间重放光芒。我想以后也只能和她在天堂相见，再听一曲《铃歌》了。
1945到1946年间，我再次来到上海。短短几年间，整个世界都已发生剧变。此时我考入了国立音专。再一次去兰心，梅·帕器大师早已离开工部局交响乐团，但是工部局交响乐团从未间断过演出，还培养了一批中国音乐家。这些成熟的音乐家离开工部局乐团后又组建了更多的乐团，其中有中国交响乐团、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等。更多音乐的种子在中国播撒开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天，谭抒真先生派给我一个任务，请我代劳去接一位老教师。当时我们学校在江湾飞机场旁，公共汽车停在五角场，下车后都用自行车代步，唯一能用于接待的工具就是三轮车，在上面加个凳子就是一部“专车”了。见到那位老教师，我就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正是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兰心观看演出时见到的那位小提琴家。谭先生告诉我他叫威登堡（Alfred Wittenberg），是一位犹太人，还是约阿希姆（1831-1907）的关门弟子，演奏及研究巴赫作品的专家，曾经在欧洲乐坛名噪一时。法西斯统治期间，他流亡到中国避难，后来就扎根上海，从事演奏和教学。虽然他曾受到去美国发展的邀请，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上海，并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据说他是在练琴时辞世的，走的时候还抱着心爱的小提琴和乐谱。那次接他，竟然是我见这位大师的最后一面。
威登堡在上海的十多年里默默地培养了无数音乐家。小提琴家谭抒真、杨秉荪、毛楚恩、司徒海城和钢琴家范继森、杨体烈、李名强等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人物都是这位大师的学生。他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名字叫章国灵，当时章国灵十分年轻，我曾经在宿舍里听过他演奏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这著名的旋律要求在一根G弦上完成，他做到了，一音既出，就抓住人心，我当即把我珍藏的精装小提琴曲集送给他。
当上海刚解放一半（苏州河以南地区）时，人们似乎都相安无事。有天章国灵接到了一个去高级饭店演奏的任务，那饭店里的客人都围坐在八仙桌旁磕着瓜子花生。他好几次尝试开始演奏，都难以继续，那本来可以深入人心的G弦音符，在嘈杂声中单薄无助。年轻的章国灵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奏音乐，于是他收起琴，关上琴盖就走了。结果他被客人指责为傲慢无理，也受到了学校的批评。后来他找我倾诉此事，说也许难以在上海立足，决意出国深造。他去了法国，可不久就传来了噩耗：他因为车祸，在异乡丧生。当时的他虽然年轻，但对音乐有着很深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他无法在音乐面前妥协。这一定得益于威登堡先生的言传身教，遗憾的是他的艺术天赋没能绽放光芒。这让我意识到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要让我们热爱的东西被群众接受，除了艺术上的勤修苦练以外，还要承担传递艺术的艰苦使命。
和其他大歌剧院比起来，兰心剧院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也只能容纳七八百人，但却按照欧洲中型话剧、歌剧院的规格建立，所以有着非凡的音响效果。当时我作为学生会负责人，曾接待过一位捷克女高音歌唱家来兰心演出。我担心她着凉，好心帮她找来一条羊毛围巾，但她说只用丝质围巾，拒绝我的好意。我当时很生气，她凭什么如此娇贵？我们中国的歌唱家走南闯北，天寒酷暑，都是张口就来，因此我还真想见识一下她的演唱到底如何了得。结果她在兰心剧院演出当晚，一开口就让我惊讶了。这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好声音，当她演唱歌剧《水仙女》片段的最后一句时，高音稳稳地翻了上去，以强烈的戏剧性歌声结束了全曲。我特别站到剧院最后方听当晚的演出，那优美的嗓音依然吟游在我耳边，我本来的一肚子气就这样打消了。
还有一次，谭抒真先生叫我去看他与钢琴家李翠珍排练弗朗克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我一个人坐在兰心的观众席里，钢琴和小提琴声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声声入心。尤其是第三乐章，和德奥风格惯用的谐谑曲不同，它创新地采用“宣叙调风格的幻想曲”。钢琴和小提琴展开了梦幻般的对话，自由的回旋曲不断发展，华彩不绝，情感丰富，热情洋溢又归于哀伤。到了第四乐章，循环主题不断地被加强推进，那声音仿佛让这舞台变得更加宽广。我如此渺小，如同置身在无限的空间里，两股坚定而热烈的力量，牵住我的心，把我带向从未去过的地方，点亮一盏盏沿途的灯，打开一道道的大门，眼前就是神圣辉煌的未来图景。
然而后来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两位老师最终没有在兰心上演这一作品。不久以前，我去看我的世侄常林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演出地点在徐汇区的社区文化中心，演奏曲目也是弗朗克的这部奏鸣曲。常林的老师是俞丽拿，俞丽拿的老师是谭抒真，当时我就浮想联翩，如果常林能在兰心的舞台上演奏这部作品，延续那激动人心的回旋曲调，兰心的舞台一定会再次蓬荜生辉。
回想那个全世界都在经历不安和变动的年代，兰心剧院就像一轮艺术的旭日，凝聚了一批批音乐家。他们或受邀而来，或避难相聚，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们千方百计地维系着音乐演出，把欧洲最进步的古典音乐介绍到中国来。在台上，他们是具备世界水准的音乐家；在台下，他们心怀艺术家的使命，尽心教授了很多学生，堪称老师们的老师。
他们都是以音乐为家的Cosmopolitan。
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时候，百废待兴，柴米油盐都要靠银元换。我们学校为了渡过这一难关，特别是为了让外地的同学能留在上海，就通过开音乐会的形式筹集资金。但在那样的特殊时期，校方不会允许学生随便借场所演出。当时我是学生会主席，私下和几位同学商量绕开学校组织，邀请几位外籍老师举办一场音乐会。这个想法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并期望能在兰心上演。但是紧张的资金并不能负担兰心的场租费，负责学生工作的沈知白老师想到一个大胆的方法：请这些老师去一个新建的警察俱乐部礼堂演出。这个提议引起了同学的争论，担心是否会对学生不利，因为在解放前期，国民党士兵一直对我们江湾新建的教学楼虎视眈眈，想要侵占。然而这些外籍老师并没有否定这个方案，当时钢琴系主任马格林斯基和一位叫菲利普斯波恩的男中音不仅一口答应，还说：“你们学生要是有困难请告诉我，音乐会筹集的钱不够，我们还能再多开几场。”在老师们的支持下，音乐会相当成功。没过多久，法西斯垮台了，他们也陆续回了国，也就失去了联系。
我至今仍感激这些外籍教师，他们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却愿意为了我们这些穷学生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演出。
2013年春节，一个朋友驾车带我去杨树浦路看看当年外侨居住的地方。沿途看到一个犹太纪念馆，就在提篮桥监狱的对面，我心血来潮，想去参观一下。管理人员知道我的来意后，特地为我播放了一段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片尾播放了曾在此居住的人员名单。我很惊喜地看到了“菲利普斯波恩”的名字，可是同姓的家族和个人有很多，不能确定是不是那位男中音。后来我委托音乐学院查找相关资料，院长亲自找到了一张当年菲利普斯波恩签署的工资单，但是字迹潦草，无法识别全名。也许我再也找不到这位先生的全名，并追溯他后来的故事了。
在一部关于英国著名舞蹈家玛戈特·芳婷（Margot Fonteyn）的纪录片中，她曾提到童年时代在上海度过的岁月，片子的开头就是在草坪衬托下的兰心剧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很多顶级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在这里演出，毫无疑问，这里的表演激起了她的舞蹈梦，她在上海跟随俄籍老师乔治·冈查洛夫（George Goncharov）开始了早期的学习，踏上了专业舞蹈表演的生涯，直到十四岁才离开上海。后来在英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被封爵位，四十岁还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和苏联的舞蹈家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结成搭档，被称为英国的芭蕾舞女皇，享誉世界。
这样的故事在兰心也许不计其数。就像我曾经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时第一次听到交响乐那样，有多少人到过兰心，留下了足迹，带走了芳香。他们中有些人的人生轨迹在此改变，之后走向世界，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有些人把一生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有些人默默无闻地爱着音乐，传递着音乐……
每个熟悉兰心的人都会对她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而我心中的那个兰心就是古典音乐的殿堂。我真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家走上兰心大剧院的舞台，有更多的观众来到这里，在音乐中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和人间的“大爱”，让古典音乐的光辉重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