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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为打击占领南京的侵华日军，1939年6月10日，在国民党军统局的策划下，组成由尚振声任组长、钱新民任指挥的行动小组，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詹长麟负责具体实施酒内投毒，其兄詹长炳予以配合，结果“日伪官员招待日外务次官清水留三郎宴会之日领署官员两人，因中毒过深，未及救治，因以毙命”。
日本总领馆里的“老实人” 詹长麟，1913年出生，家境贫寒，15岁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国府警卫师（后扩编为国府警卫军）。由于年纪小且聪明伶俐，黄埔一期生、国府警卫师师长俞济时把詹长麟留在身边当勤务兵。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在上海挑起战端，“一·二八”松沪抗战爆发。俞济时调任八十八师的师长，率部参战。詹长麟作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一分子，经受了战争残酷的洗礼。“一·二八”事变之后，因母亲生病，詹长麟回家探母，后来为了帮家里的忙，年轻的他没有再返部队。
1934年，军统特工王高科介绍21岁的詹长麟进入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当仆人。詹长麟原本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日本人给出的薪金很高，一个月14块银元。王高科带詹长麟去见了掌管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宫下又带他去见了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须磨觉得他很好，当即录用。
詹长麟到后来才知道，这场招录条件其实很高。为了防止中国间谍混进来，日本总领馆招人有四项条件：第一，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文；第二，有至亲在南京；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端正。詹长麟之所以轻易通过日本人的面试，他自认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老实。
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新录用的这名仆人，实际上是一个有六七年军龄的抗战老兵。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一场秘密交谈结束后，詹长麟已被军统组织发展为军统南京区的65号情报员，化名袁露。每个月除了从日本总领馆领取14块银元外，军统还给10块银元的工资。军统利用各种闲杂时间对詹长麟进行了培训，教他怎么偷拆信件，如何交接情报，如何用明矾写密信等。
在日本人看来，“老实人”詹长麟兢兢业业，办事妥帖，勤快得很，遂让他把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到日本总领馆工作—顺理成章地，军统把詹长炳也发展为潜伏特工。
打扫卫生获悉日伪政要聚会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总领馆人员撤退。日本人非常信任詹氏兄弟，给他们留下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色袖章，让他们看管日本领事馆，保护日本领事馆财产。南京大屠杀期间，詹长麟一家先后住在鼓楼二条巷和广州路，国际难民营也大致设在这里，詹长麟由此目睹了日军的诸多暴行。詹长炳的胆子很大，骑着日本总领馆配的自行车，戴着白袖章，四处查看，统计日本人的战争罪行，汇报给上级。
日本人占领南京两个月后，日本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南京。日本人组织了以安福政客、大汉奸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日本总领馆照常办公以后，詹氏兄弟也回到了总领馆工作。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书记官船山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他当即照抄下来，汇报给上级，翻译后发现，此信提供了一个重大情报。
信中显示，6月10日晚间，日本总领事崛公一将在总领馆宴请前来视察的日本外务省清水留三郎次长及其随员三重。崛公一打算请大批在华的日本军官以及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作为陪客。6月8日，詹长麟搞到了客人名单，他吓了一跳，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日本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的首脑及所有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
军统南京区决定投毒，将这些日寇和汉奸一网打尽。
经过精心策划，毒药由詹长炳负责交到詹长麟手中。詹长炳向詹长麟传达了军统南京区的指示，希望詹长麟在投毒之后，自己也饮下毒酒，这样就可制造中国仆人因义愤而投毒杀死仇人的假象。詹长麟思虑再三，请求詹长炳请示上级，希望全身而退，保存有用之躯，再度杀敌。上级同意了詹长麟的要求，并对其家人的撤退作出了妥善安排。
复仇的毒酒 军统南京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投毒事宜，詹长炳参加了会议。
当晚，詹长炳将一个有手指粗的药瓶交到了詹长麟手中，里面装满剧毒氰化钾。
1939年6月10日早，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军统安排詹长麟全家吃了个团圆饭。饭后，詹氏兄弟照常去日本总领馆上班，家人则由军统护送，渡江去了八卦洲的农村躲藏。
詹长麟深得负责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信任，整个领事馆的吃喝都归詹长麟掌管，厨房里大大小小的钥匙都在他手里。下午，趁无人时，詹长麟把毒药倒入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又倒入一点点黄酒摇匀，把瓶子放在过道的柜子底下藏好。
开席前，詹长麟把装有毒酒的瓶子取出来，将毒酒倒入一个大瓶子，再倒入黄酒摇匀。为了保证在场的日伪政要都能喝下毒酒，詹长麟自己去宴会厅，一杯一杯地倒好毒酒。
晚上7点，宴会准时开始。不知什么原因，有些日本要员没有来。崛公一从总领事馆里找了几个工作人员把席补全。
詹长麟借口肚子疼，要出去找医生开药，离开了日本总领馆。在此之前，詹长炳早已借口有事，先走一步。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的后门出去，骑上自行车，与在傅厚岗高原岭小巷子里的詹长炳会合逃到江北。
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逃走后不久，日本人的酒席开始了。日本鬼子和汉奸们举杯祝天皇身体健康，随后一饮而尽。大约十分钟后，有人觉察酒有问题，刚喊了一声“酒里有毒”，就瘫倒在地。陆续有人倒下，场面大乱。
日本人一面召集医生抢救，一面调查投毒之人。虽然南京城里最好的医生都赶到了现场，宫下、船山两人还是毙命了，梁鸿志、高冠吾等汉奸以及很多日本要人中毒甚深，经抢救好歹保住性命。这件事，在当时震惊一时，后来便被称为“南京毒酒案”，又名“金陵毒酒案”。
日本总领馆里的“老实人” 詹长麟，1913年出生，家境贫寒，15岁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国府警卫师（后扩编为国府警卫军）。由于年纪小且聪明伶俐，黄埔一期生、国府警卫师师长俞济时把詹长麟留在身边当勤务兵。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在上海挑起战端，“一·二八”松沪抗战爆发。俞济时调任八十八师的师长，率部参战。詹长麟作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一分子，经受了战争残酷的洗礼。“一·二八”事变之后，因母亲生病，詹长麟回家探母，后来为了帮家里的忙，年轻的他没有再返部队。
1934年，军统特工王高科介绍21岁的詹长麟进入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当仆人。詹长麟原本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日本人给出的薪金很高，一个月14块银元。王高科带詹长麟去见了掌管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宫下又带他去见了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须磨觉得他很好，当即录用。
詹长麟到后来才知道，这场招录条件其实很高。为了防止中国间谍混进来，日本总领馆招人有四项条件：第一，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文；第二，有至亲在南京；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端正。詹长麟之所以轻易通过日本人的面试，他自认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老实。
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新录用的这名仆人，实际上是一个有六七年军龄的抗战老兵。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一场秘密交谈结束后，詹长麟已被军统组织发展为军统南京区的65号情报员，化名袁露。每个月除了从日本总领馆领取14块银元外，军统还给10块银元的工资。军统利用各种闲杂时间对詹长麟进行了培训，教他怎么偷拆信件，如何交接情报，如何用明矾写密信等。
在日本人看来，“老实人”詹长麟兢兢业业，办事妥帖，勤快得很，遂让他把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到日本总领馆工作—顺理成章地，军统把詹长炳也发展为潜伏特工。
打扫卫生获悉日伪政要聚会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总领馆人员撤退。日本人非常信任詹氏兄弟，给他们留下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色袖章，让他们看管日本领事馆，保护日本领事馆财产。南京大屠杀期间，詹长麟一家先后住在鼓楼二条巷和广州路，国际难民营也大致设在这里，詹长麟由此目睹了日军的诸多暴行。詹长炳的胆子很大，骑着日本总领馆配的自行车，戴着白袖章，四处查看，统计日本人的战争罪行，汇报给上级。
日本人占领南京两个月后，日本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南京。日本人组织了以安福政客、大汉奸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日本总领馆照常办公以后，詹氏兄弟也回到了总领馆工作。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书记官船山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他当即照抄下来，汇报给上级，翻译后发现，此信提供了一个重大情报。
信中显示，6月10日晚间，日本总领事崛公一将在总领馆宴请前来视察的日本外务省清水留三郎次长及其随员三重。崛公一打算请大批在华的日本军官以及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作为陪客。6月8日，詹长麟搞到了客人名单，他吓了一跳，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日本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的首脑及所有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
军统南京区决定投毒，将这些日寇和汉奸一网打尽。
经过精心策划，毒药由詹长炳负责交到詹长麟手中。詹长炳向詹长麟传达了军统南京区的指示，希望詹长麟在投毒之后，自己也饮下毒酒，这样就可制造中国仆人因义愤而投毒杀死仇人的假象。詹长麟思虑再三，请求詹长炳请示上级，希望全身而退，保存有用之躯，再度杀敌。上级同意了詹长麟的要求，并对其家人的撤退作出了妥善安排。
复仇的毒酒 军统南京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投毒事宜，詹长炳参加了会议。
当晚，詹长炳将一个有手指粗的药瓶交到了詹长麟手中，里面装满剧毒氰化钾。
1939年6月10日早，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军统安排詹长麟全家吃了个团圆饭。饭后，詹氏兄弟照常去日本总领馆上班，家人则由军统护送，渡江去了八卦洲的农村躲藏。
詹长麟深得负责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信任，整个领事馆的吃喝都归詹长麟掌管，厨房里大大小小的钥匙都在他手里。下午，趁无人时，詹长麟把毒药倒入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又倒入一点点黄酒摇匀，把瓶子放在过道的柜子底下藏好。
开席前，詹长麟把装有毒酒的瓶子取出来，将毒酒倒入一个大瓶子，再倒入黄酒摇匀。为了保证在场的日伪政要都能喝下毒酒，詹长麟自己去宴会厅，一杯一杯地倒好毒酒。
晚上7点，宴会准时开始。不知什么原因，有些日本要员没有来。崛公一从总领事馆里找了几个工作人员把席补全。
詹长麟借口肚子疼，要出去找医生开药，离开了日本总领馆。在此之前，詹长炳早已借口有事，先走一步。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的后门出去，骑上自行车，与在傅厚岗高原岭小巷子里的詹长炳会合逃到江北。
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逃走后不久，日本人的酒席开始了。日本鬼子和汉奸们举杯祝天皇身体健康，随后一饮而尽。大约十分钟后，有人觉察酒有问题，刚喊了一声“酒里有毒”，就瘫倒在地。陆续有人倒下，场面大乱。
日本人一面召集医生抢救，一面调查投毒之人。虽然南京城里最好的医生都赶到了现场，宫下、船山两人还是毙命了，梁鸿志、高冠吾等汉奸以及很多日本要人中毒甚深，经抢救好歹保住性命。这件事，在当时震惊一时，后来便被称为“南京毒酒案”，又名“金陵毒酒案”。